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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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第十七章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在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由于劳累过度,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猝然逝世,年仅55岁。
他去世后,海内域外广泛地开展了悼念活动,名流学者、工人、农民以及荣军儿童都以各种形式召开追悼会,寄托哀思。
12月1日,上海各界代表护送陶行知灵柩到南京,五十五个人民团体在南京劳山脚下,举行了公葬仪式。
陶行知在沪逝世的当天,周恩来、邓颖超即亲临痛悼,并致电向中央报告,说陶行知“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8月4日,延安文化界召开追悼陶行知先生筹备会议。
8月12日,延安各界代表二千余人集会,追悼陶行知先生。
毛主席题词:
“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林伯渠主席在会上讲话,并宣布边府决定将延中改名为行知中学,设立行知奖学金。
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讲了话。
但建国后,极“左”思潮泛滥,曾对陶行知有过批判,批杜威、批胡适,批《武训传》时他都未能幸免,并给他戴上了“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新马尔萨斯”、“新武训”等多顶帽子。
这其中有些人甚至是他的学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陶行知伟大人民教育家的地位重新得以确认。
1981年10月,政协召开纪念陶行知诞辰九十周年大会,恢复了陶先生的名誉。
从此,很多热心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的同志又开始重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实验。
1985年9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
到1991年10月,全国已成立了20家省级陶研会。
这些对陶行知的研究都起了促进作用。
一、陶行知的教育实践活动
——从普及教育、战时教育到民主教育
陶行知,原名文濬(jun浚,另河南浚xun县),后改知行、行知。
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
(一)求学时期
陶行知虽自幼天资聪颖,然家境清寒,无力上学读书。
后得一私塾先生的帮助,免费收为弟子。
1906年(15岁)入教会所办的“崇一学堂”读书,接受西方文化教育,但却立志为中国作贡献。
1908年进杭州广济医学院,因该校歧视教外学生,愤而退学。
入南京汇文书院。
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在校期间,正值辛亥革命之际,组织演讲,主办学报《金陵光》,任主笔,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和教育救国思想。
1914年,陶行知以第一名毕业于金陵大学,旋即赴美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1915年秋,即获得政治硕士学位。
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受到杜威、孟禄的器重,在该校获得“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1917年回国。
(二)尝试改造旧教育,发展新教育(1917—1923)
陶行知回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后任教育科主任、教务主任。
此间,他怀着教育救国的思想,积极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
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是他的基本教材,他还经常在《新教育》和《中华教育界》等刊物上介绍杜威教育理论。
1919年,他积极参与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并陪同和任翻译。
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以反对传统教育为主形成的一个新理论,陶行知作为弟子、也是为了改造中国的旧教育,自然对此是信奉的。
不仅如此,他还积极探索,改革旧教育的路子。
在南京高师,他改全部课程中的教授法为教学法,试行选科和学分制,提倡男女同校等,办暑期学校,同时他还热心参与整个教育的改造,时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主张学制改革。
宣传、推广杜威的理论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新生机,实践使陶行知感到,改革中国的教育,必须摆脱“外国贵族”的风尚,脚踏实地的办学,向平民靠拢。
从此,真正开始了他寻找中国教育新曙光的道路。
(三)平民教育运动时期(1923—1926)
1923年夏,陶行知家迁北京,辞去东南大学职务,专任改进社总干事。
由此到1926年间,主要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
1923年他和朱其慧、晏阳初等人共同倡议成立了“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与朱经农合编了《平民识字课本》,先后到南京、北京、上海、武汉、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河北、察哈尔等地推行平民教育。
带着他的《平民识字课本》到店里、家里、旅馆里、和尚庙里、清节堂里、监狱里、尼姑庵、蒙古包去叫人识字。
在陶先生的推动下,平民教育蓬勃发展,读书处纷纷成立。
如张家口五天就成立了二百多个平民读书处。
那么,为什么要办平民教育呢?
陶先生说:
“今日之平民教育就是将来普及教育的先声。
”“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一方面我们要打通层层叠叠的横阶级,如贫富、贵贱、老爷、太太、丫头等等素来是不通声气的,我们要把他们沟通。
又一方面我们要把深沟坚垒的纵阶级打通。
纵阶级是最著名的三教九流、七十二行、河南江北、浙东浙西、男男女女等等,都是恶魔把他们分得大严。
”为了沟通横纵阶级,他说:
“我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他深信:
“平民教育一来,这四通八达的社会不久要降临了。
”
事实上,在那三座大山压顶的旧中国,想通过平民教育来挽救人民厄运,是不可能的,想通过平民教育来打通贫富阶段、沟通此疆彼界,则更是一种空想。
所以,虽则陶行知日夜操劳,到处奔波于四通八达的教育,总是得不到预期的效果。
(四)乡村教育运动时期(1926—1931)
推行平民教育失败后,陶行知继续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拼命地为中国教育找生路。
陶先生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中国是“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在乡下,他们大都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没有文化、不懂科学。
而当时仅有的一点乡村教育又走错了路。
“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
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
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
他教人分利不生利。
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
”因此,要“另找生路”。
这“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以养成活的国民。
”为此,他认为,我们新的使命就是要向农民“烧心香”,搞乡村教育。
他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中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中说:
“本社的乡村教育政策是要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
我们主张由乡村实际生活产生乡村中心学校,由乡村中心学校产生乡村师范。
乡村师范之主旨在造就有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
……今后主要使命之一即在励行乡村教育政策为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
我们已下了决心筹慕一百万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
他还说:
“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
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
他要叫农民自主、自治、自己。
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快活的神仙。
……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
”
“好的乡村教师,……他足迹所到的地方,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材,废人生利。
”
陶先生为了实现他的这一宏愿。
1926年便和好友赵叔愚计划开办一所试验乡村师范。
地点选在南京北郊劳山脚下晓庄村。
1927年3月15日,在炮声中,晓庄师范按计划开学了,陶先生在事前发出的开学通知上就写道:
“农夫在炮火中要种田,与农夫共甘苦的学校,也不能为战事而停止招考与开学。
”开学典礼这天,除十三名学生外,城里来客及附近农友,约百余人。
在此盛典会上,陶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蓝天,下面踏的是地,我们的精神一样要充溢于天地间。
”
晓庄师范诞生后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改变,在白色恐怖下,晓庄师范经济来源被断绝,坏人也趁机捣乱。
在这一时刻,陶行知从北方赶回南京,继续维持晓庄事业。
并把他在实践中产生和丰富了的“生活教育”理论,具体应用在办晓庄的实践中,他按这一理论来规划和发展学校,他带领学生在一片空地上建立校园,他们自己盖宿舍,建厨房,慢慢地,图书馆、会议室、办公室、音乐室、美术室、陈列室、研究室都有了。
他给大礼堂题名为“犁宫”,称图书馆为“书呆子莫来馆。
”
晓庄师范除校本部外,还有三所中心小学,作为实习和培养小学教师、校长、辅导员的场所。
后来,由于师范生的增加,又在吉祥庵、三元庵、万寿庵、蟠龙山、神策门、黑墨营等地建立了乡村小学,另外还办了乡村幼稚园、乡村医院、民众学校、中心茶园、晓庄剧社及联村自卫团等。
另外,晓庄还建立有地下党支部,晓庄师生还参加了农协与土豪劣绅进行斗争,支援下关和记工厂工人罢工。
学生爱国,正当的行动,使蒋介石大为不快,1930年4月8日,他令教育部停办晓庄。
4月11日,一个团的兵力,荷枪实弹开进晓庄,学校被封闭了。
陶行知也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遭到通缉。
陶先生悲愤交加被迫逃亡日本。
这样,陶先生想通过教育改造乡村,造成中华民国新生命的愿望在武力和逼迫下再次遭到惨败。
可见,想以教育救国,断然是不成的。
陶先生的乡村教育运动虽失败了,但他所办的晓庄师范,他在此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在整体上对旧教育的巨大冲击,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
虽则,他还没有从教育救国的圈子中跳出,但作为一个教育家,的确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五)普及教育运动时期(1931—1936)
晓庄被封后,他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认识到,“我们今后不能再静坐在书房里计划或理想什么?
也不能再一点一滴地从一个村一个乡来做试验工作,我们要联合更多的人来做这件工作。
”于是,他在1931年潜回上海后,重在推行普及教育运动。
1931年夏,他在上海发起“科学下嫁运动”,把科学通俗地介绍给儿童和大众。
他在史量才等的支援下,创办了“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组织编辑了《儿童科学丛书》和《大众科学丛书》。
他还在《申报》“自由谈”专栏,以“不除庭草斋夫”的笔名,连续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宣传抗战,介绍科学知识,阐明教育主张等。
这些文章后汇编成《斋夫自由谈》一书。
1932年,陶行知连续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其《古庙敲钟录》,用文艺体裁表达他的生活教育思想,后又创办《生活教育》杂志,改“知行”为“行知”,积极开展教育实践。
此年11月1日,他在上海大场地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制订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主张“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实行军事、生产科学、识字、运用民权、节制生育六大训练。
如此,工学团,正如陶本人所说的,它“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
在这里包含着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己卫人的意义。
它是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一个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
”
由于工学团把教育与生产劳动,与社会生活以及把普及教育和技术教育结合了起来,因而这种形式易于人们接受,获得了普遍推广。
以后还办起了报童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养鸡工学团、养鱼工学团、棉花工学团、织布工学团等。
在推行工学团的活动中,陶行知创建了“小先生制”,让小孩作小先生,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学了再教人,“即知即传人”,这种小先生对于普及文化教育知识很有成效。
它容易攻破普级教育的许多难关。
让小孩作小先生,可以攻破师资不足的教师关,小孩教失学女子,甚至可以钻进新娘子房里上课,攻破娘子关。
……
陶先生创立的山海工学团和小先生制不到四年,使声誉海内外,对欧美和东南亚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国家纷纷介绍或采用工学团及小先生制。
(六)国难教育与战时教育时期(1937—1945)
陶行知推行普及教育,是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的延长,但在这一时期,他的教育思想正在产生着巨大的变化。
“九一八”、“一二八”以后,在全国抗日救国高潮的推动下,陶行知的普及教育也已有了抗日的内容。
他在1934年山海工学团二周年纪念日致贺词时说:
“十月一!
十月一,私仇沟消来一笔,联合起来打公敌。
十月一!
十月一,请问公敌是什么?
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
”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抗敌爱国运动的不断高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了一个革命性的转折。
多年来,实践使他终于认识到,教育救国的路是走不通的,于是他把教育事业纳入了抗日救亡的轨道,他自己也参加了“全国救国会”,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
1936年初,陶先生组织了“国难教育社”,起草了“国难教育方案”,开展国难教育运动。
他规定国难教育的目标是:
推进大众文化;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
当时教育部在通告里说:
“教育之生命即民族之生命”,陶先生认为这句话颠倒过来,才是真理。
“民族之生命即教育之生命,不救民族之生命,那能救教育之生命,……只救民族之生命,则教育自然有生命了。
”可见,这时他的教育思想已完全从教育救国发展到抗日救国了,教育要为抗战服务。
陶先生为了把国难教育推向全国,他到处发表演讲,宣传教育要配合抗战的主张。
从1936年4月—1938年10月,他受全国各界救国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先后周游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争取海外侨胞和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支援。
他还二次拜谒马克思墓,写下了“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二八,小坟葬伟大”的诗句。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社,及时将“国难教育”运动转变为“战时教育”,山海工学团改建“战地服务团”,张劲夫为团长。
《生活教育》改为《战时教育》。
1938年8月,经香港回国时,陶行知向记者表示,他将办三件事:
一是创立晓庄研究院(因阻挠改办晓庄研究所);二是办难童学校;三是在港办中华业余学校,发动华侨(职业补习形式)。
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创立了“育才学校”,学生主要是从战火纷飞的各战区选来的战灾难童。
他们在这里不仅学习文化课、技术课,还学习军事课,陶先生使育才成为学习的集体、战斗的集体,同时还是一个生产的集体,这完全符合战时的需要。
因而即使他遇到了许多困难,但仍然把他办下去了。
它得到了共产党、周恩来及各界人民的热情支持。
(七)民主教育运动时期(1945—1946)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积极投身到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之中,提倡民主教育运动。
这年,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民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改《战时教育》为《民主教育》,并创办主编《民主》星期刊。
发表了《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民主教育》、《民主教育之普及》等文章。
为社会青年开设了“民主主义星期六讲座”。
8月,毛主席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曾多次接见陶氏,陶还在机场迎送毛泽东。
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确定该大学的办学宗旨是“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
翦伯赞、马寅初、许涤新、侯外庐、潘菽、何其芳、曹靖华、张友渔等曾在这里讲过课。
由于国民党的迫害,社会大学只办了三个月。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十五日,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被暗杀,陶行知十分悲痛,当友人告诉他,已被列入第三名时,此所谓“黑榜探花”,他说“我等着第三枪!
”1946年7月25日,他终因刺激过深,劳累过度,患脑溢血逝世于上海。
陶行知的一生把全部精力都投身于教育事业,他不仅有贯穿始终的丰富的教育实践,更主要的是他在实践中发展了他的教育思想,创立了自己的教育理论,即“生活教育论”。
二、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体系
——生活教育论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体系,它是由“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个命题组成的一个统一体。
其中,“生活即教育”包括了教育方针、教育目的,是陶行知教育理论体系的核心;“社会即学校”,确定了他的教育范围、教育内容;“教学做合一”是他的教学论、方法论。
陶行知师承于杜威,他的这一理论体系是从杜威那学来的。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体系,是用“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合成的。
陶先生将其“翻了半个筋斗”,成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但这绝非简单的颠倒,而是陶行知在他自己的教育实践中,为中国教育寻找到的一条新路。
他曾说:
“我可以说,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就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中流,我从民国六年起使陪着这个思朝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
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悟到教学做合一的道理。
所以教学做合一是实行教育即生活碰到墙壁把头碰痛时所找出的新路。
……没有教育即生活的理论在前,决产生不出教学做合一的理论。
但到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形成的时候,整个教育便根本改变了方向,这个新方向是生活即教育。
”
可见,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及其三个命题是吸收了杜威反传统教育中的积极方面,更是他推行杜威学说碰壁之后形成的、结合中国实际的、他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
对这样一个体系只有做具体的分析,才会把握其精神实质。
(一)生活即教育
什么是“生活即教育”呢?
陶行知解释说:
“生活教育是给生活的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
”
[Lifeeducationmeansaneducationoflife,bylifeandforlife]
具体来讲,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它与生活同步,“与生俱来,与生同去。
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
”即就是“生活之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过什么样的生活,便受什么样的教育。
他反对教育是一套,生活却是另一套,如过的是少爷的生活,即使整天读有关劳动的书,也不算受劳动教育。
他和装饰品之传统教育不一样,它不是摩登女郎之金刚钻戒指,而是冰天雪地下的穷人的窝窝头和破棉袄。
陶行知在1936年,进一步阐述了生活教育的“六大特质”:
1.生活的——即要从生活的斗争里钻出真理来,生活的变化便是教育的变化,生活与生活磨擦便立即起教育的作用。
2.行动的——行动是生活的主导,只有“为行动而读书,在行动上读书”才能称得上是生活教育。
3.大众的——“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
”
4.前进的——社会中存在着两种生活,前进的生活和落后的生活,只有“用前进的生活引导落后的生活,要大家一起过前进的生活,受前进的教育”,才称得上为生活教育。
5.世界的——因为课堂既不许生活进去,又收不下广大的大众,为着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我们必然要冲开无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所造的铁门。
社会即学校,世界即学校。
6.有历史联系的——经生活滤过的历史教训,可使我们的生活倍上加倍地丰富起来,中国已到了生死关头,争取大众解放的生活教育,是我们应负的历史使命。
总之,陶行知推崇的“是生活就是教育”,有什么样的生活,便受什么教育,即使这种教育是随生活前进的,但过分强调,就容易把生活和教育混同起来,从而否定了教育的特殊职能。
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固然有教育,但生活并不等于教育,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毕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生活。
因而把教育完全生活化的理论是错误的理论。
但我们也要看到,陶行知提倡这一理论,是有原因和背景的。
第一,为了反对老八股,反对传统教育。
生活教育的创立,即是为了彻底的改造传统教育,因为传统的教育是为办教育而办教育,教育与生活分离;学校与社会隔离;是为少数人办的,教少数人升官发财;在教法上是教与学分离,手脑分离,学用脱节;先生教而不做,学生学也不做;是教劳心者不劳力,不教劳力者劳心。
只有生活教育才能有的放矢地改造传统教育为新教育。
第二,反对洋八股
陶认为:
老八股不适应,但自废科举、兴学校以来三十余年,“依然换汤不换药,卖尽气力,不过把老八股,变成洋八股罢了。
”他认为,老八股、洋八股把中国弄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提倡生活即教育,是中国教育已经走到绝境时的一条生路。
第三,陶先生反对把孩子当“小大人”,让他们在五、六岁时就读《大学》、《中庸》。
他说:
“我们主张生活即教育,要是儿童的生活才是儿童的教育,要从成人的残酷里把儿童解放出来”。
由此可以看出,陶先生提倡生活即教育意在反对老八股、洋八股,给儿童施以合理的教育。
因此,这种教育理论,在当时是颇有积极意义的。
(二)社会即学校:
这一命题和“生活即教育”是紧密相联的,陶先生主张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在组织形式上必然是以社会为学校,奉自然为宗师。
他说:
“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
”他所描述的学校是:
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太阳、月亮是我们的读书灯,人人都是先生,都是学生,都是同学。
如此,便把学校和社会混为一谈,并在理论上可能导致产生“学校消亡论”,对此我们要进一步分析。
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说是杜威“学校即社会”的颠倒,因为他认为“学校即社会,仍好像把一只活活泼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抓来,关在笼里一样,它要以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
社会即学校则不然,它主要是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其能任意翱翔。
”
另外,陶行知强调“社会即学校”也是为了批判传统的“少爷小姐”的旧的“小众教育”,以给大众受教育提供机会。
他说传统的“小众教育”其“课堂里既不许生活进去,又收不下广大的大众,还不许人运一动,只许向后退,不许人向前进。
那么,我们只好承认社会是我们惟一的学校了。
”
因此,他说,马路、弄堂、乡村、工厂、战场……“凡是生活的场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
”茶馆、酒楼、戏院、破庙、茅棚都可成为“大众的课堂。
”如此,从劳苦大众的实际出发,用大众办教育的穷法子普及生活教育,是陶行知的可贵之处,他拆掉了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高墙,是值得肯定的。
另一方面,在事实上,陶行知并没有取消学校,而是每到一处广设学校及其各种文化设施,开设多种文化技术课程。
也有社会学校化的倾向。
这一矛盾,是陶先生思想复杂性的一个表现。
(三)教学做合一
这是陶行知生活教育中的方法论,可操作性很强,颇具现实意义,有实用价值。
隐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是由“教学合一”发展而来的。
他针对传统的学校“重教太过”、“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将教与学分离的事实,提出应将二者合一,即就是:
“一,先生责任在教学生学;二,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三,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
这是教学合一的三种理由,第一种和第二种理由是说先生的教应该和学生的学联络;第三种理由是说先生的教应该和先生的学联络。
有了这样的联络,然后先生学生都能自得自动,都有机会方法找那无价的新理了。
”据此,他提出用“教学法”代替传统的“教授法”。
(1917)
此后,他一直主张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有了,但名称尚未出现。
1926年他在其《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一文中曾指出:
“教法、学法、做法应当合一的”。
也就是在这一年,陶行知在南开大学发表演讲,但仍用教学合一的命题。
张伯苓先生说拟改成学做合一,陶于是“豁然置通,直称为教学做合一。
”
到1927年晓庄师范成立时,陶行知已把“教学做合一”定为校训,并连续发表了《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伪知识”阶级》等文章,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阐述。
教学做合一,实以“做”为中心,但陶先生怕人用“做”当招牌而安于“盲行盲动”,所以他下了一个定义:
“做”是在劳力上劳心。
他在《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一文中概括为有三个特征:
①行动;②思想;③新价值之产生。
再者,陶还在《“伪知识”阶级》中告诉我们,“教学做”合一,并不反对讲课、读书,并不排斥理性知识的学习。
教学做合一还要求:
若想在做上教者,先必得亲自演练一番,即首先应在做上学。
这样,先生即就是先做学生,要有“好为人师”的勇气,还得有“可为人师”的本领。
“教学做合一”打破了传统的“教书死、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弊端,教劳心者劳力,在劳力上劳心,这样有利于打通各种壁垒,进行创造性的学习,有新的发现。
三、陶行知生活教育的起点
——陶行知幼儿教育理论与实践
长时间的教育实践,独特、新颖的教育理论,已使陶行知成为我国现代一位纯粹的教育家,然陶行知又可以说是一位标准的教育家,因为他毕生重视发展基础教育,努力探索普通教育的理论与实际,其关于幼儿教育的思想是他全部教育思想的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
(一)幼儿教育是根本之根本
陶行知自1917年开始教育工作以后,很快就重视基础教育,尤其十分重视幼儿教育,他关于幼儿教育方面一些理论、做法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比较先进的。
1929年,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设计教学法的代表人物克伯屈先生来中国参观了中国的幼稚教育后批评说:
“现在中国的幼稚园,还在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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