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内外城市垃圾分类模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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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国内外城市垃圾分类模式
暨南大学
本科生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
浅析国内外城市垃圾分类模式
学院:
人文学院
学系:
专业:
行政管理(城市管理方向)
课程名称:
城市发展前沿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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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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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0日
浅析国内外城市垃圾分类模式
2011年广州生活垃圾日均产量约1.8万吨,日均处理垃圾1.38万吨,而现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为1.4万吨,其中91%靠填埋。
2009年番禺大石数百名业主发起签名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抗议活动,引发广州垃圾焚烧厂选址的热议。
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一方面,民众每天所产生的垃圾量远多于城市处理垃圾的能力,而另一方面,民众对建立垃圾焚烧厂具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垃圾产生得快,但处理得慢。
如果仅采用堆填的方式,垃圾占用宝贵土地的土资源。
如果采用焚烧垃圾的方式,居民则担心其有毒气体会影响身体健康。
两方面的矛盾所造成的垃圾围城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而在宝岛台湾,情况恰恰相反。
在北投垃圾焚化厂却身穿彩虹图案,与它的观景台和360°全玻璃幕墙旋转餐厅构成了北投的标志性建筑。
同是垃圾焚化厂,却有不一样的宿命。
台湾民众与广州民众对于垃圾焚烧有截然不同的反应,折射出两地不同的垃圾处理方式。
中国大陆的其他城市是如何处理垃圾的?
台湾等在处理垃圾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地区和国家对于我国大陆城市有什么启示?
国内已有学者开始探讨各地处理垃圾的方式。
黄奕潆(2011)在《台湾垃圾变黄金》一文中介绍了台湾因为垃圾分类回收得当,垃圾总量减少且创造了2万个就业机会和95.6亿元新台币的回收再生产值[1]。
王伟(2010)在《苏州:
让餐厨垃圾变成循环资源》中介绍了苏州对地沟油的有效利用,构建餐厨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公司采用高温湿热处理和生物处理相结合的工艺,将餐厨垃圾化为生物柴油、沼气和蛋白饲料,为其他城市处理餐厨垃圾提供一个模式[2]。
刘新宇(2008)提出了上海垃圾分类迟迟难以推广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居民原先有积极性,但随着后续的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没有跟上,使居民觉得分类收集毫无意义[3]。
许焕岗(2009)在参观斯德哥尔摩餐厨垃圾设备后介绍斯德哥尔摩如何处理餐厨垃圾,并提出中国的餐余垃圾由于分类处理的欠缺,浪费了大量的宝贵资源,需要进行科技攻关,并且需要考虑技术的实用性、适用性和推广性[4]。
戴宏民(2002)在《德国DSD系统和循环经济》一文中介绍了德国DSD系统的组织运作和垃圾分离去处,并提出了“必须深化对废弃物资源化的认识”、“通过国家立法和强制执行确立废弃物资源化”和“按照市场规律建立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机构”三个建议[5]。
可见,较少的文章总结了几个国家或地区垃圾分类处理的模式和启示。
下面,笔者选取垃圾处理取得一定成功的上海和苏州,选取台湾、德国和斯德哥尔摩作为成功处理垃圾的案例,结合国外国内的例子,总结其可行性和局限性,进而归纳总结几点启示。
一、国内案例
(一)上海:
经济利益推动垃圾分类
早在2011年5月上海就推出了“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类要先行”[6]的活动,如今,末端处理的生活垃圾较以前日均减少两三千吨。
政府发放厨余垃圾袋和普通的垃圾袋。
居民在自家进行垃圾分类。
在上海垃圾分类居民小区里,有五个垃圾桶,分别是咖啡色的“厨余果皮”、黑色的“其他垃圾”,绿色的“玻璃”、红色的“有害垃圾”和蓝色的“可回收垃圾”[6]。
居民把垃圾带扔到相应的垃圾桶里,最后物业单位的保洁员进行二次分拣。
完成垃圾分类这个环节后,不同的垃圾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废旧纸、塑料瓶罐鼓励保洁员回收,出售后所得费用归保洁员所有。
而废玻璃由于价值低,则由市容环卫承担收运处置工作,有害垃圾交售给上海固体废弃物处置中心和上海电子废弃物交投中心等地专项处置,厨余垃圾则在加工后作为肥料出售,其他垃圾则由专门的机构负责处理[7]。
为了帮助市民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激励措施。
如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垃圾分类投放积分换礼活动。
居民通过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减量等活动获得绿色账户积分,从而在网上换取日用品甚至公园门票等。
政府还和光大银行合作推出了“阳光阿拉环保IC卡”[8],将积分直接换成人民币。
上海市推动垃圾分类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首先,政府利用经济利益推动垃圾分类回收。
一方面,通过设置“阳光阿拉环保IC卡”和开展积分换礼品活动等调动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废品出售后其费用归小区保洁员所得也调动了保洁员进行二次分拣和进行废品回收的积极性。
其次,垃圾桶的设置方便居民投放垃圾袋。
垃圾桶采用不同的颜色标识且分类较为细致,而不是采用目前街道上常见的仅用文字标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桶。
居民在投放垃圾时不需要走太近即可分辨出应该投哪个垃圾桶。
长年累月下来,居民形成条件反射,无论在街上或是小区内,见到五种颜色的垃圾桶即知道相应的分类,这有助于居民养成分类垃圾的习惯。
然而,经济利益推动垃圾分类也并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
比如,市容部门调查发现旧小区的垃圾分类准确率高,而高档小区的垃圾分类准确率低。
在旧小区,居民的经济条件相对于高档小区的较差,积分换日用品的活动对这类居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对于高档小区的居民来说,一方面,经济条件较好,积分换日用品的活动对其吸引力下降,另一方面,这类高档小区多雇用保姆搭理家务事,保姆关于垃圾分类的知识有限。
因此,单一地利用经济利益推动垃圾分类不具有普及意义,仅适用于一部分居民。
此外,积分换日用品活动的背后需要源源不断资金的支持。
如果一个地区财政收入较少,在长期内,难保资金的充足供应。
(二)苏州:
氛围推动垃圾分类
同样是积极推动垃圾分类的城市还有苏州。
2010年苏州政府提出了“近期大分流,远期细分类”的生活垃圾分类新模式[9],按部就班,步步推行垃圾分类。
各行政区可选择三分法(把垃圾分为其他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或四分法(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
另外,在广场、公园、影剧院等大型公共场所设置其他垃圾和可回收垃圾两类收集容器,在合适的场所设置有害垃圾收集箱,在餐厅、食堂等公共场所设置厨余垃圾收集点。
不同于上海,苏州在推行垃圾分类时着重营造氛围。
同样开展积分兑换礼品制度,苏州推行时更增添了一份人情味。
比如,在苏州的养一社区,回收点旁边设置了一间爱心小屋[10]。
居民到爱心小屋可以选择有价交换或无偿捐献废报纸、书本等,社区根据所回收物品的费用,向再生资源回收公司结算,注入“爱心小屋爱心基金”,帮助辖区内的困难群众。
爱心小屋里的居民还会改造废品成为精品,用于出售或装饰社区。
如在废弃玻璃瓶内放置泥土和植物装饰社区,玻璃瓶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为了推动环保与慈善结合的活动,社区还制定了一个慈善积分制度。
社区为无偿捐献废品的爱心人士建立爱心档案,废品的价格兑换成积分,登记在积分卡上,在年末评出社区星级环保居民,并给予相应的奖励如理发、眼睛修护服务、电脑维修服务等,积分第一名的居民更获得爱心荣誉证书及奖励,并在爱心墙上签名和贴上自己的照片[11]。
除了爱心小屋外,政府还聘请小区的大妈大爷为垃圾分类指导员,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指导员接受相应培训和指导后上岗服务,在垃圾收集点和上门宣传[12]。
此外,有点小区还制作了垃圾桶语音提示器[13]、垃圾分类手册和宣传展板,垃圾志愿者也到街上分发垃圾分类手册,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和指导[14]。
苏州推动垃圾分类的方式充满了人情味。
首先,爱心小屋是环保和慈善的完美结合,垃圾分类不仅仅是单薄的环保,增添慈善后变得更立体,也扩大了关注人群和受益人群。
爱心小屋成立之前,一方面,可能只有社会环保组织大力推动垃圾分类,加入慈善元素后,慈善组织也会成为推动垃圾分类实行的一份子。
另一方面,不仅城市的环保事业得到发展,有助于垃圾围城问题的解决,同时,本辖区内的贫苦群众也得到了帮助。
其次,垃圾分类指导员的设置发挥了意见领袖的作用,在小区内营造了垃圾分类的氛围。
意见领袖是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作用,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形成信息传递的两级传播。
在小区中,热心的大妈大爷熟悉小区居民和事情,由他们承担垃圾分类指导员的责任,能够方便、顺利地开展工作,向居民提供垃圾分类的信息。
同时,这个做法也能解决这类人群的就业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就业岗位。
最后,垃圾桶语音提示器、垃圾分类手册和宣传展板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宣传方法,从视觉和听觉上展开宣传攻势。
然而,爱心小屋和垃圾分类指导员存在的基础是小区有一定的热心居民,而不是潮汐群体如白领族。
如果一个小区以白领为主,那么爱心小屋和垃圾分类指导员在这些小区存在的可能性较小。
此外,垃圾桶语音提示器、宣传展板等都需要政府较大资金的投入。
二、其他国家或地区案例
(一)台湾:
将循环利用进行到底
台湾地区人均每天垃圾产生量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1.143公斤减至2011年的0.35公斤,其垃圾处理方法入选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
在台湾,每晚在特定的一个时间,黄色双箱式压缩垃圾车和白色资源回收车准时到达居民区,居民把受众蓝色的垃圾袋扔进垃圾车,其他垃圾则对应地放入回收车的“一般类(瓶罐等)”“废纸类”“干净塑胶类”“养猪”等字样的垃圾桶中。
垃圾回收完毕后,资源回收队会对垃圾进行更细致的分类并按照类别整齐摆放。
厨余垃圾分为猪可食用和堆肥类。
猪可食用的厨余会出售给养猪户,堆肥类厨余则变为肥力或土壤改良剂。
而废弃的家具、自行车等体积较大的回收物则按照“免费回收、修复再生、低价贱卖”的模式处理。
最后,那些不可回收的垃圾会被焚烧。
焚烧所排放的气体经过系统处理后,实现无害化达标排放。
台湾处理垃圾分类的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家庭垃圾不落地收集[16]。
这个是指在居民区无垃圾桶,居民直接将垃圾投放到准时上门的垃圾车,从而减少了一般城市中随处可见、臭不可闻的垃圾堆和垃圾桶。
第二个特点是价格机制。
一方面,在分类之前,垃圾清洁运费按居民用水量计算,与垃圾数量无关,而分类后,可回收的垃圾免清洁运费,而不可回收的垃圾需要用付费的蓝色袋子装好。
如果被发现混杂垃圾,则会有罚款的惩罚。
因此,居民有动力将垃圾仔细分类,一方面能不用担心罚款问题,另一方面减少家庭在垃圾方面的支出。
第三个特点是变废为宝。
第一个宝是钱。
2012年台北市销售再生家具收入近1290万元,养猪厨余收入逾750万元,变卖其他各类回收废弃物收入逾6687万元[16]。
猪可食用厨余出售给养猪户,堆肥类厨余经过处理后变成肥料或土壤改良剂,而要废弃的家具经过回收队师傅对其进行拆解、翻新,以同类产品市价的30%出售。
这些一点一滴不起眼的处理累积起来就是一笔财富,原本是人们眼中的垃圾此刻通过分类而变成了金钱。
第二个宝是焚烧垃圾后的剩余物。
焚化炉与锅炉、蒸汽涡轮结合发电,一部分售给电力公司,一部分焚化厂自用。
而焚化时所产生的热能加热游泳池,为居民提供免费的温水游泳池。
焚化后剩下的底渣用于铺路,飞灰作为水泥厂的原料。
第四个特点是环环相扣。
最后垃圾焚烧的顺利进行全赖于前面各个环节的有效进行。
在第一个环节,居民的有效分类,第二个环节,清洁队员的再次分类,最后可再利用的资源和不可燃烧资源已经从焚烧垃圾中被剔除,需要焚烧的垃圾量比原来大大减少,因此,其造成的污染也相应减少。
最后一个特点是环保意识深入人心,而这正是最关键的问题。
台湾政府一方面加大处罚力度,对于乱丢垃圾、投放混杂垃圾的人进行处罚,另一方面加大教育力度如在学校教育中增添垃圾分类,孩子监督家长进行垃圾分类。
外加上社会上环保志愿者指导人们进行垃圾分类。
长期以往,垃圾分类的意识深入人心。
然而,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台湾垃圾分类的成功归因于民众的意识和政府的严厉监管,且台湾人口和土地面积都比中国小,推行政策和实施监管都比较容易。
而台湾民众对待垃圾焚化厂的态度与中国的大有不同则归因于前面各个环节的有效执行。
如果第一个环节民众没有树立良好的环保意识,垃圾分类正确率低,则会加大第二个环节清洁队员二次分拣的难度。
如果清洁队员没有责任心,或欠缺所具备的知识,那么第三个环节焚烧、填埋垃圾的效率进一步降低。
第一,玻璃进入焚化炉会粘结炉排,引发机械故障;第二,垃圾中的塑料制品和含盐分较多的厨余垃圾正式垃圾焚烧产生二噁英的罪魁祸首;第三,厨余果皮的纯度需要达到90%以上才能进入湿垃圾处理设施进行生态处置,制作成猪食或肥料。
每个环节都需要监管,需要投入人力财力,需要社会各界的配合。
而相比于中国,对于有污染的企业的整治力度小,对于培养居民环保意识的努力还有待提高,相关的立法还不够完善。
一个国家需要整治垃圾围城的问题,首先,政府就需要带头作用,营造一股人人分类垃圾氛围,通过硬性做法如随手扔垃圾会被罚款和软性做法如在学校就教育孩子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相结合,铺天盖地、真真切切、按部就班地落实各个环节,并进行有力的监管,这样,垃圾围城问题
(二)斯德哥尔摩:
处理垃圾电子化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是欧洲的绿色首都。
而其中的汉马碧更是一个职能生态小区。
但是,在15年前,这里曾是一个垃圾场。
但经过政府的改造后,这里成了职能生态小区。
居民家里的残羹剩饭等有机垃圾都要装进一个免费得到的小纸袋里。
家里煮饭所用的沼气其中有一半就是通过这些有机垃圾发酵而来的。
人们把垃圾分门别类地放进街上的电子垃圾桶。
垃圾桶的阀门和地下管网相连,阀门打开的时候,垃圾就会被真空吸入到沼气池或者垃圾发电站,垃圾产生的沼气或电能就成了人们煮饭、公交车的能源。
这个全程都由电脑控制。
而小区内有一个像博物馆一样的玻璃屋,里面的展示区以各种形式向人们灌输垃圾分类的概念并帮助人们进行垃圾分类,而小区先进设施的建设也让大家了解这是很重要的一环[17]。
斯德哥尔摩实行“谁生产谁回收”原则,因此在商店里有回收塑料品、包装箱的回收装置,售后服务延伸到环保领域[18]。
一方面,高科技使得斯德哥尔摩的垃圾回收利用落到了实处。
垃圾桶能够自动运输垃圾至指定的地方,减少了人力的资本,且垃圾输送更有效率,垃圾桶肮脏、臭气冲天的形象也被洁净的垃圾桶所替代。
焚烧时所产生的热能得到了利用,垃圾堆填所产生的沼气也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能源。
另一方面,斯德哥尔摩也下功夫培养人们垃圾分类的意识。
人们能在参观玻璃屋的同时学到了垃圾分量的相关知识,这种方法比生硬的宣传更有效。
而小区先进设施大规模地建设本身就起着一个宣传的作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提醒人们小区现在真真切切需要进行垃圾分类。
此外,垃圾分类各个环节体现了城市设计者的用心。
比如,装残羹剩饭等有机垃圾的小纸袋免费发放,鼓励居民分类垃圾,且纸袋面积小,方便人们带上街扔垃圾,同时也因为容量小,纸袋不会发出恶臭。
然而,斯德哥尔摩处理垃圾的方法或许只适用于新建设的城市或经济发达的城市。
地下垃圾运输管道的铺设需要破坏水泥路,大范围地铺设,这无疑会造成交通不便,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同时又需要一大笔资金做支持。
即使具备了资金条件,科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如何铺设地下管网才能有序整洁?
如何利用真空的吸力运输垃圾?
运送垃圾后如何检查垃圾分类的准确率?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技术的支持。
虽然如此,我们依然可以学习斯德哥尔摩让人们喜欢上垃圾分类的做法,让垃圾分类不仅是一种环保的理念,还成为了时尚的理念。
玻璃屋的讨巧,里面各个展示区的设计,都体现了一座城市政府治理垃圾问题的的用心。
(三)德国:
DSD系统
德国DSD废弃物回收系统是目前欧洲各国回收系统的代表。
德国《包装废物条例》规定如果包装类废物的回收利用率没有达到政府的要求,那么产品将不能在市场销售。
因此,德国包装业协会成立了DSD系统。
DSD由95家生产商、销售商在于1990年底自发组织成立。
在DSD的会员中,生产商从DSD中购买绿点,包装产品的制造商就把包装卖给生产企业,生产商在包装上印刷绿点,交给商店销售,消费者消费后把废弃的包装扔进由DSD制作的垃圾桶中。
DSD收集废弃包装后,运到再生工厂,再生工厂再生原料或其他产品,最后产品制造商凭借着这些原料再生产包装。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次性包装的循环利用过程[19]。
而对于非生态友好的一次性包装上,就采用押金制度。
公司与生产商签订合同,生产商在包装上贴好标志,生产商根据发放包装的数量预先支付押金给系统公司,消费者把废弃包装放到公司的回收点获得押金。
在这个过程中,公司通过公司替消费者预付押金,消费者只有把废弃包装放到回收点才能获得押金,否则,消费者就需要为他的不环保付出代价[20]。
德国处理废弃包装的方式和前几个国家或地区处理方式大有不同。
首先,德国承担垃圾处理的是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通过与生产商和销售商签约,把回收废弃包装落到实处。
对于可以循环利用的,DSD串合生产商、销售商、消费者和再生工厂四个主体,保证每个环节不会遗留废弃包装,促进、监督各个环节。
而对于生态不友好的一次性包装,DSD通过把押金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利用经济杠杆促进消费者把废弃包装放在特点的回收站以获取押金。
其次,德国企业具有社会责任感。
虽然中国也出台了关于污水排放的限制条例,但是企业通过与有关部门的公关,依然排放大量的污水,污染江河。
然而,在德国,除了执法有力之外,包装协会组织生产商和销售商共同商讨方法,如何更有效率地遵守法律。
因此,绿点的普及以及押金制度的实施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有力监督,另一方面需要企业以及行业协会的配合。
然而,如果把绿点和押金制度引入中国,还需要几个问题。
第一,执法需要有力。
政府需要严格贯彻执行环保法律并加强检查和监督,加大惩罚力度。
只有企业的违法成本高于遵纪守法的成本,企业才会选择遵守相关法律。
或政府可以制定法律把处理一次性包装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就如同增值税或进口关税一般,通过提高价格,抑制消费需求,从而减少不环保的一次性包装的运用。
第二,包装协会或环保组织需要承担重任。
在法律得以严格贯彻执行的前提下,行业协会需要发挥带头作用,联合行业里的企业,制定回收废弃包装的方法。
企业可以设计简便包装,既降低了包装成本,也遵守相关法律。
三、启示
中国不能照搬上述的五个案例处理垃圾的方法,但可以取各自所长,制定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处理垃圾的方法。
以下,是这五个案例的一些启示:
首先,防患于未然。
台湾和斯德哥尔摩都是在经历了垃圾围城的危机后,当地政府才下定决心处理城市的垃圾问题。
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城市也需要经历了垃圾围城危机后才有需要解决处理垃圾问题,防患于未然最重要。
而且,居民环保意识的培养、分类垃圾习惯的养成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如果当危机出现的时候,才拍脑袋要解决问题,短时间内恐怕不能解决问题。
因此,在危机还在暗地里发展的时候,政府就需要下定决心解决垃圾问题。
第二,完善相关法律并认真贯彻落实。
一方面,国家关于垃圾的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而关于垃圾分类有则有如下条例:
“第十五条 城市生活垃圾应当逐步实行分类投放、收集和运输。
具体办法,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标准和本地区实际制定。
”、“第十六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地点、时间等要求,将生活垃圾投放到指定的垃圾容器或者收集场所。
”可见,国家关于垃圾分类并没有具体的规定。
比如,垃圾应该分为哪几类?
相关的垃圾应该如何处理?
处理合格标准是什么?
国家关于垃圾具体分类的规定是由地方政府规定。
然而,在中国一个人口流动性非常强的国家,如果每个城市垃圾分类的方法都不一样,流动人口每去到一个城市就需要适应这一个城市垃圾分类的方法,随着迁移的次数多了,流动人员难免会混淆垃圾分类的方法,从而降低了垃圾分类的准确度。
因此,国家需要将法律的条款细节化,统一垃圾的种类。
另一方面,完善法律后,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法律。
但常见的是政务不出中南海。
如果以社区为单位,则需要在居委会中聘请专管垃圾的工作人员以保证法律的实施到位。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
居委会的事务较多,如果在目前工作数量的基础上,在加上垃圾分类的任务,那么,居委会会保量而不保质。
居民垃圾分类意识的培养和习惯的养成需要时间和精力的付出,如果工作人员没有足够的时间,那么居民垃圾分类将会停留在一个表层,自然,法律也无法得到有效贯彻。
第三,软硬兼施。
这一点启示是针对居民分类垃圾而言。
硬是指促成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的手法要硬。
硬手法可以分为利益杠杆和惩罚机制。
就利益杠杆而言,笔者认为积分换取礼品的制度是有一定可行性的。
可以在小区垃圾桶旁边放置一个类似于自动售卖机的机器,当居民需要购买垃圾袋时,可以通过刷卡得到相应的垃圾袋,而垃圾袋上面以条码的方式备注居民的信息,实行垃圾袋的实名制。
装有害垃圾等不能回收或不能焚烧需要通过填埋而解决的垃圾袋在派发超过一定数量后需要额外的收费以限制该类垃圾的投放,以免影响环境。
同时,一个月内使用垃圾袋数量少的用户可以得到积分奖励。
过度使用成本上升,减少使用成本下降,以这种利益杠杆调节居民产生垃圾的数量。
此外,还能够抑制对过度包装产品的需求,因为居民需要为这样的过度包装而付出经济代价。
而就惩罚机制而言,在二次分拣中被发现垃圾混乱放置的用户需要支付额外的垃圾重新分类费用。
如台湾的机制一般,垃圾分类得越不仔细,居民所需要付出的经济成本越大。
最后,费用差问题。
小区里售卖的垃圾袋的价格应该比市面普通垃圾袋的低,垃圾分类没有额外的经济成本甚至成本降低,这样,激励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垃圾袋可以通过废塑料瓶的再生产而得来。
在惩罚方面,罚金的设计应该结合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而定,并且不能过低。
如果罚金过低,居民的经济成本没有增加则发挥不了警示的作用。
此外,罚金可以用作购买礼品的资金,最大限度地保持整个过程中资金的稳定性,节省开支。
把垃圾分类运行机制设计得新奇特别,首先就可以吸引居民的注意力。
而积分兑换礼品可以使垃圾分类更有活力而不是单调。
软手法则指居民垃圾分类意识的培养。
首先,政府要塑造一种全民都在垃圾分类的氛围,使垃圾分类成为一种潮流。
这个可以通过增加公益广告和活动来制造。
一个广告的“单曲循环”有助于居民加深垃圾分类的印象。
形成单曲循环有两种方法,一是增加广告播放的次数。
二是通过一些顺口溜,或特别的广告方式来加深人们的印象。
而活动则需要居委会组织。
一般在社区参与活动的对象以老年人为主,年轻人和中年人很少参加。
但举办垃圾分类活动的目的不在于硬性要求全部人参加,而在于每家每户有一个知道垃圾分类的人,笔者在此称为种子。
这些种子在日常生活中,将垃圾分类的知识传播给家人,从而家人也间接了参与活动。
并不是仅仅是老年人才能成为种子,小学生、中学生在平常学习中接收了关于垃圾分类的知识后氛围塑造后,同样可以发挥种子的作用。
其次,政府需要把垃圾分类精品化。
但垃圾分类氛围形成后,人们开始关注垃圾分类,这时,如果能够推出一些如斯德哥尔摩玻璃屋、苏州的爱心小屋等把垃圾分类精品化的展览活动,人们将会乐于去尝试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在人们的印象中通常都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但如果能让这件麻烦的事情与精致、爱心、慈善等词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垃圾分类将不再是一件麻烦事,而会成为一种环保时尚、充满爱心的生活方式。
第三,以实力说话。
如果居民能够很好地完成垃圾分类,社区里的清洁员也能负责任地完成二次分拣,那么最后需要焚烧或填埋的垃圾数量就会大大减少。
但是,即使需要焚烧的垃圾数量减少了,焚烧厂依然需要运作,即政府总要选一个地方建设焚烧厂,附近的居民总会对选址有异议。
此时,政府需要用实力说话。
当然,用实力说话的前提是处理垃圾的技术需要达到一定的水平。
然而,这个“一定的水平”并不抽象,正如在台湾的案例中,垃圾中厨余果皮和塑料品被剔除干净,焚烧炉的温度只要达到850°,具备这两个条件的话焚烧垃圾就不会产生二噁英。
为了增强民众的信心,政府还可以在焚烧厂附近设置空气监测站,欢迎人们监督。
在初期,还不能把焚烧厂建设成想北投垃圾焚烧厂一样漂亮,但至少,政府需要让人们不抗拒垃圾焚烧厂。
第四,把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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