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是如何发展壮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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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是如何发展壮大
汉朝是如何发展壮大的?
西汉,又称前汉,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强盛稳固的朝代。
西汉自前206年汉高祖刘邦自称汉王,至9年1月10日王莽称帝,改国号为新,一共210年。
不算在位不到一年的皇帝的话,西汉一共经历了12个。
也有人把王莽推翻后的更始帝也算作西汉,这样西汉灭亡则是在26年。
西汉初期,人口的大幅度减员使社会经济衰败到了极限,举国上下人烟稀少,田园荒芜,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社会物资极度短缺。
除物资短缺外,北方和南方边境的不安定、王国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土地兼并现象严重、阶级矛盾激化等因素,内忧外患使刚刚诞生的西汉王朝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具体表现为:
一者战争功臣以诸侯王的身份割据封地,利用手中掌握的军队与西汉王朝分庭抗礼,他们垂涎于汉室皇位,时刻威胁着统一的西汉王朝的中央统治。
二者,西汉初期边境秩序还不是很安定,来自南越与西北匈奴的少数民族政权对西汉领地的入侵,对西汉王朝及人民生命财产构成了极大威胁。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汉王朝不仅面临着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重大任务,而且要平息内忧、消除外患。
否则,西汉王朝的封建统治将很快走到尽头。
经过充分的论证,在权衡利弊的前提下,西汉王朝的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了。
第一,休养生息奠定稳固的经济基础。
汉高祖刘邦进行了一系列围绕着“休养生息”及“精兵简政”两个中心的改革。
休养生息政策指大动荡、或长期战争以后,统治者不搞劳民伤财、严刑峻法的统治,改以宽刑薄赋的政策,保养民力,增殖人口,以达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统治的目的。
休养生息政策自汉高祖开始,历经几代皇帝(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执行了六七十年。
结果是“海内殷富,国力充实”。
班固说:
“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
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
西汉初期的改革是从精简军队开始的。
这些综合改革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奖励农耕、减少赋贡、奖励农耕,招抚流民、释放奴婢、鼓励生育的政策以增加劳动力,同时还推出了“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等政策。
2、采取了压抑商贾的政策。
刘邦即帝位后,令商贾不得着丝织衣服,不得携带兵器,不得乘车骑马,不得做官吏,这些措施使得商贾大受限制,同时也有利于人民的休息。
高祖死后,曹参采用“萧规曹随”的政策,既遏制了吕后等势力的狂涨,也给社会发展争取了必要的时间。
随后的文帝继续减轻人民的负担,减轻刑罚,其子景帝即位后,也持续此种政策,因此历史上将此时期称为“文景之治”。
在此期间,国家稳定发展,国力大大增强。
到汉武帝时,继续对经济进行强力推动,①改革币制,把铸币权收归中央,元鼎四年汉武帝下令禁止各郡国私自铸币,②对盐、铁、酒等产品实行官营制度③实行均输法及平淮政策。
均输法是大司农向各郡国派遣均输官,负责把各郡国应该输往京师,而京师暂不需要的物品直接从生产地转运到其它地方出卖,同时把调剂来的京师所需要的货物运达长安。
均输官其实际作用是调余缺,使各种物质都能非常顺利到达最需要的地方。
平淮法是由大司农在京师设平淮官,接受均输货物,按长安的市场价格涨落的实际情况,抛出或收购,以调剂市场、平抑物价。
均输法与平淮法的实施从根本上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使商人失去了投机经营的机会,对政局的稳定有着积极的意义。
④“算缗”与“告缗”。
“算缗”是汉武帝从公元前119年开始推行的一种税收制度,规定向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
具体征收标准是:
商人财产每二千钱征收一算,即6%;手工业者每四千钱征收一算;另外还设立了车船税等税种。
为了打击隐瞒不报或少报税款的商人及手工业者,汉武帝于公元前114年下令实行“告缗令”,鼓励人们告发不遵守“算缗”的人。
按照当时的规定,告发的人可以得到被告发商人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
这一抑商扶农政策现在看起来对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着实起到了鼓励农耕,增加国家收入的作用。
第二,不断强固中央政权。
从汉初到武帝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问题最重要的便是王国问题。
首先,高祖封王稳定局面。
关于汉初分封的原因,史家们的观点不尽相同,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是形势之使然;二是自周以来在人民脑海中存留是封建观念所造成的。
朱弘从意识形态方面言之曰:
“虽然社会上一部分先进人物已看到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是势在必行,但由于长期的分封制,封邦建国的思想仍有巨大的历史惯性。
”三是惩秦之弊。
四是巩固政权之手段。
朱弘认为刘邦对于异姓王的分封仅仅是为了怀适附远,是一种手段,而分封同姓王的目的也仅是为了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而已。
五是被迫分封。
汪籛认为,汉初异姓王的存在,乃是既成事实。
刘邦在灭项羽建立汉朝的时候,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地位。
否则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和刘邦对抗,刘邦的地位也还有危险。
而孙家洲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汉初实行分封的根本原因只能是刘邦认为分封制优越于郡县制。
另外,他还认为,在汉初经济凋敝的条件下,建立一个力量足以控制全国的中央政权是有很大困难的。
除以上几种看法外,史建群认为,高祖分封同姓王是为了镇抚关东。
汪篯总结曰:
汉代诸王在其国内虽有征收租赋和力役之权,但这是皇帝给予他们分享的,他们须按照国家的规定来征取;诸王没有征聚军队之权,这需要有中央的虎符、羽檄为验;诸王在国内虽有行政权,但皇帝眼前他们依照中央法令并遵守中央法度,皇帝派有官员监视和牵制他们;王位虽是世袭的,但王的领地并不固定,可以移转、增削,也可以收回。
总之,对于诸王林地,皇帝保有最高所有权。
然而,西汉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包括了贵族,文武官吏和大地主,大商贾四种人。
这四种人各自均有割据性,只有在皇帝和他的朝廷坚强有力的时候,他们才拥护统一,成为中央集权的支持者,如果皇帝和他的朝廷力量衰弱了,他们便扩大自己的势力,与朝廷抗争。
作为统治阶级首领的皇帝,一方面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支持,一方面又要限制他们的过度活动,以减轻他们对朝廷的损害。
例如分封制,汉高帝在消灭割据的异姓王之后,而又代之以半割据的同姓王。
汉文帝时,国王都长大了,开始驱逐汉官,图谋叛变。
至汉景帝时,才平定七国之乱,改革王国制度,国王权力全部被剥夺。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权贵对政权的控制,汉武帝首先从丞相开刀。
汉武帝用儒生代替开国元老和功臣担任丞相的职务。
这样使国家大权重新回到了皇帝手中。
颁布了“推恩令”。
“推恩令”的主要内容是:
各诸侯王除了由长子继承王位外,还可以推“私恩”把王国的土地分给其他子弟为列侯,并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
这样新的侯国就自然从原来的王国中脱离出来,受当地郡县管理管辖。
这些分封出来的侯国虽然地域独立,但其政治权力基本被剥夺。
这项措施使地方王、侯仅仅具有享受封地租税的特权,其它政治特权全部由中央政府收回了。
与此同时,汉武帝还利用各种机会,想方设法剥夺地方王、侯的封号。
这样,地方王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逐步减除了。
第三,加强政治制度建设,奠定稳定的制度机制。
一级政区:
郡(国)汉初年有60多个郡,2年共103郡、国。
长官最初称郡守,景帝时改称太守。
二级政区:
县(侯国、邑、道)邑是皇太后、公主所封的食邑;道是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县级政区。
公元2年,共有县、侯国、邑、道等县级政区1587个。
万户以上的县称县令,万户以下的县称县长。
行部(又称刺史部):
自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始在郡之上又设了13行部,每个行部管辖若干郡(国)。
但此时的行部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
关于汉代的仕进制度,过去大多以察举制来概括,察举制能够依照德行、经术、文法和政略标准录用文官,因而造成了社会上下层较为活跃的对流,和官僚家族较大的“更新率”。
父祖无任何官位的平民、贫民以24.4﹪的比例,经孝廉一途经常地加入政府,并且能够得到迁至高位的机会,这实际意味着身份制、世袭制的削弱。
刘邦做皇帝后,便下诏征召天下“贤士大夫”到京师,分派大小官职,给与田宅。
士人有官做,既充实了官僚机构,也免得失意为乱。
汉初的经济条件很差,《汉书·食货志》说:
“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这种简陋的生活,一般得官得田宅的士人,也心满意足,不敢为非作歹,也就有利于人民的休息。
汉武帝为了加强帝权,选用了一批精明的官吏作为自己的左右手。
这些人直接对皇帝负责,并参与朝政,皇帝通过他们来裁决各项政事。
这些人统称为“内朝官”,以与行政系统的“外朝官”相对。
这样朝政由皇帝直接行使。
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吏的考课,汉武帝分全国为十三部(州),每部由皇帝直接指派一名刺史,并对他们规定了“六条问事”的职权,对地方官吏实行监督。
“六条问事”的内容是:
“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訞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连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
”①。
“六条问事”除第一条是裁抑豪强外,其他五条都以二千石官吏(中央九卿、中郎、地方郡守、尉等官吏,年俸约为二千石左右)为对象。
这种考察的目的,一方面是限制地方官吏的权力,加强对他们的约束,以利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豪强大族的控制。
武帝任用了许多执法严厉的“酷吏”,担任地方长吏,诛灭了一批豪强大地主,减少了地方上的阻力。
汉武帝扩大了察举范围,在贤良和孝廉之外,增加了儒学、明法、德行、学术等考察内容和对象,并命令郡守向中央举荐人才。
允许百姓上书议政,并从中选拔有才之人。
同时,在京城设立“太学”,专门为政府培养文官。
这些措施使大量具有真才实学者被选进了官吏的队伍当中,而且一部分社会下层的人也得到了入仕的机会。
第四,不断加强军事实力。
西汉初期的所有改革措施都是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展开的,并没有停止在加强戍边能力及提高军队战斗力方面的努力。
选精壮郡国兵、屯田兵驻守边防,大量移民到边境要害之处建立城池,并建立和完善了长城、驰道、驿传、烽燧等军事设施,采取综合措施加强边境的防卫工作。
西汉统治者积极训练骑兵,并鼓励民间养马。
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西汉时期每到秋后农闲季节,京师及各郡县都要举行大校阅、大讲武。
同时积极发展民间体育运动,以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粮的储备也是加强国防力量的重要手段。
西汉王朝的统治者们采用“入粟拜爵”的制度以筹措军粮。
汉文帝采纳晁错“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的建议,筹集军粮。
具体规定:
入粟者要将粮食运输到长城沿线。
当长城沿线的粮食足以维持5年之用后,又下令各郡县收藏。
这一措施保证了西汉王朝战时的粮食供应。
第五,忍辱负重发展对外关系。
利用“和亲”与防御相结合的方式安抚匈奴等对西汉政权的窥视者。
对处于南方实力相对较大的两越也采取忍让迁就的姿态,承认赵佗为南越王,立无诸为闽越王,后汉惠帝又立摇为东海王。
对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政策由怀柔、安抚和忍让转变成了征讨。
汉武帝时期中国版图面积不断扩大,往西现在的新疆和甘肃,往东北现在的辽东半岛、鸭绿江、浑江一带都已纳入中国的版图。
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改革之所以成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政策有着很好的延续性。
2.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
3.发展经济为先的改革前提体现了劳动人民盼望和平、安定生活环境的愿望4.西汉时期的改革措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结果使西汉时期牛耕和铁器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
同时手工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尤其纺织业和瓷器制作发达。
西汉是中国古代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朝代,国家的稳定和交通的发展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不仅国内贸易,而且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
通过丝绸之路西汉甚至与古罗马、印度等国家有间接的贸易关系。
西汉文化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深刻,越南、朝鲜、等国家都接受西汉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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