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词汇系统构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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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词汇系统构成
第三章词汇
一、古汉语词汇系统构成
(一)汉语基本词汇及其流变
词汇是语言中词的总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
词汇可以分成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两大部分。
“语言的词汇中的主要东西就是基本词汇,其中就包括成为它的核心的全部根词。
基本的词汇比语言的词汇少得多,可是它的生命却长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生存着,并且为构成新词提供基础。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基本词大多标志着与人们世世代代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事物,在词汇系统中地位至关重要,与一般词汇相比它具备全民常用性、稳固性(主要体现为基本义位的稳定)、构词能力强的重要特点。
基本词汇是语言词汇发展的基础。
基本词汇以外的词汇就叫做一般词汇。
一般词汇稳定性就差一些,构词能力比较弱,也不具备全民常用性。
一般词汇与基本词汇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基本词汇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表示人们最熟悉的自然现象的一些词、表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一些词、表示时令和方位概念的一些词、表示事物最基本的性质状态的一些词、表示最基本的动作变化的一些词、表示人体部位器官的一些词、表示数量的一些词以及表示人称和指代关系的一些词。
甲骨文时代基本词汇、一般词汇的界限一般讲不太清晰。
基本词汇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里的一部分和代词、数词、联结词等。
名词里的基本词包括自然现象的名称、肢体的名称、方位、时令的名称、亲属的名称、关于生产及物质文化的词。
1、自然现象的名称
自然现象的名称是上古基本词汇的一个主要部分。
如“风”、“云”、“雨”、“露”、“水”、“火”、“山”、“土”等。
如“北风其凉,雨雪其雨旁。
”(《诗经·邶风·北风》)“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诗经·郑风·出其东门》)“履霜坚冰至。
”(《易经·坤卦》)“禹平水土。
”(《书经·吕刑》)〖JP〗
2、肢体名称
肢体名称,例如: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娥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诗经·卫风·硕人》)这类词作为基本词其稳定性不如表示自然现象的词高,词义也与时流转,参差龃龉,沿用下来的多数做了双音词的词素,如“颈”与“项”、“面”与“脸”、“眼”与“目”、“牙”与“齿”、“肌”与“肉”、“皮”与“肤”等。
“颈”与“项”初不同义,《广韵·清韵》云:
“颈在前,项在后。
”刎颈不可说刎项,望其项背也不可说望其颈背。
汉代以后“颈”开始孳生“脖子”之义。
上古脸用“面”一词,“脸”第六世纪才出现,而且意思也仅指颊。
颊有二,因此可说“双脸”;颊以施粉,所以又多以“脸”代指妇女。
陈后主《紫骝马乐府》:
“红脸桃花色。
”再看“眼”与“目”。
《说文》云:
“眼,目也。
”“眼”字是战国以后出现的,最初仅指眼球,《战国策》、《庄子》中就有“抉眼”的用例。
至于“牙”与“齿”,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
“统言之,皆称齿称牙,析言之,则前当唇者称齿,后在辅车者称牙。
”“肌”与“肉”最初也有分别:
段注云:
“人曰肌,鸟兽曰肉。
”“肉”与“骨”相对时也可用于人,但“肌”却始终未能进入“鸟兽”王国。
“肤”与“皮”的用法也在人与兽之别,到了汉代“皮”开始也能指人的皮肤。
3、方位和时令
方位、时令概念的形成要晚于表示自然现象和肢体的概念。
例如“年”,原始意义是“谷熟”。
五谷每年一熟,“年”遂转为时令。
《诗经·豳风·东山》:
“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岁”最初指木星,再表示一年中收获的季节,由此孳生出“谷熟”、“年成”,最后才转为表时令的年岁,“年龄”一义是汉代出现的。
“秋”,《说文》:
“禾谷熟也”,本义与年相近,后由谷物成熟发展为指收成的季节。
“春”,指播种的季节。
《说文》:
“从日从?
,春时生也。
”古人最初把一年分为“春”、“秋”两季,故春秋也可代表四时。
“夏”初指作物长大,遂称这个季节为“夏”。
“冬”,《说文》:
“四时尽也。
”夏冬之分是春秋时产生的。
从此一年开始分为四季。
4、亲属称谓
“父”与“爸爸”、“母”与“妈妈”上古音近,可能同源。
“儿”在先秦意为孩子,汉代兼有“儿子”一义。
《广雅·释亲》:
“儿,子也。
”“祖”初指祖父及祖父以上的先辈。
“伯”“叔”上古只用于排行,亦指长幼,并通用于男女。
伯、仲、叔、季依次指老大、老二、老三、老四。
上古父亲的兄或弟称为“伯父”或“叔父”。
《释名·释亲属》:
“父之兄曰世父……,又曰伯父……父之弟曰仲父……仲父之弟曰叔父……叔父之弟曰季父”。
中古开始单用“伯”“叔”来代表父辈。
如:
“诸姑伯父,犹子比儿。
”(梁·周兴嗣《千字文》)
5、关于生产及物质文化的词
农业词汇和渔猎词汇有历史联系。
“畋猎”的“畋”上古作“田”,既指畋猎,又当耕田,还把所耕土地称“田”。
畋猎、耕田本是当时主要的生产方式,反映在语言上也密不可分。
畋猎所得称“获”,耕田所得称“”,二词语音无别。
这种联系往往使得原始时期的名词和动词合而为一。
“田”既可作名词,又可作动词。
“鱼”亦相仿,除作名词外还可作动词:
甲骨文里有“王其鱼”。
《左传·隐公五年》:
“公将如棠观鱼者”。
“渔”“鱼”只是后来人们在字形上所作的分别。
“兽”也一样,甲骨文“王弓弓渔其兽”,“兽”是动词。
这个动词后作“狩”,反而掩盖了它和“兽”的联系。
如《诗经·郑风·叔于田》:
“叔于狩,巷无饮酒。
”这一类基本词汇会发生历史流变。
渔猎时代对鱼类、禽类、兽类分得很细,指称这些小类的词后来却消失了。
如“猪”的总称叫“豕”,小豕叫“豚”,豚生六月叫“?
”,牝豕为“?
”,牡豕称“瞫”。
现代汉语中只留下“猪”一个基本词了。
物质文化的基本词汇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如,“宫”“室”与穴居相关,殷代有了版筑堂基上栋下宇的建造以后,“室”与“穴”就分流:
《诗经·王风·大车》云:
“谷则异室,死则同穴。
”生前所居为室,死后所埋之处为穴。
“屋”初指帐幕之类,同“幄”,《诗经》时代就逐渐用于指版筑房屋。
《说文》:
“房,室在旁也。
”段注云:
“凡堂之内,中为正室,左右为房,所谓东房西房也。
”战国出现两层房,即“楼”。
《荀子·敷篇》:
“志爱公利,重楼疏堂。
”又如服饰方面的词。
先秦人们穿“裳”。
《说文》:
“常(裳),下(裙)也。
”《诗经·魏风·葛屦》:
“可以缝裳”,笺:
“男子之下服。
”另外可顺便看一下表示家具的词。
古人很早就有床,坐卧两用,床前有几,另有上食用的案。
南北朝出现坐具,叫“坐”(座),宋代还出现了桌子。
杨亿《谈苑》:
“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卓一副。
”“桌”本作“卓”。
(二)对于古汉语词汇系统的考察
1、义位的有无和结合关系
“义位”是属于语言的深层结构的,反映人们思想中对客观事物的分类。
词可以视为词义系统的“分子”,义位相当于词义系统的“原子”。
研究词义,应该以义位为基本单位。
词汇系统的流转变迁实际主要体现为义位“原子”的生灭有无和义位结合为“分子”结构的差异。
基本词汇的稳定性也主要体现在其基本义位的稳固上。
2、词的聚合关系
词不是孤立存在的,相互关联的词组成一个动态分布的语义场。
例如,古代汉语中“婴儿”、“童子”两个词(“少年”指“青年男子”,不在此语义场),构成表示未成年人的语义场。
这个语义场的组合分布古今多有变化。
秦汉时“婴儿”既可指刚出生的小孩,如:
《老子》“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也可指七八岁十几岁的童子。
可见“婴儿”、“童子”两个词的义域是交叉的。
到了唐代这种交叉状态结束:
《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云:
“婴孩渐长作童儿。
”现代汉语中则用“婴儿”、“儿童”、“少年”来分别表示不同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
同义关系和反义关系是词汇聚合关系中重要的两类,它们也相互关联,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当中。
3、词的组合关系
词的组合关系即搭配关系也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中。
主要体现为两方面:
第一,词义基本不变的同一个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组合关系不同。
例如“拔”,上古时主要有两个义位:
①攻下。
这个义位后来消失。
②拔擢。
这个义位古今没有什么变化。
但五代时期的《祖堂集》中却有“以手拔帽带”这样的搭配形式。
这是当时特有的,现代汉语中“拔”就要改为“抽”了。
第二,在某一时期的语言平面中,既有前一时期的旧词和旧语法成分,又有新产生的新词和新语法成分,新旧的组合关系往往有所不同。
例如,据蒋绍愚先生研究,《祖堂集》中“木”、“树”二词并用,前者算是旧词,后者算是新词。
二词中只有“树”能和词尾“子”组合,如“树子”、“枯树子”、“柏树子”,“木”就不能。
4、词的亲属关系
词汇系统中新旧词之间可能会存在三种亲属关系:
1)同源关系,即由语义引申或语音变化而从旧词产生新词。
由于语音、词义的变化,同源关系也处在动态变化中。
2)由原有的词加上词尾而构成新词。
3)由原有的词作为语素而构成新词。
上古由孳生而形成新词这种方式非常能产,中古以后由合成而产生新词这一方式越来越重要。
由两个同义词或近义词复合而凝成的合成词在中古产生得很快。
二、词义分类、义位、义素
这里所谓的词义指的是词的词汇意义。
词的意义指的是用语音形式固定下来并加以体现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种认识和评价。
(一)词汇意义的语义学分类
1、理性意义
理性意义又称概念意义,它反映人们对客观对象的基本认识,是词义的核心部分。
如《说文》对“相”、“川”的释义:
“相,省视也。
”“川,贯穿通流水也。
”
2、联想意义
联想意义又称隐含意义,指因词的基本特征而联想生成的意义。
例如,“女”,《说文》:
“妇人也。
”“女性”一义是其理性意义。
女性是弱势群体,于是具备了“柔弱”、“幼小”的联想义。
唐代孔颖达释《诗经·豳风·七月》中“猗彼女桑”云:
“女是人之弱者,故知女桑柔桑。
”朱熹《诗集传》亦训“女”为“小桑”。
又,古诗文称城上小墙为女墙、女垣,也是取其“小”的联想意义。
3、社会意义
社会意义指由社会环境、时代背景、思想观念、职业阶层等的不同而产生的意义。
如“朕”,最初为通用的第一人称代词,人人可自称,屈原在《离骚》中就说:
“朕皇考曰伯庸”。
但后来秦始皇将这个词掠为己有,《史记·秦始皇本纪》云:
“天子自称曰朕”,他人再也不能使用。
这种意义的形成与社会变化密切相关。
4、色彩意义
色彩意义主要指词的感情色彩(褒义、贬义)和风格色彩(语体义)。
进行词义分析时要注意以下几种关系:
(1)词义与概念(指逻辑上的概念。
下同)的关系;
(2)词义与所指事物的关系;(3)词义与语音的关系;(4)词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5)词义与汉字的关系。
(二)词汇意义的几对关系
1、词义和概念的关系
词义属于语言范畴,是语言系统中词这一级语言单位的内容部分,具有确定的语音形式;概念则属于逻辑范畴。
概念有真假之别,词义本身却并没有正误之分。
2、词义与所指的关系
词义与所指虽有密切的关系,但并不相同。
例如“车”、“船”古今制造工艺和用材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词义并没有发生变化。
又如“侄”,《颜氏家训·风操》云:
“按《尔雅》、《丧服》经、《左传》经,侄名虽通男女,并是对姑之称。
”“侄”的含义是在与“姑”的对立中确立的。
可见词义是个词与其它相关的词构成的对立关系中确立的涵义。
有时候所指对象虽然不同,但词义互有差异。
《诗经·小雅·大东》: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朱熹《诗集传》云:
“以其先日而出,故谓之启明;以其后日而出,故谓之长庚。
”其实二者所指没有变化。
另外,从言语和语言的角度来区分,词义以及后面将要论及的义位、义素均系语言义。
古人训释典籍有随文释义的情形。
例如:
《诗经·齐风·东方未明》:
“狂夫瞿瞿。
”毛传训“瞿瞿”为无守之貌;而释《诗经·唐风·蟋蟀》“良士瞿瞿”一句中的“瞿瞿”为“瞿瞿然顾礼仪也。
”段玉裁云:
“(毛传)各依文立义,(瞿瞿)而为惊遽之状则一。
”随文释义实际上解释词语的言语义。
而段玉裁“惊遽之状”则是对词义的概括。
语言义是对言语义的抽象和概括。
从言语义中提炼词义应遵循王力先生所讲的“因文生义”原则:
“我们只应该让上下文来确定一个多义词的词义,不应该让上下文来临时‘决定’词义。
前者可以叫‘因文生义’,后者则是望文生义。
二者是大不相同的……因文生义比较有客观的标准,各家注释比较容易趋于一致;望文生义则各逞臆说,可以弄到‘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①
《训诂学上的一些意见》,见《王力文集》十九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3、术语义和语文义的关系
一个词可以有不同的意义,一种意义可能揭示一种科学概念,这类意义称作词的术语义。
另有一类意义反映一般的是人对事物的认识和评价,甚至是不符合事物本质的认识。
这类意义是词的语文义。
它是语言社会性特质的体现。
古人训释典籍时还不能分出语文义、术语义、文化义的差别。
就连《说文解字》的释义方式也多有变化。
例如,“陆,高平地。
”“光,明也。
”从现代语义学的角度看,这是语文义。
“王,天下所往归也。
”“鬼,人所归为鬼。
”从现代语义学的角度看,这又是文化义。
术语义一般情况下多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所掌握,普通读者首先应该重点掌握的是一个词的语文义。
(三)义位
词的每个意义即义位。
义位是词这一级语义单位下的又一级语义单位,大致相当于词典所列义项。
不过义位和义项还是有所不同:
义位是针对每一个词而言,不是对字而言;字典、词典对字词的划分往往并不严格,每个字对应的经常不属于一个词,其所列义项也可能归属各异。
同义关系、反义关系等词义关系的梳理都要以义位为单位。
所以要研究古汉语词汇的系统及其变化,首先应确定包括义位在内的语义单位。
对义位进行划分与归纳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将言语义和语言义区别开来。
义位是语言义,而非言语义。
划分、归纳义位时应着眼于语言义。
例如《中华大字典》对“为”的解释中有这样三项:
(4)学也。
《论语·述而》:
“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
”
(7)敷也。
《礼纪·曲礼上》:
“则主人请人为席。
”
(9)解说也。
《孟子·告子下》:
“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
这三个义项其实都属于言语义。
“为”可以视为泛义动词,意为从事某种活动,具体含义要靠上下文语境来确定。
《左传·隐公元年》:
“不如早为之所”,“为”在这里意思是“安排”;《商君书·农战》:
“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为”在这里又是“治理”;《战国策·齐策》:
“孟尝君为相数十年”,“为”在这里又成了“担任”。
这三个意义其实都是言语义,可以抽象为一个义位就可以了。
值得一提的是,像“为”这样的动词,现代汉语中也有,如“做”、“搞”等。
其他语种中也照样存在,如英语中的“do”、“make”、德语中的machen等。
第三,义位的划分要与实际事物的差别区别对待。
“臭”,《玉篇》释为“香臭之总称。
”有各种各样的气味,事物本身的这种区别可以通过上下文语境来显示,但不一定就相应要切分出多个义项。
第三,词义的转移是词义范围的一种变化,它可能会影响到相应义位的切分和归纳。
例如,“汤”初指热水,后来出现“菜汤”一义,据此应切分为两个义位。
第四,词义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义位的切分和归纳。
例如,《说文》:
“奋,也。
”又:
“,大飞也。
”《淮南子·时则》:
“鸣鸠奋其羽。
”引申为有力的做某个动作,经常通过后跟宾语来表达具体动作的含义,如“奋臂”、“奋笔”、“奋袂”、“奋戈”等。
词义抽象化后应切分为另一个义位。
第五,还可依据语用中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来帮助切分和归纳义位。
一个意义可否归纳为一个义位,使用的稳定性是一个重要的参照标准。
(四)义素
义素又叫语义特征,是词义的最小语义构成成分,是对义位进行切分后的结果。
进行义素分析时要把具有共同语义特征的一组词或义位放在一起作比较。
通常把有共同语义特征的一组词称为聚合词群(聚合义群)。
值得注意的是,进行比较的聚合族群应是同级关系。
例如,《诗经·豳风·七月》:
“言私其?
,献?
于公。
”旧注:
〖FJF〗?
,一岁的猪;?
,三岁的猪。
对这两个词可做如下的义素分析:
?
,[一岁]+[豕]
?
,[三岁]+[豕]
以上形式常被称为语义表达式。
其中?
和?
是同级关系,但这两个词与“豕”构不成同级关系:
因为“豕”是其上位词。
同理,“豕”的上位词是“畜”,它们二者也不能构成同级关系。
但“豕”与“鸡”、“狗”、“羊”、“牛”、“马”等可以构成同级的聚合关系。
义素是在词与词(这里指同一个聚合词群中的词)、义位与义位的对立关系中确立的。
词与词的对立关系不同,语义成分的构成也就不一样。
如果把一个语义表达式简括为两项,就会发现:
其中一项表示义位指称的对象,这就是指称义素;另一项表示区别性特征的义素就是区别性义素。
一些具备共同指称义素的词(或义位)才能构成一个聚合词群(或义群)。
区别性义素可以体现这个聚合词群(或义群)中词与词(或义位与义位)的对立关系。
对义位进行义素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词义,比较词与词的异同关系。
后将对利用义位、义素理论分析词与词的同级关系作门论述。
此处仅举一例加以说明。
《礼记·曲礼》:
“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在表示死亡这一义位上这组词构成同义关系。
将其转换为用语义表达式后其同义关系会更加清晰:
崩:
[天子]+[死]
薨:
[诸侯]+[死]
卒:
[大夫]+[死]
死:
[庶人]+[死]
中心义素“死”充当了将这组词绾合为词群的纽带,限定性语素又确立它们之间相互对立的关系。
同是表达“死亡”,却因死者身份地位有别,这组词各有特定使用对象,区别宛然可辨。
三、词义的发展变化
(一)古今词义的异同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既有稳定性、继承性,又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明朝陈第云:
“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变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
”(《毛诗古音考自序》)语言随着时空的不同而发生变迁,空间变异反映着语言发展的时间序列。
依据时空结合的原则,历史主义地考察词义变迁,符合语言变化的客观规律。
语言系统中变化最快的是词汇。
词汇中基本词汇变化相对较小,如人、马、牛、天、地、日、月、东、南、西、北、轻、重、短、长等,古今词义差别不大,是语言稳态性的重要表征,但这类词数量很小。
古今词义毫无关联的词更是少数,如“抢”,今作“抢劫”。
但《庄子·逍遥游》中有一句:
“以头抢地”,与“抢劫”没有任何关系。
实际这里“抢”训为“突过”。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词的古今意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词义变化的范围和幅度并不均衡,既有迥别,又有微异。
前者如“集”,《说文》云:
“群鸟在木上也”。
《诗经·葛覃》:
“黄鸟于飞,集于灌木。
”引申为“集合”。
稍难者如“权”,从木,今主要用作权变等义,似无理据可寻。
实际“权”本义为黄桦木。
《说文》有解,可以查索。
后者如“红”,上古仅指浅红,大红称为“朱”、“赤”。
词义迥别的矛盾凭借字典就可轻松辨识,不易淆乱。
微异的情况似是而非,甚至好象都讲得通。
这种情况最易导致误读,最值得留心,也最重要。
如“祥”,《说文》云:
“福也。
”段注:
“凡统言则灾亦谓之祥,析言则善者谓之祥。
”《左传·僖公十六年》云:
“是何祥也?
吉凶安在?
”这里“祥”只当“预兆”讲。
又如“臭”,《广韵·宥韵》云:
“凡气之总名。
”上古香气、秽气都称为“臭”。
《易经·系辞》云:
“其臭如兰。
”意为气味象兰花一样芳香。
后来由“气味”转为“恶臭”。
再如“饥”,《说文》云:
“谷不熟为饥。
”上古饥、饥不同音:
饥在微部,饥在脂部,后者指肚子饿。
二者音、义俱有别。
又如“幸”,戴侗《六书故》云:
“福不当得而得,祸不当免而免曰幸。
”《说文》云:
“幸,吉而免凶也”,指一种偶然因素使应得祸的人免于灾祸。
《左传·宣公十六年云》:
“善人在上,则国无幸民。
”意思是善人统治天下,国内就没有那些专做坏事而只是希望免于杀戮的人。
现代汉语中“幸运”的指称对象显然扩大了。
“不幸”与“幸”相反,指一种偶然因素使应得福的人反而遭殃。
《论语·先进》云:
“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
”
历史主义地对待词义变迁,要求我们在阅读古籍时应将具体的词放在特定的时空范围中去做训解,切忌简单地以今训古,否则就可能歪曲古籍原义;同时应注意联系词与词之间的各种关系来作比较分析。
如“劝”,《辞海》是这样解释的:
“去怨切,音券,原韵。
(一)勉也。
礼表记:
‘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也’,此为劝勉他人;又《论语·为政》:
‘举善而教不能则勉’,此为受教而知所劝勉。
(二)俗谓以言说使人听从曰勉。
”结合这种解释,再来看《左传·成公二年》中“以劝事君者”一句,如果解释为“拿这个来规劝事君的人们”就大错特错了。
原因很简单,那时“劝”还没有这种意思。
正确的解释只能是:
“拿这个来劝勉事君的人们”。
另如“再”字,《左传·庄公十年云》云: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僖公五年:
“一之为甚,其可再乎?
”《论语·公冶长》云: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
‘再,斯可矣。
’”这几处的“再”字均既不能解释为现代汉语的“再”,也不能解释为“第二次”,更不能解释为“复”、“又”,而只能解释为两次。
“再”表示同一动作重复两次,而“复”侧重重复,所以不止两次的重复也可用“复”,却决不能用“再”。
“又”用来加强语气,带有感情色彩,同时还可表示意思上更进一层。
上古表示动作的量“一次”到“十次”中只有两次用“再”,其它均用数目字。
至于“第二次”之义是大约到了唐代才产生的。
《辞海》对“再”“重也、仍也”的释义是不准确的。
与此相关的另外两个词“两”、“二”,也并非简单的同一关系。
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云:
“凡双行者曰两,故车两轮,帛两端,履两枚皆以两称……今直用为一、二之数,非古义矣。
”可见“两”用于表示天然成双的事物。
例如:
《庄子·秋水》云:
“两縵渚崖之间,不辨牛马”。
《战国策·赵策》:
“愿君坚塞两耳,无听其谈也”。
《荀子·劝学》:
“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
“两”、“二”在先秦意义差别很大。
汉代以后意义开始交叉,如《晋书·左思传》:
“班固两都,理胜其辞;张衡二京,文过其意”。
不过天然的单位前仍用“两”而不用“二”,零数用“二”不用“两”,基数和序数也有区别,“两级”“二级”意义不同。
再看一组词:
来、往、去。
同上,先看词义变迁,再附加性地辨析词义关系。
来,与“往”相对,后面不跟宾语,用“来”目的地显然是可知的。
《荀子·劝学》云:
“荣辱之来,必象其德”。
往,《说文》云:
“往,之也”。
“往”、“之”、“适”、“赴”都要求有宾语。
用“往”时目的地是已知或无须知道的,除处所疑问词以外不接其它宾语。
《墨子·兼爱下》云:
“被甲婴胄将往战”。
上古“去”有两种意思:
第一种意思是离开,后接宾语,也可不带宾语,如《诗经·魏风·硕鼠》: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诗经·大雅·生民》:
“鸟乃去矣,后稷呱矣”;第二种意思是“除去”,如《老子》:
“去甚,去奢,去泰”。
现代汉语固定结构中还保留了这种用法,例如“去皮”、“去病”。
又如“恶”在上古不仅是“善”的反面,也是“美”的反面,所以“恶臭”、“恶衣”“恶食”都"含有“不好”或“丑”的意思。
到了近代意义范围才缩小,只指“善”的反面。
词义变迁和词的同义、反义等各种关系相互钩连,更加大了词义辨析的难度。
王力先生指出学习古汉语尤其要重视词义变化的微殊,对词义务必抱有求“甚解”的态度,确系剀切之言。
历史主义地对待词义变迁、历史主义地阐释典籍,不以今训古,这里的“今”,不仅仅指现代汉语的视角,其实任何脱离词义具体时空、以后出现的意义去解释前代经籍都是以今训古。
如“信”,上古书信曰“书”,不称“信”,《左传·昭公六年》:
“叔向使诒子产书”。
中古时孳生“使者”一意,《世说新语·文学》云:
“公卿将校……驰遣信就阮籍求文”。
《世说新语·雅量》云: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
看书竟,默然无语”。
“书”、“信”二词的含义宛然有别。
到了中唐“信”才出现“书信”之义。
白居易《谢寄新茶诗》云:
“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
以“书信”解释“俄而谢玄淮上信至”中的“信”是以今就古,用“使者”一义去解释《老子》“信言不美”也是以今就古,都违反了历史主义原则。
所以训解古书时不但要注意辨析古今词义的异同,还要区别先秦、两汉和唐宋以后的词义差别。
四、词的本义和引申义
所谓词的本义,就是词的本来的意义。
古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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