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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1泛亚主义与20世纪远东
大棋局
(一)泛亚主义与二十世纪远东
2015.10.31上海讲座
1、脱亚入欧
2、英日同盟
3、反目成仇
1、脱亚入欧
今天我们提一下大亚洲主义或者泛亚主义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于近代远东的历史是非常关键、而且通常被忽略的一章。
忽略的原因,是因为人为地构建历史体系,把前后几段之间的逻辑联系和历史联系基本上切断了。
“泛亚主义”产生的时候,实际上不是一个纯粹的日本现象,毋宁说是以日本为主,大清、朝鲜和越南士大夫都参加过的一个集体现象,它是欧洲势力渗入远东的一个自然现象。
最初的泛亚主义者,主要是日本的汉学家,他们首先倡导泛亚主义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就是说,欧洲人强势进入远东,大清也好,日本也好,朝鲜、越南也好,都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面临着救亡图存的压力,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些在文化上天然比较相近的亚洲国家能够团结起来,构成强大的联盟,足以抵抗欧洲人的势力。
泛亚主义最初的代表,像胜海舟(1823-1899,幕府中的开明派、幕府海军的创立者,劝说德川庆喜向朝廷献城投降,晚年受封伯爵)这些人,开始提出他自己观点的时候,德川幕府还没有倒台。
胜海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他本人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狂士。
在幕府当官的时候,幕府的大佬问他,你对日本和西洋各国有什么看法,他说,我去日本和西洋看过,其实全人类大体上来讲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日本和西洋不同,就是说,在西洋能够占到人上人那个地位的角色,一般来说都有些过人的长处,但是在日本嘛,我看就不见得是这样。
那位大佬听了以后勃然大怒,说,你这个年轻人太傲慢了,怎么能把这样的话都说出来。
这是他在年轻时候的做法。
他当时提出的计划是,东亚的主要希望就寄托在大清和日本这两国上,因为亚洲的大多数国家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已经倒下来了,现在这两国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要赶紧兴办教育,开辟利源,尤其是要发展海军,等两国的海军势力强大以后,结成可靠的联盟,才能对抗欧洲人的势力。
他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前期仍然坚持这种说法。
在日本因朝鲜问题跟清朝关系恶化以后,他是极少数坚持日清两国应该友好、不应该打仗的人士。
他之所以坚持这个逻辑,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东洋在世界上是处在比较弱势、比较危险的形势上,在这种情况下,日清两国特别有必要团结起来,不能搞兄弟之争,如果搞起兄弟之争来,那么就更加没有什么希望了。
不要说他是这样的,后来一位大家都知道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脱亚入欧这种理论的创始人,著名的福泽谕吉(1835-1901,教育家、思想家,引入西学、创设学塾、创办新报、普及新知),他的肖像现在还印在日本纸币上。
其实一般人不大注意,福泽谕吉在年轻的时候,刚出道的时候,也是日清提携和大亚洲协和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他鼓吹这些东西一直鼓吹到李鸿章搞《天津条约》(1885年4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中日天津条约》,核心内容是,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今后朝鲜若有变乱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的那个时代。
开始的时候他是非常天真或者纯洁地要求东洋人提携起来,中日韩三国团结起来的。
但是一直到了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搞得一塌糊涂,最后在《天津条约》的时候,伊藤博文跟李鸿章谈判的时候遭到李鸿章严重的侮辱,日本举国鼎沸以后,他才带着一种近乎赌气的态度写了那篇著名的脱亚入欧的文章。
在那篇文章中间他把大清称为恶邻,他说日本以后要脱胎换骨的话,不能对这种恶邻抱有什么希望,我们老老实实去学欧洲人吧,不跟他们合伙。
现在的人一般是纯粹从文本方面来理解,觉得这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先声、日本近代化的先声。
其实对福泽本人来说,因为他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其实还不是国父和重要人物,只是众多维新派知识分子当中的一员。
你得从当时的语境上理解,他当时也是基于爱国之情,觉得是日本人被李鸿章严重地侮辱了,我们是一番好意要跟你们联合,结果没想到大清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面,这么欺负我们,算了我们不跟你玩儿了,我们自己去玩儿了。
其实他当时就是这种心理。
脱亚入欧的理论,是从这种心理上产生出来的。
有好多在明治初年一派天真地主张泛亚主义的人,到后来都转向了,他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
有很多重要的人物,比如说像桂太郎(1848-1913,明治、大正两朝重臣,山县有朋的弟子和代言人,三次组阁,任内缔结英日同盟、进行日俄战争,是日本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这些人,他一开始出道的时候也是中日提携、泛亚主义的口号喊得很响的,但最后都转向了。
这有很复杂的原因,基本上是形势比人强的缘故。
也就是说,你谈论泛亚主义是抽象谈论,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的冲突问题上,你就很容易坚持不住你最初的理想。
胜海舟是一个例外,但他不是多数派。
甲午战争是一个重要的关口。
甲午战争以前,明治维新中倡导中日提携的好多人,在这个关口上都坚持不住,最后变成为国粹主义者了。
泛亚主义者最早期是三个组织:
振亚社、兴亚会和玄洋社①。
这三个组织开始的时候都是非常国际主义的,或者说它们是东洋人的组织,而不是纯粹日本人的组织,它参与的人中有很多都是大清方面的要员,朝廷的官员和民间的知识分子都有。
大清派驻日本的最早两位公使,包括何如璋(1838-1891,被李鸿章称为“翰林馆中通晓洋务者”,1877年出任驻日公使,1882任满归国),包括后来写《日本国志》的黄遵宪(1848-1905,1977年出任驻日参赞,何如璋在日期间所写文件多为黄遵宪所拟,1882年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都参加过他们的组织。
再往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它们的成员,孙中山和宋教仁也是它们的成员,它们出版的杂志,官方语言是汉语。
当时日本的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会汉语是一个普遍现象。
再加上泛亚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就是,振兴大东亚,把大东亚从白人的统治之下解救出来,所以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其正常的现象。
①1878年曾根俊虎创立振亚社,主张亚洲连带论的兴亚论;1880年兴亚会成立,创立者长冈护美、渡边洪基、曾根俊虎;1881年头山满创立玄洋社;1901年,在原玄洋社基础上成立黑龙会;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黑龙会总部成立。
大清在这方面的反应可以分为两种层面。
对于日本交涉比较密切的那一批人,对这一方面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包括像是北洋水师的提督丁汝昌(1836-1895,李鸿章部属,北洋舰队提督,甲午战争中战败自杀)、公使何如璋这些人,都是积极响应这方面,态度的。
著名的长崎事件中
,当时两国之所以没有打起来,跟丁汝昌当时抱有这种想法是有点关系的。
当时海军将领的权力比现在要大得多,因为通讯之类的不大灵便。
当时在海外的外交人员和将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权力要大得多。
像当时那种情况,北洋舰队的水兵已经在长崎跟日本警察打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作为舰队司令,是有一定的便宜行事的权力的,也就是说,如果他认为是敌意很强的话,他真的可以升起军旗,就地跟你打一仗的。
但他没有这么做,理由是怎么说呢,因为中日提携,中日之间应该友好,结成一个联盟。
最后双方是讲和,相互赔款了事。
最后讲和的酒会上,丁汝昌还兴致勃勃地向他的日本客人说,我们大家都是东洋人,打来打去不好,我们还是团结起来,将来建立中日联合舰队,可以不要让欧洲人欺负我们。
日本东道主对这一点表示非常赞赏。
这是大清方面比较对日友好的这一方面的看法。
1886年8月,丁汝昌率镇远、定远、威远、济远四舰到长崎的三菱造船所进行检修,并展开“亲善访问”。
北洋官兵登岸观光时,部分水兵在风俗场所酗酒斗殴,与闻讯赶来的日本警察发生冲突,水兵还攻击了警察局,冲突导致水兵方面5人死亡(一说10人)、44人受伤、5人失踪,警察方面死亡5人,30人受伤,长崎市民多人受伤。
事发后,北洋军舰一度将炮口对准长崎市区进行恐吓。
两国谈判后,日方对清方进行了赔偿。
但另一方面,日本志士真的到北京和其他方面游说,包括像是曾根俊虎(1847-1910,海军军官、立志振兴亚洲的活动家,多次赴清考察,介绍何如璋、王韬等加入兴亚会。
他死后孙文曾为他扫墓)、胜海舟这些人都做过这些事情,跑到北京来,希望北京的朝廷能够像日本一样改革,建立西方化的政体和军队共同对抗西方的时候,北京朝廷的做法基本上是麻木不仁的。
这跟李鸿章幕府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像王韬(1828-1897,1848-1850年协助传教士翻译圣经,1867-1870年漫游欧洲,曾应邀在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作学术演讲,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世界上第一家华资日本《循环日报》,1879年应日本友人邀请,赴日考察四个月)他们东游的时候就会发现,李鸿章幕府的人、洋务派督抚手下的幕僚,跟日本那些志士是玩得很好的,经常交换思想,他们都是维新派。
但北京朝廷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去游说北京朝廷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接二连三碰钉子,灰溜溜地回去了。
朝廷不是说要反对你,而是对你根本就是不理不睬。
其实这一点也不是偶然的,李鸿章手下的幕僚甚至李鸿章本人在朝廷游说的时候,其实也是经常受这样的待遇的。
从朝廷的角度来看,这些乱七八糟的吹牛家也用不着反对,只要不理就行了。
很多日本的泛亚主义者,最初进入政坛的时候,是抱着理想主义态度,在各国之间来回游历的,但是在北京碰了钉子以后,就一变而为反清,认为是大清不可救药,只有日本自己单干。
这个原因也是双方面的。
对大清抱有好感那些人,一般来说不是跟朝廷打交道的人,而是跟李鸿章打交道,或者是跟江南这些总督打交道的,他们跟这些人打交道的时候,还觉得这些总督府的人搞改革开放算是比较有指望的;但是跟朝廷打交道那些人很快就对大清整个绝望了。
后来到甲午战争前夜,你看早期泛亚主义的分化,就可以看出这个背景来。
走南方路线,或者是走总督府路线的这批人,对大清还抱有一定的幻想;但是走朝廷路线这一批人,最后就变成坚定的反清反华分子,觉得不打倒大清,什么事都没法说了。
甲午战争是一场很奇特的战争。
日本人的宣传部门好像怀有一种统战的心理,就是说,他们只反清,不反中国,号召十八省的义士把满洲朝廷打倒,然后我们团结起来共同搞维新变法,好像他们是专门来搞革命似的。
但是这个宣传不是完全落空的,后来孙中山他们其实干的也差不多就是这种事情。
只不过这事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刚刚萌芽一点,后来才真正地蔚为大观。
甲午战争这个关口过了以后,泛亚主义的团体就发生了一次严重分化,也就是说,以后,你很少看见朝廷一级的官员,像何如璋或者李鸿章手下的大员一样,理直气壮地捐五百两银子加入兴亚会或者振亚社,然后跟日本士大夫一起吟诗作赋这样的情况了。
甲午战争以后,朝廷上层,至少北京这一块来说,跟日本算是结了仇了,以后你再参加日本的活动,就显得政治不正确了。
但是民间还是这样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一到日本,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参加内田良平(1874-1937,黑龙会的创立者。
1894年曾支援朝鲜东学党;1897年认识孙文,此后一直大力扶助他;1901年组织黑龙会;1903年参加对俄同志会,主张对俄宣战,又协调孙文与黄兴,促成同盟会的成立)和曾根俊虎他们的活动。
对于日本来说的话,甲午战争则是日本面临选择的一个重要机会。
在甲午战争前,日本维新志士,谁是当权派谁是在野派,还处在一个混沌状态中。
在甲午战争后,它就要面临着一个升级的问题了。
因为它是胜利者。
在甲午战争以前,大英帝国和欧洲国家眼里根本就没有日本,只有大清。
对于他们来说,东亚就是大清,其他国家差不多都是微不足道、鸡零狗碎的。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就有渐渐升格为东亚主要国家的希望了,然后日本就面临外交政策的选择问题。
泛亚主义意味着一种外交政策,就是说,日本要当东亚的领头羊,出来率领被压迫的东亚人民,搞维新变法,最后推翻欧洲人的统治。
泛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什么呢?
它是双重的,它认为西方的东西只有工具性价值,东方的精神文明毕竟还是最好的。
虽然我们现在迫于形势,必须接受西方的技术,而且接受得越彻底越好,但是这不是目的,不是说我们以后要变成西方人,我们还是东方人,要利用西方的技术使东方强大起来以后,最终用东方先进的精神文明去感召他们,最重要的是,用他们的术语来说叫做用“王道政治”的精髓去改变世界。
也就是说,他们最核心的价值观仍然是有一定儒家色彩、或者说是有一定华夏色彩的东西。
这在近代以前的东亚并不奇怪,因为华夏文化或者说是儒家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非常国际主义的东西,它不是完全属于明清士大夫的。
朝鲜就自己说它是小中华,它比清朝更正统一些,因为清朝是蛮夷,而它比清朝更忠实地遵循了孔子的教导。
而日本的国学家则说,日本人在道德性这方面比大清还要强一些,虽然大清原来是孔孟的故乡,但是即使是孔孟率领军队打日本,他们也要反抗孔孟的,因为日本人的道德还是比你们要强③。
而华夏主义或者说是孔孟之道,归根结底是国际主义的东西,是不看你是哪一国人的。
这个精神在二战以前的日本,仍然是相当根深蒂固的,也就是说日本人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但他的精神结构中间,他的内核部分还是没有改过去。
所以泛亚主义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都还有一定相当强大的基础。
③山崎暗斋(1618-1682)问弟子:
“如果中国派孔孟二圣率军攻打日本,我们这些孔孟的弟子该怎么做?
”他的弟子答不上来,向他请教。
他说:
“我们应该拿起武器抗击,捉住孔孟以报国恩,这才是孔孟之道。
”他的弟子浅见絅斋(1652-1711)恪守师说,继承“大义名分”立场,认为“自放伐之事一行,而千万世无穷之下,凡乱臣贼子弑君窃国者,未尝不以汤武为口实。
”
但是现实政治是另外一回事。
泛亚主义那种意识形态说是,我们将来自强以后解放东亚,反抗西方,这个是没有固定时间限制的,也许是十年以后,也许是一百年以后,也许是五百年以后,谁知道呢。
但是现在,在甲午战争以后,就面临着一个外交选择的问题,也就是说,日本将来的外交是怎么走,我们怎样利用现有的资源?
如果走泛亚主义的道路,那岂不是说是日本要团结、要改造朝鲜和大清,建立一个东亚联盟来反抗西方么?
这个道路在现实政治角度上讲是不好走的。
一方面,这要引起西方国家的猜忌。
因为西方国家对日本也不是完全信任的,直到庚子之乱的时候,英国人要求日本人出兵,因为英国在远东的军队不太多,他希望日本人加入联军到北京去维持秩序,但是同时英国人也害怕日本说不定会跟大清结成联盟,共同反对西方。
因为义和团用的口号就是杀尽西方人,基本上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判断,而日本人再怎么说他也是黄种人,所以英国人还对他不是很放心,他担心日清两国会不会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欧洲人,直到日本人一下就答应了,派出大批比英国人多得多的部队到北京,服从八国联军的共同指挥,然后英国人才放下心来。
英国是跟日本比较友好的国家,连英国人都是这样,你可以看出当时欧洲列强对日本其实也不是完全放心的。
如果日本真的在甲午战争以后就打起大东亚团结起来反抗欧洲的旗号,那很可能使日本自身遭到毁灭。
另一方面,你要团结东亚来反对西方,也要看你能不能团结得住,朝鲜和大清肯不肯听你团结。
首先,大清第一个就不答应,它一下子继承了大明江山,觉得自己才是东亚的老大,如果让日本人出来当老大的话它要气死。
同时刚刚被甲午战争打败了,正处在气不打一处来的状态下,它是怎么也不肯响应的。
朝鲜呢,朝鲜处在内战状态,一种内部分裂的状态中:
“事大党”是坚决要求维持跟大清的传统关系,他们在内政方面也是保守派,不主张改革的;而“开化党”呢,在内政上主张改革,在外交上主张联结美日,但是在政治上也没有完全占到上风。
朝鲜内部政策上的争论,跟外交上亲日还是倾向大清的外交政策是连在一起的。
改革派同时也是亲日派,保守派同时也是亲华派,如果这时候的大清也能算“华”的话。
就是这样的。
所以一方面你带不动大清和朝鲜,另一方面你如果深度干涉大清或者朝鲜强迫它进行改革的话,还很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干涉,特别是俄国的干涉。
像日本在朝鲜支持开化党的活动,就引起了朝鲜王室和闵妃家族向俄罗斯帝国求援。
同时日本在大清朝廷内部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做法,也引起了比较保守的派别提出,大清应该依靠俄罗斯的保护来抵抗英国和日本的干涉这种学说,也就是把内政和外交给搅在一起了。
这种情况下,带动它是很难的。
如果联合大清和朝鲜的路走不通,另外还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远东的另外两个强国就是大英帝国和俄罗斯。
于是甲午战争后的日本现实主义外交,分为三派:
中日提携派,这其实就是明治时期泛亚主义的一个自然延伸,但是在现实政治角度来讲,这一招其实是最不明智的。
另外一派呢,就是日俄协调论。
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就是著名的伊藤博文(1841-1909,长州藩士出身,日本首任首相。
早年是泛亚主义者,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到北京访问,面见光绪皇帝,提供改革建议,政变后参与救援被捕的黄遵宪,并帮助康有为逃往日本)。
他的意思就是,欧洲国家是从海上来的,它关心的主要是贸易利益,也就是说,它对东亚大陆没有实质性干涉的欲望,它只想做点生意赚点钱就行了,你如果把希望放在这些商人的身上是不靠谱的,他们赚了钱就走人,不会做长久的干涉。
但是俄罗斯是陆上的国家,而且俄罗斯是半个亚洲国家,他在亚洲的活动是扎扎实实的,他在亚洲要占领领土,要做长期经营,所以日本在亚洲大陆的真正对手,不是大英帝国或者欧洲国家,而是俄罗斯。
而日本的实际国力跟俄罗斯来说还是不相称的。
日本虽然打了大仗,但是俄罗斯是大国,日本是小国,所以日本还是要和俄罗斯搞好关系。
搞好关系的重要之处就是在于要瓜分利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伊藤博文就提出“满韩互换论”,也就是说,日俄两国友好,分势力范围:
把大陆方面,鸭绿江以北的满洲交给俄国;但是俄国方面要承认,朝鲜归日本。
双方划分势力范围,这样就不起冲突了,日本不要去得罪俄国。
这条路线的主要障碍不在日本方面,而在俄罗斯方面。
因为俄罗斯跟大清一样,它对19世纪末期的日本是非常低估的。
而且它也有种族主义倾向,在它看来,黄种人都是不行的,我毕竟是白种人,日本人是黄种人,而且又是小国,连大清这样的大国对俄罗斯都是奴颜婢膝的,日本一个小国算屁。
尽管你愿意把满洲让出来,我还是不能满足,满洲是俄国的,这一点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根本没有资格提这一点,因为我完全有能力把满洲拿下来,我用不着你日本人帮忙,但是朝鲜要由俄国和日本共管。
也就是说是,我的本来就是我的,你不用再管;你的也是我的,我跟你共管。
俄国人采取这种外交是有悠久传统的,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实际上日俄利益交换论是日本一头热的做法,日本人拼命地想要跟俄罗斯达成协议,但是俄罗斯对他爱理不理,不把他放在眼里。
如果在义和团事件以前,俄罗斯肯稍作让步,给日本人一点面子的话,说不定日本会变成俄罗斯的盟国也未可知。
第三条道路就是山县有朋(1838-1922,长州藩士出身,历任陆军卿、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农商大臣和首相,陆军元老)和桂太郎提出的英日提携论。
他的理由是,英国是海上国家,日本也是海上国家,天然相似。
大英帝国是全世界的霸主,日本人如果搭上了大英帝国的顺风车,这对日本是大有好处的。
第三条道路之所以能够行得通,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一个代理人政策,英国确实是像伊藤博文说的那样,它对占有领土不是很感兴趣,因为占有领土意味着它必须支付大量的行政费用。
对于大英帝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不是搞大片的殖民地,派自己的军队去占领它,因为那样的费用是很高的;对它来说,最理想的办法就是全世界都搞自由贸易,大英帝国不占有大陆上的领土,而是在各个大陆上都占有相当于是香港这样的港口,通过这样的港口对各大陆搞自由贸易,同时大陆上的各个政权愿意听大英帝国的话,乖乖地当大英帝国的代理人,代理人政权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支付行政费用,英国人一个钱也不用花,只要这些国家愿意跟英国搞好关系,英国是不希望占领太多领土的。
你想,英国人占领了香港以后,他有没有想去继续占领广东呢?
他没有这种想法。
这样做对他是倒找钱吃亏的事情,有香港做贸易,他能够赚钱就行了。
广东的行政管理费用,让大清去付就行了。
关键是大清要有一个友好的政权,这个友好政权要懂得怎样维护自由贸易和私有财产,大家做好生意,让大英帝国能够赚钱,我其实是不贪你领土的。
大英帝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极力扶持李鸿章,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它并不真的想占领大陆领土,而是希望大清建立对英国友好的关系。
后来在大清和日本争夺朝鲜的时候,大英帝国长期支持李鸿章,原因也就是在于这一点,他觉得李鸿章是东亚搞改革开放的一个样板人物,把他扶起来是有好处的。
有李鸿章占领了朝鲜,俄国人就进不了朝鲜。
因为俄国人当时接近了朝鲜的巨文岛④,俄国是最大的威胁。
俄国在近东地区企图争夺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海峡,威胁到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东地中海的势力。
在中亚方面,灭了布哈拉埃米尔国⑤和浩罕汗国⑥,逼近了印度的边境,使印度的西北边患严重地紧张起来。
这就是所谓的大博弈了,因为进攻西藏其实主要是为了防止俄国。
在东线,俄国进犯满洲,觊觎旅顺口,觊觎朝鲜南部的巨文岛,企图在远东建立永久性的不冻港,这对大英帝国的远东霸权是一个威胁。
但是大清对大英帝国不是个威胁,大英帝国很希望大清成为一个缓冲国,像土耳其帝国一样。
英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和1878年柏林会议的时候极力支持土耳其,不是因为喜欢穆斯林,而是因为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很好,它恰好可以堵住俄罗斯南下到地中海这条道路。
而大清在远东的地位恰好也是一模一样,把大清扶起来了,俄罗斯就进不了温暖的海域,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就可以安全无虞,自由贸易搞好了。
至于大陆上大清占多少土地,对英国人来说是无所谓的。
④巨文岛处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之间,不仅是朝日两国的海路通道,也是俄国南下的要路。
1885年4月15日英军占领巨文岛。
朝鲜宗主国清朝先是默许,后在俄国压力下表示反对。
李鸿章在5月29日致总理衙门的信函中表示:
“得英船横鲠于其间,亦未始非朝鲜之屏蔽。
”1887年2月27日英国军舰撤离巨文岛,而俄国政府作出了永不占取朝鲜土地的承诺。
⑤布哈拉埃米尔国建立于1785年。
1868年俄罗斯帝国入侵,1873年沦为俄罗斯保护国。
1920年,布尔什维克入侵,末代埃米尔逃往阿富汗,红军宣布成立布哈拉人民共和国。
⑥浩罕汗国建立于1740年。
1876年俄罗斯帝国攻下浩罕城,末代可汗出降,国灭。
⑥1896年6月3日,俄罗斯帝国利用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困境,借口“共同防御”日本,诱迫李鸿章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维特在莫斯科签订,俄国获得了使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清朝领土直达海参崴的特权)
但是大清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太不争气,一下子被日本打垮了。
而且尤其要命的是,李鸿章签了一个致命的《中俄密约》⑦,把旅顺口卖给了俄国人,使俄国人的势力一下控制了整个满洲。
这样一来,就等于使大英帝国原先的计划完全扯淡了,大英帝国支持北洋舰队,就是想让它占在旅顺口和朝鲜,不让俄国进这些地方。
但是李鸿章为了报复日本,竟然自己动手把俄国人给请进了东三省,大英帝国是非常不高兴的。
因此在这个情况下,它需要另一个代理人,替它在远东把俄国人打回去。
但它又不高兴自己来,它亲自占领太多的领土对它来说是不经济的。
大清已经不行了,还能靠谁呢?
显然,最合适的代理人就是日本,于是双方就出现了一个一拍即合的局面。
⑦1896年6月3日,俄罗斯帝国利用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困境,借口“共同防御”日本,诱迫李鸿章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维特在莫斯科签订,俄国获得了使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清朝领土直达海参崴的特权。
日本一方面是在俄国方面碰了钉子,在朝鲜和大清方面号召不动,正想要找一个欧洲保护人和领路人,因为它毕竟是新晋的小国,对西方那套还不是很清楚,需要有人教它,各方面都需要有导师,而大英帝国毕竟是全世界最大的霸权国家和领袖国家,所以英日同盟的签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它等于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土耳其式的远东代理人,以后它就等于是把各方面的代理人分配好了:
大英帝国掌握海权,统治全世界;土耳其作为它的近东代理人,堵住俄国南下;阿富汗王国作为它的中东代理人,隔断俄国和印度之间的边境;日本作为它的远东代理人,把俄国在满洲的势力挡回去。
这样一来它就实现了它自从无敌舰队以来一向的目的,就是说绝对不容许欧亚大陆上出现过于强大的陆权国家,一定要让大陆的各个陆权国家处在相互牵制的状态,同时海上的权力由大英帝国独霸。
这是英国一贯以来的基本政策。
日本符合它这个基本政策,于是就充当它的远东代理人。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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