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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智慧与现代管理
儒家文化与管理思想
马明达教授
第一讲:
导言——国学热与文化回归
当前,全国正涌动着国学热,声势越来越大,社会的关注度也越来越强。
人民大学于2001年9月竖起孔子像,并于2005年建立国学院,紧随其后,北大也有此举,近年,武大设立了国学博士点,清华也恢复了曾经辉煌一时的“国学研究院”,等等,例不胜举。
人大校长纪宝成曾就“国学热”回答记者提问,归纳起来是说,国学热是历史反思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国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营养源,是执政党的重要的政治文化资源。
当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实际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和理念相承接,也显现出了传统儒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
这是值得注意的文化动向,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
“国学热”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需要,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需要。
文化是经济的核心,文化素质,特别人文知识和修养,是国民素质的核心。
所以,当前越来越高涨的“国学热”,既是传统的回归,也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和文化特质的重新建构。
“国学热”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需要,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需要。
文化是经济的核心,文化素质,特别人文知识和修养,是国民素质的核心。
所以,当前越来越高涨的“国学热”,既是传统的回归,也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和文化特质的重新建构。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出现了人文精神缺失和道德价值衰变的问题,还有种种社会问题,特别是官员的贪腐问题和社会分配不均问题。
这引动人们从制度层面考虑并寻求解决之道的思考,也引动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对百年来反传统行为的反思,逐渐形成一种全社会的文化回归倾向,也可以说是文化转型。
五·四已过去九十年了,近年反思文章很多。
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形成了长时间以反传统为核心的社会思潮,我们泼掉了封建污水,但似乎连盆里的孩子也泼掉了。
一场以“民主、科学”为追求目标的运动中,孔家店确实砸烂了,但德先生、赛先生依然距我们很远。
极左路线和“文革”浩劫对传统精神与文化的毁灭,以及“不破不立”的理论,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以至文革结束后,社会上普遍出现了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和精神迷失、价值观迷失。
上时代留下的古今中西贯通的大师级人才日见凋零,存者寥落如晨星点点。
去年,钱学森、季羡林、任继愈、杨宪益等前辈的相继去世,引发前所未有的震动和忧思,钱学森的临终遗言,加深了我们对教育状况的忧思,对教育改革的急切期盼。
人们都注意到了当下文化的趋时趋利和浅薄化趋向。
在世风日下的恶潮中,“士风”也随之日显衰颓,抄袭和粗制滥造成风,学术腐败深度发展。
中国的人文传统中,读书人讲人品更讲学品,自古学人以学品为道德底线,绝不会轻易突破。
有些人人品或有亏欠,但学品不差,如周作人等。
人品坏者学品不一定坏,而学品坏则人品必坏。
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提出,进一步引动全社会的反思,特别是高层学人的文化反思。
显然,不是经济上去了社会就一定会和谐发展,文明程度就一定会提高。
我们需要经济繁荣,更需要文明发达,需要提升修养和尊严的水平。
“国学热”显然与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有直接关系。
反映了人们对“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真诚期盼,反映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国人的精神需求和执政者的适时调整的能力。
讲传统文化的回归,必然要讲传统的人文精神,就会连接到孔子,连接到儒学和经学,连接到国学。
“国学”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话题很大,我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仅供大家参考。
第二讲:
什么是“国学”
何谓“国学”?
其说不一,目前仍在讨论之中。
“国学”的提法出现在清末。
最先出现在戊戌维新时期,如同“社会”、“哲学”、“体育”等新兴术语一样,是一个来自日本的“和式汉语”,本指“一个国家固有的学术文化”。
十九世纪末,在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剌激之下,日本出现了提倡国粹、国学的言论,有了研究本国学术文化的“国学家”。
这很快影响到中国,影响到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
于是,在戊戍变法的新旧之争中,日本学者的见解成为保守士人排拒西学的根据。
这时,保守者只用了“国学”一词,还没有人从学理上、思想上对国学加以阐述。
后来,国学有了新的思想内容。
主要是在传统的学问受到西学潮流的强势冲击下,有些人打出国学旗帜,提倡发现和重释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借以重建民族自信心。
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
1903年,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发表了《游学生与国学》一文,提出了“国学与爱国心相通倚也”的著名观点。
此文说:
真爱国者必使吾国之历史、之现状、之特质日出于吾心目中,然后其爱乃发于自然。
梁认为,留学生必须要深通国学,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服务于祖国。
不然去国久远,疏离了祖国的历史文化,思想为西学所占领,爱国之心也会随之消退。
文章主张在留学生充斥的日本设立国学图书馆,以提高留学生的国学兴趣和知识,培养出中西兼通的人才。
到民国初年,儒学或是国学,都不再具有清末那样的声势,但国学仍有一定的生命力,许多民间的国学社团仍然存在,国学的内涵也有了某种变化。
此时,国学进入它第二个发展期。
五·四以后,儒学衰落,孔孟之道成了落后保守的象征。
但国学却呈现高涨之势,新创办的国学社团和刊物达数十家之多。
1922年,北大设立了文所研究所国学门,出版了《国学季刊》(1923—1952)、《国学门周刊》、《国学门月刊》等,此外,清华、燕京、辅仁、厦门、齐鲁、东北、西北等十余所大学都设立了国学研究所、国学系和专修科,就连西化程度最高的燕京大学也创办了《燕京学报》,这是一份国学味很浓的刊物。
这一类不以国学命名而实际主要刊载国学文章的期刊还有不少。
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出现了“国故学”一词,并逐渐取代国学。
此时的国学在学理上主要是相对于“西学”提出来的,而且它与新文化运动和整个学术的转型密切相关。
此时,尽管西化成为时潮,留学生在学术的各个方面都作用突出,社会地位也很高。
但学者们敏锐地认识到“全盘西化”是走不通的,胡适明确提出被西方学者如杜威等牵着走固然不是英雄,被马克思、列宁牵着走也算不得好汉,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是西学。
我们必须面对如何时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问题。
总体上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步履艰难的社会转型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之后,中国终于有了一段比较平稳的发展时期,具体指1928年1937年之间的十年,政治上问题很多,经济、文化却都有一定发展,学界气氛宽松,人才辈出,成就卓著。
这时,一方面是西学明显取得强势地位,全国上下以西学为标榜,出现了前所示有的西学热。
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学问大有落寞衰败之势,特别是传统的应用学科和文学艺术等。
而学界出现了一大批学养深厚、中西兼通的学者,他们一方面积极所习西学之长,一方面努力于本土学问的承继、转型和创新,坚守本土人文传统和文化本位。
主要是在这些人的推动下,“国学”大旗终于被树立起来了,形成西学与国学并立而存的局面,中国的传统学问,非但没有沦丧,在许多地方反有发展。
此时仍然被广泛使用的国学一词,究竟如何理解呢?
狭义讲,“国学”就是中国的文、史、哲的综合之学,最高境界是中国传统的人文学科的融会贯通之学,也就是文史哲和传统艺术——主要是书画的兼通修养和精通,这是国学的主流部分,是国学的重心所在。
中国的人文学科的核心是儒学,而儒学体系的主体是《十三经》,《四书》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是经学的普及本、减缩本,但自宋以后,四书跟科举制度紧紧綑绑在一起,所以普遍度高,经学成了专门的学问,成为清代考据之学的核心。
民国初年,国学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流派,形成一些各具特色的学术群体,呈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
其中最重要的是章太炎学派、古史辨派和融合中西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派,这有主将,形成师承,成就卓著。
这我们就不详讲了。
广义讲,“国学”相对于“西学”而言,所有中国人自已的传统学问,除了文、史、哲、艺,还应该包括中国人自已所有的本土学问。
为了突破人们对“国学”一词的既定认识,学界开始以“国故学”来表述所有本土学问,实质上就是以“国故”来取代“国粹”,取代“国学”,以减少民族主义色彩,增强更理性的因素。
1922年,胡适先生在北大《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说:
所谓“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只是要我们大家认清“国学”是“国故学”,而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
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
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胡适之说是国学概念的一个升华,是一个具有更大包容性的概念。
最重要的是“国故学”的提出,既符合上世30年代一系列“国”字头学问勃然兴起的事实,也拉动了这一动向的纵深发展。
它表明新的国学概念已突破旧的藩蓠,走出清学和汉学所设定的圈子,向着重新建构国故体系之路迈进,或者说是在西学的冲击和影响之下,走上重新建构中华传统知识体系的道路。
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工程,以当时的社会条件而言,肯定存在着诸多困难,不但有操作推动之难,而且还有许多界限不清的东西混杂其中,以至整个体系建设发展的很不平衡。
此时期,国医、国画、国乐、国剧、国术等相继产生,它们都是国学,是“国故”。
这标志着中国学人以西学为参照,开始重新建构我们自已的知识系统和文化体系。
在这方面的确取得了一定成绩,留给我们巨大的的资源和具有借鉴意义的思路。
可惜,由于许多复杂的原因,特别是极左思想的严重干扰和破坏,这些本属于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成就,却被打上某个政权的烙印,甚至是一见“国”字就往国民党上套,使得上世30年代一度蓬勃发展的国学体系的建设,停顿下来,甚而遭到批准判和抛弃。
当前出现的国学热是第三次,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文化反思,也是文化体系的重建。
它与已经加快步伐的社会转型有直接关系。
第三讲:
“仁”是儒学的核心
国学的核心是儒学,是儒学经典籍,国学热很大程度上就是儒学热,是孔孟热。
这个认识具有普遍性,虽不尽正确,但也不是没有道理。
讨论这些问题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对“儒学”要有些基本认识,对中国传统文化要有些了解。
除此而外,还要对近代中国史,特别是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有所了解,不然就很难对“复兴儒学”、“当代儒商精神”、“儒家管理思想”一类问题作出恰当思考和判断。
比如“儒商”的提法和内容,我觉得比较空泛,没有实际意义。
首先需要谈谈什么是儒家或儒学。
汉代的字典《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
“儒,柔也,术士之称。
”
1934年,胡适撰写的《说儒》提出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
他认为具体说来,儒是殷民族的“教士”,殷商亡国后为西周所用,提高了周民族的文化水平,因为周的先民原来是西北地区以氐、羌为主的农牧民族,被称为“西北的牧羊人也”,文化水平明显落后于商,于是西周不得不沿用许多商的文化和制度,或是在建构周的文化体系时,吸收商文化的许多因素,后来周公所建立的“礼乐文化”其实就有许多商文化的成份。
到了东周,王室衰微,西周的礼乐体制和文化模式趋于崩溃,即所谓“礼崩乐坏”,天子的权威日益衰微,诸侯争霸,群雄并立。
与之同时,思想壁垒被推倒,人们有了自由思想的空间和精神上的相对自由,文化趋于多元发展,终于酿造成“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局面。
孔子、墨子和老子、庄子等思想大师应运而生。
孔墨并称显学,后墨学衰亡,儒学独盛。
而最终的结构是儒、法混杂使用,内法而外儒,这是两千多年封建意识形态的主体,是帝王将相的主心骨。
孔子是儒学传统的最主要的承继者和倡导者,是“复礼”和“归仁”思想体系的主要建构人。
孔子生于鲁襄22年(前551)年,阳历的9月28日为孔子生日,过去是教师节。
此依钱穆先生之说。
也有鲁襄21年说,一年之差。
卒于鲁哀公16年,公元前479年。
得年73岁。
家族是殷民后裔,父叔梁纥,鲁邹邑的大夫,武力绝伦,是个武人。
生有九女,妾生一子名孟皮(癖、痞),病足,不能继承大夫职位,叔梁纥不得不求婚于鲁国尼山的颜氏,名征在,“老少配”,婚不合礼,故称“野合”。
生三岁而父亲即卒,少时贫贱,学会了许多谋生技能,又坚持读书和求问(不耻下问、每事问),好学不倦,终于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成为儒的代表人物和新兴儒学的创立者。
孔子的成就甚多,荣誉很高,但最主要的,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创造了私家办学的新局面,并且提出了“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和“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付之实践。
后来被尊为“万世师表”。
孔子对儒学的贡献主要是三点:
(1)把殷商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即大大扩大了它的社会意义,主张最高统治者实行“仁政”,追求“天下归仁”的“大同”。
施行仁政的尧、舜、禹时代,还有创建礼乐文明和秩序的西周初期,是他理想中的政治境界,是他追求。
(2)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主张积极用世,强调事功的意义。
孔子是主张文武并重的,“用文事者必有武备”。
由此推衍出来的教育思想是文、武并重的知识教育和学、术并重的素质教育。
(3)整理和撰写了古代文献,即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元典”——六经《易》、《诗》、《书》、《礼》、《春秋》、《乐》等。
孔子的学说并不复杂,他并没有深入研究哲学,思想体系中缺乏形而上的东西,更没有社会制度上创新的东西,只是一味地“托古改制”,主张恢复西周初的礼乐文明,一切尊照既定的秩序,要求人人安分守礼而已。
孔子忽略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私有制,私有制的扩大推动了社会前进,但也会带来贫富不均,造成社会矛盾直至对抗。
但,孔子的伟大在于他注意到了人性最本质的东西,在剧烈冲突和变革的社会里,大力倡导人性从善和人之间的关爱,特别是把仁的施行主要归之于社会权力机构和强势群体,政府要有道德引领责任,要求主政者和富人要有充分仁义之心,施行仁政,最终达到“天下归仁”的境界。
自古以来,对“仁”有很多解释。
清儒阮元(字芸台)对“仁”字做了训诂学的研究,他统计《论语》105个“仁”字的意义和用法,认为“仁”的原义是“人之相偶”,指人与人的关系。
进而认为,
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
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
(《研经室一集》卷8《论语论仁论》)
据此,“仁”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意识和行为。
由此出发,孔子提出一系列关于仁的解释,而核心是“仁者爱人”,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关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与行为格式。
以仁为基础,孔子又引伸出了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前者人际关系中“仁人之心”的价值观,后者是贯彻“仁”学的的方法论。
总之,“仁”的本质是人道主义,是“社会情感”,是以“社会关怀”为基础的人道主义。
所以说孔子的学说是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是的最核心的价值观。
孔子以“仁”为中心,还提出另外一些重要思想,比如“德”、“义”、“忠恕”、“信”、“廉”等等,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伦理道德的价值系统,这个价值系统逐步融入所有中国人的社会价值观里,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和道义追求。
比如,德是道德,是人的行为规范,作风、品行和操守,是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标准和荣誉。
《论语》中“德”字一共出现了38次,其中最重要的是《为政篇》中的两段: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这是强调为政者要以道德力量来感化人民,不用繁刑重罚而人民自然归服。
孔子又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是孔子紧接着上面说的一段著名的话,是他为政思想的核心。
译意是:
凭借政法来诱导他们,使用刑法来整齐他们,人民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他们,使用礼教来整齐他们,人民不但有廉耻,而且人心归顺。
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身居高位的统治者不应该用“刑杀”手段来治理国家,而是端正自已的品德,形成风气,即“子欲善而民善矣”。
统治者的作风品行非常之重要,有引领天下的作用,即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向那边吹,草就向那边倒。
(《颜渊篇》)
如上,仁和德构成了孔子为政思想的核心。
清儒顾亭林将孔子的思想归纳为“博学于文”和“行已有耻”八个字,极有道理,一直为学人所诵铭。
前者言“学而知之”,而且要“博”,非博则不能通,“通”是儒家最主要的追求。
“耻”是君子的道德底线,“知耻近乎勇”,不知耻就麻烦了,“不知其可也”。
据传,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弟子,这未必可靠。
他出生时,孔子死了已一百余年,他自己说:
“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私淑”于何人,他没有讲,足见不是有名的人,也未必是孔子的嫡传,《史记》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
”这是合理的说法。
孟子对孔子仁的思想体系有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明确提出:
仁也者,人也。
合而为言之,道也。
(《孟子》卷14《尽心》)
这是说,“仁”的意思就是“人”,“仁”和“人”合起来说,就是“道”。
这等于明确了“仁”的学说就是“人道”的学说,是追求人的基本价值的学问。
他说: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卷11《告子章句》)
仁是人的心,义是人的路,仁义合起来就是人的心路。
放弃那条正路而不走,丧失了那善良之心而不知道去寻找,这是多么可悲啊!
此处的“放心”就是将人性中本有的善良之心丢失了,“求其放心”就是将丢失了的善良之心找回来,学问是寻求或找回自我价值的事业。
显然,孟子是性善论者。
儒家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思想体系,孔子、孟子都是“圣之时者也”。
无论是孔子在世时,还是他的身后,并非所有的儒者都能真正传承孔子思想的精华。
孔子生前就有“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的告诫。
可惜他不幸而言中,古往今来,固然不乏足为楷模的“君子儒”,而欺世盗名、言行不一的“小人儒”、假道学更是屡见不鲜。
但,儒学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它在历史上的作用非常巨大,不但熔铸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汉民族,影响所及还推动了东亚文明的发展。
不过,它的内容非常庞杂,精华和糟粕并陈,而且从来没有统一的儒学。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20世纪的好些著名的学者,往往把它同中国传统文化相提并论,并且作了许多重要的概括,“天人合一”论就是最流行的概括之一。
孔子是人道主义的倡导者。
孔子以“人”为基础上,创立了以”仁”为核心,包括忠恕之道的价值观,和中庸之道的方法论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儒学,为恰当地处理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思路,设定了一条客观标准,即个人价值的实现以促进或起码不危害他人和社会的发展为限;同样,社会的发展以促进或起码不危害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限。
这既区别于片面强调自由发展,自然无为的道家,又不同于片面强调整体利益,无视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墨家、法家。
儒学是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它为解决人性发展、社会进步这个根本课题提出了一种模式,它具有人类普世意义和价值。
只要人类基本上沿着社会规律前进,就离不开孔子揭示的这个人道主义的中轴线。
试问,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从日常生活到一切族际、国际矛盾和和冲突,哪一件不能用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呢?
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和文化水平越高,人的本质和社会的规律揭示的越深刻,人们就越接近,也越容易认同孔子思想。
这正是“五四”以来,历经全盘美化和全盘苏化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只有复兴儒学才能振兴中华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有识之士把人类的未来寄望于孔子的根本原因。
第四讲:
儒家的管理思想
文化分为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
在制度文化层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腐朽了,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
假如不彻底改造,中国社会转型是没有可能的。
这个传统的衰亡是无法避免的。
社会文化的另一方面是非制度性的文化。
在这个领域,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是完全不同的,或者有很大差别的。
我们提倡多元文化,指的是非制度性的文化。
文化传统有大传统、小传统,大传统就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化,小传统主要是那些民俗。
在非制度领域,它的正常状态应该是自由发展、自然更新。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自由度扩大,各国的非制度文化必然争奇斗艳,高度繁荣。
总之,讲文化,是讲制度文化还是非制度文化?
这要搞清楚。
假如讲制度文化,就要跟中国的传统告别。
讲非制度文化,属于个人选择的范围,他人和公权力是不应干预的。
比如安身立命的理念,我喜欢道家,他信仰佛家,你喜欢儒家,有人则喜欢基督教文化,为什么不行?
有人既过西方情人节,又过传统的元宵节,有什么不可?
只有在“文革”那样极端反常的情况下,才会干预这个领域的东西。
因此,儒学所参与培育的中国封建时代的制度文化要抛弃,要从里面走出来,只是我们走出来的速度太漫,甚至还有过以个人崇拜为模式的借尸还魂式的复辟,至今影响尚存。
同时,我们又要仔细盘点作为文化资源的儒学系统,不是盲目肯定或否定,而是更多一些现代理性的选择,使一部分合理的有普世价值的东西服务于我们的现实社会。
儒学没有专门的管理学说,更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管理理念。
但,儒学中除了讲个人修养的部分外,还有治国平天下的东西,有属于政治范畴的内容,所以古人有“以半部《论语》打天下”的说法,就是说《论语》也是有治世价值的书,这里面就会涉及到“管理”,涉及到治人和治世的学问与观点。
儒学的治世之道中哪些东西可以用在当代的管理理念和体制中呢?
儒学的许多属于制度文化的东西早就过时,没有用了,甚至没有进步意义,特别是那些封建礼教化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东西。
但就其非制度文化而言,还有不少东西还是有用的,有积极意义。
这方面内容很多,首先进入我们视域的应该是“礼”,是关于“礼制”和“礼乐文明”两个层面的内容,前者是制度文化的,后者是非制度文化的,有一定借鉴价值。
孔子所谓“礼”就是周公所制定的“周礼”,其主要内容保存在儒家经典三礼——《仪礼》、《礼记》、《周礼》中。
其本质是血缘宗法关系下的等级制度,核心是“名分”,即各安其位,各守其职,不犯上作乱的社会秩序。
这部分东西显然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不要说现在,早在孔子的时代就已遭受陶汰,孔子梦想恢复,为之努力了一生,最后落得“恓恓惶惶如丧家之犬”的下场,数千年后犹遭受刻薄文人的嘲笑。
但作为非制度文化的“礼”,比如“克已复礼”,理解为个人行为的自律意识,是心理某种自我制约,还是有意义的。
所以林彪死前处于落寞状态时,不断提醒自已“克已复礼,唯此为大”,当时的心态和境遇可一目了然,只是他提醒得太晚,一切铸定,悔之晚矣。
如上所讲,在“非礼勿视、听、言、动”的体系中,孔子特别强调士对“耻”的把握,一是不以恶衣恶食为耻,也就是不以物质条件的优劣为荣耻。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他欣赏弟子颜回那样“安贫乐道”的心态,所谓“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也很欣赏弟子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的精神,这些弟子都很贫困,但并不影响他们成为“道”的追求者和悍卫者。
有其位无其言,有其言无其行,君子有耻。
他讲“知耻近乎勇”,“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知道羞耻而有所不为是人的道德底线,一个人一旦到了无耻的境地,其实是到了“非人也”的地步,这是危险的,因为谁也拿他没有办法。
社会的道德、法律都是必须建立在“人而有耻”的大环境中,才能宽严得体,游刃有余,“人而无耻”的面积太大,人口比例太大,道德引导和法律管缚的作用都要减弱。
第二是“寡欲”。
这来源于孟子提出的著名的“养心”学说,简要讲,孟子说:
“养心莫善于寡欲。
”(卷14《尽心》)这等于说,“仁”是可以通过修养达到的,而达到的要害是“寡欲”,应该说这是非常深刻的道理,是孟子对孔子学说最重要的发展。
乾隆建“养心殿”,提出“游艺养心”之论,以古代遗存的书画胜迹来陶冶自已,就是帝王以养心为修养的例证之一,它使乾隆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少犯了许多错误,不然乾隆精力旺盛,雄心勃勃,不知道会搞出多少弊政来。
第三是“信”,是诚的建立。
孔子讲过许多与具体的管理有关系的理念,我以为以目前我们的社会现实而言,知耻和诚信是最重要的。
我简要谈谈,聊供大家参考。
“信”也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信”字在《论语》中一共出现38次(仁最多,104次),最有名的一段话见于《论语·颜渊第十二》:
子贡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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