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谁来做怎么做渡边邦夫访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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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谁来做怎么做渡边邦夫访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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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谁来做怎么做渡边邦夫访谈
建筑谁来做?
怎么做?
:
渡边邦夫访谈
渡边邦夫:
构造设计集团代表简介1939年出生于日本东京。
1963年,毕业于日本大学理工学部建筑系。
同年,进入横山建筑结构设计事务所就职。
1964年,转职木村俊彦结构设计事务所。
1969年独立创业,成立结构设计集团(SDG)至今。
由他负责结构设计和监理的主要作品如下
武藏学园(BCS奖,1981年)
日本科学技术博览会国连馆(1985年)
日本国际会议中心(JSCA奖,BCS奖,1989年)
海洋博物馆(1992年)
东京国际会议中心(JSCA特别奖)
中野坂上超高层大厦(1996年)
名取市文化会馆
酒田市市民美术馆
幕张博览会北大厅(松井源吾奖)
熊谷文化创造馆(1997年)
茨城县立天心纪念五浦美术馆
台湾卑南文化公园
高知县立牧野纪念馆(1998年)
富山县福址会馆(1999年)
札幌媒介公园
国立汉城大学运动中心(2000年)
蔚山足球赛场(2001年)
横滨港国际客运终端(2002年)
建筑杂志方面连载的文章有
《列柱》(结构空间论)(1976~1988年)
《建筑知识》(结构法规鉴赏)(1986~1988年)
《at》(冲出黑箱)(1989~1991年)
《钢铁技术》(一个人的辩论)(1993~1997年)
《新建筑》(时评)(1994年)
《建筑文化》(构造家列传)(1995~1996年)
《结构》(随想)(1996~1997年)
《新建筑》(结构的源流)(1997~1999年)
2011年东京UIA大会会场所在地东京国际会议中心TOkyoInternationalForum,由美国建筑师拉斐尔・维诺里和日本结构设计师渡边邦夫在1996年共同完成。
非结构专业的人可能并不了解这位72岁的结构大师。
经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总建筑师杨洲介绍,我们有幸拜访了SDG。
2011年9月28日中午,从地铁浅草站上来,由SDG的中方代表王健接应我们。
在东京的小街巷里转了几个弯,在一条小路的尽头,见到红棕色的独栋小楼,就是渡边邦夫的SDG事务所了。
换了拖鞋坐下来,还以为书架的隔壁坐着不少设计师,可渡边先生一开口才知道,在我们进门前,屋里不过只有一人。
我们的话题也就自然地从事务所的经营开始了。
建筑师的生存,事务所的经营以及社会的环境
渡边邦夫:
“这个公司完全是个人的。
你们现在来得正是时候,8月底我把其他设计师都辞退了,现在只有我和王健。
”
王舒展:
“将事务所员工解散,这个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
常人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您一定经过了深思熟虑。
”
渡边邦夫:
“在日本、美国基本存在两种建筑设计企业,大型设计公司,像SOM那样的;以及个人的小型事务所。
SDG是一个完全的个人事务所,个人事务所的存在持续,完全依赖于建筑设计本身的优劣。
只有认真地对待项目,把它建好,才会有不断地项目来源,也才会有设计费,大家才会有工资,生活才能保障。
但个人事务所并不是一直都会有大项目,也存在没有项目的时候。
对于大型事务所,为了生存,必须做工厂、仓库、办公楼这些持续经营的项目。
大型事务所与其说是做作品,更多的是在经营:
不然就发不出工资,维持不下去。
那么大型事务所的员工就会不得不做一些很无聊的建筑,这样就会造成员工的能力低下,因为他们只会做像流水线生产一样的工作。
我的事务所里,我不希望他们能力低下,我不想做觉得没有意思的项目,因此让他们都离开了。
我现在就在等待我觉得有意思的项目,我确信一定会出现。
这就是个人事务所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也是最大的特点。
建筑应该是由人来做的,而不是公司。
”
王舒展:
“我非常理解,也非常敬佩。
设计背后的价值观是决定‘你是一个怎样的设计师’的最关键的一部分。
”
渡边邦夫:
“是的,这个价值观是必须坚持下去的。
”
王舒展:
“大型设计企业中的员工对您刚才所说的‘长期麻木的工作’的状态一定会感同身受。
但在中国,需要知道的一点是,大型建筑企业,尤其是国营大型企业,在历史的、政治的背景下,已被裹挟成为支撑中国政治经济的庞大国家机器中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但今天对建筑设计本身的回归和自省,已被越来越多、越来越明确地提出来。
比如BIAD的一个理念之一即为:
坚持主业。
所谓坚持主业,即是以‘设计’为最根本的东西,而不是其他。
也因此,在BIAD中也出现了‘工作室’这样的组织形式,即是希望在‘大的机构’中有更加个人化的个性化的团队做更有个人特征的设计。
当然,这些工作室的发展思路也不尽相同,有的仍然在走重复的,扩大规模的路子,有的则会警惕规模的扩大而去做一些非经营性的,更有建筑学思考的东西。
做‘强’比做‘大’更重要,这逐渐被人认识。
”
渡边邦夫:
“并不是说大的事务所不好,而是一种工作分担的问题。
最简单来讲,60年前日本被炮弹夷为平地,在当时没有人会去想做一个什么好的作品,最主要就是要有房子住,要有吃的、有穿的,基本的保障。
于是大家从各自不同的立场进行努力。
在这个环境下很多人也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想管他怎样先建起来再说,而有的人则认为既然都是要重建,就把文化要素放在里面,使一个简单的住宅变成一个很好的住宅作品。
日本慢慢得以恢复。
日本太小了,经过60年的时间就已经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
中国不同,中国很大,还有不断地发展的空间。
正因为中国还不到饱和的状态,所以还需要建设学校、住宅,这些基础需求还有很多,还处于大量需求阶段,因此由大型设计院去做是非常适宜的。
因此说大型设计院、个人事务所的环境是伴随着社会环境、建筑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存在对错。
现在UIA大会所在会场的建筑结构设计为什么能找到我来做?
一般来讲这样大的结构不会给个人事务所来做。
就是因为当时全日本是相信个人能力的一种环境和状况,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作品。
在中国大的设计院里的小工作室,即使建筑师有这样的想法和能力,还要看整个的社会环境是否可以提供这样的机会。
”王舒展:
“尽管中国建筑市场没有饱和,仍有很大的需求量,建筑师还有很多事情可做,但其中会有很多问题。
在高速发展的轨道上,大家很看重‘量’的‘硬’指标,但一些诸如‘诚信’、‘法制的健全’、‘知识产权保护’、‘资质’等‘软’的社会架构远远落后于‘量’的积累。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反省到应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高,但这个转变看起来还是比较困难。
在高速发展中所获得的成绩使人很难放弃这种发展模式。
所以追求品质、追求原创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还是比较艰难的。
”
渡边邦夫:
“在中国有很多职业,建筑也好,律师也好,医生也好,但每个职业里非常优秀的人却不多。
现在在日本有30万人有一级建筑师的资质,但是这里面真正能够做称得上是作品的人也只有200人而已,剩下xxxx人就只能看看、抄抄、拼拼。
中国的人口按照10倍于日本来看,也只有2000人是比较优秀的。
建筑媒体就应当更关注这2000人,这2000人也应当主动联络建筑媒体,使好的作品不断的在杂志上进行宣传。
日本有两位非常著名的建筑评论家,不过都已经去世了,他们发掘了日本近代的建筑师,包括早期的前川国男、丹下健三、矶崎新。
在发现了好的建筑师以后,就把他们的作品放在自己的评论文章里,不断地向外宣传。
大企业大公司的社长,如普利司通轮胎,看到文章觉得这个建筑师不错,就会把自己公司的办公大楼交给这个建筑师来设计。
有了这样的机会,建筑师就会非常努力地把握住机会去设计,水平也就越来越好,机会越来越多。
我处于他们这一代的后一辈,看了他们的经历以后,我们这一代人就会去想将来要走哪一条路。
我觉得在中国如何发掘第一代是很重要的。
”
建筑的指挥棒应该交给“三有”业主
渡边邦夫:
“建筑现在被细分得很厉害,有城市设计、地域设计、结构、设备,景观、声学设计、照明设计等20多种领域。
做一个建筑,20多个领域的人必须要集合起来,那么怎么才能统一意见、统一思想来做一个建筑呢?
到20年前为止,都是建筑师来总括这所有的内容,建筑师会去吩咐布置各自的工作;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每个领域的内容越来越专业,越来越深,建筑师就很难去理解,所以近20年来建筑师就是一个装饰品,在一个建筑师的背后有很多专业设计人员的工作。
这样一来,各专业领域的协作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建筑、结构、设备,按传统的做法是各做各的,但实际上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几个专业各有各的领域,但同时他们也有一个重合的地方。
每次开会,就会对这个重合的地方进行讨论,到我们这一代就是这样做的,共同探讨如何把这个建筑做好。
举个例子,祯文彦做建筑,我做结构,他不会对我说‘渡边,你去做这个事情’,我也不会对他说‘你这样的设计,我的结构只能这么做’。
大家碰面只会讨论怎么做会更好,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我和他合作的两个项目:
千叶的幕张博览会和新泻国际会展中心。
现在建筑界的人都已经领会到这一点了,大家的领域都涵盖着对方的一部分内容,但是建筑杂志还没有觉醒,并没有从杂志的角度去宣传这个知识的重叠部分对于建筑来讲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照明设计有专辑,但是照明设计和建筑设计的关系,和设备设计的关系就没有特别的提到。
从杂志的角度来说,这种专业的内容更容易去表现。
王舒展:
“没错,是这样的。
我们在2011年2月做了一期照明专辑,那个时候我在开篇语里把各个专业的关系比作是一个交响乐团,不同的专业代表了乐团里不同的乐器和声部,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身份和位置,但同时他们也要照顾到‘整曲’的强弱和表现力。
在中国这个交响乐团里其他专业的人还没有这个意识,因此可以看到很多建筑的整体性是很差的,专业之间是分裂的。
正像您画的这样,各专业间的纷争都过于强调自己的部分,而对重叠的这部分的掌握与合作能力无论对哪个专业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建筑师如果抱着要做指挥家的心态,就总会受到挫折。
”
渡边邦夫:
“正像你说到的,的确是在演奏交响乐,20多个领域就像20个演奏家一样,各奏各的就很奇怪。
20年前为止,建筑师是这个指挥家i现在,这个指挥家是业主,万科就是这样的业主,去指挥大家怎么做。
东京国际会议中心之所以这么成功的建造出来,并不是拉斐尔或我,而是当时东京国际会议中心的业主――东京都财务局局长千叶先生,他才是真正的总指挥。
业主的能力是会影响到建筑的,好的业主才会有好的建筑作品。
这个指挥家必须要有钱、有见识、有目的,因此说万科做了很多不错的住宅。
日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森大厦株式会社,他也想做指挥家。
有钱有目的,但是没见识,只能做出像六本木Hills那样的建筑……”
结语
因要赶往会场听桢文彦的讲座,我们与渡边先生的对话只好草草结束。
引用他2002年著作《�耀すゐ�造ヂザィソ》(中文版本《结构设计的新理念・新方法》于2008年出版)中序言所说:
“简单地谈论设计本质的话,可以说就是通过分析‘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中发现新的相互秩序。
在建筑的设计方面,相互有关联的因素非常之多,所以要进行的分析和统一的工作十分繁杂,需要极度地消耗精力,不过,这也是一项相当有趣的工作。
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还有单个的人和成群的人的性格又不同,因此也必须将这些内容都纳入考察范围。
这样的考察永无止境,也不会令人厌烦。
当我们把这些问题都弄清楚的时候,设计也就完成了。
”采访者:
王舒展,《建筑创作》杂志社副主编
文字整理:
郑恬辛,《建筑创作》杂志社编辑
摄影:
王祥东,《建筑创作》杂志社记者
收稿日期: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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