形象学.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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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国文学中的异域形象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形象学,、概述,形象、形象学形象学理论根源与历史形象学学科研究方法形象学研究专题,关于形象,个人形象、公司形象、城市形象、政府形象、国家形象形象的构建在自己;形象的认知在他人。
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中的人物形象人物性格、精神、情感,塑造的方法。
比较文学形象学之形象显然与上述形象不同。
对他者的认知,对自我的观照。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它主要研究一国文学对“异国”形象的塑造和描述。
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7,形象学,形象学定义,一国文学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
异国,包括异域、异乡、异族、他者。
形象,可以是具体的人物、风物、景物,也可以是观念和言词;可以是个体形象,也可以是整体形象。
塑造、描述,非历史记载,也非新闻报道,甚至不仅是文学创造。
而是一种有差距的描述,一种社会集体想象。
“形象”的特征,此种异国形象,不只是作家个人的创造,更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言说,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形象”具有虚构性,它不追求真实客观,往往是一种夸饰、曲解、想象。
“形象”具有幻象性,“它将文学形象主要视为一个幻影、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乌托邦的迹象。
”,理论根源,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学本来意义上的范畴,而应成为人类学或史学的研究对象。
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研究之所以能够存在,在于“社会与文学”的联系,“文学至少是社会的表现,因为通过文学,可以破译出一个社会在他者那里产生的幻像。
”这是比较文学中形象学之所以能够存在的理论源泉。
学科意义1,形象学面对的是多学科交汇的复杂局面,跨学科性不仅是形象学研究的困难之处,也是其特点和意义所在。
形象学研究的意义并不是帮我们鉴别真伪,而是研究这类形象是“怎样被制作出来,又是怎样生存的”,这不仅对“他者”有着认识意义,对主体自身的认识也具批判性。
学科意义2,他者不仅是一种形象,而且也是一种“镜象”,可以观照自我;研究一国文学的异国形象,探究国际文学关系,也有助于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与途径。
形象学的研究还将有利于民族形象、国家形象的构建和完善。
学科历史,形象学脱胎于影响研究,诞生并首先繁荣于法国。
20世纪60、70年代在欧美得以推广,其当代发展从各种后现代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获益。
1929郑振铎之西方人所见的东方为中国形象学研究的先驱。
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进入大陆大学课堂。
外部研究,研究异国形象是如何被社会化的,社会整体想象物是如何形成的。
文化层面:
关注报刊图片、影视漫画等中介的作用(涉及政治、历史、新闻等)作家研究:
包括异国信息的来源(亲历还是阅读);创作时的心理情感因素(是亲还是仇);形象与真实的关系(是美化还是丑化)。
内部研究,词汇研究;故事情节及其象征意义研究;文本的对立等级关系研究。
套话一个民族在长时间内反复使用用来描写异国的约定俗成的词汇。
作为他者定义的载体,套话是陈述集体想象的一个最小单位。
它省略了对他者的推理过程,是对一种文化的概括、缩影。
“套话”,比较文学形象学中描述异国异族形象的一个术语,是形象的一种特殊而又大量的存在现象,因而也是形象研究中最基本、最有效的部分。
“哲人王”、“中国佬约翰”、“异教徒中国佬”、“付满楚”、“查理陈”、“功夫”等都是西方文学用于描述中国形象的套话。
这些套话并不是中国形象的真实情形,而是西方人出于自身需要,将中国欲望化的虚幻。
、专题一,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西方言说中国的历程,美化阶段(1318C):
梦幻般的中国、人间天堂、诗意国度、哲人王但18C末以来,西方文化中积极、开明的中国形象逐渐走向负面,甚至反面,鸦片战争的失败及其后诸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负面形象原因:
西方社会本身的巨变;中西力量均势的打破;作为负面参照的需要。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黄兴涛、杨念群主编,穿蓝色长袍的国度英阿绮波德著王成东等译变化中的中国人美E.A.罗斯著公茂虹等译;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等译;中国乡村生活美明恩溥著午晴等译西方的中华帝国观美M.G.马森著杨德山等中国变色龙英雷蒙.道森著常绍明等译/;美国的中国形象美哈罗德著于殿利等译;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英约.罗伯茨编著蒋重跃等译,中国形象:
西方学说与传说,该书分析了7个世纪以来西方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人如何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中表述中国,如何形成一整套言说中国的词汇、意象、观念、话语。
西方对中国的表述,是一种理性知识还是一种社会想象?
是为认识中国还是为确认自己?
(周宁等编注,学苑出版社2004.5),第一卷:
契丹传奇,蒙元世纪(13-14C)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成吉思汗家族横扫旧大陆带来的“世界和平”,瞬间推进了欧亚大陆的文明一体化进程,旅行与贸易、观念与知识,都开始了一场革命。
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世界市场的雏形出现;二是世界地理的观念开始形成。
第二卷:
大中华帝国,地理大发现时代(约14051650年)中华帝国第一次在西方文本与文化中获得了历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
它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优越的中华帝国形象,它的意义不是提供了某一方面的真实的信息,而是总结性地在西方文化视野中树立了一个全面、权威或者说是价值标准化的中国形象。
为此后两个世纪间欧洲的“中国崇拜”提供了一个知识与价值的起点。
第三卷:
世纪中国潮,“中国潮”(Chinoiserie)是(约16501750)流行于西方社会文化中的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它既指一般意义上西方人对中国事物的热情,又特指艺术生活中对所谓的“中国风格”的追摹与模仿。
一个世纪间,从高深玄妙的哲学、严肃沉重的政治到轻松愉快的艺术与娱乐。
孔夫子的道德哲学、中华帝国悠久历史、汉语的普世意义;中国的瓷器、丝织品、茶叶、漆器;中国工艺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
第四卷:
鸦片帝国,1750年后,西方的中国形象开始转向反面。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论证“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马尔戛尼使团访华带回的各种报道,足以“令中国人名声扫地”,那里“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敲诈勒索”。
此后一个世纪,邪恶堕落的东方专制帝国的中国形象,在西方不断被加强。
鸦片战争爆发,西方的中国形象终于走到另一个极端,封闭、停滞、邪恶、堕落的鸦片帝国,沉入了西方想象的东方黑暗的中心。
马尔戛尼访华,大清乾隆57年(1793年)英国特使马尔戛尼率领庞大使团,分乘五艘大船(实际是一支海军)访华。
马尔戛尼对所谓乾隆盛世得出了否定的结论:
科学极度落后,人民普遍贫穷,军队不像军队,腐败无处不在。
他还一针见血,直指清廷的要害愚民政策与夜郎自大。
他归国后的报告,使英国开始掂出了清朝的斤两。
第五卷:
历史的沉船,文明停滞的中国形象出现在18世纪末。
文明的悠久与停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当悠久同时意味着停滞时,荣耀也就变成耻辱。
孔多塞与马戛尔尼的中国观,出现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转折点上,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到的中国文明特征停滞与衰败,原因东方专制主义的愚昧暴政。
中华帝国东方专制主义形貌最后不仅被纳入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话语,而且成为东方专制主义的极端化代表。
西方因此获得了对中国发动野蛮战争而名义上却是讨伐野蛮的“正义”的借口。
第六卷:
孔教乌托邦,乌托邦,是一个虚构的理想化的社会。
西方首先在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的文化背景中,在乌托邦想像的传统视野中,构筑并解读中国形象的文化意义。
他们在中国发现了哲人王,发现了哲人当政的制度,发现了理想化的伦理政治秩序,中国变成了孔教乌托邦,体现着开明君主专制的理想。
20世纪中叶,中国又从孔教乌托邦的理念走向了另一种极端“毛主义乌托邦”。
.,第七卷:
第二人类,西方对中国的关注,首先是物,其后才是人;首先是外在的习俗制度,其后才是内在的精神气质。
他们认为中国人是有智慧的文明人,甚至哲人。
但也发现了中国人性格上的弱点,如好吃喝、不诚实、自负、迷信总之,中国人成为与众不同的“第二人类”,形象与性格不断被异类化、另类化、丑化、漫画化。
第八卷:
龙的幻象,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的真正意义不是地理上一个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像中某一个具有特定伦理意义的虚构的空间,一个比西方更好或更坏的地方,香格里拉或人间地狱。
同一个中国,在西方文化中却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而这两种形象在历史不同时期重复出现在各类文本中,几乎成为一种原型。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两极间摇摆,从黑暗开始,到黑暗结束;从一种莫名的恐慌开始,到另一种莫名的恐慌结束。
【当下的“中国威胁论”,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恐慌】,西方的龙,“龙”最能体现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祥兽的龙,在西方却是代表邪恶与残暴。
英文龙“dragon”,它的词意是指那些凶暴、严厉而有警觉性的人。
其中固然有中西文化的差异,但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龙图腾的争议,上海外国语大学吴友富教授提出,中国的图腾龙在英文里被译为“drag-on”,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
“龙”的形象往往让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国人片面而武断地产生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联想。
因此他建议重构国家形象品牌。
【法国的图腾是公鸡,也曾引起异议,但多数法国人是接受这一图腾的,因为它代表了法国的光荣】,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套话,哲人王一个关于中国的正面套话。
其产生原因何在?
中国佬(中国佬约翰、异教徒中国佬)西方中国形象的大逆转付满楚(满州)查理陈一个具体形象。
功夫、中国菜、中华料理当代中国形象。
哲人王,“哲人王”是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提出的最理想的君王,柏拉图认为“哲人王”统治下的城邦是理想国,我国儒家也认为“内圣外王”的圣人是最好的统治者。
“哲人王”是个泛指(与强盗王相对),指的是一个好的王者,智慧者,仁爱者或圣人。
“哲人王”制度就是某种君主制或者贵族制度。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曾把中国视为哲人王统治的理想国。
付满楚,萨德斯.罗默关于付满楚的小说一共有13部长篇、3部短篇、1部中篇,神秘的付满楚博士是他的第一部付满楚小说。
付满楚和查理.陈一度是美国大众文化中定型化的主导华人形象,带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内涵。
他们一个被塑造成恶魔,一个被描绘成模范少数族裔,但都是缺乏男性气质的华裔男子,是“非性化”、从属性、边缘性的典型。
我们的态度,中国形象作为他者,帮助西方确认西方主体的世界观念秩序。
西方人对中国的理解,永远是他需要得到的理解;歪曲是存在的,意识形态也是难免的。
但西方的认知和言说,也非完全无中生有。
无须为曲解甚至丑化而忿忿不平,借助“他者”,更好审视自己,鞭策激励自己。
、专题二,中国文学中的西方形象,中国文学中的异域想象,历代文学皆有异国描绘(异域想象)自远古神话到封建文人文学,从山海经到西游记红楼梦,异国异族被想象为“异行异禀、蛮夷荒僻”天朝大国、自我中心近代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由神话怪诞转为亲历写实,开始正视甚至仰望西方,对西方文明表现出惊讶、震撼、赞叹与艳羡的复杂感情中心幻灭,中国文学中的异域想象,殖民统治时期的西方世界:
先进富强、武力蛮横恐惧、憎恨。
改革开放时期的西方世界:
外国的月亮是圆的;西方就是世界,国际化就是西方化。
一个套话化了的人物形象洋鬼子异域风景与中国情调图像西方与想象西方时务报传递的异国执政者形象北京女报传递的西方女性形象,“洋”套话,洋枪、洋炮、洋油、洋火、洋布、洋马儿洋楼、洋房、洋酒(势力与品位)洋人、洋妞、洋奴、洋鬼子西洋镜“洋”的诸多意味,洋火,“道光间,英夷所贡杂物,多谣巧好玩。
中有自来火者,长仅盈寸,一端五色洋药,擦之而火爆发。
士大夫见之莫不惊奇,以为鬼物。
今各大商埠均有市者,唯索值厅昂,非豪商显宦无力求之耳。
”稍后,广东澄海人李镜侬所撰说抉一书中说“洋人削木如烛骨大,长寸许,捣硝碘为末涂其上,磨之爆然作响,而火自发,名自来火(先是磨之墙上,衣上俱能发火;近恐有火,仅以所装匣上磨之而已)。
”,“(洋)鬼子”,“洋鬼子”一词是自19世纪下半叶起国人对日本、欧美等外国人的统称。
起初,“鬼子”称谓并不含贬义,它开始于广州,广东人把夜以继日地做生意的英国人叫做“鬼子”,这是因为他们经常在晚上活动。
但随着外国侵略者的入侵,“鬼子”一词逐渐有了贬义,成了妖魔鬼怪的代名词,如“洋鬼子”、“红毛鬼子”等。
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鬼子”逐渐成为对日本士兵的专用套话。
“洋鬼子”套话意义,套话是一个民族对异族进行描述时,在民族心理定势推动下一种不由分说的表述,标志着对“他者”的凝固看法。
对“洋鬼子”这一套语的历史溯源和追问,它使我们对这个“似懂非懂”的历史名词背后隐藏的漫长的历史情感接受历程有了总体的把握,从而又能挖掘隐藏在这一名词背后中国人的喜怒好恶。
、专题三,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日本形象的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日本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日本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其文学思潮、文学创作等都给了中国现代文坛许多启示。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然而,从古到今,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多,中国对日本的了解甚少。
对日本的了解和研究,对日本形象的关注,意义重大。
一、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唐前的倭国形象;后汉书:
仁者形象与长寿之国三国志:
走向文明的人类形象三国志倭以两千余字概述了日本的政治地理风俗等内容唐宋:
扶桑东瀛元明:
倭寇形象,是一本研究日本形象演进和发展的专著。
日本形象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中日的政治与文化的交流,也取决于中国文化自身观察事物的方式。
张哲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04),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中国古代文人注意描写了日本的习俗、文学、艺术、物产等。
其中既有中国文人想像的日本幻像,也有符合社会、自然等的日本实像。
由此不仅可以看到作为他者的日本形象,也可以通过日本形象反映中国文学与文化自身的特征。
二、现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至少有三方面的作品涉及日本题材,塑造了日本形象:
一是20年代的留日作家群,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等人,其小说、散文、诗歌作品。
二是30年代东北沦陷区作家,如萧红、穆时英等人的小说。
三是30-40年代全民抗日时期所涌现出的大批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诗歌、戏剧作品。
第一类作家的作品,对日本社会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教育体制、政治结构等各方面的内容均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类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日本女子形象系列,已经成为众多中国人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的女性形象原型。
(一)20年代的留日作家群,郭沫若笔下的樱花自然景观,我们在春季的晴天试走到郊野外来,氤氲的晴霭在空中晕着粉红的颜色,就好象新入浴后的处女的肌肤,上天下地一切存在都好象中了酒一般,一切都在爱欲中燃烧,一切都在喘息。
宇宙就是一幅最大的画。
青春的血液还在血管中鼎沸的人,怕不会以我这句话为过分罢。
况且在日本的春天,樱花正是浓开的时候,最是使人销魂,而我又独在这时候遇着了她。
郁达夫的“呐喊”民族情感,郁达夫在他的代表作沉沦里,通过主人公的呐喊,传达了这样的观点: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
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么?
第二、第三类作品由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影响,作品中所出现的日本人形象大多为反面角色,其中尤以侵华日军的形象居多。
此外,如徐志摩、老舍等人,虽然没有历日经历,但其作品所塑造的日本人形象,仍然在中国读者的心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二)30年代东北沦陷区作家30-40年代全民抗日时期,三、日本女性形象,想象中的乌托邦型女性:
【性情柔顺;体貌美白;轻、细、柔(声因体态步伐)】留日学生在异国他乡的一丝幻想与温暖。
众多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日本女性形象。
郭沫若笔下的S姑娘,残春是这样来描写天使般的S姑娘的:
她(s姑娘)说话的时候,爱把她的头偏在一边,又时时爱把她的眉皱成八字。
她的眼镜很灵活,晕着粉红的两颊,表示出一段处子的夸耀。
徐志摩的“沙扬娜拉”,徐志摩的名诗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这样写道: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沙扬娜拉!
四、日本军人形象,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日本军人”形象,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30-40年代为第一个阶段(战时);50-80年代为第二阶段(传统);从80年代中期到现在为第三阶段(新时期)背景:
近景是甲午海战与14年侵华战争;远景则是明清抗倭斗争。
传统的“日本军人”,前二时期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军人形象集中出现在描写抗日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如敌后武工队平原烈火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地雷阵敌后三年龙山游击队苦菜花浅野三郎等。
这些“日本军人”形象大都带有明显的公式化、概念化、政治化的倾向。
或是狡猾凶残,不堪一击;或是忠厚善良,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在八路军感召下,成为坚定的反战同盟战士。
这种描写既有别于历史事实,也无法解释抗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残酷性。
(一)日本军人形象及其转变,1残暴的人类,东北流亡作家群塑造日本军人群像(萧红萧军笔下:
长靴、铜帽子、胡须、刺刀,日本军人虽然做禽兽不如的事,但他们依然还是人),平原枪声,“鬼子端者明晃晃的刺刀嘴里叽哩哇啦乱叫那日本军官留着个仁丹胡子,脑袋很小,肚子很大”,鬼子形象:
黄呢子军装、牛皮鞋、矮个子、小眼睛、翘嘴巴,帽子后面还有四快布,象猪耳朵似地呼扇着。
2战争机器,战时的报告文学揭示的日本军人形象,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和飞机、坦克、机枪大炮一样成为战争的机器,成为毁灭和死亡的象征。
3、兽类,他们从相貌、性格到行为逻辑,无不体现出兽性,是青面獠牙,杀人不怕血腥的恶魔具体体现为:
对无辜者的疯狂杀戮;奸淫凌辱妇女;三光政策。
(如穆旦野兽1937),残忍杀害中国妇女及婴儿,4、魔鬼,“鬼”不仅是阴暗、罪恶、死亡的象征,更有甚的是鬼无处不在。
抗战文学中的日本鬼子:
罪行滔天;狰狞丑恶;阴暗恐怖。
既是死亡的制造者;又是灾难的制造者;更是被驱逐之物。
生化武器和活体试验,“鬼子”套话的最终完成,从人到非人,从机器到野兽到魔鬼,“日本鬼子”的套话最终得以形成。
它一方面表现了日本士兵的凶残面目,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人对日本士兵既恨又怕的心理。
在民族心理定势的推动下,这一套话也由日本军人扩展到了整个日本人身上。
(二)日本军官形象,在中国作家眼中,日本士兵与日本军官属于不同的阶级,具体描写坏人形象时,只能描写日本军官,而作为群体描写的日本士兵所做的恶事是受日本军官指使和欺骗的,他们也是可以被转化的。
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军官大致有这样几种“滞定型”:
凶残、好色、伪善。
1凶残,“凶残”是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军官最典型的特征,新儿女英雄传中的岗村指挥他的狼狗去咬中国人,“一直到狼狗舔着嘴角的血,用血红的眼睛望望梁上那个中国人已经变成一副骨头架子”。
与日本军人种种凶残行为相对应,中国作家在描写上也渐渐将他们野兽化。
对日本军人的外貌描写中,常常用到的词语有:
“疯狗似的”、“黄呢子野兽”、“毒蛇一般”、“恶狼”等,2好色,在中国作家笔下,日本军人都很“好色”,见到女人就要进行奸污,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甚至是怀了孕的女人。
龙山游击队中的狐狸太君见到女人就用他“那双淫秽的小三角眼,死死盯在人身上”,被他奸污的中国女人不计其数。
苦菜花中庞文大队长最大嗜好就是“玩女人,有一次找不到年轻的,抓到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他也不放过”。
3伪善,“伪善”也是日本军官常见的特征。
笑脸下面隐藏的是凶残的面目,体现出了日本人狡猾的一面。
铁道游击队中鬼子为了从小孩嘴里套出游击队的消息,分糖果给小孩吃。
新儿女英雄传中的松尾见到中国人常常“装出和气,脸上老不离笑容,爱讲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并握着对方的手笑着说:
我喜欢和中国人交朋友!
可他杀人却是厉害,而且都是在夜间秘密的处决”。
4罪有应得,几乎所有的“鬼子”最后都遭到了失败、惩罚或击毙。
中国文学正是通过对“鬼子”的最后惩处,完成了安抚中国人民倍受外国列强侮辱和欺凌的心灵,并唤起民族自信心的文化功能。
5配角身份,几乎所有的“鬼子”都是配角。
这一方面与中国的文艺政策有关,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要求作家将英勇无畏的无产阶级、工农大众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连“中间人物”都不能做主人公,更何况是罪恶满贯的“鬼子”。
另一方面,这实际上也是创作者对日本军人存在“刻板成见”的一个典型表现。
这些在作品中作为配角的“鬼子”形象实际上是中国人根据自己对鬼子的理解和想象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
(三)反战士兵形象,指反对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士兵形象。
这是一类正面形象。
1无产阶级出身,都是无产阶级出身的普通士兵,他们都是在日本军部的强迫下来到中国参加侵略战争,并且受到了日本军官凶残的对待,渐渐对战争产生了厌恶。
他们或是被俘虏后接受了中国军队的教育,或是在同胞的反战同盟的宣传中渐渐认清了这场战争的真实面目。
2光辉形象主角身份,经过教育和转化的这些日本士兵积极投身于反战运动,有的甚至为中国抗日献出了生命,如浅野三郎中的浅野,哗变的“皇军”中的岩崎。
有些反战士兵甚至被塑造成类似于中国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如岩崎,他机智、勇敢,帮助战友逃离军官的摧残,向士兵宣传反战思想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最后领导战友集体投向新四军,从头到尾俨然是个中国共产党员形象。
他们不仅成为正面讴歌形象,而且获得了主角身份。
3作家创作观念,中国人坚持这样的看法:
日本士兵是日本老百姓,是受日本军阀欺骗来中作战的,他们在侵华战场上丧失人性的行为是军国主义毒害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对于日本军队的士兵,是讲国际主义的”因此,这些士兵经过一定的教育和感化,是可以恢复人性,甚至可以走到反战立场上来。
正是在这种共产主义的思想指导下,这些日军士兵被描绘成正面形象。
4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中国作家塑造的这些日本士兵的形象,显然采取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而不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立场。
对日本士兵的定位和分析所采用的也是中国左翼文学常用的阶级分析方法。
由于这样的立场和方法,浅野三郎哗变的“皇军”之类的作品,就带上了一定程度主观化、概念化和理想化色彩。
(四)日本军人形象的意义,无论是鬼子军官形象还是反战士兵形象,或者是整体的“鬼子”套话,实际上都担负着非常复杂的功能和“任务”。
1宣泄、抚慰中国人民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心理;2反衬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以勇敢智慧为主要内容的优秀民族精神;3突出中日无产阶级是一家的思想,担当中日人民友谊的桥梁等等。
(五)新时期文学的日本塑造,新时期(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抗日文学开始走上了由政治化向文学化、人性化的转轨。
1具体文本,长城万里图(周而复)新战争与和平(李尔重)等长篇小说;红高粱(莫言)和黑太阳酋长营支那河(张廷竹)以及军歌大捷(周梅森)等中篇小说;以及据此改编和专门制作的影视作品。
2打破军兵阶级界限,来自下层的日本士兵不再只是被日本军阀欺骗来打战的良心未泯日本老百姓,他们同样也是我们战场上可怕的敌人和对手。
而日本军官也并非全来自剥削阶级。
如纪实作品南京大屠杀中的一号人物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来自于工人家庭,邓贤的日落东方中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是一个渔民儿子。
3塑造中性军官形象,日本军官不再是被描绘成固定的丑恶凶残形象。
许多作品都描绘出了日本军官的战争气质。
陈道阔的长河落日中冈村中将“白净的面皮和清秀的眉目透出儒将的飘逸风度”。
大国之魂中的日本师团长松山佑三有着清秀、坚毅的面容,面对“怒江东岸的敌人十倍于他的士兵,他丝毫也不感到胆怯或者悲观。
因为他需要加以证明的正是这一点:
“日本皇军不仅能够以一当十,而且最终还将征服全世界。
”,4思考日本民族精神,作家开始认真思考日本的民族精神,思考日本军人胜利和失败的内在根源。
亮剑中山本大佐“嗜血的渴望,战斗的激情使他几乎欢快起来,一套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案已经在脑子里迅速形成。
”生存中日本俘虏死不投降,他们坚守着他们的信念:
“大日本皇军性命是属于天皇的,生为天皇征战疆场,死为天皇捐躯尽忠”。
花之殇中绢子自愿作军妓,因为她认为“日本女人也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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