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衡《岳阳楼记》留给我们的文化思考和政治财富 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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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衡《岳阳楼记》留给我们的文化思考和政治财富 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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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岳阳楼记》留给我们的文化思考和政治财富1
《岳阳楼记》留给我们的文化思考和政治财富
梁衡
文章是思想的载体、艺术的表现。
我向来主张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
当然,读文章也应从这两方面来读。
如果让我在古今文章中选一篇最好的,只好忍痛选一篇,那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千百年来,中国流传着一句话:
不读《出师表》,不知何为忠;不读《陈情表》,不知何为孝。
随着历史进入现代社会,这两《表》的影响力,已在逐渐减弱,特别是《陈情表》,已鲜为人知。
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同样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岳阳楼记》,却丝毫没有因历史的变迁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它如一棵千年古槐,历经岁月的沧桑,愈显其旺盛的生命力。
北宋之后,论朝代,已经南宋、元、明、清、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六代的更迭;论社会形态,也经封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世的冲击。
但它穿云破雾,历久弥新。
呜呼,以一文之力能抗六代之易、三世之变,靠什么?
靠它的思想含量、艺术思想、人格思想和政治思想!
它以传统的文字,能表达一种跨越时空的思想,上下千年,唯此一文。
《岳阳楼记》已经成为一份独特的历史遗产。
从《古文观止》到解放以后历届的中学课本,常选不衰;从政界要人、学者教授到中小学生,无人不读、不背,这说明它仍有现实意义。
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是教我们怎样写文章;二是教我们怎样做人;三是教我们怎样做官。
一、我们该怎样做文章———文章达到的“三境之美”
1.“一文、二为、三境、五诀”
在中国古代,文章是官员政治素质的一部分。
“立功、立德、立言”,三者缺一不可。
古今有三种文章,一是官场应景,空话、套话,人们很快忘记;二是有一点思想内容,但行文不美(如大量的奏折、记、表等),人们也已经忘记;三就是以《岳阳楼记》为代表的既有内容又有思想的好文章,而且都达到了极致。
《岳阳楼记》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在下评语前,我们不妨先探究一下好文章的标准。
概括地说,可以叫做“一文、二为、三境、五诀”。
“一文”是指文采。
首先你要明白,你是在做文章,不是写应用文、写公文。
文者,纹也,花纹之谓;章者,章法。
文章是以一门以文字为对象的形式艺术,它要遵循形式美的法则,并通过这个法则,表达作者的精神美。
中国古代文、言相分,说话可以随便点,既要落成文字,就要讲究美。
诏书、奏折、书信等文件、应用文字也一样求美。
古代是把文件写成美文,而我们现在是把美文改成了文件,都一个面孔。
“二为”是写文章的目的,一为思想而写,二为美而写。
既要有思想,又要有美感。
文章有“思”无美则枯,有美无“思”则浮。
“三境”是指文章要达到三个层次的美,或曰“三境之美”。
古人论诗词,就有境界之说。
我现在把文章的境界细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景物之美,描绘出逼真的形象,让人如临其境,谓之“形境”,类似绘画的写生;二是情感之美,创造一种精神氛围,叫人留恋体味,谓之“情境”,类似绘画的写意,如徐渭(青藤);三是哲理之美,说出一个你不得不信的道理,让你口服心服,谓之“理境”,类似绘画的抽象,如毕加索。
这“三境之美”,一个比一个高。
“五诀”是指要达到这“三境之美”的方法。
我把它叫做“文章五诀”,即“形、事、情、理、典”。
文中必有具体形象,有可叙之事,有真挚的情感,有深刻的道理,还有可借用的典故知识。
这一切,又都得用优美的文字来表达。
这就是“一文、二为、三境、五诀”之法。
以这个标准来分析《岳阳楼记》,我们就会惊喜地发现,它原来暗合作文和审美的规律,所以成为一篇千古不朽的范文。
请看全文: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
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
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
何哉?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
然则何时而乐耶?
其必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噫!
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全文共有六个自然段。
第一段,叙写这件事的缘起。
以事起兴,作一个引子,用“事”字诀。
第二段描写洞庭湖的气象,铺垫出一个宏大的背景。
借山川豪气写忠臣志士之志,用“形”字诀。
第三、四段,作者借景抒情,设想了两种“览物之情”,创造出一悲一喜的意境。
通过景物描写营造气氛,水到渠成,即用“形”字诀和“情”字诀,由“形境”过渡到“情境”。
连用霪雨、阴风、浊浪、星隐、山潜、商断、船翻、日暮、虎啸、猿啼等十个恐怖的形象。
然后推出“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伤感情境。
连用春风、丽日、微波、碧浪、鸟飞、鱼游、芷草、兰花、月色、渔歌等十个美好的形象,推出“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的快乐情境。
第五段,导出哲理,作者将形和情有意推向理的高度,设问:
有没有超出上面那两种的情况呢?
有,那就不是一般人,而是“古仁人之心”了。
这种人超出物质利益的诱惑,超出个人的私念:
在朝为官,不忘百姓;被贬江湖,不忘其君。
太平时忧天下,危难时担天下。
进也忧,退也忧。
那么,什么时候才乐呢?
到文章快结束时才推出一声绝响,一个响亮的哲理式结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做官要做这样的官,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用的是“理”字诀。
这个道理一下讲透了,这个标准一下管了一千年,而且还要永远管下去!
这是文章的高潮,全文的主题,是作者一生悟出的真理,也是他的信念。
不管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官员,都有忠奸、公私、贤愚、勤庸之分。
而公而忘私、“先忧后乐”,是超时代、超阶级的道德文明、政治文明,是人类共同的、永远的精神财富。
范仲淹道出了这种为人、为臣的本质的理性的大美,文章就千古不朽了。
作者讲完这个结论后,文章又从“理”回转到“情”:
“噫!
微斯人,吾谁与归”,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写出了一种超时空的向往和惆怅。
第六段,不经意间,再轻带一笔转回到记“事”: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照应文章的开头,像一个绕梁的余音。
至此,文章形、事、情、理都有(注意本文没有用典),形美、情美、理美三个层次皆具,已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境界。
这篇文章的核心,是阐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理。
但如果作者只说出这一句话,这一个理,就不会有多大感染效果,那不是文学艺术,是口号,是社论。
好就好在,它有形、有景、有情、有人、有物的铺垫,而且全都用优美的文字来表述,用了许多修辞手法。
在“理境”之美出现之前,已先收“形境”、“情境”之效,再加上贯穿始终的文字之美,形美、情美、理美、文美,算是“四美”了,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分别达到了很难得的高度。
借用王勃在《滕王阁序》里的一句话,就是“四美具,二难并”(“四美”指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二难”指贤主、嘉宾难得并具)了,是一种高难度的美。
2.两类作者,两类文章
虽然我们给出了一个:
“一文”的要求、“二为”的宗旨、“三境”的标准、“五诀”的方法,但并不是谁拿去一套,就可以写出一篇好文章。
就像数学课上,不是老师教给一个公式,人人都得一百分。
这还得有一个艰苦的修炼过程。
凡古今文章,从作者角度分,有两大类。
一类是文人、专业作家。
如古代的司马相如、李白、王勃,现代的许多专业作家。
作者先从文章形式入手,已娴熟地掌握了艺术技巧,然后再努力去修炼思想,充实内容,但无论如何,由于阅历所限,其思想很难拔到多高的境界。
就像一个美人,已得先天之美,又想再成就一番英雄业绩,其难也哉!
第二类是政治家、思想家。
如古代的贾谊、诸葛亮、魏征、韩愈、范仲淹,近代的林觉民、梁启超,现代如毛泽东等人。
这类作者是从思想内容入手。
他并不想以文为业,只是由于环境、经历使然,内心积累甚多,如火山之待喷,不吐不快,就借文章的形式表达出来。
当然,有些政治家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他们忙于政务,长于公文、讲话、指示等应用文字,而不善美文,或者根本就没有修炼到思想的美,很难做到“四美具,二难并”。
但也有少数政治家、思想家,或因小时就有文章阅读或写作训练的童子功(如人外表的先天之美),或政务之余不忘治学(如人形体的后天训练),于是便挟思想之深又借艺术之美,登上了文章的顶峰。
就像一个美女,后来又成就了伟功大业,既天生丽质,又惊天动地,百里挑一。
因为有两类作家,也就有两类文章,“道德文章”和“文人文章。
”中国文学传统很重视政治家的“道德文章”。
政治家为文,是用个性的话说出个性的思想(如诸葛亮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说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如果只会用共性的语言说共性的思想,就是官话、套话,有理而无美,这不叫文章,也不可能流传。
“文人文章”,求“美”而不求“理”,是以个性的语言说出个性的美感,常“美”有余而理不足(如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因为文章第一位是表达思想,“理境”为“三境”中最高之境,所以相对来讲,先入艺术之门,再求深造思想难;先登思想之峰,再入艺术之门易。
所以真正的大文章家,由政治家、思想家出身的多,而专攻文章,以文为业的反倒少。
历史上的范仲淹,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学者,也许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作家。
后人在排唐宋八大家之类的排行榜时,他也无缘入列。
但这恰恰是他胜过一般文人之处。
或者历史根本就不忍心将他排入文人之列。
这倒给我们一个启示,每一个政治家,都有条件写出大文章,都应该写出大文章。
所以,要弄清《岳阳楼记》的文章之美,还得从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角度,探寻作者的内心世界。
二、我们该怎样做人———独立、理性、牺牲的人格之美
人们都熟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名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但却时常忽略了文中的另一句话: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前者是讲政治,怎样从政、为官;后者是讲人格,怎样做人。
前者是讲政治观,后者是讲人生观。
正因为范仲淹讲出了这两个人生和政治的基本道理,才使《岳阳楼记》达到了不朽。
其实,在一个政治家政治行为的背后,都有人格精神在支撑,而且其人格力量会更长久地作用于后人,存在于历史。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物,指外部世界,不为利动;己,指内心世界,不为私惑。
就是说,有信仰,有目标,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
结合范仲淹的人生实践,可从三个方面来解读他的人格之美。
一是独立精神———无奴气,有志气。
范仲淹有两句诗,最能说明他的独立人格:
“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
”他在《岳阳楼记》里向往那些高风亮节的人,说:
“噫!
微斯人,吾谁与归?
”我们看看他最希望与哪些人同归呢?
1034年,当范仲淹第二次被贬到桐庐任上时,他知道这里就是汉代高士严子陵的隐居之地。
严子陵是汉帝刘秀未发迹时的好友,刘秀称帝,严子陵坚决隐而不出。
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独立精神,正是范仲淹所追求的。
范仲淹为严子陵修了一座祠堂,并亲写了一篇《严先生祠堂记》,文末歌曰: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这四句话流传甚广,也成了范仲淹人格精神的写照。
1038年,范仲淹第三次被贬赴润州(今江苏镇江)任上时,途中经彭泽拜谒唐代名相狄仁杰的祠堂。
狄仁杰刚正不阿,不畏武则天的权势而被陷入狱,又被贬为县令。
范仲淹当即为狄仁杰写一碑文,歌颂他:
“呜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不回!
我公哀伤,拯天之亡:
逆长风而孤骞,愬(同‘诉’)大川而独航。
金可革,公不可革,孰为乎刚!
地可动,公不可动,孰为乎方!
”
这段文字掷地有声。
而当时范仲淹也正是冒着朝中的“暴火寒灰”,独行在被贬的路上。
范仲淹所描写的刚不可摧、方不可变,也正是他自己的形象。
范仲淹于太宗端拱2年(989年)生于徐州,出生第二年父亲去世,29岁的母亲贫无所依,抱着襁褓中的他改嫁朱家,来到山东淄州(今山东邹平县附近)。
他也改姓朱,名朱说。
范仲淹少年时,在附近的庙里借宿读书,每晚煮粥一小锅,次日用刀划为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一点咸韭菜为食。
这就是成语“断齑划粥”的来历。
范仲淹这样苦读三年,直到附近人家的书都被他搜读得再无可读。
但他的两个异父兄长,却不好好读书,花钱如流水。
有一次,他劝了兄长几句,对方便反唇相讥:
“连你花的钱都是我们朱家的,你有什么资格说话。
”范仲淹这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心灵大受刺激。
真是未出家门,便感知世态之炎凉。
他发誓期以十年,恢复范姓,自立门户。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23岁的范仲淹开始外出游学,来到当时一所大书院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县),昼夜苦读。
有一次,真宗皇帝巡幸到这里,同学们都争先出去观瞻圣容,范仲淹却仍闭门读书,别人怪之,他说:
“日后再见,也不晚!
”可知其志之大,其心之静。
有富家子弟送范仲淹美食,他竟一口不吃,任其发霉。
人家怪罪,范仲淹谢曰:
“我已安于喝粥的清苦,一旦吃了美味,怕日后再吃不得苦。
”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自觉自愿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范仲淹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中进士,在殿试时终于见到了真宗皇帝,并赴御宴。
不久,他被调去安徽广德亳县做官,立即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范姓。
而这时,离他发愤复姓只用了五年时间。
范仲淹中了进士后,被任命的第一个地方官职是“司理参军”,就是审理案件的助理。
范仲淹秉公办案,常与上司争是非,任其怎样以势压人,也不苟同。
每结一案,他就把争论内容记在屏风上,可见其性格的耿直。
一年后,范仲淹离任时,屏风上已写满案情。
由于他两袖清风,走时无路资,只好把老马卖掉。
二是理性精神———实事求是,按原则办事。
范仲淹的独立精神,绝不是桀骜不驯的自我标榜和逞一时之快的匹夫之勇。
他是按照自己的信仰办事,是知识分子的那种理性的勇敢。
我在写瞿秋白的《觅渡、觅渡、渡何处》一文中,曾谈到这是一种像铁轨延伸一样地坚定。
亚里士多德说: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范仲淹是晏殊推荐入朝为官的。
范仲淹一入朝,就上奏章给朝廷提意见。
这可吓坏了推荐人晏殊,他对范仲淹说,你刚入朝就这样轻狂,就不怕连累到我这个举荐人吗?
范仲淹听后,半晌没有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他难受地说:
“我一入朝就总想着奉公直言,千万不敢辜负您的举荐,没想到尽忠尽职反而会得罪于您。
”回到家后,他又给晏殊写了一封三千字的长信。
信中说:
“当公之知,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
今乃一变为忧,能不自疑而惊呼!
为公之悔,傥默默不辨,则恐搢绅先生诮公之失举也。
”
晏殊是范仲淹的恩师,入朝的引路人。
这件事充分体现了范仲淹“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品格。
范仲淹刚到西北前线时,朝野上下出于报仇心理和抗战激情,都高喊出兵。
主帅命令出兵,皇上不断催问,左右不停地劝说,但范仲淹认为备战还不成熟,坚持不出兵。
主帅说:
“大凡用兵,先得置胜负于度外。
”范仲淹说:
“大军一动就是千万人的性命,怎敢置之度外?
”朝廷严词催促出兵,范仲淹反复申诉,自知“不从众议则得罪必速”,“奈何成败安危之机,国家大事,岂敢避罪于其间!
”结果,上面不听范仲淹的意见,1041年好水川一战,宋军损失6000人。
此后宋军再不敢盲动,最终按照范仲淹的策略,取得了胜利。
这种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到900多年后,类似的一例,就是共产党的粟裕将军,在淮海战役前中央三下命令,要他帅师渡江,他三次斗胆向中央和毛泽东上书,建议战场摆在江北,终于为毛泽东所接受,这一决策使得解放战争提前胜利三年。
在人性中,独立和奴气,是基本的两大分野。
一般来讲,人格上有独立精神的人,在政治上就不大容易被收买。
我们不要小看人格的独立。
就整个社会来讲,这种道德的进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奴隶制度造成人的奴性,封建制度下虽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说法,但还是强调等级、服从。
把人性的独立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标准和道德意识,还有待长期努力。
所以,我们更感到范仲淹在一千年前坚持的独立精神的可贵。
正是这一点,促成了范仲淹在政治上能经得起风浪。
做人就应该“宠而不惊,弃而不伤,丈夫立世,独对八荒”。
鲁迅就曾说,一个人先得骨头硬,才能成事。
如果他总是看别人的脸色,除了当奴才还能干什么?
纵观范仲淹一生为官,无论在朝、在野、打仗、理政,从不人云亦云。
就是对上级,对皇帝,他也实事求是,敢于坚持。
这里固然有负责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规律办事,却是范仲淹的为人标准。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那么以什么为立身根据呢?
以实际情况,以国家利益为根据。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实事求是,无私奉献。
人能超然物外,克服私心,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就是君子,不是小人。
可惜,千百年来,人性虽已大有进步,但社会仍没能摆脱这种公与私的羁绊。
你看我们的周围,有多少光明磊落,又有多少虚伪龌龊。
凡成大事者,首先在人格上要能独立思考,理性处事,敢于牺牲。
而那些人格上不独立的人,政治上必然得“软骨病”,一入官场,就阿谀奉承,明哲保身,甚而阳奉阴违,贪赃枉法,卖身投靠,紧要关头投敌叛变。
这种劣根的人格,实在可悲。
陈云同志讲: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邓小平同志推倒“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每次读《岳阳楼记》,就会立即联想到周围的现实。
“不以物喜”,就是不随波逐流。
这种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仍然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三是牺牲精神———为官不滑,为人不奸。
“不以己悲”,是抛却个人利益,不患得患失。
怎样处理公与私关系,是判断一个人道德水平高下的最基本的标准。
我们熟悉林则徐的两句诗: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有的人,苟利天下,一毫而不拔,宁可我负人,绝不人负我。
有的人处处为国家着想,为别人着想,关键时刻可以牺牲自己。
如果社会上都是前一种人,那么,这个世界成天尔虞我诈,偷砖拆瓦,早就毁灭了。
幸好还有后一种人,社会才和谐,才进步。
范仲淹一生为官不滑,为人不奸。
他的道德标准是:
只要为国家,为百姓,为正义,都可以牺牲自己。
兹举两例。
1038年,宋西北的夏建国,元昊称帝。
宋夏战事不断,因边防主帅范雍无能,1040年,仁宗不得不重组一线指挥机构,任命范仲淹为陕西经略招讨副使(副总指挥),赶赴前线。
这一年,范仲淹已52岁,在这之前,他从未带过兵。
范仲淹一路兼程,赶到延州(今延安)。
延州刚经过兵火,前面36个寨子都被荡平,孤悬于敌阵前。
此前,朝廷曾先后任命数人,都因畏敌找借口,不去到任。
范仲淹说,形势危急,延州不能无守,他挺身而出,自请兼知延州。
范仲淹虽是一介书生,但文韬武略,胆识过人。
他见敌势坐大,又以骑兵见长,便取守势,并加紧部队的整肃改编,提拔了一批战将,在当地边民中招募了一批新兵。
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密令19岁的长子纯佑偷袭西夏,夺回战略要地“马铺寨”。
范仲淹引大军带筑城工具,随后跟进。
部队一接近对方营地,他下令就地筑城,十天,一座新城拔地而起。
这就是后来发挥了重要战略作用的像一个楔子一样打入夏界的孤城———大顺城。
城与附近的寨堡相呼应,西夏再也撼不动宋界。
夏军中传说,现在带兵的这个范小老子(西夏人称官为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像原先那个范大老子(指前任范雍)好对付。
西夏见无机可乘,随即开始议和。
范仲淹以一书生领兵获胜,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他那种为国牺牲的精神。
范仲淹与滕宗谅(字子京)的关系,是他为国惜才,为朋友牺牲的例证。
滕宗谅与范仲淹是同年的进士,也是一个热血报国的忠臣。
西北战事吃紧时,滕宗谅也在边防效力,知泾州。
当时正定川一役大败之后,形势危急。
滕宗谅招兵买马,犒赏将士,重振旗鼓。
范仲淹又让滕宗谅兼知庆州,亦治理得井井有条。
但正因为滕宗谅干事太多,就总被人挑毛病,有人告他挪用公款15万贯。
仁宗大怒,要查办。
但很快查明,这15万贯钱,犒赏用了三千贯,其它皆用作军饷。
而这三千贯的使用,也没有超出地方官的权力规定范围。
但是,朝中的守旧派咬住不放,乘机大做文章,宰相等也默不作声。
范仲淹这时已回京,他激愤地说,朝廷看不到边防将士的辛苦和功劳,一任有人在这些小问题上捕风捉影,加以陷害,这必使将士寒心,边防不稳。
他力保滕宗谅无大过,如有事,甘愿同受处分。
就这样,滕宗谅才没被撤职,而在庆历四年(1044年)被贬到岳阳,于是有了《岳阳楼记》这一段佳话。
如果没有当年范仲淹对滕宗谅的冒死一保,政治史和文学史都将缺少这精彩的一笔。
可知范仲淹后来为滕宗谅写《岳阳楼记》,本身就是一种对朋友、对正义事业的支持,而这是要冒风险、付代价的。
范仲淹在文章中叹道:
“微斯人,吾谁与归?
”他愿意和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去为事业而牺牲。
任何革命的、进步的团体和事业,都是以肝胆相照的人格精神为基础,凝聚力量、团结队伍的;不耍奸滑,只要忠诚。
三、我们该怎样做官———忧民、忧君的为政之道
范仲淹对政治文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个“忧”字上。
《岳阳楼记》产生于我国封建社会成熟期的宋代,作者生于忧患,成于忧患,倾其一生来解读这个“忧”字。
好像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转折时期,专门要找一个这样的解读人。
范仲淹的忧国思想,最忧之处有二,即忧民、忧君,也可以说是留给我们的两笔政治财富。
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说,就是干群关系和上下级关系。
这是每一个政治家都要面对的问题。
1.忧民。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就是说,当官千万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这一点。
政治就是管理,官和民的关系是政治运作中最基本的内容。
忧民生的本质,是官员的公心、服务心,是怎样处理个人与群众的关系。
有的人为官,做民众的牛,在服务和奉献中享受快乐;有的人做官,骑在民众的头上作威作福,在攫取和占有中满足私欲。
然而,人民永远是第一性的,任何政权都得靠人民来支撑。
一些进步的封建政治家也看到了这一点,强调“民为邦本”,唐太宗甚至提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范仲淹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努力在实践中贯彻。
他认为,君要“爱民”、“养民”,就像调养自己的身体一样,要十分小心,要轻徭役、重农耕。
特别是地方官员,如果压榨百姓,就是自毁邦本。
范仲淹从1015年27岁中进士,到1028年40岁进京任职前,已在基层为官13年。
如果说27岁以前的“断齑划粥”,书院苦读,使范仲淹熟悉了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论,坚定了他的忧国信念;而这13年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则炼就了他的忧民之心。
这期间,范仲淹先后转任广德(今安徽广德)、亳州(今安徽亳州)、泰州(今江苏泰州)、兴化(今江苏南通一带)、楚州(今江苏淮安)五地,任过一些掌管刑狱的幕僚小职,最后一任是管盐仓的小吏。
范仲淹表现出了一个典型的有知识、有理想、又时时想着报国安民的青年官吏的所作所为。
范仲淹按照儒家经典的要求,“达则兼济天下”,但却扬弃了“穷则独善其身”,只要有一点机会,他就去用手中的权力,为老百姓办事,并时刻思考着只有百姓安康,政治才能稳定。
范仲淹的忧民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为民办事、为民请命和为民除弊。
一是为民办事。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权为民所用”。
范仲淹比较突出的一件政绩,是修海堤。
1021年,范仲淹调泰州,任一个管理盐仓的小官。
当时泰州、楚州、通州(今南通)位于淮水之南,东临黄海,海堤年久失修,海水倒灌,冲毁盐场,淹没良田,不但政府盐利受损,百姓亦流离失所,四处逃荒。
范仲淹只是一个看盐场的小吏,这些地方上的政务经济上的事,本不归他管,但他见民受其苦,国损其利,便一再建议修复海堤,政府就干脆任他为灾区中心兴化县的县令。
范仲淹制定规划,亲率几万民工,日夜劳作在筑堤工地。
有一次,大浪淹来,一百多人顿时被卷入海底。
一时各种非议四起,要求停工罢修。
范仲淹力排众议,身先民工,亲自督战,前后三年,终使大堤告成。
随之,地方经济恢复,国家盐利增收,流离的百姓又回到故乡。
百姓感谢范仲淹,将此堤称为“范堤”,甚至有不少人改姓范,以之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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