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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坡铁中我的母校
蔡家坡铁中―我的母校
1962年我是华东师范大学俄语系本科毕业生。
按照毕业生分配方案,我们50多位同学去新疆、东北和大江南北三个地域各约十六、七人,留上海的只有五、六人。
系政治指导员黄美霞老师跟我正式谈话,她告诉我,争取到让我去西安铁路局的机会是对我的照顾。
她的意思是:
尽管我们家子女三人都去外地‘支内’建设,父母身边没有留下下一代,毕竟我从西安坐火车到上海很方便,还是能够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的;我姐姐在西安工作,也好照应我。
那时候有个服从国家分配的‘大是大非’问题。
而且我终究还年轻,不懂赡养父母的‘陈规陋习’,心里痒痒的,很想出去看看,看看新鲜的。
好男儿志在四方嘛!
于是政治指导员的工作就水到渠成了。
我的同学都是上海市居民。
后来才听说,个别没有去外地报到的同学遭遇到无法在本市就业的难题。
政治指导员有些话以后得到了验证,里边既有欢快,也有无奈。
多半是欢快,而少半无奈却需要个人付出巨大代价。
我的理念从来都不相信命运。
今天我倒认为,没有无奈哪有欢快!
毕竟那是我能够走向人间的唯一机会。
跟我乘坐同一列车的12个车厢里有整整两车厢从中学生中选拔的特殊人物。
当时上海市民天天都在议论他们,也为他们忙碌。
他们都穿着全套绿色准军装,带着绿色行李。
他们是支边青年,不带枪的军人,不但要威震边疆,还要去开发祖国大西北。
在近千万人口的上海,许多小家庭里都有刚刚成年去支边的孩子。
华东许多城市一定季节每天一两车厢的支边计划可能执行了若干年。
二十世纪威力巨大的蒸汽机车几乎每次都把一二百人发送到边疆去。
他们乘坐国内旅程最长的绿色列车,大约一周到达新疆,接着乘坐绿色军用卡车车队穿越戈壁滩度过又一周,分赴兵团营地。
那里是现代移民终点站。
他们是未来西北大开发的先锋队员。
我的同学多人被分配到新疆石河子和奎顿,去兵团子弟学校当外语教师。
如今石河子等地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优质棉花产地。
我曾经仔仔细细地研究过地图,中国的地理中心似乎在兰州附近。
在上海到兰州三分之二的地方是西安。
他们去兵站大约有5000公里征途,有我去的地方三倍多远。
我们不搞雇佣军,因此戍边移民只能用历来就有的公民承担国家义务方式去完成。
从道理上讲,这跟大学生接受国家统一分配很相似。
我们都应该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颗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然而支边青年更年少。
他们应召服役,服役期限不清楚。
他们将在边疆成长。
壮年以后他们可以继续留在那里,从事自己已经熟悉的工作,想‘跳槽’改行就难了。
我们跟他们都有各自庄严的,以至神圣悲壮的伟大使命。
在那个时代支持那种使命的理性力量足以战胜个人和家庭的‘狭隘’观念。
上海的历史很短。
祖宗主要来自江浙皖鲁的定居者是很迷恋上海的。
历来他们努力从世界‘冒险家的乐园’中分享一份幸运。
后来他们享受着国内最好的经济、福利和文化生活。
子女去塞内塞外、关内关外,在观念上等同生离死别。
那天在上海老火车站送行的比出门的多得多,挤满一大截站台。
发车时候车内车外有喜笑颜开的,有抽泣的,甚至有号啕大哭的,更有晕倒躺下、不省人事的。
并非夸张地说,和平年代那种壮观满世界火车站台都少见。
说来也是,若干年后文革大串联,他们终于有了回家探望父老的机会,多半是第一次机会,而且还是免费的。
原来的小青年现在有了爱人、孩子。
他们几乎同时一下子涌向开往上海一带的特快列车。
上海市政府发给本市支边青年各种票证,给他们补助,让他们美餐、打扮,还让他们采办各种必需品,鼓励他们重返边疆。
那天父母去火车站送我出远门。
我是国家计划分配的干部,不属支边,属支内。
父母已经第三次送子女支援内地。
几十年来他们自己也有北上南下就学、就职甚至逃难的经历,因此沉着镇静。
他们理解我,也相信我的生存能力。
在理性支配下,我们快快活活地告别,我快快活活地跟着列车奔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家里最后一个孩子走了,父母没有说出任何内心思绪来。
上海去西安的火车走整整两夜两天。
到西安后,姐姐、姐夫和他们的同事骑自行车来接我。
我们出站,取行李,把行李捆绑在自行车上。
我骑我带来的旧自行车,后座上放一个薄板衣箱。
在这个自行车队中车技数我最好。
我两天两夜没有好好睡觉,却兴奋无比地骑车穿越城区解放路,沿途浏览古城夜间景色,最后来到郊外西安交通大学教工新村。
西安是古老、美丽的大城市,完整保存着唐朝城墙,第一眼就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经过三四天休整,我去铁路局人事处和省团委办理报到手续。
铁路局在交大附近,很容易找到。
人事处处长告诉我,要我去蔡家坡,立即就去,那里学生正等着我上课呢。
政治敏感性告诉我,义不容辞是天经地义。
个人正确选择的一举一动都已经被赋予崇高标准的伟大意义,也就一步也不能后退了。
伟大革命事业的成败跟个人思维任意一个念头的正误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印度军队正在边境挑衅。
美制无人驾驶U-2侦察机正在穿越丝绸之路上空。
莫斯科和北京的“兄弟”关系已经动摇。
我们不能丝毫松懈。
蔡家坡那个地名还不够县一级,而我对它恰巧并不陌生。
按说在中国地名谱中蔡家坡应该提升到前一百位。
据民间传说,它甚至是60年代初美蒋核打击目标之一。
那里没有核设施,只有周塬古迹、诸葛亮庙和小麦。
不知道为什么美国鹰派人物会记恨于它。
在河南博物院,画家黄胄的《蔡家坡女难民》(图9)使观众震撼。
那个蔡家坡在陕西吗?
那年8月我最要好的初中同学之一的郁中义来上海看望我。
他在上海机械学校毕业,在蔡家坡工作了四年。
他说那里不好,要去香港找他当佣工的母亲,到那里再想办法找个工作。
我好言相劝,不要去香港。
我是好心,怕他吃亏。
为了说服他,我甚至提到他是共青团员,不应该出去。
这回是报应,或者说是对我的考验,未过百日我必须跟他在那个什么蔡家坡重逢!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他的港台关系问题,可能还有什么长辈的其他问题,他被剔除出蔡家坡一家保密工厂,让他到千阳县只有一个小车间的某农具厂去安身。
我去群山环绕的千阳看望他,品尝了当地半斤一个口感极甜极爽的生梨。
不久郁中义居然拿到签证合法地去了香港。
我们失去了联系。
据我母亲听说,在香港他找不到好工作,在澡堂子给人搓澡为生。
可以想象,他的收入比原来多年不变的每月37.50元多了。
在香港低人一等的遭遇是自找的,无法怨天怨人。
他当年在内地的遭遇是一种政治待遇,是要用特殊心态去承受的。
进铁路工作被称为‘入路’,在人事上入路等同于参加革命。
我终于到达蔡家坡车站了。
车站检票员和行李员热忱接待我。
铁路家属大娘三人用一辆架子车运送我的行李。
车站地区简称‘车站’,由站前北边‘田’字形几条小街组成。
街上只有平房和二层楼房。
远处有一幢五六层小楼,很像是炮楼,后来才知道它从前是面粉厂,现在是一个厂办学校的教学楼。
‘车站’比通常只有一条街的站区繁华多了。
我忽然发现街上路人都在看着我。
也许那是因为我穿着一套米黄色卡其裤和夹克衫,米黄是上海人习以为常的服装色。
看来南方、北方‘地气’不同。
当地人大都穿黑的、蓝的或本白的,多半是土布衣服。
几分钟后我们走出车站小街,沿着田间马车路往北,接着在直立的黄土坡下顺着小路往西走。
20分钟后架子车右转走进一个沟豁,开始上坡往北,然后又往南,不断提升高度。
我左手推自行车,右手跟大娘们一起推架子车。
她们说洛阳话,我不能完全听懂。
在我听来她们似乎管‘孩子’叫‘猴子’,那当然只是口音误会。
他们家的孩子也有在铁中上学的。
走到西堡子路口时候,透过一丈厚黄土夯实的城墙下的城门洞口,我看到了城堡里的土墙、农家窑洞和少许没有树叶的大树。
除了窑洞前挂着的红辣椒、或黄或白的玉米棒子和路口一个青白色大磨子,蓝天之下一切都是土黄色的。
我们继续上坡往北,最后到了铁中总务处门口。
我又吸引来了一群穿黑色或深蓝色衣服的学生。
以后我再也不穿那种衣服招摇过市了。
黄色是黄土才有的神圣颜色,是黄帝的名字。
后来在8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偶然读到著名作家张洁的短篇小说“我不是一个好学生”。
凭直觉我立即得出结论,主人公好孩子发现的秘密就是铁中总务处所在窑洞。
那里面有道教的几尊偶像。
好孩子从窑洞前的大树爬上去,正是我一开始住的屋子。
1985年我打听到,张洁在那里上过学。
她描写的“拾野菜”是当地铁路家属习以为常的生活插曲,不但可以备荒,还可以补充生活所需。
就在1985年我看到,那个窑洞恢复了从前的使命,由道士经营,可惜信徒不多。
中国讲迷信的人都是临时抱佛脚,专心的不多。
知识者大都属于无神论者,无神论之众属世界之最。
孔子说:
“未知生,焉知死?
”他关切现实人生,而非来世或天堂。
儒家思想使中国政教分离数千年,直到今天。
说夸张一点,20世纪打倒孔老二以后,许多人似乎什么都不信。
什么都不信的人很容易出奇地自私。
总务处的王之忠老师是铁路工人出身,为人随和、诚恳。
他带我去宿舍。
我正要住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学生课桌。
王老师瘸着腿走路,先后很快搬来一块相当沉重的一寸厚的单人床板、两个支撑床板的条形床凳。
(十多年以后床板折价卖给职工,成为我的重要财产,后来带到北京来了。
)他还借给我一个新热水瓶,瓶里已经打好开水。
他又拿来一盏全新的煤油灯、半瓶大约半斤煤油和一盒火柴,是发给我的。
他又让人给我去买晚餐。
晚餐前他热心地教我点油灯,还提醒我不要打坏玻璃灯罩,它不一定能买得到。
原来,这里是没有市电的。
我并不十分惊讶。
上海市民都有使用煤油灯的经验。
煤油灯具多半是上海产品。
按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的教育方针,第二年大学生活中我有半年是在上海浏河附近徐行人民公社度过的,在那里‘半农半读’。
清晨我们在小溪边朗读外语,身边的放牛娃跟我们学会了许多英语、俄语词语。
每隔一日上午,外籍教师拿着通行证坐长途车来给我们上会话课和听力课。
精读课程学的是‘胜利’油菜外文说明书。
下午我们去地头干活,主要是种油菜,从幼苗阶段到收获;另外还管理棉花或摘棉花。
晚上我们点油灯读书。
当地没有市电。
晚自习后系政治指导员偏偏指定由我带队每天打着灯笼去农民‘挑灯夜战’的田间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东风绝对压倒西风’。
半夜我们跟农民一起去新建村民食堂吃免费‘大锅饭’,真真切切实践‘放开肚皮吃饱饭’的富裕生活新思想。
当地有民办潮汐发电工程,刘少奇去视察过,我们也去参观过。
不知道为什么不用它的电照明。
‘挑灯夜战’点的是灯笼火把。
南京路上灯光灿烂的时候,天下并非一样明亮。
铁中比较新的建筑都是平房,砖柱土坯墙、青灰机瓦房顶。
我住的屋子里没有天花板,也没有吊芦苇顶棚,房檐和墙顶之间有些透风。
后来听说,它从前是教师食堂的厨房,隔壁是餐厅。
我该睡觉了。
洗漱完毕,铺好上海带来的厚褥子和床单,拉开一厚一薄两条棉被,苫上一条德国旧羊毛毯子,再盖上棉大衣。
钻进被窝后我觉得越来越冷,这才想起,屋子里没有任何取暖的东西!
第二天起床发现,从我姐姐上大学开始用了10多年、刚打过补丁重新搪瓷的迷彩洗脸盆里,昨晚留下的脏水已经变成冰块,洗脸毛巾也结了冰。
第二天是领导接见,会见同事,接受教学任务,安排办公桌等。
最早见到的俄语老师有张荫五和钱美莲夫妇,还有庞秉汉和刘巧忙。
后来又见到另一位老师张其广。
其中三位是西安外国语学院的高材生,高我四届。
我开始有同事了。
同一个办公室里还有历史、地理和部分政治教师,他们是李天义、张海涛和姚忠诚。
这些老师合在一起是政治学习和工会活动的基层单位。
外语教师里没有党员,只有业务尖子。
教研组所在的中院是从前龙泉寺的正院。
西北边有一座相当大的庙宇建筑,里面可以看到南北两排本色木柱、顶棚复杂的梁架斗拱;北边一排木柱砌在隔墙中,隔墙北侧是教师小灶的厨房,隔墙南侧是供全体老师开会的厅堂;教师在厅堂里从隔墙上的窗口买到厨房里的饭菜。
庙门前矗立着一棵高大的古榕树,树冠非常发达,它顽强的生命气息使古寺院灵气依旧。
大庙正对面的图书馆和中院东南角的仪器室也是庙宇建筑,原有的础石、圆木柱子、梁架和小圆瓦还在。
大庙东侧是一座小小工字房,很像铁路小站站房,西边教导处、中间校长、书记室和东边人事室,组成了铁中威严的大脑中枢。
工字房正对面,跟图书馆东墙相连的一栋机瓦平房就是我们所在几个教研组的办公室。
跟中院相连的是西院,它的地面高出中院一米,因此边缘部分是天然的舞台。
西院北山坡脚下一低一高有两栋朝南的教室。
西山坡下有一栋朝东的教室,后面台地上有一溜初中男生宿舍。
中院东边三层高台上有单身教师宿舍,我住第一层,第二层有个‘五贤庄’和一个带手摇辘轳的深井。
大庙背后的台地上有一个女生院。
从中院东南角仪器室和教师办公室之间走出去,可以见到向南延伸的东、西山坡。
东山坡上有一溜高中教室和高中男生宿舍。
东南角山坡顶上可以看到东堡子的土城墙。
校园里上上下下的坡路大都在30度左右。
少数在45度以上,是踩出来的捷径。
中院正南往下,是东西山坡之间的沟豁,里边有一个直径一丈、围栏精致、上有图文的八角形龙泉水池。
泉水微甜,水流粗壮,从未枯竭;夏天清凉,冬天微微冒热气。
水池南边有学生大灶厨房和杂房。
在大灶南边农村女娃和小脚婆姨们正跪在泉水外溢形成的小溪边洗衣服。
她们用植物种子皂角而不是用肥皂洗涤,用棒槌代替揉搓。
沟豁的西南,西堡子北边是铁中家属院。
家属院北边的台地是操场。
操场北边有一些窑洞,属于危房,用作仓库。
窑洞的北边是西山坡。
沿着西山坡一边的大路上去就是西院。
第一次就餐时候发现,老师们大都在办公室吃饭。
新来的女老师汪国瑛、舒难日非常大方,主动找新来的男老师合伙买菜吃饭,一来省钱或者共享两份菜,二来可以男女分享肥肉瘦肉。
那是共产主义协作。
大家边吃边聊,很热闹。
吃完饭还聆听厐秉汉拉二胡曲子。
他的二胡旋律如歌如泣,七分伤感。
因为是冬天,办公室正中间,就在我桌子旁边,立着一个砖砌炉子,火苗半尺多高,屋子里很暖和。
炉子上的烟囱已经挪到一旁备用的煤饼上边,炉口上架着黑铁皮打制的一尺多高的水壶,正在烧水。
在水壶边上或在炉膛两侧比拳头稍大的小方洞中,总是有人在烤馍(主要指蒸馍,是无馅馒头)。
慢慢地、微微变褐的白面馍、混合面馍、玉米面发糕、深褐色高粱面窝头和红薯不断飘散出香味来。
说到炉子,有一天张荫五带着我把办公室里快垮台的炉子拆了重砌。
我向来尊重老师,以后二十年当面不当面总是称他‘张老师’。
我们曾经形影不离过。
我已经有过七八年不断去工厂、工地和农村短期劳动的经验。
我用手工天天锻造过合格的夹钢刀具。
泥水活就更不陌生了。
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年头我在上钢五厂巨大的炼钢电炉、转炉和炼焦炉旁劳动。
那里不是“土法炼钢”,所以享受到国内唯一天天平价吃鲜鱼的生活待遇。
然而砌炉子我不懂,因此今天干起来兴致勃勃。
张老师边干边解释炉子拔火、升温的秘密。
我很想在宿舍里也砌个炉子,可是不行。
当地不给单身的,或者说集体户口的人单独供应煤。
后来我年年初冬带着学生在教室里砌炉子,我的建炉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炉子是成家的标志。
除了不能用电炉,我们什么炉子都用,用得最多的有古老的德国曼彻斯特气炉子(电影里列宁煮牛奶也用过,一模一样)和国产煤油炉。
我成家以后多次在家里砌炉子。
甚至自己动手在屋子外搭个很像样的‘半厦’做厨房,买个小风箱和二尺直径的大铁锅。
‘炉火纯青’原来是可以自己制造的,它使铁锅锅底迅速红起来。
用它炒菜、炒肉、炒鸡丁特别鲜嫩可口。
那是在1970年。
当时按照解决住房困难的自然顺序,我住进西山坡下沟豁边上铁中最好的五户独院里,碰巧跟校长、党、团书记和一位退休工人做邻居。
我家住的屋子原先是李孜久大夫住的,退休的梁师傅家曾经是校医室,两家隔墙里已经堵死的门上还有发药的小窗口。
挑着鸡笼子的山东老头小贩路过,被我们极其难得地遇上了。
我们买了两只童子鸡,立即杀鸡下锅,为此还临时取消了去西安的周末休假计划。
有了炉火,既可以烧水做菜做饭,冬天还可以取暖。
不论是自己砌的还是买的炉子,可以天天劈柴升火,也可以天天不灭一直烧下去。
要节省柴火,节省煤,还要节省时间,那就要讲究技术和经验了。
一天四次封炉子,封死了不行,烧过了火也不行,要恰到好处。
开饭前让炉火恢复旺盛,就要给它增加空气流量,也要恰到好处,别让冷空气把半死不活的炉子吹凉了。
炉火过旺会结焦,也是麻烦事儿。
做完饭赶紧再封炉子,好马上去上班。
早饭一个小时,午饭、晚饭两个小时,是严格计算时间的。
每天用炉子都是一场场战斗。
冬天夜晚最要紧的是不要煤气中毒了,那也是提心吊胆的。
为了节约用煤,我不得不到上海去买蜂窝煤煤炉。
蔡家坡的蜂窝煤专供大工厂职工,我们是赶巧经过特许才用上它的。
南方人可以按一定比例买到大米,也是地方政策特许的。
没有围墙的学校我到蔡家坡报到当天就见到了铁中日常劳动的壮观。
尽管领导说这一次我不用去,我还是去了。
那天是运送白面(小麦磨制的面粉),从位于车站附近的粮食公司仓库提货,把它运到铁中,大约2公里半路程。
除了低年级学生或体弱有病外,师生各尽所能每人或两三人合作,肩扛一袋25公斤的白面或杂粮面。
有时还有大米,每个面口袋装进30公斤。
米袋袋口用绳子扎紧,打结的方式很特别,很牢靠。
跟系鞋带一样,系粮食口袋的绳结值得学,学会了一辈子有用。
回来时候从山坡上往南望下看去,一条几里路长的面口袋组成的白色长龙在游动。
我突然发现,它的背景如此美丽。
那是南北纵深15公里东西两侧无限宽广的平原。
大地是浅绿色原野。
横贯其中的是远处东西向的公路、铁路、渭河,还有河南边更远处数十公里长的一溜台地。
那些平行线的东头在天地交汇处淡淡地融化到暮霭中,它们的西头又插入远处南北两塬逐渐靠近形成的模糊的整体里边。
视觉中那种半透明的朦胧带来八百里秦川粮食、棉花和油菜大丰收的遐想。
居高临下看去,渭河上方的薄雾在阳光照射下组成一条彩色的飘带覆盖着细细的河面。
没有薄雾的河段,水面反射出明亮的一线天光。
铁路边多半有树荫遮挡。
伴随着汽笛声和蒸汽机车的轰鸣声,突然从树影中露出了火车。
列车像一条逐渐伸长的黑线,然后又钻入前方的树荫中,渐渐消失。
它喷出的白色烟雾停留在树荫上方,很长时间才散去。
当时铁路还不是复线,列车和列车的间歇出现有时十二、三分钟,有时一个小时。
为了避让快车,有些列车难免滞留小站很长时间。
平原范围稀稀落落的村庄笼罩在炊烟之下。
近处不时传来低沉的牛叫声、打嗝般的驴叫声。
南方地平线台地上有细细一条树茵线,间或能看到里边一些人家和炊烟,很小很小的。
台地上方天幕中错落地呈现出更远处色泽或深或浅、似见非见的许多山影,山头已经积雪。
正南一段台地是闻名人间的五丈塬,它背后是海拔3767米的太白山。
在大城市生活的人哪能见到那种美丽的自己置身其中的画面?
无论阴晴雨雾,以后16年我天天面对它。
天气谚语“早看东南,晚看西北”、“云往东码头通,云往西马溅泥”、“风云反向怒飞,主雨”准确地预告着气象变化。
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是龙的传人。
龙不是恐龙或鳄鱼,而是龙卷风中心的黑色旋涡,偶尔可以在开阔视野里遇到它。
当然,“天有不测风雨,人有旦夕祸福”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老天就管不着了。
那是每周一次的劳动,一般在星期四下午课后进行。
后来我还参加运送煤炭的劳动。
多数人都用洗脸盆到煤厂取大半盆煤,用手抓着盆沿,盆边搭在左肩后或右肩后。
那是又一条长龙,黑色的,而且是来回走动直到运完为止的。
高年级学生用架子车拉煤,是个重活。
有时候那种劳动风雨无阻。
要吃要喝要搞教学,什么东西都得运。
冬天来到之前还要储备白菜、萝卜、胡萝卜等等。
学生们喜欢那种劳动,这不但是自我服务,也是表示互助关怀的好机会,甚至也是为自己争取光荣的机会。
学生的脸盆清洗干净后还用来盛菜、放瓜果和瓜子。
那是过节偶尔杀猪宰羊大吃一顿时候铁中特有的风景线。
学生生活很紧张,从起床到就寝都排入时间表,一天六节课,课后有两三小时自由活动。
60年代初早晚天黑自习,学生都有用小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放在课桌前。
晚上从读报到自习,近三个小时。
下晚自习交作业,准备就寝。
老师查完寝室就开始改作业。
他们从早到晚随时跟同学接触,半夜也是随叫随到。
多数时候自习和课余生活主要靠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维持。
老师还轮流值周,检查课外和自习纪律,每周有评比。
到铁中后,我开始苦练普通话。
我坐在总务处上边宿舍门口,脸冲着五丈塬方向,大声朗诵“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或“狼和小羊”。
我当班主任时候每天都给学生读读报。
冬天这时候只有讲坛上点着煤油灯。
学生们的注意力很集中。
报纸上的长篇通讯是他们最爱听的。
我尽可能带表情地朗读,学生们鸦雀无声地倾听,甚至感动起来。
那种时候我特别高兴。
许多老师和学生的普通话很好,其实我是跟他们学的。
我还学会一些河南话、陕西话、四川话、东北话。
学生中操什么方言的都有。
我教俄语,为了纠正发音,不得不研究各种方言的文献资料。
我甚至研究过清朝回民起义后定居中亚的东干族语文课本。
东干人说“我们是命大少年”,“命大”就是“幸福”。
说“幸福”是“走运”或“命大”都行,只要它能够成为公认的习惯。
学生们朝气蓬勃的、天真烂漫的、温文尔雅的、倔强的,各种类型都有,也有其他类型的。
那是国家宣布为‘困难时期’的年代。
学生的生活很清苦,甚至是非常清贫的。
初中学生带到铁中的家当可能只有一条薄被和一块土布床单。
几乎不带替换衣服。
寝室里是双层通铺或者两侧的单层通铺,每个通铺的木板上躺满人。
公用的一张课桌放牙具,有一条用来挂毛巾的绳子。
除此之外室内空空的。
晚上抬进来一个陶制大尿缸,清晨抬出去。
地上不断撒石灰,依然臊味扑鼻。
高中寝室或者女生寝室好一些,也还有不同程度的卫生问题。
定时的大扫除,严格的检查,组织各种评比活动,启发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带头模范作用等,都起了明显的作用。
老师去家访发现,少数家长的工资一到手先还债,剩下的就不多了;有的甚至不几天就把剩下的喝光,根本不顾家里死活。
极个别的,但是并非鲜见的家长经常‘犯纪律’,无心在子女面前以身作则。
当然,大多数家长是好样儿的,他们对子女负责,工资不高却省吃俭用抚养他们。
也有过分溺爱或过分放纵子女的。
学生到了学校溶入了另一种相依为命的环境。
他们学习的时候完全忘记清苦。
为了家访,我走遍铁路东线、西线、南线各站。
校长下命令,你问怎么去,他会说:
有什么车,“扒”什么车!
实际上,我们经常不开铁路免票(乘车证)就上客车,反正走不远,查票时候说个好话就行了。
有几次去宝鸡看电影,坐火车遇到查票,我们出示的是电影票。
只有去宝鸡就医才开免票。
列车长一般特别尊重蔡家坡老师,列车员里经常有我们的学生。
有时候他们还免费请我们去餐车美餐。
不但是客车,我们什么车都上:
行李车、闷罐子车(棚车)、敞车、平板车、油罐车两头的小平台、车尾的守车、机车前后左右能够站人的地方或煤水车的煤堆上。
幸运的时候可以上宝成铁路的电力机车驾驶室。
解放牌改装的轨道车特别舒服,没有煤灰,视野也好。
没有外壳的小型轨道车又有更吸引人的越野魅力。
可惜我没有搭乘过人力扳动的押道车,它也许已经退役了。
到了许多小站办完公事以后往往很难及时离开,不得不步行两个小时去临近车站赶车,因此从杨贵妃死去的马嵬坡到宝鸡的各区段我几乎都来回步行走过。
家访的次数毕竟很有限,但是每到一个车站必定家家都去,未必都是去告状数落学生。
铁中终于有市电了。
我喜欢帮电工刘安中的忙,他极聪明,几乎什么技术活都懂。
有了电看电影就方便了。
铁路电影队每个月都来,每次放映两部文艺片。
过去看电影要去车站人民剧院,毕竟要多花一些钱。
早先铁路电影队也来,需要临时用柴油发电。
看电影是最高水平的业余文艺享受。
铁中的运动会一直都组织得很好,学生的体育水平是很高的。
化学老师用柠檬酸、糖精和食用色素自制饮料,免费供应。
后来好多次由我清洗、消毒好大水缸,用扁担担满开水,待水放凉后请化学老师来配制汽水。
运动会上发令枪用的火药也是自制的。
为此张鸿基老师贡献出了一个眼球。
火药跟剪刀刀口相遇是会爆炸的。
后来我接替他的工作。
我用橡皮塞打孔器,先切出小试管管口大小的圆纸片片,整整齐齐地排放在搪瓷盘子里,每张小纸片上用玻璃棒移送一滴已经配制好的带水带胶的火药,然后用另一张小圆纸片轻轻盖在上面,阴干待用。
这是比较安全的方法。
(许多学生在家做鞭炮给家里挣钱,那是很危险的工作。
)因为有电,运动会上又多了一个角色:
广播喇叭。
朱德超、钱美莲等老师经常在广播中高声给运动员鼓劲。
后来我也挤进去,报告检录通知、比赛成绩,激情地朗读学生们送来的打油诗。
运动会期间的晚上,老师用化学药品制作焰火,让师生观赏,很有特色。
原先晚会用煤油气灯照明。
有了电以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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