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烧发电厂材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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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发电厂材料
新闻聚焦
垃圾焚烧发电厂落地有多难?
选择用垃圾焚烧发电厂来解决垃圾围城的问题,西安可谓“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从1998年开始规划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就启动选址工作,直到目前,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仍在纠结中。
一选再选,一拖就是19年!
记者从西安城市管理局了解到,早在1998年,西安就开始规划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当时选址在西安北郊北三环附近。
但随后不久,西安一所大学的分校区选址在此附近。
由于当时人们对垃圾焚烧发电的认识不足,同时垃圾焚烧发电的环保工艺尚未得到完善,邻避效应发挥作用。
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为了不影响区域发展,经过协商,垃圾焚烧发电厂重新选址。
这一拖就到了2010年,西安市政府重新选址到了六村堡八兴滩。
然而,不到一年时间,西咸新区规划正式发布,将八兴滩囊入其中。
作为陕西省集全省之力打造的新区,每一寸土地都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有力支撑,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再次成了难点。
“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国家有严格的技术规程,每一次选址从选址到踏勘到论证都需要半年以上,光是在具体选址上,在与当地沟通过程中,有些地方前前后后选了10次还定不下来。
”一位参与选址的工作人员说。
选址还在走马灯似的换地方。
2014年5月,西安市再次对外公布,西安将建设3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基本确定了选址用地:
沣东新城八兴滩区域、灞桥区江村沟区域、长安区魏寨彭村区域。
然而,后续工作并没有紧跟上。
截至目前,西安仍然没有一座启动建设的垃圾焚烧发电厂。
2017年,在垃圾围城迫在眉睫的情况下,西安再次强力推进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工作,将在户县、蓝田、灞桥、高陵、沣东新城五个地方布局5座垃圾焚烧处理厂,要求2017年底前开工建设。
目前,具体的建设选址工作还在继续。
“大家都不愿意将垃圾焚烧发电厂建在自家的门口,这就是邻避效应。
去年,为了征得群众的支持,我们在蓝田、高陵等地举办过多场培训,请垃圾焚烧发电的专家给当地的政府、单位、普通群众科普现代垃圾焚烧发电对环境的影响,有些区县还组织群众去其他省市已建成的垃圾焚烧处理厂参观考察,消除大家的顾虑。
”一位西安市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采访中,专家也建议,要通过科学的决策,在选址建设过程中,充分重视群众的利益诉求。
如果能建立合理的风险补偿机制,让当地居民共享项目建设带来的政策红利,让垃圾焚烧发电厂真正给附近的居民带来好处,才能赢得当地群众的支持和信赖。
用事实说话,远比说一千次道理管用。
通过垃圾焚烧发电厂现场考察,通过培训,通过政府的合理选址决策,从选址就让群众参与其中,及时解答群众的各种疑问等一系列举措的实施,希望这一次,选了19年址的西安垃圾焚烧发电厂能够真正落地。
民间环保组织调查:
27座垃圾焚烧厂25天超排2533次
到2017年1月,新修订的国家标准《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实施已整整一年。
长期关注垃圾焚烧厂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以及芜湖生态中心2017-01-11发布了他们针对垃圾焚烧厂所做的调查结果。
两家环保组织称,在2016年12月1日至25日期间,27座垃圾焚烧厂存在超标行为,25天累积超标2533次;全国仍有超过一半的垃圾焚烧厂没有通过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平台公开信息,较之2016年年初没有进步。
据两家环保组织的调查统计,我国已运行垃圾焚烧厂有230余座,但是,公布自行监测信息平台的企业不足50%。
两家环保组织认为,这明显不符合关于垃圾焚烧厂应列为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国家重点排污单位的相关要求。
同时,2016年12月,两家环保组织对99座垃圾焚烧厂自行监测信息平台公开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只有72座焚烧厂公布了自动监测数据,“天津滨海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南山垃圾发电厂均缺失12月自动监测数据。
”两家环保组织称,即使在企业信息平台公开信息的焚烧厂,也出现数据更新不及时、不规范,污染物限值未更新、缺失自行监测年度监测报告、自动监测方案缺失等情况。
两家环保组织认为,纵观整个2016年垃圾焚烧厂信息公开的状况,从企业信息平台上公开的焚烧厂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全国平均水平为不及格。
两家环保组织称,广东省将原本已在企业信息平台公开信息的珠海市垃圾发电厂、深圳大贸环保投资有限公司、深圳粤能环保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撤销,2016年12月,环保组织已经无法获悉这三座焚烧厂的污染物排放情况。
“除了信息公开不尽如意外,超标情况仍是非常突出的问题。
”两家环保组织透露,公开自动监测数据的72座垃圾焚烧厂中,27座焚烧厂存在超标记录,超标率为37.5%,而在2016年12月1日至25日,总计超标2533次。
其中,江苏大吉发电有限公司、绍兴市新民热电有限公司超标情况非常严重,高达上千次。
两家环保组织披露,江苏大吉发电有限公司在12月1日至25日烟尘自动监测数据一直超标,检测次数600次,超标600次;绍兴市新民热电有限公司2号废气排放口,氮氧化物超标500次,二氧化硫超标597次;嘉兴桐乡市新都绿色能源有限公司3号、4号、5号焚烧炉二氧化硫累计超标300余次;中电国际新能源海南有限公司老城开发区海口环保发电厂1号、2号三项污染物焚烧累计超标140次;杭州余杭锦江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二氧化硫超标88次,氮氧化物超标3次;湖北创冠环保(黄石)有限公司1号、2号焚烧炉累计超标45次等。
两家环保组织有关负责人介绍说,通过调查,他们发现,地方环保部门对于垃圾焚烧厂监管力度太弱,尤其是江苏大吉、绍兴市新民热电有限公司、桐乡市新都绿色能源有限公司焚烧厂基本处于长期超标的状况,不但没有停产整治,也未看到相应的处罚。
这位负责人称:
“由于现在环保部门还未将企业自行监测的数据作为处罚的依据,环保部门1年3至4次监督性监测的达标,和运行中超标数百次乃至数千次的事实一对比,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管力度太弱,监管和处罚机制急需改变。
”
“全国垃圾焚烧厂真实的运行情况,远比2533次超标情况更为严重。
”两家环保组织称,因为自动监测数据通常是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常规污染物,以及小部分一氧化碳和氯化氢数据,但是垃圾焚烧厂排放出更高毒性的污染物,例如铅、镉、汞等烟气中重金属、二噁英类含量并不能通过自动监测获悉实时排放的数据。
他们认为,按照国家标准重金属每月至少监测一次,二噁英类每年至少监测一次的监测频次无法代表焚烧厂真实的排放情况,而焚烧厂烟气和飞灰中的重金属、二噁英等污染物含量的信息公开情况更不乐观,尤其是飞灰在整个焚烧厂运行过程中信息最不公开、监管最薄弱的环节。
两家环保组织呼吁,所有已运行的垃圾焚烧厂必须通过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公布平台公开信息,并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公开信息;他们同时建议,环保部、地方环保部门开展全国垃圾焚烧厂烟气、飞灰、渗滤液排放等专项整治工作,确保垃圾焚烧厂的各环节达标运行。
目前,政府高度重视城镇生活无害化处理工作,国务院等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扶持性政策,并且出台了相关处理标准和技术规范,推动垃圾焚烧发电行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可以预见,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将会朝着精细化、智能化、生态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热点问题/矛盾冲突点
垃圾焚烧厂建设状况
●如火如荼
●前景可观
●挑战巨大
垃圾焚烧再登风口浪尖四大问题引发业内激辩
近日,一份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牵头发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再度将垃圾焚烧推上了风口浪尖。
《报告》按照已建成3座及规划运行8座垃圾焚烧厂的总量计算,提出北京地区生活垃圾焚烧率将在2017年末、2018年初达到高峰。
届时,全市约6成的生活垃圾将通过焚烧处理,年焚烧量或突破590万吨,全过程社会成本预计达373.2亿元。
垃圾围城,民心之痛。
数据一经公布,争议即刻四起。
然而,垃圾焚烧与环境保护缘何纠葛不断?
垃圾焚烧可否摆脱尴尬困境?
是否存在更为优化的处理方式?
多位业内人士给出了解读。
一、焚烧垃圾成本几何?
一年“烧”掉370多亿
据环保部《2016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统计,早在2015年,北京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就已达790.3万吨,日产量超过2万吨。
这意味着,如若用装载量2.5吨的卡车运输,车辆足以围绕三环路排满一圈。
数量激增下,垃圾焚烧的脚步不断加速。
《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13—2015年)》提出,在已有3座的基础上,还将新增8座垃圾焚烧厂,并计划在2018年底全部投用。
以现有的3座焚烧厂计算,《报告》显示每吨垃圾“收集—运输—转运—焚烧—填埋”需花费2253元,全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置的年社会成本为20.39亿元。
待增至11座后,社会成本每年将达373.2亿元,每吨折合6250元,预计相当于2018年北京市GDP的1.33%。
对此,《报告》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说明称:
“所谓社会成本,主要包括由公共财政直接或间接支付、跨越焚烧厂界的资金,以及因焚烧而产生的健康成本。
”
以位于朝阳区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为例,《报告》综合评估其土地等固定成本、垃圾处理费、电价补贴、飞灰补贴等费用后,得出2015年垃圾焚烧社会成本为每吨354.77元。
媒体记者也就该结果向厂区方面进行了求证。
厂区所在的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并未作出明确回应,仅表示焚烧厂所得补贴并不等同于其处理成本。
二、是不是二噁英惹的“祸”?
技术可控,管理待加强
一边是“不得不烧”的呼声,一边是“抗议—中止—重启—再抗议”的怪圈,二噁英成为垃圾焚烧博弈中的“主角”。
在宋国君看来,“无害化”是垃圾处理的重要标准之一,因二噁英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理应被列入社会成本,“按北京市2018年人口控制在2300万计算,如不加以控制,每吨垃圾焚烧产生的健康成本为4476元。
”
对此,多位专家表示,二噁英值得警惕,但也不必“妖魔化”。
例如在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一系列控制手段得以实施。
“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焚烧炉,确保炉温达到850℃以上,烟气停留时间不小于2秒,以减少其产生。
同时在烟气净化系统的烟道上布置活性炭导入装置,并使用布袋除尘器过滤,可起到吸附作用。
”相关负责人称。
据悉,《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也已落地实施。
其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基本与欧盟相当,二噁英类标准由过去的1.0ngTEQ/m³收紧至0.1ngTEQ/m³。
既然技术可控,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周宏春指出,尽管从技术上看完全可控,但现实中,部分垃圾焚烧厂并未严格执行标准,甚至诱发“邻避运动”的群体性事件。
从事固体废物处置研究多年的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聂永丰也认为,既应重视焚烧技术的提高,也要加强对垃圾焚烧厂运营的监管,如通过无害化等级评估等方式强化监管,形成良性运营。
三、垃圾焚烧厂要不要扩建?
全市统筹、企业自律
在“挺烧”与“反烧”两大阵营的交锋下,要不要扩建垃圾焚烧厂成为焦点。
据北京市城管委固废处公开信息显示,北京城市生活垃圾目前仍以焚烧为主,占比约四成,生化处理或填埋方式各占三成左右。
“相比其他两种方式,焚烧产生的不利影响相对较少,可谓‘两害相权取其轻’。
”周宏春表示,处理等量垃圾,焚烧厂用地只是填埋场的1/20-1/15。
填埋场分解垃圾通常要7到30年时间,焚烧厂两小时左右便处理完毕。
此外,据德国权威环境研究机构研究,焚烧产生的污染物仅为填埋的1/50左右。
然而,由于污染物排放超标或选择性达标、缺乏公开透明的项目信息、运输车辆带来噪音及臭气等原因,垃圾焚烧也非最佳选择。
“从‘垃圾围城’的现实出发,生活垃圾不烧不行,而缺乏精细管理和达标排放的焚烧一定也不行。
采用焚烧方式,只是现阶段的无奈之选。
”在周宏春看来,建设垃圾焚烧厂应遵循“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环境可容纳、公众可接受”的原则。
政府能否严格监管、企业能否自律,也被中国工程院院士、能源与环境技术专家陈勇视为运营垃圾焚烧厂的关键所在。
有没有偷工减料、处理中的异味如何解决、焚烧工艺是否实施到位等,均考验着政府与企业的能力。
宋国君则建议不再以区县边界划分建设,而是根据焚烧厂周边人口统计及垃圾减量实施全市统筹。
在服务能力覆盖范围内,全市只设置一座综合性垃圾处理设施,遏制“一区(县)一焚烧厂”的格局。
四、有无更科学的处理方式?
源头分类、末端焚烧
面对日渐增长的垃圾量与现实处置能力之间的缺口,是否有更为科学的处理办法?
国家发改委、住建部3月31日联合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或将推动垃圾处理走出困境。
由此将按污染者付费原则,完善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有害垃圾、易腐垃圾、可回收物等将强制分类,“湿垃圾”与“干垃圾”分类收集、分类投放。
2020年底前,北京等40余城市将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该方式得到了宋国君的赞同:
“先分类、再焚烧可带来垃圾成分的变化,处理所需辅助燃料量、二噁英浓度等相应降低,资源回收增加。
据总体估算,垃圾管理社会成本可降至原来的三分之一。
”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透露,如果源头不分类,焚烧厂后期实行分类的效果微乎其微。
其所就职的北京某焚烧厂,目前就完全没有涉及前端分类。
“有人说‘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但我认为这一说法应有前提条件,比如经济上合理、废物利用技术上可实现等。
除回收外,垃圾中还有很多不可用的成分,通过分类才能‘物尽其用’。
这也是循环经济所倡导的,关系到垃圾处理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周宏春坦言,尽管我国推行垃圾分类措施由来已久,但执行与效果并不理想,可见这项工作的难度。
强制分类,还需从政府部门等公共机构做起,解决好“班子”与“银子”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已明确提出“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垃圾“处理”迈向垃圾“管理”的转折期,过去的末端处理将转向全过程、多元化的综合利用管理。
政策驱动力度加大垃圾焚烧市场空间加速释放
近日,国家能源局召开《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新闻发布会。
消息显示,截至2015年底,垃圾焚烧发电装机容量约480万千瓦,发电量约250亿千瓦时,年处理垃圾约8000万吨,约占年垃圾产生量的40%。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司长朱明表示,“十三五”期间将稳步发展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而日前发布的《生物质能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鼓励建设垃圾焚烧热电联产项目,加快应用现代垃圾焚烧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
在2015年我国垃圾焚烧发电约470万千瓦基础上,规划到2020年,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达到750万千瓦,增幅为56%。
朱明透露,在做好环保、选址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前提下,在具备条件的大中城市稳步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
加快应用现代垃圾焚烧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提高垃圾焚烧发电环保水平。
中投顾问发布的《2017-2021年中国垃圾发电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我国卫生填埋场数量约1800座。
随着垃圾填埋场库容临近限值,以及土地资源紧张的城市开始关闭填埋场并在原址建设垃圾焚烧厂,进一步释放垃圾焚烧行业的市场空间。
面对日益紧逼的垃圾围城困境,垃圾焚烧发电显然成了十三五时期的“香饽饽”。
各项利好政策的出台,将其发展空间扩容至前所未有的广度。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17年底,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活垃圾清洁焚烧标准和评价体系。
到2020年底,全国设市城市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总处理能力50%以上,全部达到清洁焚烧标准。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十三五”大中型城市将重点发展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技术,鼓励区域共建共享焚烧处理设施,到2020年,垃圾焚烧处理率达到40%。
国家可再生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张平表示,城市生活垃圾得以充分资源化、发电,可节省其他能源。
按我国目前垃圾年产量2.5亿吨,以平均低位热值900千卡/千克折算,相当于3214万吨标准煤。
若35%用作焚烧发电,年发电量可达262亿千瓦,经济效益巨大。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研究所教授聂永丰则指出,我国应既重视焚烧技术的提高,也要加强对垃圾焚烧厂运营的管理和监管,特别是焚烧厂内部的运行管理是重点。
同时,也要加强政府和公众对焚烧厂外部的运行监管,以此来促进垃圾焚烧厂的规范运营。
除此之外,还需通过加强行业管理,对焚烧厂进行无害化等级评估,形成保证焚烧厂良好运营的管理体制。
据悉,目前深圳东部在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该设施将采用垃圾焚烧发电领域最先进的技术。
垃圾发电厂建成后,预计每天可以处理约5000吨垃圾,约占2000万人口的深圳全年产生垃圾数量的1/3。
广东省环境卫生协会会长陈善坤表示,垃圾焚烧是减量减容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希望此举能够提高垃圾焚烧的比重。
可以预见,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将会朝着精细化、智能化、生态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固体废弃物处理将由“简单处理”转变为“综合治理”,产业链前端的重要性开始提升,工业4.0也将重塑行业,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包括互联网、交易平台、智慧城市等。
原因
●政府
●企业
●民众
●社会
●技术
●管理
●污染
●资金
垃圾焚烧项目近几年为何火爆增长
磐石环境与能源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2014年7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国家重点推广的低碳技术目录》征求意见稿,一共列出34项低碳技术,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技术也进入了这份名单。
在此之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的若干规范性文件组合而成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已将垃圾焚烧发电作为生物质能源发电的一类纳入了可再生能源电力补贴的范围中。
但是,我国的垃圾焚烧发电技术是否低碳、清洁和可持续,国家对垃圾焚烧发电的补贴是否合理,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是造成当下垃圾焚烧厂数量呈直线上升态势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的这份研究报告披露了这样一组数据,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收集—运输—焚烧—填埋”全过程社会成本2253元/吨,包括收集、运输和转运社会成本1164元/吨,焚烧处置(入焚烧厂后)社会成本1089元/吨。
焚烧处置社会成本中,二噁英致癌健康损失764元/吨,是典型的环境污染外部性问题。
焚烧各类补贴325元/吨,其中包括垃圾处理费,电价补贴,底灰处理补贴、税收优惠、建设补贴、土地费用补贴、渗沥液处理补贴等。
这样一大堆的补贴,企业能不积极上项目吗?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的报告显示,北京的垃圾焚烧厂目前3家在运转,拟建及待投产的还有8座。
据E20环境平台研究院的院长薛涛介绍,政府目前鼓励在PPP领域推垃圾焚烧项目。
“这样一窝蜂地上垃圾焚烧项目不是什么好事。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如是说。
当垃圾焚烧与企业利益挂钩时,就变得不理性了,就会把环保概念抛到脑后。
磐石环境与能源研究所通过数据比较分析,得出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不是一种低碳的能源利用方式”的结论。
其理由是,垃圾焚烧发电相比其他垃圾处理方式,每吨垃圾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第二,仅次于厌氧填埋,却是厌氧产沼发电的16倍。
同时,垃圾焚烧发电相比其他能源发电技术,每兆瓦时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最高的,达到2.72吨,这一数值不仅远远高于太阳能和风力发电,也高于化石能源发电,包括天然气、燃油,甚至煤炭发电。
如果垃圾焚烧没有做到充分燃烧,其产生的污染照样不能忽视。
因此,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建议:
应尽快终止来自政府的各项补贴政策,终结电价补贴,将税收减免显性化,公开每个焚烧厂的税额减免额度,使政府在核算焚烧成本上有更多的决策信息,在控制焚烧厂数量上做到正确掌控;并引入市场化方式,将燃烧充分、垃圾减量作为监管垃圾焚烧企业的硬指标。
思考与认识
邻避效应
邻避效应,不是无招可解
垃圾处理设施是城市最重要的市政设施之一,是基本城市功能的保障。
而在现实中,邻避心理是其选址和建设面临最困难的问题。
据相关人员介绍,有些地方怕垃圾焚烧发电厂影响区域发展而一再拖延,有些群众不清楚垃圾焚烧发电带来的确切影响而以讹传讹,有些地方单位甚至房地产开发商,从自身利益考虑,反对选址。
多层面的利益博弈,为选址增加了更多阻碍。
“大家都不愿意将垃圾焚烧发电厂建在自家的门口,这就是邻避效应。
去年,为了征得群众的支持,我们在蓝田、高陵等地举办过多场培训,请垃圾焚烧发电的专家给当地的政府、单位、普通群众科普现代垃圾焚烧发电对环境的影响,有些区县还组织群众去其他省市已建成的垃圾焚烧处理厂参观考察,消除大家的顾虑。
”一位西安市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采访中,专家也建议,要通过科学的决策,在选址建设过程中,充分重视群众的利益诉求。
如果能建立合理的风险补偿机制,让当地居民共享项目建设带来的政策红利,让垃圾焚烧发电厂真正给附近的居民带来好处,才能赢得当地群众的支持和信赖。
用事实说话,远比说一千次道理管用。
通过垃圾焚烧发电厂现场考察,通过培训,通过政府的合理选址决策,从选址就让群众参与其中,及时解答群众的各种疑问等一系列举措的实施,希望这一次,选了19年址的西安垃圾焚烧发电厂能够真正落地。
简介
垃圾焚烧四大原则
不分拣到位不焚烧
健全的垃圾分类是垃圾焚烧发电的前置条件,是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这早就是社会共识。
问题是垃圾分类需要强大的基础设施,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提供垃圾分类所需的强大基础设施。
不论公众的分类冲动多么强烈,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强大基础设施来配合,就绝无落地的可能。
不财政全额不焚烧
巨大的环境风险注定,把垃圾焚烧发电这种高风险产业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去主导,后果极其严重。
如果城市垃圾危机确实严重到非烧不可,那么这种事关公共安全的高风险产业,就完全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就应该主要由城市政府买单,应该属于财政全额保障的公益行业。
惟有财政全额保障,不计成本,才可能杜绝偷工减料的行业黑洞。
不公开透明不焚烧
能否做到垃圾焚烧全程公开透明,也应是决定垃圾焚烧发电是否上马的重要指标。
垃圾焚烧发电必须做到向整个社会,尤其向作为潜在受害者的所在社区的居民全方位开放,接受整个社会尤其是所在社区居民全方位的监督,才能真正取信于人,真正让人放心。
不公平补偿不焚烧
垃圾焚烧发电不可避免的环境风险,显然要对周边居民的物业带来一定损失,既有损失就该赔偿。
利益只能置换,不能被牺牲,无论当事的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
这个原则必须是刚性的,否则,借着所谓整体利益、多数人利益,今天被牺牲的可能是他,但明天就可能是你。
近20年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国家政策汇总
近年来,国内一些地方针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邻避效应”和群体事件,有些人甚至别有用心,利用普通民众对行业知识的不知情、不了解,通过网络、媒体等大肆“妖魔化”垃圾焚烧发电,而实际上,“垃圾发电”从国外发达国家开始发展至今大约70年以来,从处理技术、工艺、设备到渗沥液、烟气、灰、渣等的治理水平,都已经实现了可控在控的基本目标,为解决各地“垃圾围城无地可埋”、实现垃圾处理“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目标提供了一种切实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我们国家正是基于该领域方案和技术的成熟性与可靠性,从新世纪以来到现在,连续16年不断出台相关的政策,甚至从发电补贴、税收优惠等方面提倡和鼓励“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以解决传统的“露天填埋”带给人类和生态的环境危害。
●2000年
《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产品)目录(第一批)》,将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成套设备列入目录,拉开了国家鼓励生活垃圾采取焚烧发电处理方式的序幕。
2000年
国家环境保护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首次发布《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2001年做了第一次修订,2014年做了第二次修订,目前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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