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晓得该说些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诺贝尔文学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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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晓得该说些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诺贝尔文学奖
我不晓得该说些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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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0月8日晚,瑞典学院公布了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自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此殊荣,颁奖词为:
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此前享有较高人气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堪称史上“最悲壮”的诺贝尔文学奖入围者,至今已连续7年入围,一直陪跑,被网友调侃“五行缺诺贝尔奖”。
阿列克谢耶维奇现年67岁,报道和记录了二战、苏联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等重要事件,著有《锌皮娃娃兵》、《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你未曾听过的“二战”亲历者的故事》、《我还是想你,妈妈:
你未曾听过的“二战”亲历者的故事》等,其最著名的作品当属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记录,十点读书获得授权摘录其作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中的一章,原题为《孤单的人声》。
我们是空气,我们不是土地……
——马马达舒维利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也许两者是一样的?
我该讲哪一种?
我们才刚结婚,连到商店买东西都还会牵手。
我告诉他:
“我爱你。
”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不知道……我们住在消防局的二楼宿舍,和三对年轻夫妇共享一间厨房,红色的消防车就停在一楼。
那是他的工作,我向来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人在哪里,他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听到声响,探头望向窗外。
他看到我就说:
“把窗户关上,回去睡觉。
反应炉失火了,我马上回来。
”
我没有亲眼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
所有东西都在发亮。
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热气逼人。
他一直没回来。
屋顶的沥青燃烧,产生烟雾。
他后来说,感觉很像走在焦油上。
他们奋力灭火,用脚踢燃烧的石墨……他们没有穿帆布制服,只穿着衬衫出勤,没人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要去灭火。
四点钟了。
五点。
六点。
我们本来六点要去他爸妈家种马铃薯,普利彼特离他爸妈住的史毕怀塞大约四十公里。
他很喜欢播种、犁地。
他妈妈常说,他们多不希望他搬到城里。
他们甚至帮他盖了一栋房子。
他入伍时被编入莫斯科消防队,退伍后就一心想当消防员!
(沉默)
有时我仿佛听到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即使相片对我的影响力都比不上那个声音。
但他从来没有呼唤我……连在梦里都没有,都是我呼唤他。
到了七点,有人告诉我他被送到医院了。
我连忙赶去,但警察已经包围了医院,除了救护车,任何人都进不去。
警察喊:
“救护车有辐射,离远一点!
”
不只我在那里,所有当晚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都来了。
我四处寻找在那所医院当医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护车,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说:
“把我弄进去!
”
“我不能。
他的状况很不好,他们都是。
”
我抓着她不放:
“我只想见他一面!
”
“好吧,”她说,“跟我来,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钟。
”
我看到了他,全身肿胀,几乎看不到眼睛。
“他需要喝牛奶,很多牛奶,”我的朋友说,“每个人至少要喝三升……”
“可是他不喜欢牛奶……”
“他现在会喝的。
”
那所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勤务工,后来都生病死了,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危险。
早上十点,摄影师许谢诺克过世了。
他是第一个。
我们听说还有一个人被留在碎片里─瓦列里·格旦霍克,他们一直无法接近他,只好把他埋在混凝土里。
我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我问他:
“瓦西里,我该怎么办?
”
“出去!
快走!
你怀了我们的孩子。
”
可是我怎么能离开他?
他说:
“快走!
离开这里!
你要保护宝宝。
”
“我先帮你买牛奶,再决定怎么做。
”
这时我的朋友唐雅·克比诺克和她爸爸跑了进来,她的丈夫也在同一间病房。
我们跳上她爸爸的车,开到大约三公里外的镇上,买了六瓶三升的牛奶给大家喝。
但是他们喝了之后就开始呕吐,频频失去知觉。
医生只好帮他们打点滴。
医生说他们是瓦斯中毒,没人提到和辐射有关的事。
没多久,整座城市就被军车淹没,所有道路封闭,电车火车停驶,军人用白色粉末清洗街道。
我很担心第二天怎么出城买新鲜牛奶。
没人提到辐射的事,只有军人戴着口罩。
城里人依旧到店里买面包,提着袋口敞开的面包在街上走,还有人吃放在盘子上的纸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进不了医院,到处都是人。
我站在他的窗下,他走到窗前高声对我说话。
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马上会被带到莫斯科。
所有妻子都聚集起来,决定跟他们一起去:
“我们要和丈夫一起行动!
你们没有权力阻止我们!
”
我们拳打脚踢,士兵─士兵已经出现了─把我们推开。
后来一个医生出来宣布:
“没错,他们要搭机去莫斯科,所以你们得帮他们拿衣服,他们穿去救火的衣服都烧坏了。
”公交车停驶,我们只好跑着去。
我们跑过大半个城市,但是等我们拿着他们的行李回来,飞机已经起飞了。
他们只想把我们骗走,不让我们在那里哭闹。
街道的一边停满了几百辆准备疏散居民的巴士,另一边是从各地开来的好几百辆消防车。
整条街都覆盖着白色的泡沫。
我们踏着泡沫走,边哭边骂。
收音机里说,整座城市可能在三到五天内进行疏散,要大家携带保暖衣物,因为我们会在森林里搭帐篷。
大家都好开心─露营!
我们要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庆祝“五一”劳动节!
很多人准备了烤肉器材,带着吉他和收音机。
只有那些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在哭。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到我爸妈家的,只知道自己一醒来就看到妈妈。
我说:
“妈妈,瓦西里在莫斯科,搭专机去的。
”
我们整理菜园(一星期后,那座村子也疏散了)。
谁知道?
当时有谁知道?
那天晚上我开始呕吐,我怀了六个月身孕,很不舒服。
那晚我梦见他在梦里叫我:
“露德米拉!
小露!
”但是他去世后就没有到我梦中呼唤我了,一次也没有(开始哭)。
我早上起床后决定,我得一个人去莫斯科。
妈妈哭着问:
“你这个样子要去哪里?
”我只好带父亲一起去,他去银行里提出所有存款。
我完全不记得到莫斯科的过程。
抵达莫斯科后,我们问看到的第一个警察:
“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安置在哪里?
”
他马上就说:
“休金斯格站的六号医院。
”
我们有点惊讶,之前大家都吓唬我们,说那是最高机密。
那是专门治疗辐射的医院,要有通行证才进得去。
我给门口的女人一些钱,她说:
“进去吧。
”接着又求了另一个人,最后才坐在放射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芙娜·古斯科瓦的办公室。
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知道我必须见她。
她劈头盖脸就问:
“你有没有小孩?
”
我该怎么回答?
我知道我绝不能说出我怀孕了,否则他们不会让我见他!
还好我很瘦,看不出有身孕。
“有。
”我说。
“几个?
”
我心想,我要告诉她两个,如果只说一个,她不会让我进去。
“一男一女。
”
“所以你不必再生了。
好吧,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完全受损,头骨也完全受损。
”
我心想,喔,所以他可能有点烦躁。
“还有,如果你哭,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去。
不能抱他或亲他,甚至不能靠近他,你有半个小时。
”
但我知道我不会走,除非我和他一起离开,我对自己发誓!
我走进去,看到他们坐在床上玩牌、嬉笑。
“瓦西里!
”他们叫。
他转过身看了我一眼,说:
“好啦,没戏唱了!
连在这里她都找得到我!
”
他穿四十八号的睡衣,看起来很滑稽,他应该穿五十二号。
袖子太短,裤子太短,不过他的脸不肿了。
他们都在打点滴。
我问:
“你想跑去哪里?
”
他要抱我。
医生阻止他。
“坐下,坐下,”她说,“这里不能拥抱。
”
我们后来把这些当成笑话来说。
其他房间的人也来了,所有从普利彼特搭专机到莫斯科的二十八个人都聚集过来。
“现在怎么样了?
”“城里情况如何?
”我说他们开始疏散所有居民,整座城市会在三到五天内清空。
大家都没说话,这些人里有两个女的,其中一个哭了起来,发生意外时她在电厂值班。
“天啊!
我的孩子在那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
”
我想和他独处,哪怕只有一分钟。
其他人察觉出来了,于是陆续找借口离开。
我拥抱、亲吻他,但是他移开。
“不要离我太近,去拿张椅子。
”
“别傻了。
”我不理他。
我问:
“你有没有看到爆炸?
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是最早到现场的人。
”
“可能是蓄意破坏,有人引爆,大家都这么认为。
”
当时大家都那样说,以为有人蓄意引爆。
第二天他们躺在自己的病房里,不能去走廊,也不能交谈。
他们用指节敲墙壁,叩叩,叩叩。
医生解释说,每个人的身体对辐射的反应都不一样,一个人能忍受的,另一个也许不行。
他们还测量病房墙壁的辐射量,包括右边、左边和楼下的病房,甚至撤离所有住在楼上和楼下的病人,一个也不剩。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他们一直说:
“你拿锅子,拿盘子去啊,需要什么就拿。
”我煮了六人份的火鸡肉汤,因为当晚执勤的消防员有六个1:
巴舒克,克比诺克,堤特诺克,帕维克,堤斯古拉。
我帮他们买牙膏、牙刷和肥皂,医院都没有提供,还帮他们买了小毛巾。
现在回想起来,朋友的反应让我很诧异。
他们当然担心,怎么可能不担心?
但即使传言都出现了,他们还是说:
“需要什么尽管拿!
他情况怎么样?
他们还好吧?
能不能活下去?
”活下去……(沉默)
我当时遇到很多好人,有些我都忘了,不过我记得一位看门的老太太教我:
“有些病是治不好的,你只能坐在旁边照顾他们。
”
我一大早去市场买菜,然后就到朋友家熬汤,所有食材都得磨碎。
有人说:
“帮我买苹果汁。
”我就带六罐半升的果汁过去,都是六人份!
我赶到医院,在那里待到晚上,然后又回城市的另一端。
我还能撑多久?
三天后,他们说我可以住进医院的员工宿舍。
真是太棒了!
“但是那里没有厨房,我怎么煮饭?
”
“你不用煮了,他们没办法消化。
”
他开始变了,每一天都判若两人。
灼伤开始在外表显露,他的嘴巴、舌头、脸颊,一开始是小伤口,后来愈变愈大。
白色薄片一层层脱落……脸的颜色……他的身体……蓝色……红色……灰褐色。
那些都是我的回忆!
无法用言语形容!
无法以文字描述!
甚至至今无法释怀。
唯一拯救我的是一切发生得太快,根本没时间思考,没时间哭泣。
我好爱他!
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
我们才刚结婚,走在街上,他会抓着我的手把我转一圈,不停吻我,路人都对我们微笑。
那是收容严重辐射中毒的医院。
十四天,一个人在十四天内死掉。
住进宿舍第一天,他们测量我有没有辐射。
我的衣服、行李、皮包、鞋子都是“热”的,他们当场全部拿走,包括内衣裤,只留下钱。
他们给了我一件医院的袍子作为交换─尺寸是五十六号,还有一双四十三号的拖鞋。
他们说衣服也许会还我,也许不会,因为那些衣服很可能“洗不干净”。
我穿着袍子去看他,他吓一跳,说:
“女人,你是怎么回事?
”
我还是想办法帮他熬汤,我用玻璃罐煮水,放进很小块的鸡肉。
后来不知道是清洁妇还是守卫给了我锅子,也有人给我砧板,让我切香芹。
我不能穿医院的袍子去市场,所以他们替我带蔬菜。
可是一切都是白费功夫,他没法喝东西,连生鸡蛋都吞不下去。
不过我还是想让他吃点好的,好像那还是有差别似的。
我跑到邮局说:
“小姐,我要打电话给在伊凡诺-福兰克夫斯克的父母。
立刻!
我先生快死了。
”
她们立刻明白我从哪里来,知道我先生是什么人,马上帮我接通了电话。
我的父亲、妹妹和弟弟帮我带了行李和钱,当天就飞到莫斯科。
那天是五月九日,他过去常对我说:
“你不知道莫斯科有多美!
尤其是到了胜利纪念日,会放烟火,真希望你能看到。
”
我坐在病房里,他睁开眼睛问:
“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
“晚上九点。
”
“打开窗户!
他们要放烟火了!
”
我打开窗户。
我们在八楼,整座城市都映入我们的眼帘!
一束火花在空中绽放。
“你看!
”我说。
“我说过我会带你来莫斯科,而且逢年过节都会送你花。
”
他从枕头下拿出三朵他拜托护士帮忙买的康乃馨。
我跑过去吻他:
“我好爱你!
我只爱你一个!
”
他开始咆哮:
“医生是怎么说的?
不能抱我和亲我!
”
他们不让我抱他,可是我……我扶他坐起,帮他铺床,放温度计,拿餐盘,整晚待在他身边。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连忙抓住窗台,还好是在走廊,不是在房间。
一名经过的医生扶住我的手臂,接着突然问:
“你是不是怀孕了?
”
“没有,没有!
”我好怕有人听到。
“不要说谎。
”他叹了口气。
第二天我被叫到主任办公室。
“你为什么骗我?
”她问。
“我没办法,如果告诉你实情,你会叫我回家。
那是神圣的谎言!
”
“看看你干了什么好事?
”
“但是我要和他在一起……”
我一辈子感激安格林娜·维西里那·古斯克瓦。
一辈子!
其他人的妻子也来了,但是她们不能进医院,只有他们的母亲和我在一起。
沃洛佳·帕维克的妈妈不停祈求上帝:
“拿我的性命和他交换。
”
负责骨髓移植手术的美国人盖尔医生安慰我:
“有一点希望,虽然希望不大,但是仍有一线生机,因为他们都还年轻力壮!
”
他们通知他所有亲戚,他的两个姐妹从白俄罗斯过来,在列宁格勒当兵的弟弟也来了。
年纪较小的妹妹娜塔莎才十四岁,她很害怕,一直哭,可是她的骨髓是最合适的。
(沉默)我现在可以讲这件事,之前没办法,我十年没讲这件事了。
(沉默)
他得知他们打算取小妹的骨髓时断然拒绝,他说:
“我宁可死掉。
她那么小,不要碰她。
”
他的姐姐柳达当时二十八岁,是护士,很了解移植骨髓的过程,但是她愿意移植,她说:
“只要他能活下去。
”
我透过手术室的大窗观看手术过程。
他们躺在并排的手术台上,手术一共历时两小时。
结束之后,柳达看起来比他还虚弱。
他们在她胸前刺了十八个洞,麻药几乎退不掉。
她从前是健康漂亮的姑娘,现在却体弱多病,一直没结婚。
我在他们的病房间穿梭,他不再住普通病房了,而是住特殊的生物室,躺在透明帷幕里,没有人可以进去。
他们有特殊仪器,不用进入帷幕就可以帮他注射或放置导管。
帷幕用魔术贴粘着,我把帷幕推到旁边,走到里面,坐在床边的小椅子上。
他的情况变得很糟,我一秒钟都离不开他。
他一直问:
“露德米拉,你在哪里?
小露!
”一直问。
其他生物室的消防员都由士兵照顾,勤务工因为没有防护衣物,所以拒绝照顾他们。
那些士兵端卫生器皿,擦地,换床单,什么都做。
他们从哪里找来那些士兵?
我们没问。
但是他……他……我每天都听到:
“死了,死了,堤斯古拉死了,堤特诺克死了。
”死了,死了,就像大锤敲在我的脑袋上。
他一天排便二十五到三十次,伴随着血液和黏液。
手臂和双腿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疮。
只要一转头,都可以看到一簇头发留在枕头上。
我开玩笑说:
“这样很方便,你不需要梳子了。
”
不久他们的头发都被剃光,我亲手替他剃,因为我想为他做所有事。
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待在他身边,我一刻也闲不下来。
(沉默许久)
我弟弟来了,他很害怕地说:
“我不让你再进去!
”
但是我父亲对我弟弟说:
“你以为你能阻止她吗?
她不是从窗户,就是从逃生口爬进去!
”
我回到医院,看到床边桌上摆了一颗橙子,很大,粉红色的。
他微笑着说:
“我的礼物,拿去吧。
”
护士在帷幕外对我比手势说不能吃。
已经摆在他身边好一阵子了,所以不但不能吃,甚至连碰都不该碰。
“吃啊,”他说,“你喜欢吃橙子。
”
我拿起那颗橙子,他闭上眼─他们一直替他注射,让他入睡。
护士惊恐地看着我。
而我呢,我只希望尽可能让他不想到死亡,不去管他会不会死得很惨,或是我怕不怕他。
我记得当时有人说:
“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丈夫了,不是你心爱的人了,而是有强烈辐射、严重辐射中毒的人。
你如果没有自杀倾向,就理智一点。
”
我发狂似的说:
“但是我爱他!
我爱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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