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分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 胡小伟 苏轼《东坡志林怀古》《东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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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三分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胡小伟苏轼《东坡志林怀古》《东坡
「説三分」與關羽崇拜:
以蘇軾爲例
胡小偉
蘇軾《東坡志林·懐古》(《東坡全集》卷一百一,文淵閣四庫本)云:
「王彭甞曰:
『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説古話。
至説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
』」
宋代「説話」有「説三分」一科,且有專擅之藝人。
據南渡之初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回憶「崇(寧)、(大)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説:
「孫寛、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祥,講史。
李慥、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小説。
……孔三傳、耍秀才,諸宫調。
毛祥、霍伯醜,商謎。
吳八兒,合生。
張山人,説諢話。
劉喬、河北子、帛遂、吳牛兒、逹眼五,重明喬、駱駝兒、李敦等,雜扮。
外入孫三,神鬼。
霍四究,説三分。
尹常賣,五代史。
文八娘,叫果子。
其餘不可勝數。
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
」(北京:
中國国商業出版社校點本)
元人高承《事物紀原》卷九《博弈嬉戲部·影戲》:
「宋朝仁宗時,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或異其説⑴,加緣飾作影人,始為魏、蜀、吳三分戰爭之像。
」
於此可知,三國一段歷史在宋代已經成為「説話」和影戲的表演内容之一,此其常識之談,故略而不論。
按關羽崇拜之起源演變牵扯複雜,筆者已有數篇文章論及⑵。
宋代「説三分」即《三國志》的文學化和大眾化所以會在仁宗朝驟然興起,應該還有具體原因。
不妨拈出蘇軾(1036-1101)為例,略為申述之。
以上引用之三則,不過是本文的邏輯框架。
把看似毫不相干的人、事拉扯一起,前人之慣伎耳。
可能是故意製造商業噱頭,也可能是靠張力取得論證空間。
欲知本文如何,且聽一一分解。
一,史觀論斷:
「帝魏帝晉」與「尊劉貶曹」
以蘇軾為例的第一個原因,是他歷史觀念之轉變,在北宋頗具代表性。
《三國志演義》「尊劉貶曹」傾向的形成,無疑與宋代理學興起,尤其是朱熹(1130-1200)之《通鍳綱目》的盛行有關。
而原其初始,則起於歐陽脩(1007-1072)康定元年(1040年)著《原正統論》引起的「正統」之爭。
⑶要言之,具體到三國史,歐陽脩在《明正統論》中表明了他的選擇:
「魏與吳、蜀為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面併為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
」⑷用周密(1232-1298)《癸辛雜識後集》總結的話,這塲爭論的結果是「歐公作《正統論》,則章望之著《明統論》以非之。
温公作《通鍳》,則朱晦庵(熹)作《綱目》以糾之。
」笑到最後,笑得最好,還是朱熹理學之論占據了歷史的上風。
青年蘇軾贊成歐公「魏統」之論,他在至和二年(1055年)未登第時,已撰有《後正統論·辨論二》反駁章望之⑸。
事實上,眉山三蘇對蜀劉政權及諸葛亮都採取了相當嚴厲的批判態度。
如蘇洵(1009-1066)以為「管仲曰:
『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
』……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
」(《權書·强弱篇》)「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
諸葛孔明棄荆州取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
」蘇軾《諸葛亮論》則批評説:
「取之於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
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
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
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並歷數「劉表之喪,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
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俯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
」並斷言「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絶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
」(《東坡全集》卷四十三,文淵閣四庫本)在《魏武帝論》中則徑稱「帝(曹操)」為「智者」,唯「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惜其赤壁之敗而未能統一天下。
(《全集》卷四十二)蘇轍(1039-1112)在《三國論》中順帶還批評到劉備,以為:
「世之言者曰:
『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
』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
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
」(《宋文鍳》卷九十九)可見儘管三蘇是蜀人「蜀黨」,當時却絲毫不以帝蜀為意。
⑹
在參與國事,尤其是經歷「黨爭」以後,中年蘇軾的情感觀點發生顯著變化。
如贊揚孔明:
「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
今朝游故里,蜀客不勝悲。
誰言襄陽野?
生此萬乘師。
山中有遺貌,矯矯龍之姿。
龍蟠山水秀,龍去淵潭移。
空餘蜿蜒蹟,使我寒涙垂。
」(《全集卷二十七·隆中》)⑺元豐元年(1078年)在徐州刺史任上《答范純甫》詩,又説:
「而今太守老且寒,俠氣不洗儒生酸。
猶勝白門竆吕布,欲將鞍馬事曹瞞。
」⑻遭遇「烏臺詩案」後,蘇軾在黄州所作《赤壁賦》與《念奴嬌·赤壁懐古》(均撰於元豐五年)則以盛贊周瑜倜儻風流,抗禦强敵為主,於曹氏僅以「固一時之雄,而今安在哉」感歎世事之遷。
⑼
經歷宦海浮沉之後,蘇軾晚年看法大有不同。
他認為「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之士,尚風節,短於權略。
兼之者,三國名臣也。
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
」(《全集卷九十四·題三國名臣贊》)已視諸葛為三國之首傑。
在謫居儋州時還説「孟德黠老狐,姦言嗾鴻豫。
哀哉喪亂世,梟鸞各騰翥。
」(《和陶雜詩》之六),又道「管幼平懐寳遁世,龍蟠海表,其視曹操賊子,真穿窬斗宵而已,終身不屈。
既不可得而用,其可得而殺之乎?
」(《東坡先生志林》卷十二)並以為: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内,意所予奪,天下從之。
此人中龍也。
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
而爾其勢絶不两立。
非公誅操,即操害公。
」「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
操以病亡,子孫满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
平生姦僞,死見真性。
世以成敗論英雄,故操在英雄之列。
」⑽(《全集卷九十四·孔北海贊》,重點號為筆者所加)
宋人治史之風頗盛,蘇軾最初也以「史才」自任,並曾對《漢書》下過功夫。
⑾蘇轍《欒城集·墓志銘》(《宋史·蘇軾傳》亦同)云:
「公生十年,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
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
太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
公侍側曰:
『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乎?
』太夫人曰:
『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
』公亦奮厲有當世志。
太夫人喜曰:
『吾有子矣!
』」⑿(中華書局校點本)
據范曄《後漢書·黨錮列傳》第五十七,略謂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
「少勵清節,為州里所服。
舉孝廉、光禄四行。
」「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在職,嚴整疾惡。
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埽蹟斥逐,不與共朝。
」因得罪權豪,「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為『范黨』。
後牢脩誣言鉤黨,滂坐繋黄門北寺獄。
」獄中不屈,後釋歸鄉里。
(漢靈帝)建寧二年(169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
督郵抱詔書「伏床而泣」,縣令「出解印綬,引與俱亡」,而滂「即自詣獄」,母與之别,勉勵曰:
「汝今得與李(膺)、杜(密)齊名,死亦何恨!
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
」死年三十三歳。
這個經歷與蘇軾緣「烏臺詩案」繋獄和「元祐黨碑」謫儋两次貶斥的坎坷極為相似,蘇門弟子之遭遇亦仿佛「范黨」。
蘇轍所以為乃兄特書此節,正是標榜蘇氏一門的風節自勵,這與《宋史·蘇軾傳》論贊奬譽「其意之所向,言足以逹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
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如出一「轍」。
考慮到范滂實與曹操同一時代,則蘇軾以自身遭遇,領悟到「成敗論英雄」史觀的缺失,從而顛倒了對曹操和諸葛亮的歷史評價,是一重要變化。
⒀
又王楙《野老記聞》載:
「子瞻問歐陽公曰:
『《五代史》可傳否?
』公曰:
『脩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心。
』蘇公曰:
『韓通無傳,惡得為善善惡惡?
』公默然。
通,周臣也。
陳橋兵變,歸戴永昌。
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⒁(中華書局校點本)
其事雖不必有,但可覘知後人以為蘇軾歷史觀念的道德傾向,較之乃師更為嚴格。
據説王安石曾勸蘇軾重作《三國志》。
邵博(?
-1158年)《邵氏聞見後錄》卷第二十一:
「東坡自黄岡移汝州,舟過金陵,見王荆公於鍾山,留連燕語。
荆公曰:
『子瞻當重作《三國》書。
』東坡辭曰:
『某老矣,願舉劉道原自代云。
』」⒂(中華書局校點本)
其他筆記亦有類似記載,大概蘇軾的歷史觀念正在劇烈變化之中,他的婉拒自有其意味深長之處。
⒃
作為觀念轉變的背景,還有數事,略可一道:
景德二年(1005年)五月戊辰,宋真宗曾「幸國子監庫,問祭酒邢昺『書板幾何?
』」館閣諸臣「或言《三國志》乃姦雄角立之事,不當傳布。
上曰:
『君臣善惡,足為鍳戒。
仲尼《春秋》豈非列國爭鬥之書乎?
』」(《續資治通鍳長編》卷六十)可知宋初館臣對《三國志》的印象不佳。
范仲淹詞《剔銀燈》也表現了類似情緖: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
用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
屈指細尋思,爭如劉伶共一醉。
人世都無百歳,少癡呆,老成尪悴。
只言中間,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繫。
一品與千金,問白髮如何迴避。
」(《中吳紀聞》卷五,載《全宋詞》第一册,中華書局校點本)
王安石《讀蜀志詩》亦云:
「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世两徒勞。
無人語與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最高。
」(《王臨川集》卷三十三)
其實北宋外臨契丹、西夏,所據亦漢疆之三分之一隅耳,即使澶淵之盟與北遼暫息兵戈,但苟安之下,必有禍患,哪來恁大口氣?
且范、王二氏都是以恢復為己任,敢於担當的重臣,范氏還有抵禦西夏,「先憂後樂」的傳世之譽。
此番言語或出於年青位低,不負責任之時,於此亦可知歐陽脩撰《正統論》時的輿論傾向。
宋神宗趙頊就開始屢以劉備自擬。
《宋史·王安石傳》:
「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
『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
』因言:
『唐太宗必得魏征,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
』」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欲辭相位,宋神宗挽留,「引劉備托後主於諸葛亮事,曰:
卿所存豈媿諸葛亮,朕與卿君臣之分,寧有纖毫疑貳乎?
」(徐自明《宋宰辅編年錄校補》第二册頁429,中華書局校點)。
趙頊亦不满於曹操,「蘇子瞻自湖州以言語謗訕下獄,吳充(1021-1080)方為相,一日問上:
『魏武何人?
』上曰:
『何足道!
』充曰:
『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
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也?
』上驚曰:
『朕無他意,只欲招他對獄,考核是非耳,行將放出也。
』」(吕希哲《吕氏雜錄》)陳善《捫蝨新話》「蘇氏作《辨姦論》憾荆公」條:
「(蘇軾《王司空)贈官制》當元祐初,方盡廢新法,蘇子由作《神宗御集序》尚以曹操比之,何有於荆公?
」可見「尊劉」及褒揚孔明之論,與「貶曹」之風或者就始於趙頊朝。
只是王安石由「諸葛亮」忽然被詆為「曹操」,彎子未免轉得太大一點。
蓋北宋朋黨攻忤之論褒貶特甚,正所以見出歷史觀念之落差。
清代舘臣以爲:
「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蹟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偽魏。
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
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
」(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國志》)⒄恐怕也還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言。
筆者所以把目光狃結於這一時期,是因為强化道德評價,且於後世史學影響極大的《新唐書》、《新五代史》及《資治通鍳》均修撰於此時,而「帝蜀」「帝魏」之爭當時看似熱鬧,實際已經開始消歇。
有關三國歷史觀念的轉換情况,還可以用《三國志演義》傳本以外,且被定為「宋元舊本」的两篇有關三國的話本作一比較。
明人所輯《古今小説》之《鬧陰司司馬貌斷獄》(第三十一卷),或為宋人「説三分」内容之一。
其以楚漢相爭之宿怨,分派三國鼎立之是非,以道教神祗玉皇閻君,發明佛家「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因果,可謂奇思妙想。
如以劉邦托生漢獻帝,受盡韓信托生之曹操欺侮,「胆戰心驚,坐卧不安,度日如年。
因前世君負其臣,來生臣欺其君以相報。
」又以司馬貌斷獄公正,「來生宜賜王侯之位。
改名不改姓,仍托生司馬之家,名懿,表字仲逹。
一生出將入相,傳位子孫,併吞三國……只怕後人不悟前因,學了歹樣,就教司馬懿欺凌曹氏子孫,一如曹操欺凌漢獻帝故事。
」仿佛家庭紛爭,鄰里糾葛,就毫無理學「尊王」之觀念。
又獨以彭越後身為劉備,「千人稱仁,萬人稱義」,有所偏袒。
最有意思的是以關羽為項羽托生,「只改姓不改名」,與樊噲托生之張飛「二人都有萬夫不當之勇,與劉備桃園結義,共立基業。
」唯因前生有孽,「二人都注定兇死,但樊噲生前忠勇,並無諂媚;項羽不殺太公,不污吕后,不與酒席上暗算人。
有此三德,注定來生俱義勇剛直,死而為神。
」又似鄉塾斤斤計較,自謂分别因果,妥貼安排,但已粗現「尊劉」傾向,與王彭轉述的北宋説話若合苻節。
此説帶有北宋濃厚的民間平話特點,可以肯定出現在理學「帝蜀」論占據統治地位之前,却又與歐陽脩所持「帝魏」論絶不相侔。
⒅
明人洪楩《清平山堂話本》輯有《夔關姚卞吊諸葛》一篇,叙及仁宗嘉祐五年嘉禾人姚卞應「成都府安撫晁堯臣」之邀赴蜀攻書,路經夔門關時致祭孔明,遇「葛姓老丈」問難曰:
「昔日漢室衰微,姦雄競起,跨州連郡,以眾撃寡,不可勝計。
且如魏有張遼、張郃、徐晃、李典、司馬懿等輩,吳有周瑜、魯肅、吕蒙、陸遜。
此數子運謀决勝,用武行師,未甞敗北,解元並無一言稱道盛德。
諸葛孔明困守一隅之地,六出祁山,虚費錢粮,功業小成,何如此之淺陋!
解元以為世之罕比,莫非太過否!
此乃老夫胸中之疑,願足下察之!
」而姚卞為孔明辯護之慷慨陳詞,並為朗吟一賦「灰飛煙滅」云云。
不料所見正是諸葛亮托化,不但酬謝姚爲之釋疑辨誣,而且特開後門,夢中授題,使其高中科第,以後歷仕顯宦,並特以晁堯臣之口,盛贊他「如此飽學棟梁之才」云云。
⒆其實「葛公」之言恰是典型的「成敗論英雄」,正類三蘇當年;而姚卞義正辭嚴之反駁,又與蘇軾晚年見解接榫。
又話本中姚卞之「解元」名號,亦可與後文論及南宋「説話人」情况相參證。
特以話本形式表出,即南宋失意文士淪入瓦舍書塲「演義」之類。
可知上層觀念之轉變,已經悄悄開始了向平民百姓傳輸的過程。
後文分解。
二、小説平話:
「想當然耳」與「姑妄言之」
拈出蘇軾的第二個原因,是探討他的文藝觀念與宋代「説話」的關係。
其實在北宋,無論德才識學蘇軾都光焰萬丈,他大起大落的人生坎坷本身就是一部傳奇,且於當時文體無所不能,時論後人均樂道津津。
生前既已名播海内外,後世且有「大蘇死後忙不徹,三教九流都扯拽。
」(清·禇人獲《堅瓠集》),在文士中更是絶無僅有。
⒇
李廌(1159-1109)《師友談錄》記載一則蘇軾的自叙:
「士大夫近年效東坡桶高檐短帽,名帽曰『子瞻樣』。
廌因言之。
公笑曰:
『近扈從燕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誇文章為戲者。
一優丁仙現者曰:
「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
」眾優曰:
「何也?
」曰:
「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
」上為解顏,顧公久之。
』」(中華書局校點本)
案蔡絛《鐵圍山樷談》卷第一:
「有老吏常主睿思殿文字、外殿庫事能言,偶得見泰陵時舊文簿注一條,曰:
『紹聖三年八月十五日,奉聖旨:
教坊使丁仙現祇應有勞,特賜銀錢一文。
』烏乎,累聖儉德,類乃如此。
」(21)(中華書局校點本)
又《東京夢華錄》卷二「東角樓街巷」條:
「内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裏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
自丁先現、王團子、張七聖輩,後來可有人於此作塲。
……終日居此,不覺抵暮。
」(北京:
中國国商業出版社校點本,1982年)
又《夢梁錄》卷二十「妓樂」:
「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雜劇本子,葛守誠撰四十大曲,丁仙現捷才知音。
」(《都城紀盛》略同,中國商業出版社校點本)
可知丁仙現者本為汴京名優,不但常侍御禁中為「教坊大使」,亦曾當面以蘇軾作塲調笑以娯君王,且效果頗佳,蘇軾亦忻然得色,此即東坡與名優相互認可的一個證據。
陳鵠《耆舊續聞》曰:
「宋氏子弟云:
元豐末東坡赴闕,道出南都,見張文定公方平,因談及内庭文字。
張云:
『二宋某文某文甚佳,忘其篇目,惟記一首,是張貴妃制。
』坡至都下,就宋氏借本看,宋氏諸子不肯出,謂:
『東坡滑稽,萬一摘數語作「諢話」,天下傳為口實矣。
』」(22)(中華書局校點本)
案「諢話」本「説話」之一科,參前揭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張山人,説諢話」及卷八「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條。
此非蘇軾亦能此道之證據,抑或當時士夫亦「想當然耳」,以他爲擅此説話之道的畏懼耶?
宋氏子弟的這種疑慮担憂不無道理,蘇軾之才學興趣,足以使他影響新興的書壇。
葉夢得(1077-1148)《石林燕語》載蘇軾作賦省試事:
「梅聖俞(1002-1060)作考官,得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似《孟子》。
然中引『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事不見所據,亟以示(歐陽)文忠,大喜,往取其賦,則已為他考官斥落矣。
即擢第二。
及放榜,聖俞終以前所引為疑,遂以問之。
子瞻徐曰:
『想當然耳!
何必須要出處?
』聖俞大駭,然人已無不服其雄俊。
」(中華書局校點本)
楊萬里(1124-1206)《誠齋詩話》版本裏,還增加了這樣的情節:
「(歐公問):
『見何書?
』坡曰:
『事在《三國志·孔融傳》註。
』歐閲之無有。
他日再問坡,坡云:
『曹操以袁熙妻賜子丕,孔融曰:
「昔武王以妲己賜周公。
」操問:
「何經見?
」融曰:
「以今日之事觀之,意其如此。
」堯、皐之事,某亦意其如此。
』歐退而大驚曰:
『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23)(中華書局校點本)
「想」謂想象,「當然」乃切合事物之規律。
錢鍾書論及《春秋》之類史書描摹人物對話口吻,洞其心曲之奥秘隱微時,既設疑曰:
「上古既無錄音之具,又乏速記之方,駟不及舌,而何其口角親切,如聆罄欬歟?
或爲密勿之談,或乃心腹相語,屬垣隠燭,何所據依?
」復自答云:
「左氏設身處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當然耳。
」並進一步分證道:
「明清評點章回小説者,動以盲左,腐遷筆法相許,學士哂之。
哂之誠是也,因其欲增稗史聲價而攀援正史也。
然頗悟正史稗史之意匠經營,同貫共規,泯町畦而通騎驛,則亦何可厚非哉。
史家追述真人實事,每須遥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
蓋與小説、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
」(24)也以爲「史家追述」與「小説、院本臆造」,其間差距未必懸絕天壤,「想當然耳」正是二者可以「搭橋擺渡」之處,語尤明徹。
如果孔融還把「想當然」用於反諷,那么蘇東坡就徑以「想當然」作爲捏合、牵扯、虚構之依據。
雖然所論非關小説創作,却無意中道出了此中真諦。
古代史書每以《春秋》義例,强調循事簡約,言必有據,義隱而旨顯,自然有其道理。
但文學却允許而且鼓勵放縱想象,逞其恣肆,以曲形盡狀,描摹事態人情。
以此觀之,蘇軾辭謝另撰《三國志》建議時,所云「某雖工於語言,也不是當行家」,或非自謙之辭,而是自知之明。
「想當然耳」還有第二義。
王士禎曰:
「小説演義,亦各有據……故野史傳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勝穢史曲筆者倍蓰。
前輩謂村中兒童聽説三國故事,聞昭烈敗則颦蹙,曹操敗則歡喜踴躍,正此謂也。
禮失求諸野,惟史亦然。
」(《香祖筆記》卷一〇)《管錐編》第五册引之,錢氏且曰「即余所謂野語雖未足據以定事實,而每可以徵人情,採及葑菲,詢於芻蕘,固以史家所不廢也。
」(頁25)以今人之視綫關注,詮釋古事之細微曲折,亦即「以今度古,想當然耳」之一種,而且首先是講史演「義」的創作要訣。
又葉夢得《避暑錄話》:
「子瞻在黄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
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為珍畦。
有不能談者,則强與之説鬼。
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絶倒,皆盡歡而去。
設一日無客,則歉然若有疾。
其家子弟甞為予言之如此。
」(中華書局校點本)
則東坡貶謫時所欲聽而慫慂人言者,皆可作小説觀也。
案宋時除講史之外,「説話本有四家:
一者小説,謂之『銀字儿』,如煙粉、靈怪、傳奇;説『公案』,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迹變態之事;説『鐵騎儿』,謂士馬金鼓之事;『説經』謂演説佛書;説『參請』謂宾主參禪悟道等事。
」(《都城纪盛》)此之「士馬金鼓」,應是當時「中興名將」之類。
案宋太宗命館臣李昉等集纂《太平廣記》(成於983年),廣搜著錄歴代傳奇神異靈怪稗言,蔚成大觀,其中尤以佛教西傳及「三教論衡」期間流傳之西土佛子,東土神仙及靈異情事爲盛,遂亦爲後世小説家之淵藪,如羅燁《醉翁談錄》誇耀小説人的「博覧該通」,就特别强調了「幼習《太平廣記》」,包括其模仿之作「《夷堅志》無有不覧」。
(25)蘇軾既出入三教,習聽或喜聽類似新異故事,自不爲怪。
實際上「姑妄言之」較「想當然耳」更進層樓,可視爲摒棄束缚,强調創作須自由想象之口號(26)。
一旦脱離六朝及唐傳奇的神怪窠臼,遂能於尋常生活,倫常日用中不斷生發新意。
這也是宋人平話突破傳奇藩籬,走向新起點之標志。
而與蘇軾同時的司馬光編年體《資治通鍳》,又恰好提供了一個史實因果的邏輯框架,方便演義講史據此而「想」像發揮,逞其對「當然」之創造靈感。
此即吳自牧所以言「講史書者,謂講説《通鍳》」(《夢梁錄》),羅燁强調「小説人」學養,亦强調「長攻歷代史書」(《醉翁談錄》)之故也。
錢鍾書曾批評「宋人作詩、文,貴『無字無來歷』;品圖畫貴『凡所下筆處,無一筆無來處』;儒生説理,亦扇此風,斤斤於名義之出典。
」(27)則更見出蘇軾名言「想當然耳」和「姑妄言之」乃卓犖不群之通識,正道出小説創作亟需脱離「言必有據」的文士窠臼,而盡力發揮自由想象的真諦,也是「宋學」脱離訓詁考據,注重辭章義理的形象例證。
吳自牧《夢梁錄·小説講經史》:
「但最畏小説人,蓋小説者,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捏合(《都城紀勝》此句作『頃刻間提破』)。
」(中國商業出版社校點本)
宋人小説結撰之要訣,在於擅長「捏合」和「提破」,如張邦基《墨莊漫錄》叙伐冢者盗掘楊王孫、伯夷、叔齊墓的故事,跨越時空,將不同朝代素不相干的人事牵連一道,正是「捏合」。
趙令畤(1051-1107)《侯鯖錄》則覆述了蘇軾講的一個故事:
「予飲少輒醉卧,則鼻鼾如雷,傍舍為厭人,而己不知也。
一日因醉卧,有魚頭龜身者,自海中來告曰:
『廣利王來請端明。
』予被褐草屨黄冠而去,而不知身步在水中,但聞風雷聲暴如觸石,意亦知在深水處。
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晶宫殿相照耀』也。
其下則有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眩目不可仰視,而琥珀珊瑚又不知多少也。
廣利少間配劍而出,從以二青衣。
予謝以『海上逐客,重煩邀命。
』廣利且歡且笑。
頃,南溟夫人亦造焉,自知不在人世。
少間,出鮫綃丈餘,命予題詩。
予乃賦之曰:
『天地雖虚廓,惟海為最大。
聖王時祀時,位尊河伯拜。
祝融為異號,恍惚聚百怪。
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雨快。
靈旗摇紅纛,赤虬噴澎湃。
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
若得明月樓,可還逐客債。
』寫竟進廣利,諸仙遞看,咸稱妙。
獨廣利旁一冠篸水族謂之『鱉相公』,進言:
『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
』王大怒。
予退而歎曰:
『到處被相公厮壊。
』」(中華書局校點本)
結末點題,即是「提破」(28),今人謂之「抖包袱」。
如無此語,則類唐人傳奇《柳毅傳》之類矣。
胡仔《苕溪漁隠樷話》以為「此事恍惚怪誕,殆類傳奇異聞所載,又其詩亦淺近,不似東坡平日語。
」或正其「姑妄言之」的即興創作。
蘇軾出入三教,無所不窺,故能從容言談神怪仙佛之事,
羅燁《醉翁談錄》誇耀「小説人」才情時説:
「論才詞有歐蘇黄陳佳句;説古詩是李杜韓柳篇章。
……曰得詞,念得詩,説得話,使得砌。
言無訛舛,遣高士善口贊揚;事有源流,使才人怡神嗟呀。
」(據《中國歷代小説論著選》,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今存宋人話本《種瓜張老》(即《古今小説》第三十三卷《張古老種瓜娶文女》)開篇七律引蘇軾、黄庭堅、晁冲之三詞註釋,《西山一窟鬼》(即《警世通言》第十四卷《一窟鬼癞道人除怪》)開篇《念奴嬌》詞,接連引用陳先、李清照、歐陽脩等十三位宋代詞人的十四首詞註釋,便是上述「家數」的明證,而尤以《蘇小妹三難新郎》(《醒世恒言》第十一卷)通篇集逞智鬥捷,文字雅戲之大成。
這正是宋代文士日常嘲謔之游藝,如吕祖謙(1137-1181)《軒渠錄》「東坡知湖州」言坡出聯「髡閫上困」,得「釘頂上釘」條;《回文類聚》記「神宗熙寧間,北朝使至,每以能詩自矜,以詰翰林諸儒。
上命東坡館伴之」,蘇以「神智體」《晚眺》詩使「北使惶愧莫云」條;岳珂(1183-1234)《桯史》述「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寛。
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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