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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肥力的概念
土壤肥力的概念
熊毅发展了土壤肥力的综合观点,进一步阐明了土壤肥力的实质。
他在“土壤科学研究要面向经济建设”一文中明确指出,“土壤肥力是土壤的基本属性和质的特征,是土壤从营养条件和环境条件两个方面供应和协调植物生长发育的能力,是有关农业生产的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的综合反映。
由于土壤具有肥力,植物才能在土壤上定居和发育,并利用太阳能合成新的有机物质”,同时指出,“土壤肥力的因素及其指标是因时、因地、因作物而异的,并且还因所要求的产量水平不同而产生变化”(1983)。
这种综合观点,强调了土壤营养条件、环境条件与植物生长三者的统一,扩展了只以土壤养分为内涵的土壤肥力概念。
第八部分人物介绍
很多老科学家和老同志为我所的创建与发展,为土壤科学事业的繁荣付出了毕生的艰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值此所庆之际,特向他们表达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为此,我们特约请有关同志撰稿,对其中九位做了介绍。
对过世者也藉此表达我们最深切的怀念和永志不忘之情。
一、马溶之
马溶之(1908.11~1976.4)河北省定县人。
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地质地理系。
1934年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历任技正、室主任等职;1953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首任所长并参加和指导了第一次全国土壤普查;1965年在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任研究员、副主任;1972年任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研究员。
曾任中国土壤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和理事长以及土壤学会会志主编。
先后担任第一、第二届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马溶之是我国第一代杰出的土壤地理学家。
几度深入我国西北内陆、黄土高原以及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走遍了祖国大地,深入广大农村,对我国土壤分类,中、小比例尺制图,土壤地理分布规律、土壤区划、土壤水土保持、古土壤研究和农业丰产经验总结都有重要建树。
(一)创业的首任所长
1953年5月11日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成立。
马溶之任首任所长。
建所伊始他和著名土壤学家熊毅、李庆逵、宋达泉、朱显漠和席承藩等一起,贯彻“任务带学科”的指导方针,迅速投入国民经济建设,开展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研究,东北棉粮增产的土壤调查和华南橡胶宜林地考察等,随后又在江西甘家山设立红壤试验站、陕西武功设立黄土试验站、辽西章古台设立风沙试验站、山东打鱼张设立盐土观察点,开始进行长期试验;在学科方面,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本国实际,在原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基础上组建了土壤物理和物理化学、土壤化学和农业化学、土壤生物和生物化学以及土壤地理和土壤改良等4个组,并聘请国内著名土壤学家来所兼职,自己在南京大学任兼职教授,并不失时机地派遣一批青年学者赴前苏联学习。
1954年7月16日在京召开新中国成立后土壤学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告学会重新正式成立,马溶之被选为理事长。
在建所初具规模时,从全局着眼选派优秀的研究骨干赴东北、西北、华北和华南等地参与筹建新的土壤研究机构,如林业土壤研究所、北京土壤队、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和广东分院土壤研究所等。
就这样,全国土壤研究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逐步发展起来。
(二)土壤分类的先驱
早在1941年和同事们一起,提出了第一个我国土壤学家自己拟定的土壤分类。
在梭颇所著的《中国之土壤》(1936)中,除对有限的地方笼统标明是沙漠或含盐冲积土外,对我国西北土壤的分类几乎一片空白。
马溶之在1935~1944年间,对新疆、甘肃等西北干旱地区进行考察后,在国外文献中还没有漠土分类的时候率先提出了“漠钙土”的概念,并进一步划分出了天山南麓极端于旱的棕漠钙土和天山北麓的半荒漠灰漠钙土。
他最先吸收苏联土壤发生分类的经验发展和改进我国土壤分类。
在耕种土壤分类方面,马溶之的贡献尤为突出。
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和侯光炯、朱莲青等一起在研究南昌附近水稻土时,已注意到水稻土形成与人为灌水状况的关系,他们不仅在世界上首次将水稻土作为一个独立类型划分出来,且进一步将它划分为淹育、渗育、潴育和潜育等亚类,至今仍不失其学术意义。
1958年马溶之在参加全国第一次土壤普查实践后指出:
“耕作土壤的形成条件除自然因素外,还有人为因素,当人为因素占主导时,土壤发育方向则发生变化。
”他在《谈谈土壤发生分类的原则和系统》(1961)一文中,明确提出人为作用下耕种土壤分类的特殊性,推动了我国耕种土壤的研究。
接着,在马溶之的指导下,组织年轻的土壤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南方水稻土,落实他的分类思想,先后发表了“江苏里下河地区土壤发生和改良”、“苏南地区水稻土的发生演变”、“江西红壤性水稻土的发生特点”和“珠江三角洲之土壤”等论文,为《水稻丰产土壤环境》及以后的《中国水稻土》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也为人为土分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三)土壤制图的奠基者
早在1941年与朱莲青合作编制了1:
1000万中国土壤图。
1955年在大量区域性制图材料的基础上,马溶之编制的1:
400万中国土壤图运用地带性学说和发生学观点客观地反映了土壤分布的地带性和隐域性土壤分布规律。
此后,陆续发表了1:
800万和1:
400万土壤图。
而1965年在自然地图集中的1:
1000万土壤图,吸取了土壤普查的研究成果,则更多地反映了我国耕种土壤分布的一些特点。
马溶之毕生从事土壤制图工作,以他为主或与他人合作编制的全国性土壤图至少有8幅之多,反映了他不同时期的土壤分类的思想和对土壤分布规律的认识。
反过来,通过制图又充实和发展了他对土壤分布规律的认识。
针对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1963年马溶之发表了“中国山地土壤的地理分布规律”,他总结了山地的地理位置、形态、走向、高低等因素将全国山地土被按垂直带谱分成36种,系统地反映我国复杂的山区土被的差异性,同时按垂直带谱排列的形式作了十分科学的土被分类,这在国内外实属首创。
在第6届国际土壤学大会上发表的他的重要著作——“中国土壤地理分布规律”一文,经过他的高度概括和深入的分析,全面揭示了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欧亚大陆的土壤地理分布规律,成为土壤界的经典之作。
(四)土壤区划的开拓者
早在30年代中国土壤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土壤地理分布规律的复杂性,因而开展了土壤复区和土壤组合的研究,这是土壤区划的开始。
1934年侯光炯、马溶之在江西地区调查时,提出了土壤复区概念,当时命名为土域(Soilarea);1946~1949年马溶之编制黄河流域和全国土壤区划时,提出了土壤生物气候区(简称土区)、土壤亚区、土壤复区和土链的区划系统,将全国分成14个区;1954年马溶之等在“中国自然区划草案”中,将全国划分为7个土壤带;其后在中国科学院竺可侦副院长的领导下,组织全国自然区划研究工作,马溶之、文振旺承担了全国土壤区划的研究任务,编写了152页的《中国土壤区划》(初稿,1959),并附有1:
1000万土壤区划图,将全国土壤区划系统分为7级:
0级区——土壤生物气候带:
一级区——土壤生物气候地区;二级区——土壤地带和亚地带;三级区——土壤省;四级区——土壤区;五级区——土组;六级区——土片。
这个土壤区划系统完整,推理严谨,逻辑性强,是当时全面反映我国土壤类型及其区域分布的全新著作。
该书不仅在自然区划方法论上有所创新,而且对制订全国综合自然区划及农业发展规划都起了重要作用。
(五)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和古土壤研究的带头人
马溶之在研究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长期从事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调查研究。
50年代中后期,他任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队队长,组织院内外人士进行农、林、牧、水、地质、地貌、土壤、植被、土壤侵蚀和社会经济等的综合考察,在完成自然区划、农业区划、经济区划的基础上作出了这一地区水土保持合理利用土壤资源以及若干小流域土地利用规划,根据多年经验提出了一系列以土壤、植物和工程三结合为原则的改土治水的措施,为黄土高原整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此后,马溶之任甘青地区土壤资源调查队队长,通过考察土壤资源,提出了甘青地区土地资源开发与农牧业发展的建设性意见。
马溶之在第四纪地质和古土壤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他正确地指出,第四纪研究应与土壤形成研究相结合,因为陆相沉积物一开始就受成土作用的影响,并逐渐改变其原有性质。
基于长期对各地不同气候条件下黄土的分布、特性的考察研究,他在“中国黄土之生成”一文中,提出了“黄土同源”的观点,这是他基于对古土壤的研究,科学地将第四纪研究与土壤形成研究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六)为国民经济建设尽心尽力
马溶之十分关心祖国的经济建设,满腔热情地领导和参加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东北、甘青、内蒙古与热带、亚热带地区的综合考察,足迹遍及全国,考察了各种类型的土壤及其利用,为不同目的土壤资源开发利用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针对性措施:
马溶之作为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的副主任参加和领导了第一次土壤普查,作为技术领导直接负责江苏省土壤普查,并派员参加粤、桂、滇、赣、皖、鄂和青海的土壤普查,总结了农民群众用土、识土和改土的经验,提高了农民科学种田的水平,促进了耕地土壤培肥和改良。
虽为土壤地理学家,马溶之同样十分重视并亲自参加了丰产经验的总结,他亲临我所在苏、鄂、赣、粤的丰产试验点检查、督促,并和陈家坊等一起组织领导了全国劳模——陈永康丰产经验总结。
发挥全所各学科的综合优势,针对生产上存在的实际问题,在广泛定位试验的基础上,总结不同土壤条件下研究结果,在马溶之的亲自主持下编著了《水稻丰产的土壤环境》(1961),作为中国科学院农业丰产丛书之一正式出版。
该书科学水平高,生产性强,没有任何浮夸和不实之词,有实际的参考价值,深受读者欢迎。
(七)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土壤所成立以后,年轻人迅速增加。
1952至1956年共分配来所的大学生有200人左右。
面对大批的年轻人,举办了各种学习班和讲座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如举办外语学习班、基础学科的讲习班以及赴南大听课等,并聘请所外著名土壤学家协助培养年轻人。
年轻人参加各地考察回来,马溶之常亲自听取汇报,经常询问有什么新想法和新“苗头”,鼓励年轻人既要继承更要创新:
年轻人提交的报告和论文也都详加指点,提出年轻人要博采众长,勇于探索。
马溶之不仅注意培养年轻人,也十分尊重年轻人的劳动。
如他主编的全国土壤区划图(1959)中附25个合作者的姓名,其中许多是进所不久的年轻人。
年轻人十分尊重马溶之,把他看作自己的良师益友。
(八)国际合作的积极推动者
马溶之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土壤学家。
早在1957~1958年马溶之作为中苏黄土高原考察队队长,与前苏联自然地理与水土保持专家A.Л阿尔曼德、土壤学家A.H.罗赞诺夫等有过好的合作;1958年与前苏联科学院院士И.Π格拉西莫夫联合编制了1:
400万中国土壤图,合著了《中国土壤发生类型及其地理分布》一书;同年与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土B.A柯夫达合编了1:
1000万中国土壤图,并为柯夫达《中国之土壤与自然条件概论》一书作序。
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率团出席在巴黎召开的第6届国际土壤学会,并先后访问了前苏联、古巴、民主德国、法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加纳、马里和几内亚等国。
1957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科学院授予他通讯院士的称号。
马溶之胸怀全局、艰苦创业,勇于开拓、善于创新,关爱青年、从善如流,是一位成绩卓著受人尊敬的我国第一代土壤学家。
不仅为创建土壤所、开拓中国土壤科学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且为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也作出了贡献,我们将永志不忘。
(龚子同)
二、李庆逵
李庆逵(1912.2~2001.2),浙江省宁波市人。
曾就读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进入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室工作。
1944年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研究生院深造,获博士学位。
1953年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历任副所长、研究员、名誉所长。
1955年聘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
1956~1987任中国土壤会理事长。
历任第二、三、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第二、五、六、七、八届人大代表,江苏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江苏省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委、顾问,南京市委员会第一、二届主委、名誉主委。
李庆逵先生是著名土壤农业化学家,我国现代土壤学和农业化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他毕生致力于土壤科学事业,特别在红壤研究、土壤-植物营养和施肥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中国红壤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李庆逵先生长期从事红壤研究工作,对中国红壤的基本性质、发生分类、肥力特点和利用改良等基础理论,有许多创见。
红壤是我国主要的土壤类型之一,广布于长江以南,占国土总面积的22%。
50年代,他对我国红壤地区进行了系统调查,并对主要类型土壤、成土母质的化学和物理性质进行了研究。
先后发表了“中国红壤的化学性质”(1957)、“华南土壤的粘土矿物组成”(1958)和“中国热带土壤发生分类的一些问题”(1958)等论文。
详细论述了红壤的基本性质及发生分类。
提出了在自然植被下,红壤是一种土壤,纠正了当时认为红壤是一种母质的观点。
并根据红壤的化学性质,指出在红壤荒地利用中,必需施用石灰、磷肥和钾肥,只有当矿质养分得到一定保证,才能通过生物固氮作用,提高生物积累量,增加土壤有机质,逐步提高土壤肥力(1957)。
这些论点,对红壤的开发利用和改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83年由他主编的《中国红壤》专著,系统地总结了数十年来红壤研究的成果,为综合、持续利用红壤资源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在此基础上,1983年月11月在南京召开了国际红壤学术讨论会。
我国红壤研究的成就,受到与会者的好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红壤利用改良的经验对世界各地,尤其对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很有参考价值。
《中国红壤》专著,1986年获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及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二)中国土壤磷素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早在20世纪4O-50年代他就发现了我国南方大面积红壤的严重缺磷问题。
导致他1938年在我国第一个开展了磷肥研究。
并于50年代初在江西布置了我国第一个长期定位肥料试验。
由于他感到化学磷肥需要进口,而且价格昂贵,他提出用我国储量很大的磷矿石用作磷肥的设想,并为此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
他和同事们持续对全国大、中、小型磷矿的几百个矿样进行了物理、化学性质的鉴定。
同时在江西、广东、浙江和江苏等主要土类上做了大量试验,先后发表论文40多篇,推动了磷矿粉的农业利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理论上阐明了土壤性质对磷矿粉肥效的影响;植物对磷矿粉的吸收特性;磷灰石的结晶性质与肥效的关系;磷矿粉合理施用技术等问题。
这对我国磷矿资源的合理利用,发展磷肥品种的技术政策和合理施肥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这些研究成果体现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磷矿的农业利用》专著中。
李庆逵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从土壤、植物营养和肥料三者的关系出发,对中国土壤中的磷素含量、分布、形态和转化规律及施肥效应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为我国农业化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50~60年代,先后在华南(1953~1963)、华中(1952~1956)红壤区,华东(1960~1963)黄褐土区和淮北石灰性冲积土区,研究了:
土壤磷素形态及其转化规律;土壤性质和作物习性对不同品种磷肥肥效的影响;土壤氮素供应状况和磷肥效应的相互关系等课题,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
不仅指导了红壤地区合理施用磷肥,而且对磷肥工业的发展和磷肥品种的合理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这项研究,当时在国际上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1964年,李庆逵先生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了题为“土壤磷素组成及磷肥品种对作物生长的影响”的论文,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继后,在取得大量试验和分析数据的基础上,1987年在他的指导下编制了“中国土壤磷素图”,对我国不同类型土壤的磷素含量状况,直观地作了显示,对生产、科研和教学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积极参与我国橡胶北移工作
50年代初,我国迫切需要发展橡胶生产,李庆逵先生接受国家任务,亲自带领青年科技人员,到海南岛、雷州半岛和广西等深山密林,跋山涉水,调查橡胶宜林地。
多年辗转在华南荒山野岭,进行橡胶树栽培试验。
通过对橡胶树生长气候、土壤条件和有效施肥的研究,成功地将栽培线推广到北纬18~24度,为世界上热带北缘种植橡胶树提供了样板。
目前我国橡胶树栽培面积,居世界第四位。
这项成果,1982年获国家科委发明一等奖。
(四)创造性地研制成功碳铵粒肥及深施技术
70年代初,碳酸氢铵(简称碳铵)是我国主要的氮肥品种,但因其易挥发,损失严重,利用率不足30%。
李庆逵先生为解决这一实际问题,建议进行提高碳铵肥效的研究。
他从改变碳铵的物理性状减少挥发损失着手,发展为机械造粒。
用碳铵粒肥在不同土壤,不同作物上进行试验,提出了碳铵粒肥深施技术。
碳铵粒肥深施可以提高氮素利用率1/3以上,在生产上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益,也有利于环境保护。
这项成果,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
此外,早在50年代初期,他就对我国南方土壤的钾素状况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明确指出了南方红壤缺钾的可能性,在以后我国钾素的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大面积施用钾肥的实践,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
(五)著述丰富,数获重奖
李庆逵先生从事土壤科学工作60余年,为我国土壤科学事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先后主编了《土壤分析法》,《中国红壤》、《中国土壤》、《中国磷矿的农业利用》和《中国水稻土》等专著。
刊出中外文论文百余篇。
培养了一批学科带头人及十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
担任过“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土壤学报”、“土壤”和“农业现代化研究”等全国性学术刊物的编委及国际学术刊物“FertilizerResearch”的编委。
他三次(1959、1977、1980)获得江苏省劳动模范的荣誉。
1987年获得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著名科学家”荣誉称号。
2000年10月,他90岁高龄还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六)国内外学术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领导者
李庆逵先生是团结同仁的典范,国际学术交流的使者。
他在1956~1987年担任中国土壤学会理事长期间,领导全国土壤学会工作。
他是第四届国际土壤学会副主席,在国内外土壤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他十分重视团结广大会员,共同推进我国土壤科学事业。
他博采众家之长,发扬民主精神。
谦虚谨慎待人,尊重他人意见。
因此深受土壤学界同仁的尊敬与爱戴。
他将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列为学会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1956年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他组织代表对国家12年远景规划的实施意见提出建议。
1979年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他组织全体代表对全国土壤普查、人才培养、加强基础研究等开展讨论,向国家和有关部门提出了320多条提案和建议。
为了提高我国土壤学会的国际地位,他十分重视学会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除了率领中国土壤学会代表团参加国际土壤学会会议外,在争取1979年国际土壤学会接纳中国土壤学会为团体会员,并为理事国成员的过程中,他尽心尽力,功不可没。
他先后访问过古巴、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为国际学术交流和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他担任中国土壤学会领导工作达30年,他在学会的办会方针、原则,以及优良学风建设方面,都为学会的发展壮大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作出了卓越贡献。
(七)积极参与爱国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
李庆逵先生为江苏省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也作出了积极贡献。
他长期担任江苏省和南京市九三学社的领导职务,为九三学社的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他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体现了一位党外老同志的高风亮节。
李庆逵先生多次当选为全国和省人大代表,参加省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工作。
他以高度的责任心,依法履行职责。
积极参与制定地方性法规,宣传我国的民主与法制。
密切联系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深入实际,视察调研,了解民情,广泛倾听群众的意见,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为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李庆逵先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拥护党的领导。
他一生追求进步,胸怀坦白、严于律已,清正廉洁,作用正派,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和优良品德。
他顾全大局,淡泊名利,克已奉公,毫不计较个人得失。
他德厚近人,关心同志,诲人不倦,甘为人梯,为科技工作后备力量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
他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鲁如坤,史陶钧)
三、熊毅
熊毅(1910.4~1985.1),贵州省贵阳市人,生于日本东京。
1932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
同年被推荐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工作,1932~1947年任技正、研究室主任。
1947年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1951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同年回国,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和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研究员。
1956~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土壤队队长。
1958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
1959~1961年任中国科学院土壤及水土保持研究所所长,1962~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1979年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院长,当选为中国土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理事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中国科学院院士),1983年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名誉所长。
(一)中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之一
熊毅是我国老一辈著名土壤学家,是中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之一。
他首创了我国土壤胶体化学和土壤矿物学的研究领域,开拓了水稻土发生与土壤肥力的研究方向,倡导并推动了土壤生态与环境科学的研究,毕生致力于土壤改良与土壤资源合理利用研究,推动了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
在黄淮海平原区域综合治理中建立了不朽功勋,倍受国人敬仰。
他以创新的思想,开辟了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的许多新领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勇于承担国家重大生产建设任务,为我国农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严谨治学,率先垂范,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土壤学的学术带头人。
他曾较长时间担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的领导工作,确立了土壤研究所在当时的学科发展和社会服务方向,扩大了土壤研究所在国际上的影响。
作为一位有崇高威望的土壤学家和土壤研究所的所长,熊毅高屋建瓴,亲自主持组织了《中国土壤》(1978年出版)的编写,它是一部综合性专著,对半个多世纪来我国土壤科学的重大成果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和理论提升。
推动了我国土壤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也是中国土壤科学工作者对世界土壤科学发展的一个贡献。
此后,此书被译成英文和日文。
由熊毅任主编编制的《中国土壤图集》于1986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和综合性的大型土壤专业图集,首次以地图(辅以照片)形式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土壤科学的研究成果,以图集形式展示出来,在土壤科学界产生重大影响,被中国科学报评为1988年中科院十大成果之一;翌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91年与《中国土壤》同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他一直十分重视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在工作中培养了一大批土壤研究业务骨干,有些已成为60~80年代的学科带头人。
此外,还亲自培养了研究生10多人。
他对年轻人总是谆谆教导,诲人不倦,并要求他们服从国家需要,在学术上“一要立志,二要勤奋好学,三要独立思考,四要集思广益”。
熊毅主张:
“因才施用,对科技干部的考核,不仅考核单学科的成绩,而且要注重于研究的深度,还要考察研究的广度和广泛的适用性”。
面对国家建设中有许多大量的综合性任务需要解决,他认为:
“需要培养一些横向科学人才,既需要懂得一些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家,也需要懂得一些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家,并加强各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渗透,培养大批基础扎实、知识面广,能向边缘科学和综合科学进军的人才,这是一个迫切任务”。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几十年来,他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土壤科学高级专门人才。
熊毅十分重视办好学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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