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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历史制度主义
(管理制度)历史制度主义
作者:
何俊志
来源:
国外社会科学
来源日期:
2002-5-22
本站发布时间:
2009-8-2210:
37:
13
阅读量:
95次
【提要】历史制度主义既是当代西方以经验为基础的政治科学的主要分析范式之壹,也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部的壹个重要流派。
历史制度主义壹方面继承和改造了政治科学中的旧制度主义,而且仍于对行为主义作出反思的基础上承接了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壹些分析视角,同时吸纳了历史社会学的有关理论资源。
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主要体当下它的结构观和历史观上,于结构观中,历史制度主义壹方面强调了政治制度对于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另壹方面也极为重视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于历史观上,历史制度主义注重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找出过去对当下的重要影响,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且试图通过放大历史视角来找出影响事件进程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和历史性因果关系。
历史制度主义壹方面通过新范式的建立而架起了政治科学各分支的沟通桥梁,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新空间,另壹方面也存于着壹些亟待解决的矛盾。
【关键词】历史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研究中最为突出的壹个现象就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
而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各大流派中,真正从政治科学的传统中生发出来,最早成为方法论意义上的新制度主义且产生重大影响的就是历史制度主义学派(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
对于什么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主要流派和观点有哪些等问题,国内学术界已经有了壹定程度的介绍。
壹些学者仍曾经尝试使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来分析中国的基层选举和社会活动等。
可是,对于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居重要地位的历史制度主义,国内学界却鲜有系统介绍。
本文拟结合国外历史制度主义研究的有关文献,对这壹流派的主要分析视角和基本观点作壹初步介绍,以唤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从而引发更为深入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历史制度主义就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科学中成了壹个越来越频繁使用的词汇,可是,对于什么是历史制度主义,它的主要视角和方法到底有何独特之处,却壹直缺乏壹致而公认的说法。
最早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使用和阐述“历史制度主义”的是瑟达·斯科克波尔(ThedaSkocpol)、凯瑟琳·瑟伦(KathleenThelen)和斯温·斯坦默(SvenSteinmo)等人,于他们见来,“广义地说,历史制度主义代表了这样壹种企图,即阐明政治斗争是如何受到它所得以于其中展开的制度背景的调节和塑造的”。
彼得·豪尔(PeterHall)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Taylor)则认为,能够从4个方面来概括历史制度主义的主要特征:
(1)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于相对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和个人行为间的相互关系;
(2)强调于制度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3)于分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4)尤其关注用其他因素,尤其是能够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因素来整合制度分析。
保罗·皮尔森(PaulPierson)和瑟达·斯科克波尔于新近的壹篇文章中也提出,历史制度主义具有这样3个特征:
集中关注那些重大的结果或令人迷惑的事件;突出事件的背景和变量的序列;以追寻历史进程的方式来寻求对事件和行为作出解释。
显然,如果我们不将他们的这些论述放于当代政治科学发展的特定语境之下,而单独从这些历史制度主义的学者们自身所作的各种概括中是很难理解到底什么是历史制度主义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对历史制度主义和政治科学的主要研究范式进行比较,从历史制度主义如何处理结构、历史和政治行为的关系角度来进壹步认识历史制度主义的价值和空间所于。
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
正当行为主义于政治科学研究中大行其道之时,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美国的政治科学研究中又悄然兴起了壹个新的理性选择理论,经过60年代的发展之后,从70年代开始于政治科学研究中崭露头角,此后壹直于政治科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于保罗·皮尔森和斯科克波尔见来,于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当代政治科学中,具有严格科学意义上的流派只有3个,即行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
理性选择理论的源头是运用经济学方法来分析政治问题的公共选择理论。
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模型、安东尼·唐斯的官僚经济学、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和W.赖克的政治联盟理论等构成了理性选择理论的早期来源。
经过20世纪60~70年代的发展之后,理性选择理论已经发展出了诸如联盟理论、交易理论、博弈理论和投票分析决策等壹系列理论形式。
理性选择理论虽然也像行为主义那样坚持壹种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坚持从个体出发来观察和分析政治现象,可是它又且不像行为主义那样是壹种以归纳为基础的科学研究方法。
像经济学壹样,理性选择理论首先假定了壹个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然后再于各种可能的情景下来计算和演绎按照功利最大化原则行动的个体可能面临的选择及其行动方案。
当然,政治科学中的理性化个体所追求的最大利益已经不仅仅限于经济学中的物质利益,而是扩展到了政治生活中的权利、尊严和选民的满意等价值。
由于理性选择理论运用了形式逻辑的规则、数学语言和经济学概念来分析政治现象,他们所作的政治分析为政治科学的严密性和精确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所提出的理论假设虽然于现实当中难以进行严格验证,可是于很多分析场合又均达到了和现实非常接近的程度。
历史制度主义首先和社会学中的整体论和文化论者壹道批判了理性选择理论的人性假设。
于他们见来,理性选择理论的人性假设是壹种过于狭隘的假设。
因为政治行动者于很多场合下且不知道所有信息的理性行动者,他们有时也且不知道他们的最大利益是什么,他们的行动所遵循的主要是壹种“满意”标准而不是“最优标准”。
历史制度主义虽然和文化论者们壹道于批判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假设,可是这且不壹定就意味着他们就同意文化论者的说法,认为人类的行为不是受理性所驱使,而是由人的世界观或特定文化模式所决定。
于历史制度主义者见来,先验地假定人类的政治行为受理性或者文化所驱使均有可能存于着某种缺失,于某些场合之下,行动者可能受理性所驱使,可是于另外壹些场合之下又有可能由特定的世界观所决定。
而决定着人的行为到底是受理性所驱使仍是受特定的文化模式所驱使,则要视特定的制度背景而定,因为个体的理性会受到特定制度的塑造,而既有的文化模式也要扎根于制度之后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历史制度主义对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课题也持有异议。
历史制度主义指出,理性选择理论虽然对以阿罗不可能定理为代表的任何集体选择模式和集体行动困境均有可能发展出壹套壹套的精深理论,围绕着每壹个问题均有可能产生大量的出版物,且且对每壹个问题的研究也均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严密和精深,但问题于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所有这些研究是否回答了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或者说它们的这些研究对于那些对理性选择理论不那么感兴趣的人来说有多大意义。
也就是说,理性选择理论的模型虽然精巧,可是由于理性选择的理论只适用于特定的场合,所以只能将自己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微观层面上的策略性行动上,而它们对行动者的内于壹致性的关注和对方法论本身的精巧程度的关注就可能淹没它们的研究主题,从而使得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虽然准确,但却无用。
最后,历史制度主义仍对理性选择理论所坚持的个体偏好的壹致性和目标的确定性提出了批评。
于标准的理性选择理论中,个体的偏好决定了他们的目标,政治行动过程也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的策略性算计过程。
历史制度主义则认为,政治过程本身的复杂性、政治背景的变化、新的行动者的加入和新观念的输入等,均会使得个体偏好发生改变。
且且,对理性选择理论来说最为致命的地方仍于于,正如那个关于壹头完全理性的驴于俩堆壹模壹样的青草面前将完全无法选择而只好饿死的经典例子壹样,即使坚持个体有着最大化利益的理性追求,即使他们的偏好也是固定的,可是于有些情况下实现某壹目标的最优策略却且不止壹种。
于存于着多种可能方案去实现同壹目标的情况下,理性选择理论也就几乎完全失去了解释的能力,而此时则是制度分析大派用场的时候。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历史制度主义
正如彼得·豪尔和罗斯玛丽·泰勒所指出的那样,80年代初以来于西方的政治科学中已经至少有3个流派均自称是“新制度主义”,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
这3个流派的出现和发展虽然均是对60年代和70年代所盛行的行为主义的反动,每壹个流派也均试图阐明制度于决定社会和政治后果上的重大作用,可是它们于政治世界中所绘出的却是差异极大的图画,且且它们又均是以相互独立的形式几乎同时建立起来的。
盖伊·彼得斯则认为,到目前为止于西方的政治科学中已经出现了7个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流派:
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
尽管这些自称为新制度主义的各个流派均强调政治制度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可是它们于分析视角和基本方法上却且不壹致,有时甚至仍相互冲突。
所以,我们仍需要站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之下,通过对历史制度主义和其他新制度主义流派的比较来进壹步认识历史制度主义的价值和空间所于。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代表了理性选择理论内部的“理性”向“制度”的让步,而作出这壹让步的契机则来自于理性选择理论对美国国会投票活动的研究。
当理性选择理论运用严格的理性假设来研究美国国会的投票活动时,突然发现如果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正确的话,于阿罗不可能定理的作用下,美国国会的投票活动就根本不可能保持壹种稳定的多数。
因为立法者们众多的偏好顺序和问题本身的多维特征均将导致这样壹种现象,即新的多数往往会倾向于推翻任何已经通过的决议,从而使得从壹个议案到另壹个议案均会出现阿罗循环。
然而,事实表明美国国会的投票又保持了相当大的稳定性。
正是于解答这壹令传统理性选择理论感到迷惑的问题的过程中,有些人开始认为于立法过程中会发现稳定的多数,是因为国会的议事规则和委员会体制形成了议员们的选择和可能获得的信息,是国会中的有些议事规则所提供的议程限制了国会投票时作出选择的范围和顺序。
另外壹些议事规则又将重要问题的管辖权分配给了委员会组织结构。
总之,理性选择理论的这壹转向所得出的结论是,正是国会的制度降低了事务处理的交易成本,使得于议员之间能够达成交易,从而使得法案的稳定通过成为可能。
和此同时,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仍从7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那里借用了产权、代理行为和交易成本等概念来发展自己的分析框架。
总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于坚持理性人假设的同时,又认为政治制度的作用重大,因为既定制度通过提供某种信息和空间而激励和约束着理性人的选择范围和可能条件。
因此于他们见来,政治活动就是壹系列集体活动的困境,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于既定制度约束下的策略性行动和博弈行为便构成了政治分析的核心。
制度的创设和存于均是因为它为既定制度下的关联个体带来了比于其他制度下更大的利益。
彼得·豪尔等人所说的社会学制度主义主要是指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的这壹流派主要是从社会学的组织分析中发展出来的,其直接的源头则是对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官僚制理论的反思。
于官僚制理论见来,组织均是为实现某种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于现代社会的成长是因为它为现代社会的执行工作带来了以效率为标志的工具合理性。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则认为,传统的组织理论是壹种典型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说法,它仅仅从资源分配的效率的角度来见待组织的存于,而没有见到符号、仪式象征等文化活动对于组织存续的重大意义;它仅仅把组织中的个人见作是只知道自我算计的理性人,没有见到他们于组织中的某些活动是源出于他们的特定责任和义务。
而且,于现代社会中仍然有相当壹部分无效率的组织存于。
因此,社会学制度主义着重研究的是为什么某些组织要采用壹种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和符号,这些文化象征又是如何于特定的组织中传播等等。
为此,社会学制度主义重新开发了早期社会学家的制度分析传统和比较制度分析及文化理论中的关联资源,提出了组织发展的“社会适应逻辑”(LogicofSocialAppropriateness)来对抗传统组织理论的“效率逻辑”或“工具逻辑”(LogicofInstrumentality),自社会学新制度主义于70年代兴起以来,很快就蔓延到了政治科学之中,从而于政治科学内部也就出现了壹个自称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社会学制度主义流派,主张用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范式来解释政治现象。
政治科学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虽然均强调政治制度于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可是由于它们于分析视角和领域上均存于重要差异,它们对壹系列政治问题的回答也就各有千秋:
(1)于政治行动者对自身利益的判定问题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政治行动者完全知道自身的利益,且且知道采用何种策略去获得这种利益;社会学制度主义则认为,政治行动者由于受信息、时间和能力的限制,其实且不完全知道自身的最大利益是什么,也且不完全知道如何去最好地实现这些利益;于历史制度主义见来,个体到底能不能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实现自己的目标,主要取决于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解释,而其到底如何解释则取决于既定的制度背景和已往的历史为其提供的有关情景;
(2)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那里,政治行动者是壹个理性的行动者,其所拥有的权力于壹定程度上等同于其理性行动能力,个体行动的偏好是外于于政治制度的。
而社会学制度主义则认为,政治行动者由于受到认知能力的限制,其实且不是壹个完全理性的行动者,政治行动者的偏好来源于既定文化模式的塑造,其于政治活动中的权力大小取决于其于组织结构中的位置;历史制度主义的政治行动者则是壹个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个体,其进行自我反思的能力则取决于既定的制度结构和有关规范的约束,个体偏好的形成过程和目标的确立过程均受到制度的塑造;(3)显然,这3个流派的政治分析于很大程度上均能够见作是壹种政治过程的分析。
可是,于理性选择理论见来,政治过程的核心就是壹个理性个体去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制度于这壹过程中的作用就于于提供壹种外于的约束机制,限制和约束着政治行动者的选择范围,如果没有这种外于的约束机制,集体行动的困境就不可能解决;社会学制度主义所分析的政治运作过程于更大程度上是壹种组织活动的展开过程,个体的方案选择和目标确定均受制于既定的文化为其提供的合法性范围;于历史制度主义那里,不但个体的行动方案受到制度的塑造,个体偏好的形成和目标的确定过程也均受到既定制度的约束和塑造。
历史制度主义的结构观
于美国的政治科学传统中,“结构”(structure)壹词有时是能够和“制度”(institution)换用的。
于壹般意义上,结构是指某种稳定的形式中关联角色、人群之间固定化的关系的壹种形式。
如政党就往往被见成是壹种结构,也常常被认为是壹种制度。
早期政治科学的结构主义方法,于很大程度上也能够等同于政府和政治的正式组织或制度。
如法院制度也常常被称为法院结构,政府制度也被说成是政府结构等。
强调制度重要作用的历史制度主义有时也被称为结构政治学或结构化政治学。
可是我们于这里应该注意到的壹个问题是,历史制度主义所强调的结构的重要性壹方面是继承了旧制度主义强调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的观点;另壹方面也受到以阿尔均塞和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因果观的影响。
下面我们将从俩个方面来阐明历史制度主义这种双重意义上的结构观。
早期历史制度主义于反思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时所关注的壹个核心主题就是,为什么说各个国家于面临着共同的压力和挑战的情况下,各国的利益集团会提出不同的要求,从而各个国家也制定出了差异极大的公共政策,即于很大程度上是于中间层次去探求同壹现象背后的多样性问题。
正是于对这种多样性的探求过程中,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才重新浮出了水面。
于这方面,法团主义对于发达工业国家内部的“强国”和“弱国”的区分和各国法团结构的差异曾经为历史制度主义提供了相当大的启示,甚至于有学者干脆就将于70年代以来盛行的法团主义也视为壹种早期的历史制度主义。
于卡泽斯坦(PeterJ.Katzenstein)所主编的《于权力和财富之间——发达工业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壹书中,卡泽斯坦等人就发现,尽管各主要发达工业国家于70年代均面临着同样的石油危机的挑战,可是,于各个国家中联结着国家和社会的“政策网络”的差异,却使得各主要发达工业国家采取了差异极大的对外经济政策;美国试图成为经合组织国家的生产中心;英国开发了北海油田;德国和法国采取了积极的商业政策;意大利依赖于直接的对外援助;日本则加速了直接对外投资的步伐。
艾伦·伊玛格特(EllenImmergut)于对法国、瑞典和瑞士的医疗保健政策进行比较时发现,传统的利益集团理论通过利益集团所拥有的权力来审视其特征的做法明显不能解释这3个国家的医保政策的差异,因为这3个国家的医生集团和药品采购集团均拥有很好的组织能力,且且于医疗谈判中也享有大致相当的权力,可是这3个国家的医生集团和药品采购集团于达成各自目标的程度上却存于着相当大的差异。
于艾伦·伊玛格特见来,问题的关键就于于传统的利益集团理论没有见到壹套政治制度中的“否决集团”和“否决点”。
所谓“否决点”,就是壹套制度之中的脆弱之处,于政策运动的这壹否决点上,反对力量的动员能够阻挠政策的革新。
而否决点于各个国家的制度体系中到底位居何处,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各个政策制定机构之间的联结方式。
既然某壹政治系统中的否决点且不具有粘性,那么它也就不可能永久地存于于某壹点而不会改变。
权力关系整体平衡情况的变化能够使得否决点于某处出现、消失或改变它们的位置,从而创造出行动者能够打开这壹战略缺口而实现他们目标的可能。
从之上俩个例子中我们能够见出,早期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跨国性政策差异的考察来发现既定的制度是如何构成政治生活中的互动关系的。
此时的历史制度主义的结构观主要体现为对旧制度主义强调政治制度重要作用的传统观点的继承。
历史制度主义另壹重要意义上的结构观则主要强调的是影响政治结果的各政治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或者说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
这种结构观于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尤其是阿尔均塞的结构因果观的影响。
于阿尔均塞见来,于历史上的哲学理论中实际上存于着俩种因果观:
机械因果观,把因果关系理解为事物之间的线性传递;表现的因果观,把因果关系理解为本质和现象,即简单的本质和它的异化的各种形式之间的关系。
于他见来,马克思的因果观其实是壹种结构因果观,即原因只能被理解为复杂整体之中各区域性结构以及要素之间的多元决定。
所以,只有于复杂整体的各部分存于着不可仍原的差异的基础上,才能确定因果关系。
于阿尔均塞的结构因果观的启示之下,历史制度主义于分析政治变量时特别强调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对政治后果的重大影响。
例如,豪尔和泰勒认为:
“历史制度主义虽然关心制度于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可是很少有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是产生某壹政治后果的惟壹因素。
他们尤其倾向于将制度和其他因素壹道定位于因果链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观念的分布情况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
”利益、观念和制度三者间的结构性关系壹直是历史制度主义关注的核心。
韦尔于分析凯恩斯主义于英国和美国的命运时就指出,正是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于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才导致了凯恩斯主义于这俩个国家中发生作用的时机和持久性程度的不同。
历史制度主义于对政治变量的序列分析中仍发现,正是因为某些变量于特定时期内于某壹地区的集合,才构成了某种结构性的框架且决定着政治进程。
可是,于某壹具体层面或时刻上,于某壹地区内到底会集合哪些因素,却且不具有普遍的必然性。
因此,政治科学所作的分析结论也就且不像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所说的那样,具有普遍的必然性。
政治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就不能被无限制地普遍推广。
壹旦世易时移,就有可能出现同样的变量产生出不同的结果,同壹现象的出现也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原因所造成的。
历史制度主义于对变量序列的分析中所提出的这种结构观无疑向我们传达了这样壹个信息,即政治过程具有偶然性的特征,变量序列的改变可能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同样的原因不壹定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同样的结果也且不壹定由同样的原因所造成;从某壹起点到达终点的路线可能不止壹条。
可是,历史制度主义从理论上推出这壹结论其实又不完全是由其结构观中推导出来的。
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中,我们仍能够见到有关这方面的深入考察和论述。
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
和历史制度主义的二重结构观相似的是,历史制度主义于结合结构分析时也有着多个层次上的历史观。
于第壹个层次上,早期历史制度主义于进行研究时主要强调过去对当下的重要影响,即前壹个阶段的政策选择往往会决定和影响着后壹个阶段的政策方案。
彼得·豪尔于对英国和法国的国家干预政策进行比较研究时就提出,要理解英法俩国70年代于国家干预政策上的差异,就必须深入了解这俩个国家的政治和政策发展史。
彼得·豪尔于追寻这壹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时,首先见到的是这俩个国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于政策制定模式上的差异:
英国于战后逐渐转向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制定模式,而法国于战后实行的是由国家计划所引导的增长模式。
通过对这俩种模式的比较,豪尔进壹步发现,这俩种政策模式的选择又来源于这俩个国家于国际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和国家和社会关系模式的差异。
沿此而行,豪尔的分析壹直上溯到这俩个国家的工业革命的出现时期和展开方式。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展开工业革命的国家,于早期工业革命开启时,于更大程度上是壹种来自民间的力量于直接推动,当时的工厂模式主要是壹些小型作坊和后来的工场,其资金来源也主要是依靠工厂主自身的积累和家庭、亲友间的短期拆借,因此英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主要是壹种小工厂—小银行式的民间经济逐渐增长的模式,国家的介入从壹开始就比较少。
而法国的工业革命则明显要晚于英国。
于法国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大工厂和大银行已经出现。
此时的法国于面临着英国强大经济压力的情况下,其工业革命的开展方式也主要是于国家扶持下的大工厂和大银行主导下的工业革命。
国家往往能够凭借其对主导性工业和大银行的控制来有效地控制国内经济。
因此,法国于后来能够比较容易地走上通过国家计划来控制和干预经济的道路,而英国的国家机器虽然于战后几度想通过国家的干预来促进其经济繁荣,无奈国家机器已经力不从心,很难实施有效的干预了。
早期历史制度主义于追寻政策历史的过程中所见到的是,某种政策方案的选择和实施往往受制于既定的政策制定模式,而既定政策模式的形成又是壹个历史的过程。
于对这种观点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历史制度主义借用且发展了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概念,从而也就于第二个层次上形成了自己的路径依赖观。
广义上的路径依赖就是指前壹阶段的事件可能会对后壹阶段的事件产生某种影响和制约作用;狭义上的路径依赖则主要通过“报酬递增”壹词来表现自己的意义,即壹旦进入某种制度模式之后,沿着同壹条路深入下去的可能性会增大,其原因于于,这壹制度模式提供了相对于其他制度之下更大的收益。
而壹旦这种制度固定下来之后,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和退出成本的增大将使得制度的改变变得越来越困难。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政治生活相对于经济生活而具有4个明显不同的特征:
集体行动的核心地位,使用政治权威来提升权力非对称性的可能,制度的高度密集及政治本身的内于复杂性和模糊性。
可是,所有这4个特征均能够体现政治制度所带来的报酬递增和制度的自我强化及正反馈过程,经济学意义上的路径依赖的4个原因同样适用于政治制度的变迁和巩固。
而且,政治生活的下述特征仍使得路径依赖现象于政治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第壹是于时间范围方面,政治选择和制度模式的效应要于很长壹段时间内才能显现出来,可是政治家的政治生命的有限性决定了他们常常短视,且且相对于企业家而言,政治家主导长时段政治进程和行为的能力也非常有限,从而使得政治制度的改变更为困难;第二是于制度的设计上,特别是于存于选举竞争的情况下,那些政治制度的设计者均会希望自己设计的制度能够长存下去,均会于进行制度设计时对自己的下任设置壹些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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