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部崛起的核心区域分布及比较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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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部崛起的核心区域分布及比较研究
我国中部崛起的核心区域分布及比较研究
一、研究背景和基本思路
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但是,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现代经济起步较晚,各地区在自然资源、地理区位等方面差异极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目前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
我国的宏观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由改革开放前的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改革开放后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到90年代中期后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演变过程。
国家区域发展大战略的调整,初步形成了我国东部繁荣、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的国家区域开发大格局。
而在此期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缓,出现“塌陷”,直接影响着全国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区差距扩大的客观现实,要求必须促进中部崛起。
促进中部崛起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2004年国家提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从此中部崛起成为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中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以来,有关中部发展战略,如何崛起,做什么,怎么做,用什么模式做等问题,己成为社会有关方面及理论界、学术界讨论研究的热点课题。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0号)将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四个中部的城市群写入文件,可以看作是中部崛起战略从理论层面走向实践层面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中部地区要通过其核心区域发展即城市群发展带动中部崛起。
2007年12月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建立“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可以认为是国家在中部崛起实践层次的重大突破。
“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的建设将为中部崛起提供一种崭新的模式,是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
课题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探讨中部崛起的路径和模式问题。
中部地区应该如何实现尽快崛起,增长极战略是中部崛起的路径选择,中部崛起需要建立中部增长极。
中部需要通过其核心区域即中部四大城市群的发展来带动整个中部崛起。
而建设“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在资源和环境两大因素约束下实现中部崛起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课题对中部核心区域分布进行了研究,并基于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对中部核心区域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在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对中部崛起的新模式――“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实现中部崛起的对策建议。
二、中部崛起的路径与模式探索
(一)中部崛起路径
1、实施中部区域增长极战略是中部崛起的必然选择
区域竞争力代表着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效率,是一个区域(省、市、县或其他)在大区域中与同一类区域争夺市场和资源的能力,或在大区域中相对于其他同类区域的优化配置能力,主要强调资源配置能力。
根据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区域要有效推进工业化进程和实现经济水平的提高,必须建立增长极。
通过增长极自身的不断增长、发展以及对其他地区和部门的影响,推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佩鲁的增长极指的是经济空间,既可以是产业部门,也可以是城市,还可以是以整体身份参与竞争的城市群。
区域增长极是以城市或城市群为载体,区域竞争力最终表现为城市或城市集团之间的竞争。
构筑区域增长极的最终目的就是大力打造具有创新能力、能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城市群。
因此,中部各省应积极构建促进中部区域发展的空间增长极,优先推动相对优势区域经济发展,发挥其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从而提升整体中部区域竞争力。
2、中部城市群是中部地区增长极、中部崛起的核心区域
中部地区作为一个人多地少,地域情况特殊,人文历史比较复杂的区域,目前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低”:
一是整个区域的工业化水平较低;二是区域的城镇化水平较低,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较突出;三是经济国际化水平较低,经济外向型联系较弱。
因此对于中部地区来说,选择城市群作为区域的主要发展带动因素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抉择,也是最好的抉择。
在以市场为调配生产要素方式的经济体系下,更多注重的是比较优势。
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更易于取得集聚、规模、区位和外部经济的比较优势,因而取得超出地区平均水平的发展。
在形成了城市群的经济区域中,由于整个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从而成为区域增长极,通过集聚、辐射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
城市群作为区域最发达的地区,是整个区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与载体,也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中部地区现有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相对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就是城市密集区,也即是城市群组织区域。
城市群增长极的形成,可以促使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最优化的配置,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益,就等于为区域的经济发展安装了动力强劲的“发动机”。
因此,中部城市群是中部先进生产力的载体,对区域经济发展有强烈的辐射作用,是中部崛起的核心区域。
(二)中部崛起模式探索
1、中部崛起的新思维
中部地区的发展采取什么模式,是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在实质性实施阶段必须解决的问题。
目前,我国东部发展的基点是开放,东北发展的基点是老工业基地振兴,西部发展的基点是生态保护,中部崛起的基点应该是依托国内市场的内源型发展模式,这也是说中部经济发展应该是进行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由提升产业质量来实现。
由于资源和环境的制约,片面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难度越来越大,片面的加工贸易型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空间越来越小,中部乃至整个中国需要探索内源型发展模式。
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中部地区思考的课题。
中部崛起要防止重走东部沿海地区“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的老路,要探索新的中部崛起模式推进中部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保护和扩大发展的生态空间。
党的十七大在提出发展方式转型的同时,也提出了发展理念转型的问题。
提出了,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就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作为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本要求,提出“环境优先”的发展理念。
“环境优先”相对于“经济优先”、“经济与环境兼顾”而言是一个新的发展理念,其要义是通过节能减排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发展方式转变与发展理念转变是相辅相成。
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建立“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探索中部发展模式新思维的体现,也是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重大实践。
国家选择中部地区进行试点,一方面是基于东部沿海地区生态承载能力已经不堪重负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中部地区处在工业化的中前期阶段,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生态承载能力,具有进行“两型社会”建设探索的生态基础和生态空间,更重要的是基于国家对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层次的思考。
2、设立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对中部崛起增长极战略的强化
根据上文的分析,认为增长极战略是实现中部崛起的必要支撑,而中部城市群则是中部地区的增长极、中部崛起的核心区域。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0号)将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四个中部的城市群写入文件,四个城市群进入了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视野。
四大城市群战略地位的提升可以看作是中部崛起战略从理论层面走向实践层面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
2007年12月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建立“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可以认为是国家实施城市群为增长极战略带动中部崛起的强化,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将是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
城市一体化和城市群建设,以前更多是出于省内经济角度考虑,是为了形成一个省内核心经济区,由此带动周边城市发展。
而作为国家“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不仅仅是考虑区域的发展,而是在中部崛起的战略背景下具有全局意义。
两型社会综合改革实验区的建设,不再仅从省级区域着想,而是站在中部地区和全国的层面思考机制与体制问题,立足点更高,影响更大,意义也更深远。
3、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中部崛起的新模式
建设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我国的重大区域战略布局,为中部崛起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模式。
在资源日趋紧张、环境压力加大的国际大背景下,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探求在日益增大的资源环境压力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将成为承接发达国家和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
中部崛起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根据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要求,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有利于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切实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即“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新路,为推动全国体制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三、我国中部崛起核心区域分布
(一)中部崛起的核心区域――中部城市群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0号)将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四个中部的城市群写入文件,四个城市群进入了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视野。
四大城市群战略地位的提升可以看作是中部崛起战略从理论层面走向实践层面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
在国内,此前获得国家宏观层面认同和规划的区域经济,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经济圈、泛珠三角地区,以及成渝经济圈,均在中国经济版图中举足轻重。
中央关于中部崛起战略10号文件对4个城市群的重视,是对中部各省区域战略的肯定。
中部6省,4个城市群写入中央文件,缺少了江西与山西,这与各省城市群发展的现状相关。
与中部其它4个城市群相比,山西与江西目前还不具备城市群条件。
以山西为例:
该省现有11个地级城市和14个县级城市,除了省会太原和个别城市以外,城市规模普遍偏小,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普遍较弱。
大多数城市由资源开采型的工矿区发展而来,性质相似,综合功能欠缺。
而江西省从上世纪90年代京九铁路通车以后,就提出打造“昌(南昌)九(江)工业走廊”,但该地区城市数量少、规模偏小,其对全省的辐射力与拉动力相当有限。
在豫、鄂、湘、皖四个城市群被重点规划后,江西与山西两省相继提出了城市群发展规划。
江西在“昌九工业走廊”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环鄱阳湖城市群;山西也提出建设“大太原经济圈”的规划,即以太原为核心城市,强化太原与介(休)孝(义)汾(阳)、阳泉、忻(州)原(平)城镇组群的组合发展。
2007年12月,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更是对以城市群带动中部崛起的肯定。
(二)中部四大城市群发展概况
由于发展的历史、自然禀赋等基础条件的不同,中部地区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各不相同,导致中部地区的各个城市群规模大小各异,发展水平也不相同。
1、长株潭城市群
长株潭城市群(图3-1)位于湖南省东北部、湘江下游,包括长沙、株洲、湘潭3个地级市及所辖区域。
区域总面积为2.81万km2。
城市群的三个主要组成城市在地域上沿湘江河谷呈“品”字形分布,三个城市相互之间的距离不到50km,近似于等边三角形,属于典型的“经济增长三角”,且三个城市同为湖湘文化的发源地。
这种地域空间上的相互接近和共同的文化背景是形成城市群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由于该城市群数量略少,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和中部其它城市群比较偏小,不能很好地发挥出对区域的推动作用,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目前湖南提出了泛长株潭城市城市群,即以长株潭三市为中心,一个半小时通勤为半径,包括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在内的“3+5”城市群。
图3-1长株潭城市群在湖南的位置
图3-2武汉城市圈在湖北的位置
2、武汉城市圈
武汉城市圈(图3-2)又被称为“1+8”城市圈,位于湖北省东南部,以省会武汉市为中心,在行政区划上包括黄石市、鄂州市、孝感市、黄冈市、咸宁市、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等8个省辖中小城市及所辖区域,城市群区域直径大约为100km。
2006年末,该区域总面积5.78万km2,占该省总面积的31.10%,是湖北省人口、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区。
武汉城市圈位于长江流域中游地区,处于横贯东西的沪蓉高速公路和纵穿南北的京广铁路干线、京珠高速公路的交汇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历史上被称之为“九省通衢”,交通极为便利。
该城市群的劣势是城市群体系不完整,武汉为特大城市,其余8个城市均为小型城市。
武汉一城独大,其他城市发展参差不齐,缺乏大城市与中等城市,城市群内的产业链条不能顺畅衔接。
城市群产业方面的不足体现在制造业不断衰退,人才外流,市场出现萎缩迹象。
区位优势没有形成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市场优势,资源优势没有转化成经济优势。
3、中原城市圈
中原城市群(图3-3)以省会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在内共9个省辖(管)市,下辖14个县级市,34个县,843个乡镇。
区域土地面积约5.87万平方公里,人口3950多万,分别占全省土地面积和总人口的35.1%和40.2%。
中原城市群的区位优势明显,承东启西,连南贯北。
区域的交通条件极为便利,郑州是国家重要的铁路枢纽,多条铁路干线与高速公路交织成网,使区域交通通达度达到了较高的层次。
该城市群区域的城镇密度高,城市群主要城市距离郑州大都在100km以内,属于一小时经济圈的范围。
较近的距离也使得各城镇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很密切。
中原城市群是河南省经济发展最好的区域,2006年该区域国民生产总值为7084.38亿元,占全省的57.0%。
图2-3中原城市群在河南的位置
图2-4皖江城市带在安徽的位置
4、皖江城市带
皖江城市带(图3-4)位于安徽省中部,由长江沿岸的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巢湖、宣城、池州、滁州8个城市组成。
长江在安徽省境内共长约401km被称之为“八百里皖江”,故这个城市群被称为皖江城市带。
城市群占地面积6.5万km2,占安徽省总面积的46.63%;2006年末人口数量为2545.10万,占全省总人口的38.60%。
皖江城市带八个城市沿长江呈串珠状分布,地缘接近。
区域自然资源丰富,其中马鞍山与铜陵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
环境条件优越。
从区位条件来考虑,皖江城市带是中部地区最接近长江三角洲与其他沿海省份的城市群,并与之有密切的经济交流与人员往来。
城市群城镇化水平高,交通网络密集,对外联系方便,区域的经济外向度较高。
综合商务成本低廉,发展潜力很大。
但皖江城市带内部各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的经济重心逐步向东转移。
城市群核心区马(鞍山)、芜(湖)、铜(陵)三市在城市群内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他城市发展速度较为缓慢。
另外,该城市群的第三产业比重偏低而第一产业比重偏高。
四、基于波特“钻石模型”理论的四大城市群比较研究
(一)波特“钻石模型”理论
美国著名战略管理学家波特在分析国家和地区竞争优势时提出了经典的“钻石模型”理论,这对我们分析区域竞争优势提供了重要借鉴。
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认为,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以及竞争力水平,并非只与政治环境和宏观经济条件相关,微观经济基础也起重要的作用。
区域竞争力集中体现在其产业的竞争能力,而该地区特定产业竞争能力主要由取决于“钻石模型”的四个因素。
它们分别是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及其结构以及同业竞争。
这四个要素是构成“钻石模型”的基本要素。
此外,波特还在钻石体系内加入了机会和政府两个变量。
钻石模型的命名,来自于这四个要素和两个变量所构建的菱形关系。
波特的模型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我们在对6个因素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完成对该地区竞争优势的判断。
图4-1、钻石模型
(二)“钻石模型”的改进及对分析城市群竞争优势的启示
钻石理论中有两点对城市竞争力分析有重要指导作用。
一是产业集群对国家(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作用。
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成功并非来自某一产业的成功,而是来自纵横交织的产业集群。
这些产业集群弥补并提供竞争优势,反映经济发展。
二是波特强调了政府在竞争力提升中的重要角色。
政府可以为产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支持性制度,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投入的要素高效配置。
产业集群与政府作用的良好发挥同样可以降低城市竞争力提升的交易成本。
波特的模型虽然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但是不能把波特的模型简单移植到城市群竞争力模型之中,尤其是不能把这一模型简单移植到中国的中部城市群竞争力研究中。
因为一个城市毕竟不同于一个国家,城市群竞争力除了产业以外,还受经济空间结构等其他一些较为重要或独特因素的影响。
一个城市群与国家相比,无论是总量还是结构、层次,其内需条件远远低于一个国家的内需条件。
因此,城市竞争力构件中的内需条件的重要性远不如它在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体系中那么重要。
尤其中部城市,内需的层次与总量更是不够,内需在中部城市竞争力“钻石”中的地位应该更加不如在波特心中的地位那般重要。
再者,中国城市与波特所研究的那些发达国家城市迥异之处,是政府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发达国家的城市。
所以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中的“政府”这个因素的地位又要高于波特心中的地位。
(三)基于“钻石模型”指标体系设计
借鉴“钻石模型”,本着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中部地区具体情况,有针对性的选取了区域综合经济实力和城市群规模、生产要素、产业结构、政府因素和机会、对外开放程度与环境友好程度六个方面对中部城市群进行评价。
①区域综合经济实力和城市群规模
在区域综合经济实力和城市群规模方面,我们选取了城市群GDP总量,GDP增长率,人均GDP,年末总人口和城镇化率5个指标。
②生产要素
在钻石模型中,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
高级生产要素在决定城市群是否有竞争力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在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时,初级生产要素我们选取了全年用电量、供水能力、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4个指标。
高级生产要素我们选取了普通高等学校人数、专任高校教师数(人)、专利申请受理量、电信业务收入4个指标。
③产业结构
根据波特的理论,一个地区的的经济崛起必定伴随着相关产业集群的诞生。
城市群的竞争能力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城市群产业竞争力。
然而分析产业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只是从产业结构的合理性角度来分析城市群的产业竞争力。
我们选取了第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例和万元GDP耗电量两个指标。
④政府因素和机会
政府的角色是为城市群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并尽可能创造高级生产要素。
针对我国国情,我国中部城市群与波特所研究的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群不同,在体现城市群竞争优势时,政府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发达国家的城市。
中部城市群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共同机会,就是后发优势和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
我们选取了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和地方财政增长率为评价指标。
⑤对外开放程度
开放程度体现一个城市群对区域外的吸引力和城市的扩散、辐射能力。
建立市场经济,参与世界竞争,要求的是高度开放、竞争活跃的市场体系。
因此,城市群的开放度、外向度是城市群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
我们选取了外商合同投资额(万美元)、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万美元)2个指标。
⑥环境友好程度
城市群的环境友好度也是城市群竞争优势的体现,我们选取了生态环境投资额、单位区域面积SO2排放量、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建成区人均绿地面积、工业排放废水达标率5个指标。
(四)基于“钻石模型”中部四大城市群的比较分析
本课题只针对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和皖江城市带进行比较,其地域范围界定为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统计年报制度中解释的全市概念,即地级城市的整个行政区域,包括城区、郊区及所辖的县(市);县级市为整个行政区域。
其中长株潭城市群采用了3+5泛长株潭城市群概念。
1、区域综合经济实力和城市群规模比较
区域综合经济实力方面。
2006年中原、武汉、长株潭、皖江四个城市群的GDP分别为7084.38万元、4599.79万元、5650.94万元和2781.12万元。
以中原城市群经济总量最大,长株潭居第二位。
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四个城市群的GDP增长速度均处于较高水平,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10.08%。
中原城市群的增长速度最快,达到15.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42个百分点;皖江城市带居第二位,达到14.5%;武汉城市圈增速居第三位,为14.4%;长株潭城市群经济增长增速相对较慢,为13.1%,但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02个百分点(见图4-2、2006地区生产总值和增长速度比较)。
2006年四个城市群的人均GDP分别是:
中原17,300元,武汉14,715元,长株潭13,967元,皖江11,789元。
只有中原城市群的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084元,这也说明目前中部城市群整体经济实力和国内其它城市群相比较弱。
图4-2、2006地区生产总值和增长速度比较
数据来源:
2007年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四省统计年鉴及各地统计公报
人口规模和城镇化水平比较。
从图4-3可以看出,在人口规模上,长株潭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相当,处于四大城市群前列,分别4046万人和4095万人,其人口数量占全省的比重分别为63.8%和43.6%。
武汉城市圈人口规模居第三位,3126万人占湖北省人口总数的54.9%。
皖江城市带人口规模最小仅2359万人,其人口数量占安徽省人口总数的38.6%。
在城镇化水平方面,武汉城市圈城镇化率最高,为45.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2.9%的2.1个百分点,其它城市群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长株潭城市群次之,镇化率为41.3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8个百分点。
而中原城市群和皖江城市带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24个百分点和2.70个百分点。
图4-3、人口规模和城镇化水平比较
数据来源:
2007年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四省统计年鉴及各地统计公报
总的来说,目前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速度较快,但经济实力和国内其它城市群还存在一定差距。
城镇化水平较低,整体规模偏小,城市的积聚能力较弱,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制约了中部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2、生产要素
(1)初级生产要素
初级生产要素我们从制约区域发展的能源瓶颈和区域的投融资情况考虑。
选取了全年用电量、供水能力、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四个指标(见表4-1)。
表4-1、初级生产要素指标
全年用电量
(亿千瓦时)
供水生产能力
(万吨/日)
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亿元)
金融机构贷
款余额(亿元)
长株潭
4878.42
1051.60
2369.61
4159.34
武汉
7965.91
676.70
2142.52
4581.97
中原
9366.58
555.40
3380.56
5135.48
皖江
3139.33
585.57
1447.39
1794.00
数据来源:
2007年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四省统计年鉴及各地统计公报
从全年用电量来看:
长株潭城市群为4878.42亿千瓦时,远远低于中原城市群9366.58亿千瓦时和武汉城市圈的7965.91亿千瓦时,仅高于皖江城市群的用电量。
在供水生产能力方面,长株潭城市群最高,为1051.60万吨/日,几乎是中原城市群的2倍;中原城市群水平最低,为555.40万吨/日;武汉城市圈和皖江城市带分别为676.70万吨/日、585.57万吨/日。
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可持续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源的供给。
目前中部城市群的发展也面临着较强的资源约束,高消耗高增长的模式难以持续。
国家批准长株潭和武汉为“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也是为了突破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探索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从全年用电量和供水生产能力两项资源约束指标来看,长株潭与中部其它城市群相比具有较大优势。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两项指标,中原城市群均处于第一,长株潭城市群处于中上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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