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保障抗日军民生命安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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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保障抗日军民生命安康
谁在保障抗日军民生命安康?
1938年,在中国长江流域,死于疟疾的人数,几乎与战死人数相等。
战时中国,医疗卫生状况水平很低。
八年抗战,中国伤亡惨重。
翻阅档案可发现,有很多战士,并非死于敌人的枪炮与刺刀,而是死于简陋的医疗卫生条件上。
根据战时《保盟通讯》所做调查,按当时中国一线部队人数计算,至少应配备30000名合格医生。
然而实际情况是,只有医生6000名。
在中国西北地区,仅有60%的伤员能得医治。
陕甘宁边区的医生,4人合用一副听诊器,3支针管要给60位病员打针……缺医少药,是中国抗日战场上伤员救治方面的真实困境。
当时,中国既缺合格的医护人员,又缺医疗卫生设备。
再加上军事领导人不重视,军医系统很不健全,一切穷凑合。
开战后,中国政府经过多方面势力,在医疗救治方面的水平依然不能令人满意。
中国红十字会从欧美友邦及海外侨胞处,募得大量资金,帮助中国提升战场救护水平。
资料显示,从1937年8月30日至1938年3月21日,中国红十字会共收到捐助44844398元国币;1942年2000万元;1943年2500万元;1944年14000万元。
除物质援助外,各国还纷纷派出援华医疗队。
从1938年1月至1945年9月,救护总队进行了大量医护工作,外科共进行手术119856起,骨折复位35522起,敷伤8784731人;内科住院人数2142997人,门诊军人2481685人,门诊平民2002996人,X光照相5631起,X光透视52798起。
战场救护之外,国民政府在国统区积极发展公共卫生事业。
政府专门成立直属部门,进行水井消毒、处置垃圾、厕所改良等。
此外,政府也要求市民不随地大小便、不随地吐痰、不任意倾倒垃圾及污水。
与此同时,中共也以其独特方式,在边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缺医少药中国战场救护条件极差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医疗设施还未被敌军摧毁,医疗条件相对好一些。
此时,医疗救护依傍于有较好资源的大城市,建立起垂直分工、组织庞大的医疗体系。
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庞京周,在其1938年1月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一套合理的救护流程:
救护队可分急救队、护送队、担架队三种。
护送队与担架队负责运输;急救队的工作则是从军方卫生队接收伤兵,并将之交给急救站,急救队与护送队均配备医师和救护员。
急救站位于前线和救护医院之间,负责初步鉴别轻重伤,予以适当处置,再转送各救护医院、伤兵医院或后方医院。
庞氏的医疗策略被应用于战争中,救治了大量伤病员。
同时军民救护也被广为提倡,医院、学校和私人住家都可援纳伤员,伤员们可以得到较好治疗。
1937年淞沪会战,妇女救助受伤战士。
南京沦陷后,战线迅速扩展。
中国东南地区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失去其固有地位,以重庆、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成为中国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也因此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分水岭。
据记载,全面抗战前,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均在东南沿海各省。
当时,全国有242所县卫生院,仅在苏浙赣闽四省就有194所,占总数百分之八十。
西部内陆省份,以四川为例,其有关医疗经费支出几乎为零。
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的医学高校共30所,其中,上海、南京、北京、广州4个城市,有16所,占总数一半以上。
四川省仅有来华传教士所办的一所医科大学。
但是,随着战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公共卫生事业的重心,也从东南地区转向了西部地区。
医疗资源的大面积转移,加之原有医疗设施被敌军摧毁殆尽,中国无法像战争初期一样,在大城市设置医院救护伤兵。
战时医疗策略由此做出极大调整,改为成立医疗队,组织精干医护人员,配以切合战地实用的医疗器械与药材,奔赴各个战区进行战地医护工作。
在此期间,中国军队沿着各战线新组建了300个临时医院。
每个医院需容纳500至1000人,这意味着需要约30万张床位。
这些临时医院的工作人员,只受过极少培训。
其中有些人,甚至完全没有受过培训。
这一体系花了一年时间建立起来,并维持到1938年10月武汉失陷。
武汉失陷后,根据德国军事顾问建议,中国采取了“纵深防御”的战术。
将前线部队分散在纵深100至150公里的广阔区域,并将该区域内,所有可能被敌人机械化部队利用的公路和交通手段,都加以毁坏。
于是,出现了没有道路的地区。
对于防御而言,这一措施很有必要,但这也给医疗服务带来麻烦。
此前,卡车和救护车能开赴前线并带回伤员,医务人员可在战线后方约15公里处提供服务;物资、人员和医院,部可以运往最急需的地方。
重伤员通常可以在负伤后八小时内得到治疗。
但是,在采取“纵深防御”战术后,中方阵地上大片区域没有道路,便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及时救治伤员。
于是,在运送伤兵的道路上,每隔16英里左右就设置一处收容站,伤员们被从一个站送到另一个站。
由于运输困难,他们至少要在每个站停留两三天。
这些收容站大都是由寺庙或私家房屋临时改建。
伤兵们被放在铺有稻草的泥地上或石地上,没有毯子或干净衣服。
原则上,伤员在每个收容站过夜后,应重新敷扎,并在次日继续出发。
但当时,中国大部分药厂或被毁坏或被日本人占领,医生几乎无药可提供,也没有抗菌剂或敷料。
国际救援队为中国战地医疗救治做出重大贡献
国军医疗力量落后,中国红十字会为国军战地医疗救治做出重大贡献。
1932年,“一·二八”沪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立即开展战地救护、伤兵救治和难民救济工作,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战区救护体系的核心力量。
当时,中国红十字会组织遍布全国,凡遇战事,靡役不从,与伤兵共患难,与难民相始终。
“一声号召,四方风从。
人才设备集国内优秀之大成,器材金钱得海外踊跃之捐助,侨胞盟友,献替至多。
”
随着战事发展,中国红十字会随国民政府几经迁徙,最终在贵阳附近图云关建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
图云关的医疗总部,指挥着全国各战区百余个救护队的工作。
在此地,成千上万名伤病员恢复了健康,数十上百吨医药卫生器材被运送到全国各地。
中国红十字会的资金来源,大多仰赖欧美友邦捐赠,以及国外侨胞慷慨捐助。
据池子华《国际援华医疗队抗战救护纪实》一文,从1937年8月30日至1938年3月21日,中国红十字会共收到捐助44844398元国币;1942年2000万元;1943年2500万元;1944年14000万元。
除物质援助外,各国对中国抗战救护事业的人力援助也值得关注。
1938年3月,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率领一支3人组成的加美医疗队,到延安出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1938年秋,印度救护队首批5名医护人员来华援助。
他们携带大量医药用品,抵达中国后旋即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展开救助。
1939年,图云关迎来了一支20余人的“国际援华救护队”。
这支救护队分别由波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苏联等国医护人员组成。
由于队员大多曾参加过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国际医疗纵队,所以时人称他们为“西班牙大夫”。
这20余名外国医生被编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后,跟随各医疗救护队展开救护工作。
继印度救护队、“西班牙大夫”之后,各国援华医疗队也纷至沓来。
白求恩在抢救伤员。
这些援华外国医生,往往要深入前线,面临艰苦境遇。
其中有些人,甚至牺牲掉自己生命。
时任翻译的苏永延曾这样追忆:
“这些国际友人深入前线,遍走不毛之地和疫病流行区城,历尽艰险。
食不果腹,席不暇暖,夜以继日救治伤病员。
”
他们时常面临着生命危险。
日军飞机经常沿着公路飞行,专门袭击有明显红十字标识的救护总队车辆。
在大后方的图云关,也常遭日军轰炸,1940年6月,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到贵阳图云关采访时,正逢日机空袭。
日机在图云关救护总队后方医院投下3枚炸弹,炸毁医院的一部分,炸死5人,其中包括1名女护士。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这些医护人员每日工作基本都在15小时以上。
他们黎明即起,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觉。
他们每到一地,便先忙着去看伤病员……
他们同中国军民一起度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进行调查,红十字救护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据袁灿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队》一文,从1938年1月至1945年9月,救护总队进行了大量医护工作,外科共进行手术119856起,骨折复位35522起,敷伤8784731人;内科住院人数2142997人,门诊军人2481685人,门诊平民2002996人,X光照相5631起,X光透视52798起。
1938年6月,抗战进行到最艰苦、最困难时,宋庆龄等人发起的抗日救援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也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援助。
“保盟”积极筹集医疗物资与经费,克服重重困难,为八路军、新四军送医送药,在敌后建立起以国际和平医院为核心的医疗救济体系,有力支持了战时医疗卫生工作。
“保盟”每两周出版一次《通讯》,将中国各种需求以文字的形式,传播向世界各地。
通讯册上经常能看到“为我们的伤员提供两万条毯子”、“我们需要奎宁”、“希望提供十辆卡车”等最为简单的请求。
保盟出版的对外刊物《通讯》。
如何将获捐的医疗物资及时准确运往最需要的地方,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
这些医疗物资,首先被存放于“保盟”设在香港的仓库里。
运往北方的医疗物资,都需要绕道经过贵阳、广西等地,运往长江地区的则“通过尚未被日本人占领的小港口,沿着内地河网,靠骡背和牛车经过乡间不平的小道。
”这些医疗物资,常常要搭乘各式交通工具,穿山越岭,几经辗转,才能到达目的地。
国统区的公共卫生事业
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及东南各省相继沦陷,卫生机构破坏殆尽。
为保存国家医学教育资源,医学高校纷纷内迁。
“中国和大学这次西迁,将会给中国偏远的省份带来一种新的文化知识生活”,战地记者杰姆斯·贝特兰在去西安途中,无数次遇到前往内地的青年学子,他隐隐感觉到这股洪流的力量。
大迁徙带来的,不单单是新文化知识,还有大量难民,以及他们身上的疾病。
西部内陆设施拮据、物资匮乏,市民公共卫生意识落后,蝇虫繁盛,易于传染病暴发。
同时,敌机不断空袭,医院来不及收治,以至死者堆积街头,伤者伤口糜烂。
1939年,“川东南各县及西北各县之大部,莫不有霍乱流行。
仅以成都一市而论,是年七、八、九三月中死于霍乱,即逾两千。
”1940年,川北霍乱大流行,“被灾区域达九县,死亡人数逾三万六千。
”
战时,国统区医疗整体水平低下,医院规模较小,医疗设备落后。
1937年前,贵州全省仅有一家医院,12名医师;且民众毫无卫生医疗意识,得病后便听其自然,“每遇疫症流行,辄致病死累累;复以鸦片流毒,几遍全省”。
连年灾荒,民众营养不足,从来没有讲究过医疗卫生,以致从贵州征送的壮丁中,十人有九人不合格。
1938年2月至1944年底,日机对四川进行了长达7年的轰炸。
其集团轰炸、连续轰炸、低空扫射等破坏力极强的野蛮轰炸方式,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
四川民众被炸伤26000余人,被炸死22300余人,空袭救护事关抗战前途,成为战时四川最急需应对的公共卫生工作之一。
遭遇轰炸后的重庆居民区。
1939年5月,在国内有相当影响的专家陈志潜,受邀到成都主持四川省公共卫生事业。
陈在阐述省卫生实验处成立的目的时如是说:
“战争的教训与思想的进步改变了旧日政府对于公共卫生设施不但毫无基础而且漠不关心的状况。
”
国民政府迁渝后,四川战略地位日益重要。
因此卫生医疗政策多以四川为试点,然后再向其他各省推展。
首先实施公医制度试点,凡一切医药皆以不收费用为原则。
并开始筹建全省卫生服务网,设立各种基层卫生机构。
当时,资源匮乏,新设卫生医疗机构,多由原有人力物力临时改建而成。
同时,各卫生院暂时还得兼办烟民劝戒及调验等任务。
在城区,为防治疫病,政府免费为市民接种疫苗。
重庆城区环境卫生极差,苍蝇、蚊子、臭虫、虱子及老鼠密度大,易于传染病传播。
于是,政府先后设置了消毒队、灭鼠工程队、清洁消毒组,实施病家消毒、灭鼠、饮水消毒。
还专门成立直属部门,主要任务是水井消毒、处置垃圾、厕所改良等。
连小商小贩都被严格管理起来。
此外,政府也开始重视对民众的宣传工作,要求市民不随地大小便、不随地吐痰、不任意倾倒垃圾及污水。
中国西南大后方的医疗卫生事业就这样一步一步开展……
中共抗日根据的公共卫生事业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大多处于崇山峻岭、穷乡僻壤中,自然环境恶劣,灾害频发。
根据地大多数民众目不识丁,文盲率约为80%,甚至到99%;文化教育极其落后,巫医巫神活动却十分猖獗。
以延安县为例,全县一年累计用于巫神招待费达2361万元(旧币),59个巫神治死病人278个。
1938年,设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总卫生处,初建时仅有一名医生,一位护士,一个司药。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骑马摔折了胳膊,也因延安医疗条件限制,不能就近治疗而被迫送往苏联,结果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期,落下终身残疾。
如此种种,再加上频繁战乱,根据地疫病流行,军民健康受到严重威胁。
中共边区政府对卫生防疫工作相当重视。
政府提出“预防第一”的口号,大力宣传科学卫生常识,号召群众自觉同各种不良卫生习惯做斗争。
除加强宣传外,根据地建立起一大批医疗设施。
许多医院科室较齐全,分工较明确,病床规模大大增加,医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可以进行化验和X光检查。
为解决医务人员不足的问题。
根据地还建立了一些医学教育机构。
据张旭辉《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状况研究》,1940年9月,中共在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的基础上创立了中国医科大学。
1941年,边区政府在陕甘宁医科专校的基础上,合并了连卫药科学校,创立边区医药学校,后改名为西北医专,培养军队及地方医药卫生人才。
然而在游击战争环境下,大量开办卫生学校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职训练则显得格外重要。
据范文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卫生宣传与教育研究》,中共各根据地部队非常重视在职卫生训练,充分利用战斗间隙,以上课、自学、讨论等方式进行卫生在职训练。
根据地军民卫生建设需要什么学什么,急需什么补什么,内容紧贴实际,少而精,让学员们在实践中学习与提高。
除在职训练外,医务卫生人员短期速成培训也被广为推展。
速成培训时间短到惊人:
医生半年至一年、护士四个月、助产士六个月。
学制最长者是中国医科大学的四年制,从1940年10月开始招生,四年学习再加一年实习,实际上,到抗日战争结束,这一期学员还没有毕业。
参加速成培训的学员,大多文化水平不高。
白求恩卫生学校仅要求护士为中等教育程度,医生为中等教育程度以上或抗大毕业,有时甚至降到高小水平。
当时所用教材,大多由教员自己编写。
教员在编写教材时,也主要依靠自己的记忆和经验。
白求恩学院的学员在实习解剖。
相比于人才紧缺,医药问题更加迫在眉睫。
关于医药补给方面,曾有人在《解放日报》上这样写:
“国民政府从抗战军兴后,就未发给任何药物(一丸一片),因此药物困难是我们当前最严重的问题。
”
“少药”的困难随着边区制药厂的成立得到了部分解决。
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中明确提出:
“研究中药,开办中医训练班,发展制药厂”。
当时,边区医药界鄙视中医的现象十分严重。
中医和西医彼此看不起,从而造成这样一种局面:
医院里没中医,农村里没西医。
无党派人士李鼎铭向中共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建议,得到毛泽东好评。
1945年,边区成立了中西医研究会,推选李鼎铭任会长,在他的大力倡导下,边区卫生处提出了“中医科学化,西药中国化”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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