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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概论分析
当代文学概论
《山乡巨变》是《暴风骤雨》的续篇。
它由正、续篇组成,完整地描写了湖南省一个叫清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艺术地展现了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时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剖析了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理想追求,从而说明农业合作化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暴风骤雨。
如同《暴风骤雨》一样,《山乡巨变》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邓秀梅、刘雨生、李月辉、"亭面糊"、王菊生、张桂秋等一批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山乡巨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每一章集中刻画一个人物,描写一件事情。
作者善于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富有个性的行动,突现人物性格。
学习古典小说刻画人物的技法明显可见。
《山乡巨变》具有浓郁的南国的地方特色,湖南山村清秀俊美的乡风水色和当地特有的风情民俗,赋予小说一种特殊的文化蕴涵,并创造出令读者心驰神往的优美意境。
周立波是驾驭语言的巨匠,《山乡巨变》中语言洗练流畅,清丽自然;人物对话幽默风趣,含蓄传神。
特别是对湖南方言土语的运用,更见语言大家的功力。
创业史》,是作家柳青的长篇小说,最早是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延河》杂志上,每期两章。
这部巨著蕴藏着作者柳青14年农村生活的丰厚积累,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
共分四部,作者生前仅完成了两部。
梁生宝:
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梁生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
梁三老汉高增福、冯有万、任老四、任欢喜、王二直杠、梁大老汉、高增荣、改霞、素芳、生宝妈等,都是些性格鲜明的人物。
他们以相互不能取代的地位,组成了一个矛盾统一的形象世界,给作品带来了丰富的思想意蕴。
:
是《创业史》中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
展现了梁三老汉在那个年代的复杂心理,使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更加真实。
在旧社会,这个老贫农经历了三起三落创立家业的辛酸史,因而衷心拥护土改
郭振山的形象,具有深刻的警策意义。
他身为共产党员,却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对互助组冷眼旁观,极力打击它的威信,成为合作化运动的一块绊脚石
郭世富和姚士杰是作者描写的两个既有共同点又彼此区别得很清楚的反面人物。
在抗拒合作化潮流上,他们有一致性。
高增福、冯有万、任老四、任欢喜、王二直杠、梁大老汉、高增荣、改霞、素芳、生宝妈等,都是些性格鲜明的人物。
他们以相互不能取代的地位,组成了一个矛盾统一的形象世界,给作品带来了丰富的思想意蕴。
《风云初记》,孙犁著长篇小说,从"七七事变"展开故事,表现了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党在滹沱河两岸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曲折历程,反映了冀中劳动人民的觉醒进步和澎湃高涨的战斗热情。
作品用饱含诗意的笔触,塑造了许多人物,特别是在抗日风暴中飞跃成长的农村妇女和人民战士。
子午镇吴家有两个女儿,大的叫秋分,小的叫春儿。
秋分嫁给五龙堂的高庆山,他是10年前这里所发生的一次农民暴动的领袖,暴动失败后,他音信皆无,不知去向。
庆山的父亲高四海和秋分都参加了那次暴动,庆山走后,他们十分想念这位亲人。
子午镇的地主、村长田大瞎子的一只眼,就是在那次暴动中被打瞎的。
眼下他正为从北平某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回家的儿子田耀武谋得区上的好差使。
他知道要组织民团就需要枪,因而派他家的小长工芒种去山里打听枪弹的行情。
芒种在山里遇上了抗日的红军战士,并得知高庆山即将回乡的消息。
他回到镇上,立刻把这消息告诉了秋分,秋分、高四海和春儿都非常高兴。
这时,子午镇有个大贼高疤,趁国民党中央军南逃的当儿,自己拉来一些人当了团长,并娶了蒋家的俗儿为妻。
杜鹏程作。
1954年发表。
小说第一次塑造了彭德怀将军的形象。
它描写出了一幅真正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成功地写出了人民如何战胜了敌人的生动的历史中的一页。
对于这样的作品,它的鼓舞力量就完全可以说明作品的实质、精神和成就。
《保卫延安》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优秀长篇,被誉为“英雄史诗”。
首先,它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以宏大的规模、磅礴的气势,出色地反映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延安保卫战,描绘出一幅真实、壮丽的人民战争的历史画卷。
主人公周大勇是作者浓墨重彩塑造的英雄形象钢铁的意志,勇猛、机智、沉着、灵活的战斗作风
青化砭、蟠龙镇,沙家店
三里湾》,赵树理著长篇小说,成于1955年(乙未年)。
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优秀作品。
华北解放区模范村三里湾在进行着如火如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秋收、整党、扩社、开渠……合作化运动给农村带来新气象,但由此也引发了有关于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种生活方式的种种矛盾,三里湾在发生着巨变。
三里湾》通过三里湾的秋收、整党、扩社、开渠等故事情节,描写了王金生、范登高、马多寿、袁天成四个家庭在扩社过程中的矛盾与变化,生动而真实的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先进力量和落后力量之间的斗争,农民在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和婚姻问题上的种种矛盾冲突,广阔描绘出农村各阶层人们的精神面貌,歌颂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揭露了封建思想在农村的流毒和影响,显示了实现合作化的艰巨性、复杂性。
村长范登高,是个老党员老干部,作为一个个体农民,他很自私,在土改中多分了好地而比别人"翻得高",不关心群众疾苦,只顾自己发财
糊涂涂"马多寿是个封建落后自私的中农典型,在政治上保守糊涂,在谋私利方面精明能干,甚至是用"糊涂"的名声掩盖自私的行径。
袁天成是三里湾的老党员,但却是个"两只脚踏在两条路上"的人,在党内受教育,参加了合作化,回家又受到老婆"能不够"的领导,尽力维护个人利益,他老婆是个逞能自私而又愚昧无知的泼妇,有一套损人利己的人生哲学,一套"搅家婆"的小本领,村里人对她的评价是"骂死公公缠死婆,拉着丈夫跳大河"。
正面形象是党支部书记王金生一家,王金生是个农村优秀干部典型,富有自我牺牲的高尚精神,朴实诚恳的工作态度,精明细致的工作作风。
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从容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善于按照事实的发展规律来考虑问题解决问题
《红旗谱》是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作者是梁斌。
该小说通过讲述了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矛盾斗争的故事。
朱老忠是《红旗谱》中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是这部作品中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
朱老忠是一个跨越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人物。
不甘屈服的反抗意志和善用智谋的斗争精神是朱老忠性格的核心。
义气、重团结、救危扶困、舍己为人的优良品质。
,《红旗谱》成功地塑造了三代农民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横跨两个时代的农民英雄朱老忠的形象。
朱老忠是闪烁着夺目光彩的"这一个",是长篇小说园地中不多见的成功典型。
整部作品凸显了浓郁的民族风格。
另外,综合作品中"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民族传统精神,充满浓厚地方色彩的冀中平原深广背景等,该书称得上是一部反映北方农民革命运动的史诗式作品。
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在用艺术形式表现重大战役方面作了较好的探索。
它以1947年山东战场的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连贯的战役作为情节的发展主线,体现出作者对现实战争小说的“史诗性”的艺术追求,即努力以宏大的结构和全景式的描写展示出战争的独特魅力
红岩》《红岩》是196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国民党集中营的幸存者罗广斌、杨益言。
以描写重庆解放前夕残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
它的基本情节以“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包括渣滓洞和白公馆)内的敌我斗争为中心,交错地展开了我地下党领导的城市的地下斗争、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狱中斗争以及华蓥山区的武装斗争,集中描写了革命者为迎接解放、挫败敌人的垂死挣扎而进行的最后决战,歌颂了革命者在酷刑考验下的坚贞节操,塑造了许云峰(许建业)、江姐(江竹筠)、成岗(陈然)、刘思扬(刘国志)、余新江(余祖胜)等众多可歌可泣,令人难忘的革命英雄形象,深刻展示了革命者的崇高精神境界和思想光辉
《林海雪原》是作家曲波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
书里所写的是有关于1946年冬天,东北民主联军一支小分队,在团参谋长少剑波的率领下,深入林海雪原执行剿匪任务的过程。
着重描写侦察英雄杨子荣与威虎山座山雕匪帮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
少剑波(杨子荣座山雕
《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塑造革命知识分子形象的优秀长篇小说。
作者杨沫,出生于北京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在河北省定县等地教书,后又在北京做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在此期间接触了马列主义思想,并加入了共产党。
这种个人的生活经历对她的小说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青春之歌》正是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这一在三十年代觉醒、成长的革命青年的典型形象。
小说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曲折过程。
林道静为了寻找个人出路,逃避为男人当"玩物"和"花瓶"的命运,踏上流亡之路。
她逃离家庭,到北戴河附近的杨家村小学投亲不遇,做了代课教师。
然而,校长余敬唐却阴谋地把她嫁给当地的权贵,走投无路之下她投海自尽,被一直注意着她的北大学生余永泽搭救。
"诗人兼骑士"的余永泽,唤醒了林道静对生活的热情,在余永泽爱情的感动下,她答应和他共建爱巢,从小孤苦无依的林道静暂时享受到了家庭的温馨。
但她不甘心被人供养,先是寻找工作受挫,后接触到北大的爱国学生,思想上受到触动。
当遇到共产党人卢嘉川之后,她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
余永泽一再拦阻她参加革命活动,并导致卢嘉川被捕。
林道静在惨痛的事实面前如梦方醒,决心离开庸俗自私而平庸的余永泽,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
从此她在革命者的指引下,一步步《青春之歌》正是通过对林道静个人命运、遭遇和归宿的描写,通过对当时形形色色各种类型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描写,既反映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又提炼出革命的思想主题。
在艺术特色上,整部作品结构宏伟,情节曲折复杂,在处理人物形象时作者避免了简单片面的处理,而是以细腻的笔触伸入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中,真实地刻划人物的心理,较为全面地把握了人物的多重侧面,因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克服软弱,最终成为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茶馆》以北京裕龙大茶馆为背景,描写了清末、民初、抗战胜利后三个历史时期的北京社会风貌。
全剧共分三幕,作者以极其精湛的笔端和巧妙的艺术手法,截取了横贯半个世纪的三个旧时代的断面,通过茶馆这个小窗口以及出入于茶馆的北京各个阶层的三教九流人物和他们的举止言谈折射出整个社会大背景。
全剧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但却以茶馆掌柜王利发为中心,历经三十时代几十个人物的生活变化,给人们展示出一幅气势宏伟的历史长卷。
老舍先生在剧中不仅成功地塑造了王利发、常四爷、秦二爷这样一些饱含旧社会人间沧桑却不丢中国人骨气的人物形象,也刻画了刘麻子、庞太监等旧中国地痞、流氓的丑恶嘴脸。
作品的主题在于,这些人物身上,充分体现出时代特征和社会心理,从而看到了埋葬三个旧时代的必然性。
剧作家没有以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农民来完成推翻腐败的旧社会这个主题,而写出了王掌柜、常四爷、秦二爷这些人同样也能完成这个主题。
这样描写的深刻之处在于,连这些人都活不下去了,社会已经坏败到了什么地步!
王利发精明、善良、勤劳,善于经营。
他胆小怕事,本着莫谈国事的处世原则,靠自己的力气挣钱度日。
可是,他越怕国事,这国事就越是不断地往他的茶馆里钻。
他信奉改良主义,可改来改去,这茶馆越改越糟。
在第三幕里,王掌柜似乎看透了一切,他也变得老于世故了,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见人陪笑、作揖、夹着尾巴做人了。
他也敢骂国民党了。
人生的磨难,使他变得倔强起来。
可最终这“国事”逼他上了吊。
临死前,他把家人打发到解放区去,自己和常四爷、秦二爷聚在茶馆里撒起纸钱来。
三位老人苦中作乐,为自己送终,聊以自慰。
王利发在弥留之际才领悟做人的痛快,因为他道出了多年积郁在心里的话。
一辈子渴望改良的人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了。
这就是王利发的人生悲剧。
应该说,老舍先生在创作《茶馆》的主题上,其戏剧观念具有新的突破。
当时,有的朋友建议他以康顺子的悲惨遭遇和康大力参加革命为全剧主要线索发展剧情。
老舍先生拒绝了这个建议,大胆、执著地按照自己的创作意图走下去。
实践证明,老舍先生在《茶馆》这部杰作里十分完满地实现了恩格斯著名的精辟论断:
“我以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而不应当特别地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
“老舍自己说,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
《茶馆》的成功创作,充分体现了老舍先生的艺术追求,那就是“写自己真正熟悉的人和事。
人物对话必须是真正性格化的语言”,“话到人到”、“开口就响”、“闻其声知其人”,可以说,《茶馆》的确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化境。
《茶馆》于1958年3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获得巨大成功。
该剧圆满地展示了老舍作品所独有的“京味”风格,堪称老舍戏剧创作的顶峰,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话剧精品之一。
《茶馆》是中国话剧第一次出国剧目。
1980年9月至1986年,该剧组先后出访西德、法国、瑞士、加拿大、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演出,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极大欢迎。
可见,《茶馆》不仅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也为新中国话剧艺术带来国际性的荣誉。
《关汉卿》堪称田汉的绝唱,他以诗的语言,诗的情调与诗的构思,谱出了一曲关汉卿的赞歌。
展现了田汉不仅作为一位戏剧家,而且作为一位热情澎湃的浪漫诗人的卓越才华。
《关汉卿》浓郁的抒情色彩,伴随着化入其中的元曲的神韵和声律,显现着浓烈的诗情和历史的意味,令人回肠荡气,回味无穷!
关汉卿的艺术形象,概括了中国历史上一切进步文人的斗争品格,也体现了田汉一生为我国戏剧事业奋斗的亲身体验。
作品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运用大胆的想象,炽热的诗情和作者一贯的历史责任感,博得极高的声誉。
全剧结构完整、语言精炼、通俗,描写细腻,被公认为是田汉戏剧创作的高峰,堪称中国话剧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无辜民女朱小兰被贪官污吏处死。
关汉卿满腔义愤,写《窦娥冤》以伸张正义,演出后获得巨大成功。
场上有义士王著高呼:
“与万民除害!
”这激怒了权贵阿合马之流,他们强令关汉卿修改剧本。
关汉卿决不屈服,誓死不改,遂陷囹圄。
他决心“将碧血,写忠烈,作厉鬼,除逆贼……”,于此,塑造了一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的崇高形象。
此剧写关汉卿和朱帘秀的“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床死同穴”的爱情,他们不但是情投意合的尘世知己,而且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一个敢写,一个敢演,即使一起投入大狱,面对杀身之祸,也都视死如归。
一曲《双飞蝶》,将爱情引向一个净化人生,升华人格,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悲壮境界。
上海的早晨—周而复这部庞大的四部曲小说,写的是建国初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构思执笔到完稿经历了27个春秋,庞大的结构、众多的人物显示了那一代作家驾驭大历史的雄心。
杨朔——三千里江山,荔枝蜜
贺敬之——放声歌唱·回延安·桂林山水歌
郭小川——望星空
姚雪垠——李自成
陈登科——风雷
浩然——艳阳天
金敬迈——欧阳海之歌
王愿坚——党费
闻捷——复仇的火焰
李季——杨高传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登记,锻炼锻炼
孙犁——铁木前传
肖也牧——我们夫妇之间
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茹志鹃——百合花
俊青——黎明的河边
山药蛋派:
马烽,西戎,孙谦,胡止
"干预生活"在1956年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一些同志提出的、具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创作主张。
当时,文艺创作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和回避生活中重大矛盾的现象。
"干预生活"的倡导者认为:
作家不能也难以无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阴暗面。
"干预生活"就是要研究生活,思索和解释生活,对生活有所行动。
即作家应该以主人翁的姿态,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腐朽、落后的事物以狠狠鞭打,并且呼唤与鼓舞人民与种种阻碍我们事业前进的丑恶现象作斗争,以推动历史前进。
政治抒情诗是十七年诗歌的主要诗体样式。
在这种诗体中,诗人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人身份,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思潮的评说与情感反应。
在诗体形态上,是强烈的革命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即“实际上是抽象的思想、抽象的概念,但用了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
”这种诗体,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加以铺陈。
代表诗人:
郭小川、贺敬之。
生活抒情诗以情为核心,它是作者由于受到日常生活场面的触发而采取的抒发内心情感、感物吟志、表现生活的一种诗歌。
从生活抒情诗创作来看,其表达情思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直抒胸臆式;二是娓娓道来式;三是意境创设式;四是托物言情式。
闻捷《天山牧歌》。
"新民歌运动"以"大跃进"为背景,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相关联,由毛泽东提倡,各级党委政府组织、发动的一场群众性运动。
其对于诗坛的影响在于它被许多人视为与五四新诗传统相对立的诗歌发展新道路。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讲话中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天安门诗歌运动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民群众冲破当时的严厉禁令,掀起一场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主要内容的运动。
这场运动所引发的机缘是政治性的。
广大群众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周总理的无限热爱,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愤怒与谴责,爱憎之情分明。
故被称为“天安门诗歌运动”。
它是群众自发的诗歌集体创作运动。
"第四种剧本"得名于剧作家刘川的评论文章--《第四种剧本--评〈布谷鸟又叫了〉》,是其对1956年前后出现在中国剧坛的一批戏剧的概括。
这些剧本突破了当时剧坛所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而显示出某些特色。
《布谷鸟又叫了》
当然很多最终能够尊重生活真实形态、让思想服从于生活而不是代替生活、弘扬现实主义传统的剧本都可以归纳为"第四种剧本"
赵树理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与鲁艺文学系主任陈荒煤在一起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小说流派“山药蛋派”。
这个流派以著名作家赵树理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这个流派还包括冯志勤、西虎、威树、林依晨、赵少康等一批小说家。
在50年代后期,他们结成了一个作家群体,创作出众多带有“山药蛋味”的优秀作品。
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中篇小说)、《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长篇小说)、《登记》,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盖马棚》、《姑娘的秘密》,孙谦的《伤疤的故事》,胡正的《两个巧媳妇》,以及年青作家韩文洲、杨茂林、李逸民、义夫、成一等人的作品。
赵树理“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
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小说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
赵树理在《三里湾》第二节里,介绍了王宝全、王金生的居住环境,按东西南北的顺序介绍了窑洞房子及使用习俗。
例如西边四孔窑洞的分工是这样的:
金生、玉生兄弟俩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
王宝全老两口住一孔。
女儿玉梅住一孔,但却是套窑,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有窗无门,进进出出必须经过父母的门。
这表明,一方面闺女大了,需和父母分开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谨防越轨乱礼,和父母的窑洞串在一起,一举一动都可受到父母的监督、约束。
在这里,窑洞已不是简单的物质客体,而是寄寓了传统的民俗心理,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
《三里湾》还描写两个旧式大家庭的劳动分工、经济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复杂的关系,揭示了家长权威和旧伦理观念对旧式家庭的影响。
《李家庄的变迁》里“吃烙饼”这一晋东南乡里民俗的描写,更富有深刻的社会内涵。
“吃烙饼”的民俗特点是,村里发生了纠纷,由双方当事人请村落的头人、族长或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在吃烙饼的过程中评理,地点设在村子的庙堂里。
等评理人作出裁决后,输了的一方要承担责任并付给吃烙饼的费用。
小说中写农民张铁锁与村长李如珍的侄儿发生纠纷,村长武断地评张铁锁输理,霸占了张铁锁的土地,并让他付出吃烙饼的费用。
张铁锁回家后气愤之下说了几句过头话,被村长的人听到,就把他们夫妇锒铛入狱,最后赔了土地与房产,才了结此难。
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权、政权于一身的封建势力代理人,依靠军阀统治者支持,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压迫。
赵树理的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
《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
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
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
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
《登记》里的小飞蛾本来已有个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却把她嫁给了张木匠。
她虽然极不情愿,可还得按照传统婚俗顶着红头盖,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伙子闹新房三里湾赵树理,照惯例在大年初一由两个妇女搀着到各家磕头、拜年,带丈夫“回娘家”。
后来因和保安交换了爱情信物,而被张木匠毒打,婆婆和邻里也认为她“名声不正”。
小飞蛾的婚姻悲剧,也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
《邪不压正》则表现了妇女对以势压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时代的变迁。
《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
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长篇小说:
《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
中篇小说:
《李有才板话》
短篇小说:
《登记》、《孟祥英翻身》、《锻炼锻炼》、《小二黑结婚》、《传家宝》、《铁牛的复职》、《地板》、《福贵》、《田寡妇看瓜》、《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
孙犁的作品以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为其秀雅、隽永的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其中《荷花淀》、《芦花荡》、《嘱咐》等短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篇章。
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
被文艺界视之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
孙犁的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农村为背景,生动地再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情景。
茅盾说过:
"孙犁的创作有一贯的风格,他的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犁一生笔耕不辍,是中国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以其众多经典性的作品,描绘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幅幅壮丽、清新的文学图画。
全国解放后,孙犁文学创作继续取得长足的进展,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极富盛名的小说,散文大家,被认为是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孙犁文学创作迎来了第二个高峰,他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文体的创新,艺术风格的鲜明和炉火纯青,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他的作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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