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照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新世纪曙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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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照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新世纪曙光
第二章照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新世纪曙光
一、“五四”前后对古典文学研究旧体系的突破
在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五四”运动前后显然是最为重要的时期。
它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反映在古典文学研究上,则是由此而产生的学术思想的巨大变革。
追溯“五四”前后的这一段历史,我们不能不从辛亥革命时期说起。
发生在1911年的这场革命,也是20世纪初最为重要的大事之一。
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的灭亡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在中国人心中引起的震动之大是难以言喻的。
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打破了封建遗老们的维新、复古之梦,康有为、刘师培等人怀着对君主立宪、“文艺复兴”一往情深的眷恋,对于辛亥革命自然抱着极大的不满,又策划了一出帝制复辟的丑剧,历史把他们由革命推向保守,他们不能不生出一种哀惋凄凉之心。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一批激进的、革命的青年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弊端,开始蕴酿着一场更为深刻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
这些反映到文学研究方面,就是又一批代替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等人而起的新一代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郭沫若、顾颉刚、郑振铎等人的出现,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紧承前代而来,但是在思想观念上却有了极大的变革。
“五四”前后的古典文学研究,和当时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特征的文学革命是紧密相关的。
何谓“文学革命”?
用王瑶先生的话说:
“就是要求用现代人的语言(白话)来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民主、科学);它是与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直接对立的。
”它的首倡者是胡适、李大钊等人。
1916年,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就说:
“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
这篇文章,就是对于文学革命的呼唤。
与此同时,胡适也开始了他的白话文学的创作,并且有了“文学革命”的提法。
1919年,胡适在他的自选诗集《尝试集》的《自序》中曾对这一过程有过描述。
1915年他在给梅光迪的一首诗中曾这样写道:
“梅君梅君毋自鄙!
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1916年,胡适在4月5日夜札记中又这样记述: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
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
又变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
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三大革命也。
诗之变而为词,四大革命也。
词之变而为曲,为剧本,五大革命也。
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
文亦遭几许革命矣。
自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
六朝之文……亦有可观者。
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退之所以称“文起八代之衰”者,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
此一革命也。
……宋人谈哲理者,深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
语录体者,禅门所尝用,以俚语说理记言。
……此亦一大革命也。
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
……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极盛。
其时之词也,曲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
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现。
傥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
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遭前后七子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已成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的语言,无可疑也。
但丁之创意大利文学,却叟辈之创英文学,路得之创德文学,未足独有千古矣。
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
……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
何可更缓耶!
由这段记述,我们可以知道胡适当时的主张。
他所说的“文学革命”在形式上就是用“白话”代替“古文”,在理论上就是他后来所提出的“历史的文学的进化观”,在文学研究上就是推崇元明以来的戏曲和小说。
他的这些主张,在以后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6月)、《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1918年4月)、《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1918年9月)、《谈新诗》(1919年8月)、《尝试集自序》(1919年8月)、《中国文的教授》(1920年3月)、《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1922年)等文章中逐步充实和发展。
其中尤其是《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胡适在该文中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而陈独秀则在其文中提出了“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立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种以倡导白话文学为突破口的“文学革命”,既是戊戌变法前后裘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倡“白话为维新之本”思想的延续,又比那时的思想要深刻得多。
因为只有从胡、陈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起,才突破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旧路,“才真正进入了深层文化结构的根本改造:
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以至民族性格等的变革与再造”。
以白话文学为突破口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之所以对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这种运动不仅仅在于建设新的文学,还包括对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它实际是在引导着当时的学人站在新的文化立场上去重新研究几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从而开创了自“五四”以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几年前,王国维在他的《宋元戏曲史》中开篇就说: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今日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也谈“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表面看起来,二人的话里都包含着历史进化的观念,他们对宋元以来的戏曲小说也都特别重视,颇有些殊途同归之意味,但仔细分析就不同了。
王国维讲进化,是为了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说明“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最“有意境”之文学,主要的还是为他的唯美主义研究而张本。
也就是说,王国维虽然讲进化,但是他所重视的并不是文学的进化而是宋元戏曲之艺术美。
而胡适等人也讲进化,重视的则是白话文学的革命性质,是为他们的文学革命学说而立论了。
1954年,胡适在回忆“五四”运动谈及他当时的思想时说:
在我们讨论之间,有几个很守旧的同学和我们慢慢讨论到什么叫死的文字?
诗应该用什么文字?
……这样把我逼上梁山,逼着我去想,逼着去讨论。
……于是不得不去研究中国的文学史。
我由研究文学史得到了许多材料,完全是根据中国历史上、文学上、文字上的传统得来的一种教训,一种历史的教训。
中国每一个文学发达的时期,文学的基础都是活的文字——白话的文字。
但是这个时期过去了,时代变迁了,语言就慢慢由白话变成了古文,从活的文字变成死的文字,从活的文学变成死的文学了。
因为一般人的专门仿古,那个时代的文学就倒楣了、衰弱了。
又一个新的时代起来,老百姓又提出一个新的材料、新的方式、新的工具;这样,文学就起了一个新的革命。
二千五百年的中国文学史可以说有两个潮流:
一个是读书人的士大夫文学潮流,一个是老百姓的平民文学潮流。
中国文学史上总是有上下两层潮流,上层的潮流是古文,是模仿的文学,下层的潮流是随时由老百姓提出他的活的语言,作活的文学,……这是由中国二千五百年的文学史上得来的教训,往往下层的文学力量大,影响到上层的文学。
……
胡适的这种思想在他的《〈词选〉自序》中也有过大致相同的表述。
这在当时具有代表性。
甚至是鲁迅对于文学史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他曾经说:
“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
”“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东西的,将竹枝词改为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
”以后由这里竟演变出了被后人称道的所谓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
“任何文学样式都成于民间,死于庙堂。
”正是站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们开始了不同于戊戌维新派,也不同于王国维的文学研究,要通过这种研究来倡明自己的观点。
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这样写到:
我为什么要讲《白话文学史》呢?
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
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
……第二,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
老实说罢,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
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
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
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伎,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上的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
《国风》来自民间,《楚辞》里的《九歌》来自民间。
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辞也来自民间。
以后的词是起于歌妓舞女的,元曲也是起于歌舞女的。
弹词起于街上的唱鼓词的,小说起于街上说书讲史的。
——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上,那一样新文学不是从民间来的?
在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上,这是一场seyo重要的思想革命。
中国古典文学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旧的文学观念中,“民间文学”一直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被文人士大夫瞧不起的。
现在一切全变过来了。
从周代开始,《诗经》中最有价值的不再是“雅”和“颂”,而是“国风”。
汉赋以降的文人创作,如六朝的骈文、唐代律诗,特别是明清以来被人标榜的桐城古文,都成了毫无生命的“死文学”。
这种偏激的新说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人们心中引起强烈的震动,不能不使人们对过去的文学史观进行新的思考。
胡适后来回忆这件事时也说:
我们在那时候所提出的新的文学史观,正是要给全国读文学史的人们戴上一副新的眼镜,使他们忽然看见那平时看不见的琼楼玉宇,奇葩瑶草,使他们忽然惊叹天地之大,历史之全!
大家戴了新眼镜去重看中国文学史,拿《水浒传》《金瓶梅》来比当时的正统文学,当然不但何李的假古董不值得一笑,就是公安竟陵也都成了扭扭捏捏的小家数了!
拿《儒林外史》《红楼梦》来比方姚曾吴,也当然不会发那“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的伧陋见解了!
所以那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初看去好像貌不惊人,此实是一种“哥白尼的天文革命”:
哥白尼用他的太阳中心说代替了地中心说,此说一出就使天地易位、宇宙变色;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用白话正统代替了古文正统,就使那“宇宙古今之至美”从那七层宝座上倒撞下来,变成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
(这两个名词,是玄同创造的。
)从“正宗”变成了“谬种”,从“宇宙古今之至美”变成了“妖魔”、“妖孽”,这是我们的“哥白尼革命”。
胡适的这段话说得很形象。
他那关于“活文学”、“死文学”的观点也许并不是十分科学正确的看法,特别是“五四”以后,当人们在思想冷静下来重新思考文学史时,就自然会发现这种说法的偏颇,所以三四十年代以后古典文学研究也并没有完全接受胡适这种思想。
但是胡适等人在当时提出的看法的确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上的一场改变传统价值观念的“哥白尼革命”。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从古代歌谣,《诗经》中的‘国风’,《楚辞》中的‘九歌’,乐府诗,六朝民歌,直至后来的俗文学,或被重新发掘,或给以新的阐释和评价,都成为当时文学研究的‘热点’。
更重要的,是关于民间文学在传统文学的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说明。
无论是‘五四’时期的胡适,还是稍后的鲁迅,都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的现象:
‘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这种影响,在建国以后游国恩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仍能明显看到。
“五四”文学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这种价值重估,影响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方向和热点。
翻看一下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资料室和北大历史系合编的《中国史学论文索引》即可看出,自“五四”运动前后至20年代末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关于白话文学、平民文学、戏曲、小说、民间文艺方面的内容占一半以上,在传统的《诗经》、楚辞、诗歌等方面的研究也大都采取了新的研究角度,给予了新的评价,如认为五言诗起源于民间,《孔雀东南飞》是民间的歌唱,把汉乐府称作“汉代普罗文学”等等。
也正是从这一时代起,逐步培养出了一大批有成就的古典文学研究家,如郑振铎、顾颉刚、陈寅恪、吴梅、谢无量、闻一多、朱自清、沈雁冰、钟敬文、冯沅君、陆侃如、郭绍虞、曹聚仁、顾实、陈钟凡、朱希祖、胡怀琛、刘盼遂、刘永济、胡云翼、郑宾于、卫聚贤、俞平伯、唐圭璋、夏承焘、刘大白、游国恩、徐中舒、陈延杰、古直、胡小石、王伯祥、任二北、赵万里、赵景深、钱南扬、傅惜华、胡寄尘、徐嘉瑞、叶德钧、吴文祺、郭昌鹤、郑逸梅、容肇祖、孙楷第、杨世骥、阿英、刘大杰、余冠英、萧涤非、钱钟书、王季思等等。
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风潮之下,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才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在“五四”文学革命风潮影响下的古典文学研究,偏向于“白话文学”、“平民文学”和“俗文学”的方向开拓,其中最突出的领域就是对于中国小说和戏曲史、特别是对于宋元以来的小说戏曲的研究。
它始于上个世纪末叶以来白话小说创作的蓬勃发展,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狄葆贤、裘廷梁等人的“小说界革命”和“白话为维新之本”扬其波澜,至“五四”运动前后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倡导文学革命,终于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研究方向。
它生动地说明,正是社会思潮的变革才逐渐引起了学术思想的革命、学术观念的更新,从而开拓出一片新的学术园地,发掘前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做出和前人完全不同的价值评估。
也正是从此以后到二三十年代,在这个领域才能出现了一支声势颇为浩大的研究队伍,出现了一批20世纪最有成就的学者,一批20世纪最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著作。
如被郭沫若称之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的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产生在这一领域;被后人推崇为“近代文学批评先声”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产生在这一领域。
而胡适之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提倡白话文的学术研究的主要成就,引导了当代人学术研究方向的《白话文学史》等著作,也在这一领域。
其它如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大纲》(1920年)、陈景新的《小说学》(1926年)、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1927年)、胡怀琛的《中国小说研究》(1929年)、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佟晶心的《新旧戏曲之研究》(1927年)、贺长群的《元曲概论》(1930年)、曹聚仁的《中国平民文学概论》(1926年)等著作,也都在这一时代先后出版。
此外,还有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年)、《水浒传考证》(1920年)、《三侠五义序》(1925年)、《宋人话本八种序》(1928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术论文,也发表在这一时期,如郑振铎一人在20年代就发表过《中国小说的文类及其演化的趋势》(1929年)、《中国小说提要》(1925年)、《明代之短篇评话》等有关论文20多篇。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歌谣学运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个运动始于1918年2月,当时由北大文科教师刘半农、沈尹默、周启明等组织成立了歌谣征集处。
从那年5月起,在《北大日刊》上开辟专栏,每天登载歌谣一首,称为《歌谣选》,主编是刘半农。
前后共陆续刊登了148首歌谣,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因为《日刊》停出,《歌谣选》也暂时结束。
但是在1919年3月《新青年》第4卷第3期上,还刊发过《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
1920年冬,北大教师又组成了歌谣研究会,1922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歌谣研究会也归并进去,并在这一年的校庆(12月17日)开始印行《歌谣周刊》,重新发表征集简章。
《歌谣周刊》(后改为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从1922年末到1925年6月,共印行了96期(实际是97期)。
歌谣研究会前后共收集歌谣一万三千余首。
出版物除《周刊》外,还印行过一个《歌谣纪念增刊》、《吴歌甲集》、《孟姜女故事的歌曲》《看见她》(《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等专册,可谓成绩显赫。
歌谣学属于民俗学的一部分。
当时和歌谣研究会相呼应的还有风俗调查会和方言调查会。
这一活动的重心1925年之前一直是北京。
1926年前后,由于南方民众革命的高涨,北方一部分热衷于此事业的学者逐渐转到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研究活动在南方兴起。
1927年11月1日,中山大学《民间文艺》周刊第1期刊出,1928年3月21日又改刊名为《民俗》。
到1943年结束,前后活动延续了16年,共刊出了123期。
歌谣学运动和民俗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研究者从事这一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反对封建贵族文化,表彰民众文化、俗文化,这和“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的目的显然是一致的。
这一运动对“五四”时期把古典文学研究转向通俗文学的方向上来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如刘半农在《新青年》第3卷第5号上谈到《诗经》时就说:
“国风是最真的诗,——变雅也可勉强算罢——以其能为野老征夫游女怨妇写照,描摹得十分真切也!
”而这一运动本身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多方面的,是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的。
单就是通过这项运动搜集起来的一万多首歌谣和众多的民间文学故事等,就是一笔了不起的文化财富。
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成绩,又数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和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
孟姜女的故事是我国著名传说之一。
顾颉刚抓住这个题目,广泛地搜集资料,精心地进行研究。
1924年11月,他首先在《歌谣周刊》第69期上发表了《孟姜女故事专号》,写出了《孟姜女故事研究》、《孟姜女故事之历史的系统》等文章,最后于1927年1月《现代评论二周年增刊》上登出《孟姜女故事研究》的完整文章,接着又编成一本《孟姜女故事研究集》。
作者在这种系统的研究中,把唐、宋以来流行的孟姜女传说理出了一个详细的发展线索,由东周时代的杞梁妻的故事一直叙述到后世万里寻夫、哭倒长城的孟姜女故事。
这一系统的研究成果一刊出,就得到学界的广泛赞誉。
如当时正在巴黎留学的刘半农在给顾颉刚的信中就说:
“在《歌谣》69号中看到《孟姜女》一文的前半篇,真教我五体投地。
你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来一个有价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
”其实,顾颉刚的这篇文章不仅自身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开创了一条新的治学的途径,在它的影响下,自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一个系统搜集古代民间故事传说的活动开展迅速,成就斐然。
中国历史上一系列著名民间故事,如白蛇传的故事、梁山泊与祝英台的故事、牛郎织女的故事等都得到了搜集和整理。
这实在是“五四”民俗歌谣学运动给予古典文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董作宾《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一文无论从文化发掘和研究方法上都同样给人以重要的启示。
作者以敏锐的眼光,在当时搜集的一万多首歌谣中发现并选出了45首同母题的歌谣《隔着帘子看见她》,然后从风俗、方言和文艺三方面进行分析,从服饰打扮等分析中看各地民俗的不同,从艺术结构解析中看各地文学创作风格形式的差异,从语言分析中看方言与地方文化的语言学研究意义,其价值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文学研究文章。
歌谣学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相互呼应,对“五四”以后的古典文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看“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如何提高平民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价值,就可以明了它那不平常的意义了。
二、“五四”学人倡导的求是科学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如果说当时由提倡白话文为突破口的古典文学研究之重视戏曲小说等平民文学是内含着反对封建专制和蒙昧主义,倡导民主精神的话,那么在具体的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中也必然渗透着新的科学精神。
在渐趋活跃的“五四”前夕的古典文学研究当中,实际上是存在着进步与保守两个思想派别的。
保守派是以刘师培等人为代表的一群辛亥革命前的维新派人物,他们对辛亥革命的推翻帝制,对于激进人士的倡言西学等大为不满,因而主张保存“国粹”,认为“国故”都是好的;而一些青年学者却持完全相反的态度。
他们对当时的保守倾向进行批评,提倡采取科学精神。
如毛子水在1919年5月1日出版的《新潮》杂志上发表的《国故和科学精神》,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给“国故”下了一个定义:
“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
”作者接着指出了时人对于“国故”的两种最大误解:
“
(1)国故和‘欧化’(欧洲现代学术思想)为对等的名称,这二种就是世界上学术界里争霸争王的两个东西。
(2)国故有神秘不可思议的技能:
欧洲的学术,国故里面没有不备的;而国故里面有许多东西,欧洲是没有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强调:
“倘若要研究国故,亦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的人”,“‘科学的精神’这个名词,包括许多意义,大旨就是从前人所说的‘求是’。
凡立一说,须有证据,证据完备,才可以下判断。
对于一种事实,有一个精确的、公平的解析:
不盲从他人的说话,不固守自己的意思,择善而从。
这都是科学的精神。
”“研究国故的人又有应该知道的,就是国故的性质。
国故的一部分,是已死的过去的学术思想。
古人的学术思想,不能一定的是,亦不能一定的非。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他,第一须把古人自己的意思理会清楚,然后再放出我们自己的眼光,是是非非,评论个透彻,就算完事了。
现在有一班研究国故的人,说他们的目的是‘发扬国光’。
这个意思,最是误谬。
要知道,研究国故能够‘发扬国光’,亦能够‘发扬国丑’。
章太炎先生说道:
‘稽古之道,略如写真,修短黑白,使于肖形而止。
’这个话最说得明白,我很希望研究国故的人,照这个意思去做!
知道这个意思,那‘古训是式’、‘通经致用’等许多学术思想上阻碍的东西,就可不言自破了。
研究过去的历史,亦应当用一样的道理。
”
由以上论述可见,“五四”文化运动中所提倡的“科学精神”,也是和当时的反封建运动相关的。
他们主张用科学的精神研究“国故”,首先要求在思想上破除迷信,不要把“国故”和“国粹”、“国光”等同起来,不要抱残守缺,不要拒绝进步。
这种思想,对于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影响是相当大的。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一种疑古思潮,就是这种思想影响下的直接产物。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代表了“五四”以后到30年代的古史研究中取得的最高成就。
他们对于封建思想的批判,并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议论上,而是一方面继承了我国古代疑古辨伪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吸取了社会学和考古学的知识,运用了近代的科学方法,把我国古代先秦两汉古书中记载的上古历史,进行了认真的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从而指出了中国古史和经书的真面目。
这样的科学研究,比起那些空泛地批判封建社会的文字所显示的力量,不知要强出多少倍。
因为他真正掘出了封建文化的根基,所以在当时引起封建守旧派的强烈不满,甚至把它视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洪水猛兽。
但是它对于当时的批判封建文化,对于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史辨派的影响之一,在于他们对《诗经》的评判态度。
1922年,顾颉刚在和胡适、钱玄同的书信往还讨论中,受郑樵《诗辨妄》等的启发,首先认定《诗经》不过是中国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毛序和郑注等的说法都是后人的附会。
接着和俞平伯、周作人、何定生、刘大白、张寿林、王伯祥、钟敬文、张天庐、魏建功等人的讨论中,对于《诗经》的性质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
顾颉刚的两篇文章《〈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1923年)、《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1925年),可以说是20世纪关于《诗经》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胡适1925年在武昌大学的讲演,也明确提出这样几点:
一、《诗经》不是一部经典,二、孔子并没有删诗,三、《诗经》不是一个时代辑成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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