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陕西A制药企业非处方药营销战略分几营销模式选择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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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内部,生产要素不同组合中的讨价还价被取消了,行政指令替代了市场交易。
那时,毋需通过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讨价还价,就可以对生产进行重新按排。
”可见,科斯实际上认为,企业的长期性和权威性特征使之区别于短期的、讨价还价的市场,因为这种契约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更能节省交易费用,因而可以做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而存在。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在其共同发表的论文《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中,对科斯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他们同样从劳资关系入手,但并没有做“一般条款”和“具体细节”的划分,而是一开始就考察细节,结果得出了与科斯相反的结论:
“关于管理、指挥或指派工人做各种工作的说法掩盖了雇主必须不断地从事于达成双方共同接受的契约这一事实。
……我没有继续向那个杂货商购买的义务,同样雇主和雇员之间也没有契约义务来继续他们的关系,雇主与雇员的长期合约并非我们称之为企业组织的本质。
”一个精彩的例子用以支持上述论点。
顾客有权“指令”他的杂货商为他提供这种而不是那种牌号的金枪鱼,否则,他有权“解雇”这个杂货商;
同样,雇主指派工人的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工作也是买者对于卖者的正常权力,这种关系与普通的商业契约并无二致。
通过对细节的考察,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把科斯从市场中提炼出来的企业关系又还原回去。
他们不赞成科斯的长期性和权威性的说法。
所谓长期性看来是一系列短期契约的延续,所谓权威性看来是买者对于卖者的市场权力。
企业不过是个“内部市场”。
究竞谁是谁非呢?
他们各有道理,而又都有失偏颇。
他们都没有很好地说明长期性与短期性的关系,以及权威性与讨价还价的关系。
科斯晚年对其早期作品的评价对我们理解这场争论颇有启友。
科斯〔1988〕在《‘企业的性质’的影响》中指出:
“我认为我的文章的主要弱点之一是使用雇主—雇员关系作为企业的原型,它给出了一个不完善的企业图像。
……我心目中的生产要素就是劳动力,而我说的契约就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契约。
由于强调雇主—雇员关系,结果没有考察契约能使企业组织者的获得、出租或借入资本来指挥资本(设备或现金)的使用。
这大概由于50年前我所掌握的知识还不足以驾驭这些问题。
”
科斯的上述评论看来也适合于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他们争论的根源在于都局限于雇主—雇员关系。
在这两极关系中,片面强调雇主做为买者的长期的和权威的地位或者雇员做为卖者的短期的、讨价还价的地位都是有失偏颇的。
他们未能将长期性和短期性以及权威性和讨价还价有机联系起来,从而各执一端,非此即彼,构成矛盾。
二、公司的所有权结构
弄清了争论的根源,接下来我们将沿着科斯提示的线索来考察雇主—雇员关系中未能包含的生产要素,我们的兴趣将集中到“资本指挥资本”的关系而不是资本指挥劳动的关系,资本与资本的关系在早期老板—伙计式的私人企业中很难看清楚,我们将要考察的是现代股份公司的构成。
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回答。
1.生产要素的时间特性
把企业视为雇主—雇员关系或劳资关系是经济学根深蒂固的传统,与这种划分方法不同,本文是以时间线索来划分生产要素的,长期资本与短期资本的契约序列代替了雇主—雇员关系做为企业契约的一般特征。
一般说来,基本融资手段不外乎股票、债券和银行信贷,这三种金融资产有着不同的时间特性。
股票,它代表一种永久的所有权,除非企业消亡,股本不会退出企业,股东不要求企业偿还股本。
债券,它代表一种较长期的所有权,但因为到期后要求连本带息退出企业,所以它只是一定期限内对企业拥有所有权,与股票相比,它只能算是中期的生产要素。
银行信贷,它代表短期的所有权,银行强调资产流动性和安全性,所以一般侧重于流动资金贷款,期限多在一年以内,一般不超过三、五年。
可见,股份公司吸收的生产要素在企业的“服役期”有长有短,要揭示要素契约的这种时间特性,就必须揭示这些时间不同的要素之间的联系,长期要素、中期要素以及短期要素之间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各种要素为什么要以不同的身份进入企业。
2.生产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先解释劳动为什么要与资本达成契约,这是最简单的企业原型。
劳动力如果不听从资本指挥,他就必须直接面对市场。
如果他在这方面才能较差,就可能造成产品积压,在未来时间内所获得的报偿较低。
而当劳动力听命于资本家的指挥能够使之获得比独立生产时更多的报酬时,雇主—雇员关系就会产生。
这时,雇员不再承担独立生产时的风险,其支付方式不是直接来自于产品销售价值,而是来自雇主的垫付资本,其报酬是确定的;
而雇主则必须在支付完劳动工资之后才能获得剩余,资本从不稳定的销售流量中获得报酬,资本承担风险。
更一般地讲,雇主—雇员关系显示的是长期资本与短期资本的关系,劳动在企业中被视为短期的流动资本来使用,实质上是短期资本受雇于长期资本。
在股份公司中,雇主—雇员关系发展成一系列长期资本对短期资本的购买关系,形成了长期要素与短期要素间的契约序列:
越是短期的要素,越具有优先支付权,承担风险越小,相对处在雇员地位;
越是长期要素,承担的风险越大,相对处在雇主的地位。
因此,股票是风险的最终承担者,有了这笔股本作为垫付资本,其它要素都放心些,天坍下来由“高个子”顶着;
股票对于债券等其它要素,就象是港口对于船队一样,其它要素在企业进进出出地流动,而股票则作为吸呐中心,它是企业的恒产,是市场经济汪洋大海中的座座小岛,正是因为有了它才使企业最终区别于市场。
股份公司的契约关系是长期资本对短期资本的购买序列,不管序列中有多少中介环节,这条序列存在的逻辑关系与雇主—雇员关系的产生一样:
当短期资本出卖给长期资本并受长期资本指挥能够给它带来更高报酬时,短期资本就会放弃独立生产而成为长期资本的一部分,更长期的生产要素就这样一级一级地应运而生,直到出现了永久要素——股份为止。
3.生产要素的数量关系
既然股份公司包含多种期限不同的生产要素,那么这些生产要素间的最佳组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全部采取股票或全部采取债券进行融资不可以吗?
这个问题涉及到当代经济学中一个相当活跃、相当深奥的理论分支——关于企业金融结构之谜的理论,该理论至今没有形成令人满意的综合理论。
①我们不必在此涉及影响企业金融结构的所有因素,只要说明存在一个基本因素决定企业资本的最佳组合就可以了,笔者认为这个基本因素就是风险。
就某一企业家而言,不管他采取什么形式融资,他所面临的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其盈利能力也不会因金融结构改变而改变。
但金融结构的改变能够改变企业的市场价值。
假定他融资10,000元,全部采取股票集资,每年预期产生1,000元利润,这时股票利润率为10%;
现在,假定企业家改变了金融结构,发行5,000元股票和5,000元债券,债券因为其风险小,有优先所得权,所以其收益率比股票低,假定为5
票盈利率提高,其市场价值也随之提高,由5,000元上升为7,500元,企业的全部市场价值为5,000元+7,500元=12,500元。
但是,这个例子并不是说债券越多越好,随着债券的增多,可以为之保险的垫付资本——股本越来越少,股本相当于一笔风险抵押,当这笔抵押不足以应付客观意外的事故时,债券就面临破产危险,债券所有者会自动约束自己的行为,以保持一个合理的股票—债券比例。
企业家采取多种风险不同的资本组合是由时间风险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如同科斯〔1988〕所揭示的:
“由于预测方面的困难,有关物品或劳务供给的契约期越长,实现的可能性越小……”①换句话说,契约期越长,包含的未知因素越多,风险就越大,企业家正是依据未来期限不同的风险分布来确定资本的报酬率的,这种组合也利于企业市场价值极大化,也就是使未来全部预期收益的贴现值极大化②。
在实际生产经营中,企业家往往做滚动计划。
所以,那些近期项目的风险显然要小,企业家做了精打细算,由于风险小,这种投资的收益率要求也低;
但那些长期项目风险较大,企业家没有把握,只有较高的收益率才能补偿风险的增加。
企业家要进行的投资项目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多长的投资回收期对应多大的风险,需要报酬率不等的融资形式,该进行长远投资的项目用短期要素是不行的,该进行短期投资的项目用长期要素也是不经济的。
因为企业家对未来的预见能力随时间延长而降低,为了保证未来全部时间内的时间价值极大化,必须对应不同的风险,采取报酬率不同的融资手段。
4.对传统生产函数的改造
让我们把上述理论更加集中的概括到生产函数中去,为此,我们将对传统生产函数进行改造。
传统生产函数的数理表达式为:
Y=f(L,K),当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替代率相等时,劳资比例达到最佳组合,企业产出价值极大。
这是一种静态的生产函数,是在同一时点上测量两种要素的生产率。
现在我们换一种数理表达式:
V=f《Kto…tn…ttoo),该函数把企业看做是期限不同的金融资本的组合,Kto代表最短期的生产要素——现期要素,例如现金和临时工,Ktn表示某一定期的生产要素,如三、五年或十年、二十年的债券,Ktoo代表最长期的生产要素——永久要素,如股份。
这个目标函数极大化即时间价值极大化的条件是:
各类资本预期收益的贴现值相等,当一种要素预期收益贴现值高于其它要素时,这种要素肯定会增加,直至其边际贴现值与其它要素相等为止。
在新的生产函数中,劳动也被视为一种资本来看待,至于说它属于哪一类资本则视其劳资合同长短来定,一般认为,劳动是一种短期要素,但现代劳资合同也有大量的中长期类型,象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已经把劳动力存量买下,劳动相当于一种长期资本。
在动态生产函数中,用于劳动的支付与用于机器的支付都是资本支出,关键差异在于使用期限的长短,我们首先关心金融资本的动态时期结构,至于说静态时点上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的组合则降低为动态函数里的一个子问题。
三、公司的经营权结构
公司的所有权结构是要素契约的一般结构,即“一般条款”,现在我们来考察生产要素进入企业后、退出企业前的活动,即那些被称为“具体细节”的经营业务。
前面我们发现生产要素在企业内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服役期”,下面我们离开市场,洞察一下“服役期”内的活动。
公司内部管理组织是一个以总经理为塔尖的金字塔结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世界主要的股份公司完成了一场管理革命,由职能职结构过渡到多分支结构(又称事业部制),目前事业部制已经成为股份公司最通行的管理组织。
〔小艾尔弗雷德·
钱德勒,1977〕
事业部制管理体制至少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战略层、职能层和作业层。
各层都有独立的管理目标。
作业层的管理目标是要通过生产计划实现单位时间内产出流量的极大化,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与工人、班组与班组及车间与车间之间的各个环节要通过精密的作业计划得到最好的衔接。
职能层则要保证企业能够不断随市场变化而调整生产,保证原材料和产品库存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实现产品销售价值的极大化。
战略层基本功能是实现资源配置,保证资源投向那些最有价值的项目,如果说职能管理仅仅是适应市场变化的话,战略层则要走在市场变化的前面,需要开拓能力。
通过作业层、职能层和战略层的分化,管理人员实现了专业化分工,作业层主要制订日常计划,职能层制订中短期计划,而战略层则制订中长期计划,这些计划既相互分离又彼此衔接,长期计划控制短期计划,短期计划是长期计划的一部分。
企业内部管理层次的分化似乎与生产要素期限结构的分化有一种对应关系,和生产要素期限分工的原理一样,企业内部短期计划对长期计划有一种依赖,长期计划集中对付风险,负责使最长期的时间价值极大化,而中短期计划则在有限期限内使时间价值极大,企业内部的管理组织也和所有者的目标相对应,即努力实现时间价值最大化。
通常认为管理的目标在于提高效率或使利润极大化。
因为没有考虑生产要素的多样化和所有者目标的多元化,利润极大化的目标显得平淡无奇,所有者目标和管理者目标成了一种单一的对应关系。
现在,通过一个动态的生产函数,所有者目标沿着时间轴线进行分解,于是,所有者目际的多元化与管理自身的多层化形成了复杂的对应关系,金融市场结构的多样化肯定对管理技术的创新起到了推进作用,而管理革命又反过来促进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备。
四、两权分离与代理费用
现在我们来考察所有权对经营权的约束,“一般条款”对“具体细节”的制约。
生产要素进入企业是希望获得满意的时间价值,但企业包含了多种期限不同的生产要素,而某一期限的要素又归属众多所有者,它们必须寻找共同的代理人——具有特殊经营才能的企业家。
既然是代理关系,就会产生代理费用,经营者可能偏离所有者目标而滥用生产要素,必须把所有者目标内化为经营者目标,这必须有一定的约束机制。
不同期限的生产要素两权分离的程度是不同的,因而也带来了代理费用的不同和约束机制的不同。
对于那些短期要素来说,两权分离是暂时的,一旦发现被经营者滥用就可以很快退出企业,市场机制是短期要素最好的保护神。
对于那些中期的生产要素来说,在一定期限内的两权分离给经营者权力滥用留下了很大的余地,但由于到期后可以退出企业,市场仍然是主要的保护机制,到时候代理费用的损失主要由最长期的生产要素来承担,在合理的股份—债务比例条件下,债权人一般比较放心,这部分要素被滥用的可能性远不及股份。
股份被滥用的可能性最大,它是永久的两权分离,必须要有良好的保护机制。
由于股本是不能退出企业的,所以这部分要素一旦进入企业就无路可退,只是证券二级市场的股票转让使所有者可以分阶段地承担风险,虽然股票的风险是无法回避的,但精明的所有者可以在事态恶化之前把风险转让给别人。
二级市场使得归企业家永久使用的股本处在分阶段的评价之中,企业家为了保持其企业家的身份,需要不断显示良好的业绩,对于股东来说,二级市场也是相当有效的保护机制。
显然,各种要素在两权分离期间都有不同层次的市场机制加以保护,但为了更有效地降低代理费用,还要在企业内部建立保护机制,做为市场约束的一种补充,这个机制具体表现为董事会的存在,董事会的作用对于长期要素比对短期要素的意义更大,因为两权分离时间较长,要素受到滥用的危险较大。
董事会的作用是监督总经理的行为,参与重大的战略决策,董事会能够起到所有者与经营者信息沟通的桥梁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防止企业家向所有者提供虚假信息。
一般认为,董事会代表股东的利益,大的股东在董事会中占据主导地位。
不过这种构成也不是绝对的,日本的董事会中工人、管理人员及债权人都占一定的比例,其整体力量远大于股东的地位,其原因在于日本企业的金融结构等因素与欧美不同,日本企业的债务—股份比例高达4:
1,外来资本占全部法人资本的80%,债务承担的风险相当高,因而需要特殊保护;
至于管理人员和工人在董事会的地位则由于日本实行终身雇佣制,劳动力市场流动性较差,也需要特殊保护。
一般说来,董事会在企业中的作用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越不发达,董事会的作用越明显,对管理权的直接参与程度越高,甚至大股东往往自身成为管理者。
由于市场约束和内部董事会的双重保障机制的存在,总经理的“权威”偏离所有者目标的余地就很小,权威不得不受到讨价还价的制约,为了保持并扩大已有的经营权力,经营者只有服从于所有者的目标,把所有者目标当做经营目标。
企业经营的规模有多大取决于企业家能否以更低的交易费用经营企业,这不仅是直接的生产经营成本的竞争,而且也是代理费用的竞争,如果代理费用加上直接经营成本高于其它企业的交易费用或者所有者自己经营的费用,这些要素就会转向其它企业或者保留在所有者手中而不进入企业。
因此,两权分离是有限度的,没有一定的约束机制,两权分离的关系难以存在,企业的规模也难以扩大。
在企业这种契约关系之中,契约的一般条款始终对具体细节有强烈的约束,这就使得时间增值的目标成为管理权威的目标,只有有效的管理才能存在,无效的管理会降低到最低限。
五、企业性质的一般
让我们回到企业性质的问题上去。
科斯以雇主—雇员关系为原型做出的企业性质概括是不全面的,这种原型较为适合早期的私人企业,而目前企业类型至少包括私人企业、合伙企业和股份公司三种。
股份公司成为主导的企业类型并不是偶然的,它符合企业演变、革新的一般规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变革使得原本模糊的企业关系变得日益清晰了,导致企业制度演变的一条重要的线索是时间价值,它是企业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力。
我们从股份公司中抽象出来的企业模型远比雇主—雇员关系复杂,它更能代表企业关系的一般,我们已经改造了传统的生产函数,现代企业的生产函数是由不同期限的生产要素以一定的依赖关系排列在一起的,这些要素组合的目标在于追求时间价值的极大化。
现在我们发现,时间线索的确是考察企业契约的基本线索,没有短期要素与长期要素的结合,企业不会存在。
注意到企业契约的长期性的确很重要,因为有股份这种永久要素的存在,企业的确不同于市场,具有长期性的特征,这一点我们倾向于科斯的说法。
但是,科斯没有注意到长期要素与短期要素的连续性,忽略了连接短期活动与长期活动的中介环节,从短期一下子跳跃到长期以致于我们弄不清这种跳跃是怎样完成的。
至于说企业的权威特征,科斯的不足不仅表现在没有描述这种权威的运行,而且主要表现为没有强调所有权对经营权的约束,结果使得权威成了不依赖于讨价还价的特殊权力,这种权力到底在市场经济中有多大的余地并没有得到清楚的解答。
正是因为科斯概括的不足,才导致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用短期性来反驳长期性,用讨价还价权力反驳权威性。
本文并没有否认长期性与权威性的存在,我们分别对长期性和权威性做了更细致的考察,用一条延伸向未来的时间序列代替了长期性,用分层次的管理结构代替了权威性,从而使我们对这两种特性看得更清楚。
不仅如此,本文还在这两种特性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说明了经营业务的具体细节如何在所有权形成的一般条款的约束中活动,这也就说明了权威性到底在多大的程度内存在,这个权威在多大的程度上和市场讨价还价权力是一回事。
总之,我认为企业的契约是由两种结构组成的:
一方是所有权结构,这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结构,按时间进行动态的纵向分布是区别于同时存在的横向市场关系的,所以企业看上去的确不同于市场;
另一方是经营权结构,它的内部是分层次的,这个结构是生产要素进入企业后退出企业前形成的,如果说所有权结构是外部结构,则经营权属于内部结构。
但所有权结构与经营权结构并不是两个独立的结构,所有权结构中长期要素、中期要素与短期要素的划分与经营权结构中战略层、职能层和作业层的关系虽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然而为了有利于时间价值增值,要素市场上的分化与内部组织的分层的确都遵循着相同的规律,两个结构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对应关系,外在约束的强弱与内部管理效率的高低是相互对应的,缺乏所有者有力监督的企业难以产生管理革新的动力。
因此所谓企业性质的一般,指的是所有权结构的一般条款和经营权结构的具体细节以及两者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
六、中国企业制度改革应注意的问题
最后,我们谈一谈我国企业制度的革新,经过80年代反复探索,中国的企业制度终于开始向股份制的方向迈进。
但是规范的股份制企业并不多见。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股份制只是一种形式,只要发发股票就可以了,而股份制产生的客观条件往往被忽视。
如果把股份制改革仅仅当做是形式主义的改革,其结果将是可悲的,我们的理论表明,不改变所有权结构和经营结构是不可能由传统企业变为现代股份企业的。
我国企业所有权结构的障碍主要有两点:
(1)整体金融市场不健全,各分类市场难以形成水乳交融的有机整体,这将很难形成合理的企业金融结构。
我国的银行还不是真正的企业,风险意识很差。
一方面银行可以不顾企业是否有股本或股本多少而盲目贷款;
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赖帐、拖欠,股本与负债之间没有风险依赖关系。
目前我国的“股票热”背后并没有多少风险意识,股民中“股票等于发财”的观念盛行,不管什么股票都会被盲目买进。
(2)分类金融市场中所有者的身份比较混乱,例如政府部门利用特权而得到“特殊股”,有的企业还为了职工利益集体套购股票,等等。
事实证明,政府部门的盈利动机和风险意识往往比较差,在我们的观念中,往往不自觉地认为政府股应当占得多一些,其实这要看投资者是否有能力并且愿意享受投资利益和承担风险。
实际上投资收益不过是一种时间价值,个人的效用函数中应当包括这种利益,阻碍个人投资,硬性规定各种所谓的集体股应当是多少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由此可见,我国所有权结构的合理化需要克服种种障碍,由于金融市场发育需要一个过程,股份制企业的产生也不可一轰而起的,形式上的变化并不代表质的改进。
企业管理结构的变革是伴随着所有权结构变革的自然而然的过程,所有者必然会试图寻找最好的代理人,经营者也必然会创造最有效的管理结构来实现所有者的目标,可以肯定地说,伴随着所有权结构的合理化,我国目前不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会大大改善,企业规模也趋向大型化,内部组织走向多层次和多样化。
总之,我们企业制度的改革不能只是形式主义的改革。
只有所有权结构的革新和经营权结构的创新才会带来真正的效率,中国的股份制改革应当扎扎实实地建立在金融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应当不断加强所有权对经营权的约束机制,克服种种人为因素的干扰,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
1992年7月
(作者工作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责任编辑:
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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