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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贤纪实小说创作
论邓贤的纪实小说
【摘要】自《大国之魂》于1990年刊登在《当代》之后,四川作家邓贤,犹如一匹“黑马”一般,闯入当代文坛。
在后来的几年中,相继推出了《中国知青梦》、《流浪金三角》等作品。
他的作品还原了一段段历史,为我们填补了一片片记忆中得空白。
【关键词】邓贤;还原历史;文学艺术手法;理性的激情;虚构;非虚构
邓贤的一系列作品,一经问世,便受到了学界学者的高度评价,在群众读者中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但同时对于其作品文本界定的争议、讨论,也未曾间断:
孙春旻先生在《报告文学作为“小写的历史”——以三部长篇报告文学为例》一文中将邓贤的作品界定为报告文学,应该被当作“小写的历史”来看待,是当代历史的复原和反思,肯定历史性作为第一属性;四川教育学院的支宇教授在《历史还原·元叙述·文体混杂——邓贤长篇纪实文学研究》中,把邓贤的长篇纪实文学看作是一个混血儿,一个“文体混杂”的典型文体;胡德培先生在《纪实文学的品格》一文中,认为其作品是纪实文学,它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时代性;还有人称他的作品不能算作文学,顶多是历史片段的拼凑。
本文将作品界定为纪实小说,那么,何为纪实小说?
邓贤的作品为何可以被界定为纪实小说?
他的创作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反响?
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
何为纪实小说?
纪实小说,这一提法,学界尚未有定论。
有人认为这种说法不能成立,既要“纪实”又要“小说”,这就好比“矛”与“盾”的对立,把矛与盾集于一身。
著名纪实作家叶永烈就对纪实小说持否定态度:
“纪实是真实的,小说是虚构的,怎么能把‘纪实’跟‘小说’揉合在一起?
”(注:
《我的作品是跑出来的》,《当代纪实名家精品库·叶永烈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
)然而,也有很多学者认同这一提法,强调虚构并非小说创作的灵魂,郑州大学的孙春旻教授就曾提出:
“凡是以真实存在的人物、事件和问题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不管采用何种体式,都是纪实文学,包括‘纪实小说’。
”(注:
《当代纪实文学文体概览》,1999年06期。
)
对于纪实小说的定义,集美大学师范学院的张瑷教授作了一个全面的阐释:
“纪实小说是纪实文体小说化的产物,也就是非虚构性的叙事文学与虚构性的叙事文学互相伸延、介入,在彼此交叉重叠的部位有了一块特殊的空地,纪实小说便在这块空地上萌生滋长起来,因此它既具备现代纪实文学的主体品格——真实性、客观性,又含有传统小说的某些基因——想象性、虚拟性等。
”(注:
张瑷:
《20世纪纪实文学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十九页。
)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因此,纪实小说是一种以反映真实的人物、事件为前提,对史料进行重新选择、组合,并经过想象、虚构等艺术手法加工的文学文体。
其实,中国的纪实传统,古已有之,直到1985年,刘心武的《5﹒19长镜头》出现,这一概念才被正式搬上台面。
追寻中国的“写实”遗迹,可以上溯到魏晋六朝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其重点在于“志”,也就是记录现实生活中得人、事。
甚至可以再提前一点,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他采用了历史真实与艺术典型化统一的创作原则,其中的事件、人物看上去似乎就是历史生活,但却决不是机械的摹写,只是以真人真事为创作题材,运用小说的艺术手法,对人物外貌、表情、心理进行细致的描摹,通过对事件的选择、安排,突出激烈的矛盾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到了明清时期,“写实”手法达到浪潮的高峰,《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府演义》等一系列历史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文体走向成熟,而这些名著的创作题材都是以历史真实为基础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地说,“写实”手法与小说创作是与生俱来的。
邓贤的创作,显然继承了这些传统记实手法,他的作品就是在这虚构与非虚构文学交叉土壤上,绽放的一朵奇葩。
作为一名作家,他就像上帝一般,俯身拾掇起历史的碎片,平等看待众生,还原历史的真实原貌,挖掘出那不为人知的一面,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二
报载:
1983年,北京某学府招考近现代史研究生,考生云集。
试卷内有一生僻名词,叫“松山战役”,众皆瞠目。
只有一云南考生近水楼台,指出松山位于云南某地,余下的内容便也是答得似是而非。
(注:
邓贤:
《大国之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一百九十七页。
)四十年不到的时间,人们已把这段历史完全遗忘,邓贤的作品仿佛就是专为医治历史的创伤而生的,他将时代的涛浪涌现纳入视野,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记录这个时代的足迹。
邓贤的创作,似乎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如果父亲没有参加滇缅作战,也许不会有《大国之魂》的问世;如若不是父亲的历史问题,他不会成为知青,也许就没有《中国知青梦》的诞生;倘若没有前面这两部书的奠定,邓贤也许不会关注到金三角。
难能可贵的是,邓贤并没有一直纠缠于这些历史的漩涡,只是简单地对历史进行陈述,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作品只能是那被浪潮卷走的一粒沙。
而事实并非如此,他的作品融入了文学创作艺术手法,情节跌宕起伏、严密完整的结构、诗化哲理化的语言,使人读起来不至于像史传那么晦涩难懂。
正是囿于这样一次次偶然又必然的历史邂逅,加上他的文学造诣,使得他的作品既深刻的记录了历史,又充满了使人怦然心动的激情。
就是这样的一部部优秀作品,一经问世,便在读者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作品中融合了真实与虚构、严肃与激情、理性与感性……
(一)展现历史的深度
邓的作品,题材内容多来源于历史,他将创作看得和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为了体验人物的心路历程,在金三角采访时,曾在30米深的地洞里呆了一天一夜,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客观地记录历史过往。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段段因国家、民族、政治等原因,而被遗漏的历史:
抗日战争,不仅仅只有地道战、小米加步枪,还有在这西南边陲的鲜血与孤魂;外国友人,除了白求恩之外,还有我们这位幽默、可爱的“乔大叔”——史迪威将军;文革十年,留给知青的创伤,不是仅凭“上山下乡”几个简单的字就可以一笔带过的,而是十年的血水与泪水;看了《流浪金三角》之后,或许能明白,为何收复台湾、统一祖国是如此的困难。
因此,不可否认的,历史的叙述是其作品的主要魅力所在。
历史是什么?
在邓贤的采访过程中,有位老兵曾这样问他:
“你讲的些历史故事,当然很生动,很感人,但你能肯定你所记录的历史,就一定是真实的吗?
”谁也不敢完全肯定的保证,他所记录的就是历史的原貌,包括历史学家。
荷兰历史学家盖尔说:
“历史就是一场无休止的辩论。
”“合理的就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合理的。
”“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注:
卡尔:
《历史是什么?
》,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版。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史书中记载的历史,虽然以事实为根据,但严格说起来一点也不合乎事实,只不过是一系列已经接受下来的判断而已。
邓贤作品中很大一部分史料,都是由他自己走遍西南各个角落记录下来的,在成为文学作家之前,他已经经历了史学家该做的判断与选择,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严谨的修史态度,客观、冷静的史实叙述。
在文本的很多地方,他都这样表述自己还原历史的态度与看法。
在《大国之魂》第三部第八章“松山大血战”第5节中,他在评论解放后对老兵的歧视时写道:
“我们都习惯用政策划分历史,却不知道历史有它自己的面目,我不知道我们过去是因为过于无知和轻信,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总之我们队历史曾经有过明显的偏见和谬误,这却是事实。
”邓贤不满于过去政策为依据判断出来的历史,因此,他要剔除明显的“偏见”和“谬误”,来还原历史自己的面目。
在该书的作者题记也这样写道:
“也许你们将被历史遗忘,但你们创造的业绩永存。
”即使是在叙述自己亲自经历过得知青境遇时,也总是在时刻提醒自己以再现历史为己任,不要被满腔的热血冲昏头,以一种平静的笔调叙述过往,在《中国知青梦》的结尾处指出:
“我完全无意在这里对知青运动的功过是非和我同龄人对待历史的态度评头论足。
我只想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以便我们后代有可能循着历史的回声找到这片荒芜的历史墓地……”用这样的方式,告诉读者,自己对还原真实历史的坚决态度。
邓贤所展现的历史深度,主要反映在对一些历史事件和真实人物的再现上,通过对这些事件和人物的串联、描摹,把历史还原成一种更高更远更深厚的人性精神的高度,这就是为什么在阅读其作品时,经常感受到灵魂在接受洗礼,这是一种人性固有的思想火花的碰撞。
首先,真实历史事件的再现。
无论是《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还是《流浪金三角》,从整体上来说,作者都站在一个制高点上,为我们展现一场场宏大的场面,唤醒昏睡的历史陈迹。
《大国之魂》,作者不是孤立地表现中国远征军入滇缅作战的历史,而是对这一历史事件作全景式的扫描,把整件事情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以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为主线,同时又把敌我双方与盟军各方之间风云莫测的政治外交融入其中,形成一个有主有次、经纬交织的全景式结构。
《中国知青梦》,描写的虽然只是云南边陲的建设兵团,它却具有极高的概括性,同样地历史在全国各地先后上演,作者以近乎冷酷的笔力予以披露知青大返城的辛酸和悲苦,其中再以具体的人物、事件来贯穿始终,解释“大返城”的前因后果。
《流浪金三角》,在阅读时,我曾想为何不以作者的采访路线为主,将名字改为“闯荡金三角”,细细想来,那岂不是本末倒置了,只有“流浪”一词,才能充分体现出国民党残军与境外知青那逃不开的宿命,才能领悟到在异国他乡的李国辉、钱运周、段希文等这样一群游子们对故乡深深的眷恋与毒品王国的崛起。
从具体的事件描摹上来说,邓贤总是以一种近乎于修史的态度来完成。
克罗齐宣称:
“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
”(注:
贝奈戴·克罗齐:
《作为自由的历史》,第十九页。
)意思是说,历史主要在于以现在的眼光,根据当前的问题来看过去,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记载,而在于评价,因为,如果他不评价,他又如何知道什么事值得记载下来的?
面对浩瀚无边的、一旦逝去便永远也无法完全复制的历史,有价值的,就必须如实的记载下来。
其一,滇缅战场的重要性。
它对中国抗日战局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甚至对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惊呼:
“……倘若日寇进犯缅甸,断我赖以生存之滇缅公路,我后方军民则无异困守孤城,坐以待毙……”(《中国国民党大事记》)对于世界战场来说,其重要性,邓贤引进了罗斯福的这样一段话:
“……要打败日本人,唯一的办法是抓住中国人不放……如果中国因孤立而屈服,你知道这意味着发生什么?
这意味着日本人不仅可以从中国腾出100万到150万军队,而且还会再武装起500万到800万中国人来。
这些黄种人的大军会像蝗虫,不,像狮子一样扑向白种人……那时候美国人还能指望干些什么呢?
噢,上帝才知道。
”(《二次大战白宫实录》)这段话虽充满了对中国人的讽刺,但却鞭辟入里,精明的罗斯福看到了“滇西缺口”的价值所在。
其二,松山战役。
被称作了“东方直布罗陀海峡”的松山,阻挡住了疯狂的日本人的进攻。
松山血战对于整个滇缅战场所起到的作用,就如同莫斯科保卫战对欧洲战场所起到的作用一样明显,是整个战局的转折点,一次反败为胜的转折战役,松山战役的胜利打破了怒江战场的僵局。
然而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确凿资料表明,松山大战竟未能抓获一名俘虏。
唯一一个被俘的伤兵途中醒来,竟然咬掉一名中国士兵的耳朵,被当场击毙。
大战历时120天,中日双方兵力投入兵员之比为50:
1,而付出的代价之比为5:
1,中国官兵阵亡8000余人,伤者逾万。
松山战役指挥官、第八军副军长李弥在作战日记留下后话云:
“……攻打松山,乃余一生之最艰巨任务……”邓贤想告诉我们什么?
现在的和平幸福来之不易,我们需万分珍惜。
其三,知青大返城的卧轨、绝食事件。
邓小平说:
“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
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
”这样说来,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一条,花钱的人也不满意。
如此浓重的阴影,却因它灰暗,所以在当代史课本中浅尝辄止、一笔带过。
基于此,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知青”,只是一个名词,却不知其为何意。
按理来说,“卧轨”、“绝食”这样的词语是不应该出现在新社会里的,然而它们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
凌卫民带领着请愿团上京请愿返城,却遭到了重重阻挠,甚至偷了千辛万苦筹集起来的路费,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一个主意电光火石般地闪现在凌卫民的脑海中——卧轨,通过这么极端的方式终于引起了中央领导的注意。
然而可悲的是,这只换来了短暂的平静,事情并未得到解决。
死,在这种情况下,居然成了最有力的武器,“绝食的母的不是为了自杀,而是为了更好的活着”。
成千上万的生命终于感动了国务院工作人员鲁田,老泪纵横的鲁田犹如洪钟般的声音在长长的夜空里回荡:
“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短短的几个字里却饱含了十年的血水和泪水,这样的十年,在中国只能出现一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需牢牢记住这历史教训。
其次,展现历史的深度,还表现在对真实人物的细致刻画上。
在邓贤的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人物,并非如同墙上的画像、相框里的老照片那般死板,而是一个个可以走动的鲜活人物:
老奸巨猾却又在乎中国利益的蒋介石,雍容大方与封建恶习集于一身的宋美龄,爱国与愚忠结合的杜聿明,英雄却以悲剧结尾的凌卫民,罪恶与无奈的蒋小山,落幕将军李弥……每个人,在邓贤的笔下,都能客观地看到他的两面性。
对历史人物的描写是必要的,每一段历史,都是由相当数量的人物构成。
“历史并不做什么事,它没有巨大的财富,也不打仗。
是人,真正的、活着的人在做一切事情,他有财富,他从事战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5页。
)
从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是一个高明的阴谋政治家,“娘希匹”这一词语,因他而成为词语,他看重的只有自己手中的权力,时刻将自己以泱泱大国的封建君主自居,把史迪威看作一件被利用的工具。
但同时,就滇西作战这单一事件来说,他却也具有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风范,坚持国家利益第一,运用高明的政治手腕,换来中国最紧缺的作战物资。
宋美龄,这位“中国的第一夫人”,她是天生的外交家,出访美国时引起了世界的轰动,仅凭一场流利的演讲,就赢得了“黄皮肤女儿”的亲密称赞,然而很快地,囿于她的陋习,她成为了史上白宫最不受欢迎的客人之一。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说:
“历史上的叛逆者的作用跟伟大人物的作用有一些类似之处。
”(注:
卡尔:
《历史是什么?
》,商务印书馆,1981年2月第1版,第54页。
)这一句话用在蒋介石夫妇的身上,似乎非常恰当,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戴安澜将军,第二百师师长,国民党的王牌部队领袖。
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军人,哪怕他运用那么一点政治手段,也许不会英年早逝。
同古血战时,未上战场,他就当众立下了郑重的遗言:
“余奉命固守同古,誓与城池共存亡。
余战死,以副师长代理;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理;参谋长战死,以步兵指挥官代理。
”言之铿锵,掷地有声。
然而在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以后,因为他那一颗忠君爱国的心,也同时失去了判断时势的冷静,一代抗日名将凋谢在缅甸的荒山丛林中。
他是一位难得的得到国共双方承认的国民党将领,成为了上世纪第一个获得美国国会勋章的中国人。
但同时反观杜聿明、孙立人的最终结局,如若当时将星未陨落,难说不会是相同的悲剧。
可以说,《大国之魂》是一部充满了道德感又超越了道义理性的、勇于正视历史的优秀著作。
它总是把视点放在一个比较开阔的领域之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层面,看到的是全人类的人性灵魂。
因此在剖析史迪威的人物性格时,才能如此深刻。
史迪威是一个一流的军事家,三流的政治家,他有将军应有的气质与军事才能,三流的政治家表现在他最终成为政治外交的牺牲品。
他常常以“中国通”自居,囿于这一点优势,把他自己陷入一个矛盾的关系中,自以为对中国国情很熟悉,当他正在为滇缅战区总司令的头衔沾沾自喜的时候,其实蒋介石开给他的是一张空头支票,很快地,事实告诉了他这是一场骗局,这是大多数人熟悉他的一面。
邓贤却还为我们挖掘出了他的倔强、可爱、幽默的一面,在撤往印度的途中,他不仅拒绝了斯科特上校的飞机援助,还有悖于起码的军事常识,收留了一些妇孺病残,在这一点上,中国军官总司令罗卓英似乎变得很渺小了。
在穿越死亡之林“野人山”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惊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这恰恰是中国军官所缺少的优点。
他不顾政治策略与共产党领导人会晤的“单纯”举动,彻底激化了他与蒋介石的矛盾,罗斯福为不失掉蒋介石,就只能让他的英雄时代悄无声息的落幕。
邓贤在刻画人物时,尽量地深入到“一人一事”中,使人物与事件契合在一起,共同组成历史的长河。
然而在处理人物与人物之间的联接时,似乎又不那么融洽。
例如,两次远征军作战的总司令长官罗卓英与卫立煌之间的交接,并未作很好的说明。
(二)、激情澎湃的叙述
既然将邓贤的作品界定为纪实小说,那么其创作手法上一定存在着一些文学艺术手法。
在阅读其作品的过程中,总是会感觉到被一种高屋建瓴的恢弘气势牵引着,这是历史著作无法做到的,只有文学有这样的诱惑魔力。
驼峰航线的先驱,斯科特上校这一群勇敢的珠穆朗玛峰挑战者,在史料中,只有一句简单的记载,而在《大国之魂》中,经过作者的艺术扩张,变成了一段有血有肉的惊心动魄的探险历程。
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虚构艺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跌宕起伏的情节。
情节,是小说的三要素之一,即故事发生的始末、线索。
作为情节,必须有行为之间的冲突,因此,黑格尔认为,情节应“表现为动作、反动作和矛盾的解决的一种本身完整的运动”。
(注:
黑格尔:
《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8页。
)邓贤通过设置悬念、假设、想象等艺术手法。
来制造这样的矛盾冲突。
例如,在《中国知青梦》中,一开头就写到:
“对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来说,公元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日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她要生产了。
”大体地介绍了徐玲先基本情况后,却未进一步讲述接下来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转而介绍西双版纳政治背景与毫不相干的医生成果木。
其实这一切都成为了知青大返城洪流爆发的契机,徐玲先一定想不到,她们母子的死带动了多么巨大的浪潮。
由此,行为的矛盾冲突就显而易见了,也带动了情节的高潮迭起。
《大国之魂》中也运用了同样的手法,借由一批日本游客想要到滇西祭奠日本士兵骸骨的叙述,在读者心中掀起愤怒的情绪,使得他们继续往下看。
第二,生活化而又完整严密的结构。
结构,是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框架,好比人体的骨骼。
比如《流浪金三角》这一步作品,看似一篇游记般,结构零散,实则有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连接着各个因素,环环相扣,一个个神秘的谜题,等待解开。
那游荡在金三角的幽灵,就像血管一样遍布全身。
作者在创作时,从不给人留下发问的空间,即使有问题,肯定能在后面的阅读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例如:
丰老先生在听到曾焰的名字后,为什么愿意帮助作者了?
曾焰是谁?
为何有这么大的能耐?
在作者偷拍照片遇袭后,是谁救了自己?
这一系列的疑问,都在为文本结构的严密与完整服务。
第三,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想结合的叙述方式。
这种叙述方式是邓贤作品的一个极大特点,即“元叙述”的采用。
福楼拜曾说:
“作家不能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就像上帝不该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一样。
”邓贤却大大违反了这一叙述传统,“元叙述”使邓贤自如穿行在历史与现在、故事与叙述之间,获得极大的叙述自由。
(注:
支宇:
《历史还原﹒元叙述﹒文体混杂》,四川教育学院学报,第十一卷、第四期。
)第三人称的叙述,以一种客观、严肃的态度,忠实于史实;同时通过第一人称的介入,反映出亲身经历的真实感情,让读者能听到作者心底的声音,无形中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例如,在《大国之魂》第十二章“松山大血战”第7节战役结束时,“我”突然跳出来讲述收集战争资料的凄凉过程,无异于为这抹阴影再添一笔浓重,同时借以抒发作者沧桑的悲凉情绪,与读者达到情感上的共鸣。
(三)清醒的理性激情
这一部分,是邓贤创作的精华所在,兼具虚构与非虚构双方面,客观公正的冷峻态度和爱憎分明的炽热情感在这里融汇。
在创作的过程中,作为一名纪实作家,邓贤的头脑时刻保持清醒;但对于作为有感情的个人来说,他的心里充斥着亟待喷发的洪流,那毕竟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这样的矛盾总是在左右着他,了不起的是,他总能很好的把握住这把尺子。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文本语言,同样是作者与读者之间交流的媒介。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解读正史著作,艰涩、难懂的语言,是他们最大的障碍。
而在邓贤的著作中,作者总是用诗化哲理化的语言,将历史内容娓娓道来:
在对待严肃的史料时,被一种冷峻的肃杀之气围绕着,读起来却不艰涩像诗歌一般。
例如,在描述史迪威的到来时,是这样表述的:
“当飞机……将军把目光从脚下急进后退的大地和河流上收回来,投向前方那片云锁雾罩的太平洋。
”这样的字词,形成一张巨大的网,营造出悲凉的氛围,吞噬着读者的心魄,我们的祖国就像“太平洋”一样被日本侵略者“云锁雾罩”着。
钱大宇的一句句震慑心魂的经典语句,将永远留在读者的脑海中:
“鲜花从来只为成功者开放,这不是势利,是社会准则,是千古不变的硬道理。
”“在金三角,生存的法则是:
要么成功,要么死亡。
”
在一些细节上,加入了作者机智的想象,妙趣横生,让读者发笑。
比如,在采访龙陵县村民时,村民向作者兜售“黑黝黝的尚未爆炸的大炸弹”,这些村民无知得可爱。
再如这一段“大胖子丘吉尔从扶手椅上弹起来,激动地朝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嚷道,‘嗨!
日本人干了件什么蠢事……你想想看,往美国牛仔屁股上捅一刀,这会有什么结果?
!
’”这是一段充满机智与幽默讽刺的文字,但其中韵味无穷。
邓贤创作的又一大亮点,是恰到好处的尺度分寸。
创作这样的文本,最忌讳的莫过于分寸拿捏不当。
其一得当之处,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
对于作者自身而言,父亲亲自经历了滇缅作战,自己遭遇了七年的知青生活,面对这样的境遇,作者没有一味的执着于为父亲和自己平反,只是本着一颗还原历史、再现历史的心,来公正地叙述过往。
其二得当、可贵之处,平等看待众生,即便是敌人。
在伦理道德的分析中,作者首次在我国的战争文字提出随军慰安妇的问题,把看待问题的角度上升到一个民族灵魂的高度,不仅呈现了日军的兽性暴行,还发现了沉甸甸的历史、文化、民族等问题,这个民族的生命意识和精神气质,剖析出这是一个连女人都视死如归的民族,他们天生危险、好战,在记住我们的仇恨的同时,这样的民族值得我们深思并谨慎对待。
三
纵观邓贤的历史作品,其具备的社会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从其创作手法上来说,邓继承了我国的纪实传统,效仿司马迁走遍大江南北获取第一手资料,继承了历史真实与艺术典型化相结合的创作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了元叙述与生活化结构等一些创新手法,开辟了一条新的文学创作之路。
但如果能融入更多的艺术加工,使文本更加自然,纪实小说将会走向成熟。
其次,其作品的文本内涵,对后代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邓贤的作品,总是透着一股深沉的伤感主义气息,这可能是历史的缘故,历史总是有着警醒后人的作用,再加上作品思想的高度:
《大国之魂》,一个“魂”字,高度概括出这不仅是一场战争,更是一场国魂与国魂之间的较量;《中国知青梦》,饱含了一代人长达十年的返城梦想;《流浪金三角》记录着“活着”的艰难与生命的顽强。
在历史不断向后退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文本内容所起到的作用,不仅是历史画面的再现,带来的还有发自内心的反思与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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