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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能者得安所
为能者得安所
粘贴我的一篇旧文,回首观之,仿佛出于他人之手啊!
引子:
春天的树叶
春天的树叶,每一片阳光洒在其上,不同的人会看到不同的景象,所以,究竟是树叶之间不一样,还是看树叶的人各不相同,又或者,四时的阳光每时每刻都不是那么匀称和教人放心,便不能确解,于是,春天的树叶便成为了一个哲学命题。
早有耳闻拉康难读,此番尤见一斑。
囫囵吞枣过后,不免茫茫然有些琐想,只是难为了爱伦·坡和那可悲的《被窃的信》,成了魔术师手中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道具,所以我便寻思,这批评一旦僭越了文学场域以外,是否有必要为这"正义"的工作再行一番批评,游丝也飘忽于是。
醉翁之意:
欲休还说
方汉文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心理:
拉康研究》[1]一书的最后部分曾经对拉康关于《被窃的信》的研究以及由此而来的诸多批评作了简要的介绍和评价。
拉康《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会》的文章相信只要是略有涉猎西方文论的人应该都不会陌生,这也成为西方20世纪文论史上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件而被记录了下来。
关于此次事件的相关文章在方汉文的书中已略有述记,此不赘述。
我有兴趣的是,这一次事件中,针对拉康的《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会》这篇文章,德里达先是以《真理供应商》一文加以回应,随后又引来了芭芭拉·约翰逊、诺曼·霍兰德、罗伯特·康·戴维斯等人的后继批评,拉康的文章之所以招致如此多的批评,原因或许并不仅止于诸人对爱伦·坡《被窃的信》这篇小说的兴趣,毋宁说更多的是对于拉康理论的兴趣,所以,元文本就已经不是一个小说文本,而是一个理论文本,因此,对于文本间性来说,就不像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
而之所以会引致这样的争论,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拉康理论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正如芭芭拉·约翰逊在《参照构架:
坡、拉康、德里达》一文中说的:
"所有这些和《被窃的信》又有什么关系呢?
"[2]我们通读拉康的《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会》一文,就会发现,在文章《导论的引子》之前,基本都是对《被窃的信》的相关分析,只是其采用的分析方法是精神分析而不是其他,但是,接下来的《导论的引子》和《导论》中所写的则几乎与爱伦·坡那篇可怜的小说没有什么关系了,是对精神分析内容的相关介绍,可见,拉康写作这篇文章的目的本身就和《被窃的信》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只是随手而援,聊备己用,自此我们便能了解接下来的几篇评论文章所在进行的工作了,我们只能慨叹,而无从责难这样一种醉翁之意。
德里达也用起了相同的道具,指责拉康所疏忽和遗漏的相关内容,这在上引芭芭拉的文章中有较为清晰的归纳。
同样的,拉康借《被窃的信》醉翁一下,德里达也一样可以,这一次只是借的东西似乎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他没有相中爱伦·坡,他相中的是拉康。
因此,拉康的文本则成为了德里达手中的道具。
正如芭芭拉在她那篇文章中接下来写道的:
"这种做法必须和某些战略需要相呼应。
德里达反对的并不是拉康的文本而是拉康的所有权--或者说是作为当今法语中所说的所有权的效力的表面因素的'拉康'"。
[3]这场批评的"真正意义"就在芭芭拉的这句话中初露端倪。
这留备后论,先看看拉康怎样解读《被窃的信》的。
在拉康的解读中,最为独到的应该算是对于"信"的歧义性的把握。
也正是这一点串联起了他理论中诸多的关键词。
拉康讨了个巧,把"信"(letter)在英文和法文中的双重含义放在一起讨论,认为"信"除了指代表面上的一封信的意义之外,它同时指涉文字和语言,由此,将"信"从它原本理应具有的所指的意义(即信上所写的内容)滑落到一种传递过程之中不可分割的物质,从而摇身一变而为能指。
他认为,信是由它所处的位置的变化而产生意义的,它是一个纯粹的能指,是无意识的隐喻,它直接隐喻了语言中的无意识结构。
作为动态的能指在其所指的意义链上不断地滑动,并在两个场景自动地重复着相同的运动轨迹,在其重复过程中主体是无意识的。
继而,在他的行文中,做了"鸵鸟"的比喻,这个比喻有些近似中国人所说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通过这样一则比喻,拉康帮助我们梳理清了他所谓的"重复的自动性"(Wiederholungszwang)[4]。
拉康告诉我们,能指不是功能性的,而且它相对于所指来说具有优先性,这是拉康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为此,他还为purloinletter做了语源学上的分析,从而揭示出能指的影响),也正是这一点使它超越了索绪尔和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引入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范畴内。
(这一点下文再叙)
接着,拉康通过对能指链的叙说转到他所要讲的精神分析上。
他指出,大臣因为不去使用信而把信忘掉了,他一成不变的行为就能说明这一点,但是信就像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无意识一样是忘不掉他的。
在接下来的行文中,他又写道:
"无论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意味深长地是这封归根到底是大臣寄给自己的信又是一封女人的信:
就好像这是他必须用能指的自然的契合来通过的一个阶段"。
[5]由此,拉康似乎很自然的将能指嫁接到精神分析学上,指出"空缺"的意义,从而营构出一种菲勒斯的指称图像。
这一点,芭芭拉在她那篇文章中在引述德里达对拉康的批评的时候曾提到过,同时在方汉文写作那篇关于拉康解读《被窃的信》的文章的时候也同样提及,因此,拉康的具体的论述就被看作是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
关于德里达对拉康的批评,在芭芭拉的文章中已经归纳和转述得比较清楚,这里就不费辞章了[6]。
我们知道,芭芭拉在她那篇文章中已经对德里达批评拉康的内容作了较为清晰的梳理。
这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我们继而不禁要问的,也正是我们所比较在意的是:
为什么德里达要这样批评拉康,他为什么从这些方面切入去评价拉康的文章而使拉康的文章在他的手中成为一种道具?
这样的文本间性或许是我们更感兴趣的。
前文提到,拉康是把《被窃的信》作为由头去阐释他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而德里达也是借拉康的文章为由去阐发他自己的观点,这两个行为其实性质合一。
它们都已经不再作为一种鉴赏和评价活动而存在,更多是作为一种阐释行为而显现。
熟悉西方文论史的人都知道,对拉康的学说作理论溯源或许可以追溯到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和科耶夫(主要是他的著作《黑格尔导读》)。
拉康分别借鉴了索绪尔的"语言、言语与能指"、列维·斯特劳斯的"象征"以及科耶夫的"欲望与历史的辩证法"并对之进行自己的改造,在他"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下,将现代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的相关内容引入精神分析学,将弗洛伊德的生物主义改造而为结构主义,从而使精神分析学的方法论发生了重大的革命性转变,使之跻身为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所宗之繁则难免留下一些意想得到和意想不到的后遗症。
德里达对拉康的批评与其说是对他关于《被窃的信》的相关批评,毋宁说是对拉康学说本身的理论张力的一种攻击。
在拉康看来,对爱伦·坡小说的"三角形结构"的分析只是一个前引,关键在于人物和主体之间的相对位置,这种位置的不同决定了人物的立场与他们之间关系的实质,这就是他在文中对"这三个项的突出之点是它们既回应了形成决定的主体的三个逻辑时刻,又回应了决定给予它判定的主体的三个位置"[7]所展开的具体论述。
这种关系表现为每个人由于位置不同就会产生视域的不同,而且由于位置的变化会产生关系和视域的变化。
这样,整个故事就变成了隐喻结构,"在小说的故事之上有一个固定的结构,这个结构早已经预先决定了小说,而不是小说提供结构,小说只不过是在原在的一个语言结构的再现",[8]就像拉康所说的那样:
"象征的辖域不能被看作是由人来构成的,而应被看作是构成人的"。
[9]拉康的说法与弗洛伊德把欲望说成是追索一个客体的过程,客体失去引起人的欲望挫折相关,与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所提出的"结构"相关,可以说是结构主义的经典表述。
德里达在这里对拉康的批评,按照方汉文的说法,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见诸拉康对索绪尔语言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结合上尚有不够完美之处,德里达认为拉康所说的"空缺",就是空缺作为"被阉割的真实",能指和空缺之间的联系模糊不清,德里达提出"延异",要注重视域之间的转化;其二是在于对文本结构的理解,由此引发了"三角结构""四角结构"的争论以及对"双重性""对偶性"的提出。
当然,方文还指出了德里达观念中疏漏的部分,可是在面对德里达对拉康的批评的时候,我们更多地应该是看到,这个批评的背后所潜藏的一些秘密。
方汉文似乎已经觉察到德、拉之争事实上并非只是两个学者之间的争论。
他说:
"德里达在这场争论中否定了拉康的能指中心,解构逻各斯-菲勒斯中心,等于对解构精神作了大宣传"。
[10]他同时也提到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
方文或许很好的诠释了上文所引的芭芭拉那段关于"所有权"和"所有权的效力"的相关论述,但是,其间有一个问题其实是被忽略的,就是关于拉康和德里达的根本分歧究竟是不是就是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之间的私人恩怨呢?
对于这两种"主义"的界定之外是不是有一个文论上的失踪者存在呢?
我想这应该是芭芭拉那篇文章在最后提出的那个问题给我们留下的些许启示。
验明正身:
反对阐释
霍兰德曾在《后现代精神分析》一书中有专文谈到过拉康理论的弊病。
在文章的开篇,他写道:
"我们可以开门见山的说,拉康的理论有三个方面的弊病:
第一,他的语言学;第二,他的心理语言学;第三,他对儿童发育的见解"。
[11]但是,这篇文章对拉康的批判似乎并没有点中要害。
而我较为有兴趣的还是他针对之前拉康、德里达、芭芭拉的文章所写的《寻回〈被窃的信〉:
作为个人交往活动的阅读》一文。
我之所以比较喜欢这篇文章,可能是在于,拉康与德里达之争论多少沾染上派系纠葛,以阐释对阐释,索然寡味,而芭芭拉的文章更多的像是一个旁观者在为他们的争论做一次梳理和总结,当读到霍兰德的文章,似乎隐约可以感到有某种建设性的理论提出。
事实上,照霍兰德的说法,就是认为我们应该兼顾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联,注意文本与主体的交往和互动,从而摆脱那种一味的阐释,将文学削减为语言学上的附庸,或者作为竞相嚣闹的工具。
卡尔·奥托·阿贝尔曾经将西方的哲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本体论阶段,这一阶段从柏拉图到笛卡尔,这一时期的兴趣焦点是客观世界,对认知主体不感兴趣;第二个阶段是认识论阶段,这一阶段从笛卡尔到康德,此期的兴趣焦点从对象的存在转移到认知主体或者自我;从20世纪开始,哲学进入语言论阶段,关注的中心从认知主体转移到了语言和他者性。
我们发现,精神分析学与哲学的确存在一种对应关系。
哲学发展的本体论阶段与精神分析的实在对应,在本体论阶段,兴趣的唯一中心是客观世界,这与前主体在实在中只关心纯粹的感觉是一致的;在认识论阶段,兴趣的中心转移到认知主体,这与主体在想象中只能看到自我及其对象是一致的;在语言论阶段,哲学开始在对象和主体之外反思语言与他者的问题,这和主体在象征中不再囿于对象和自我,开始从他者出发来认识自己也是一样的。
之所以会有如上所说的相似,按照罗伯特·萨穆尔的观点,是精神分析对现代哲学激发出的许多问题与矛盾的回应。
当我们思考弗洛伊德区分的感觉、意识和记忆,或者本我、自我与超我,与拉康离析出来的主体的三种精神秩序--实在、想象和象征,似乎可以分别对应于哲学领域里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和结构主义。
之所以作上述看似无关紧要的梳理,是为了说明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对于文学的介入,其本身对于文学的作用力究竟较之前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当拉康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对《被窃的信》作结构主义的分析的时候,这样一种分析的落脚点是不是在一开始就注定了《被窃的信》的悲剧,这是不是意味着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后,对于文学的介入方式会使文学感到很不舒服?
我们知道,当我们对于他者进行追寻和确认的时候,其实是为了双重的确认,指向对方和指向自身的。
然而,当我们找到这个他者的时候,是否就意味着自身可以被确立。
也就是说,在拉康和德里达围绕《被窃的信》展开的论述中,他们所遭遇的这个"他者"究竟是什么?
换句话说,如果《被窃的信》在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处双双被窃,那么如何才能将它再度寻回?
语言论转向之后,西方哲学所关注的问题似乎日益被精微化。
当索绪尔提出"能指"和"所指"这一组概念时,其本身并不是为了对文学加以品评和分析。
当然,我们知道,拉康在将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概念引入精神分析领域时对之作了大幅度的改造。
在索绪尔那里,能指和所指就好比一张纸的正反两面,相互对应,紧密不分,并且他将它纳入符号之下,以所指指概念,能指指声音形象,所指居上,能指居下,双双内含于一个圆圈内。
到了拉康,不但能指和所指的位置互换了,能指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并且与所指分属于两个无干的系统之中,他们之间的交互关系不存在了,更无法共容于一个圆圈之中。
当然,拉康对于能指的过分强调有他自身致命的弊病,这一点,方汉文在他的书中已经加以提及。
文学分析转换成一种文字游戏和过渡诠释。
而德里达之流的结构主义在反理性、反传统的声浪之中,更是语词竞逐,从容含玩。
在这样一种日渐重视语词而将文学作品作解剖刀式的分解的情形之下,文学的分析势必会将很大一部分权力让渡给哲学,而在语言论转向之后的哲学帷幕之下,文学很可能就沦为一种能指的寓言和无意义的象征。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在面对拉康和德里达对于《被窃的信》似是而非式的读解之下,霍兰德提出了他自己的理论诉求,我觉得霍氏的理论诉求应该说是比较忠实于文学批评所应持有的态度的。
霍兰德在《寻回〈被窃的信〉:
作为个人交往活动的阅读》一文中先后提及了三个理论:
文本主动理论、双重主动理论和交往反应理论。
他在大致介绍了前两个理论之后分别指出了其弊病,并着力推崇交往反应理论。
他认为,交往反映理论有两大优点:
其一,它与心理学家所揭示的人类在文学以外的情境中发现意义的方式相符;其二,既可以说明我们的反应的创造性和多样性的根源,也可以说明我们囿于程式而对自己的反应加以限制。
他在文章的最后提到:
"我建议采取相反的态度,不是像拉康和德里达那样缩小阐释范围,去除一些解释,减少解释的可能性,而是利用因人而异这点使反应与反应相加,增加解释的可能性,丰富我们的整个经验。
这样,我们就能重新找回被拉康和德里达的抽象理智窃走的信件,就能把阅读回复为个人的交往活动,把故事交还给他们的合法主人--你和我,你我的全部,即不仅是我们的理智自我,而且还有感情自我"。
我觉得霍兰德在这里所说的是一种很宽厚也很易感的经验,既然是面对《被窃的信》这一文学文本,我们是否需要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与文本建立起一种良好的交往关系,既不堕入文本主体的陷阱,也不滑入双重主体的漩涡,以品评和鉴赏代替一种僭越式的"他者"的诠释,这是拉康和德里达的意义,这是霍兰德的价值,这更是《被窃的信》的终点和通途。
还是沿用苏珊·桑塔格的那个书名--反对阐释。
结语:
生命的传说里,你已变得如此的美丽
先解决上文还未解决的一些问题。
拉康在提到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时,最大的贡献在于将能指与所指割裂,使能指服从于能指链,造成了一个重复的自动性。
他将信的所指意义抽空而变成一个漂浮的能指,因位置的变化而产生意义。
当然,在这巨大的贡献中,也同样藏匿着巨大的危机,就是方汉文在他文章中提出来的寓言的意旨没有着落,这样一种飘零的状态事实上是不存在也无法被想象的。
但是,使"能"者从各得其"所"到居无定"所"确实可以为文本找到一个在它之外所存在的"结构",也正是因此,拉康才奠定了其结构主义的地位。
而德里达所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拉康的批评是不是就真的是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发难呢?
方汉文的书中对这样的论述是言之凿凿的,而芭芭拉似乎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提出了质疑,正如她所说,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事实上,自从拉康将能指和所指分了家之后,遗产其实泽被后世。
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构主义似乎应当成为结构主义的直系子孙。
因为拉康的这一"分",在语言学流脉上,直接为其后的解构主义讨论语言问题埋下了伏笔,同时将结构主义放之精神分析,又为其后的女性主义开了先声,拉康可谓功德圆满。
只是德里达和拉康的纠结在于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态度上,其实这本是一个没有多少意义的争论,争论的症结在于各自所本的语境的差异,事实上,我认为齐泽克的一段话可以作为这一场争论的一个绝好注脚:
"只是到了拉康这里,'后现代主义'的断裂才出现了,因为他以实在的创伤性内核为主题,而这个创伤性内核的身份仍然极其暧昧:
实在抗拒符号化,但同时又是自己的回溯性产物。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解构主义者基本上还是'结构主义者',唯一的'后结构主义者'是拉康"。
当霍兰德的声音被听到的时候,"被窃的信"才能从窃者手中真正地找寻回来,这个窃者是大臣,是杜宾,是拉康,也同样是德里达。
但是,拉康在他的文章中有一句话是对的:
信总是到达目的地的。
后现代喜欢文字游戏,所以拉康在行文的时候把"信"从物质实体转移为一个能指,转移为语言和文字。
拉康在描述能指时,曾经说:
"因为要在它的影子下通过,他们却成了它的映像…因为要拥有信,信的意义却拥有了他们"[12],信带来的是义。
当我们讨论漂浮的能指时,我们说,位置的变化可能是能指产生意义,而拉康在文章中提到:
"位置包含了盲目"、"爱和恨,一个是盲目的,将使他缴械投降;一个是清醒的,但会使他生疑"[13],那么,从这样的表述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信作为能指,它虽是漂浮的,却由于位置而产生义,因爱与位置的相应关系,所以,信产生义,并带来爱。
不论这是否是拉康先生喜欢的文字游戏,却应当是我们在对这些批评文章分析和评价时所应当回归的一个畛域,就如同霍兰德对于交往反应理论所寄予的希望一样,当我们在哲学的语言论转向之后逐渐习惯了醉翁之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验明正身,找回失窃的信,回归到生命,当我们看到在生命的传说里,一切已变得美丽的时候,我们便真正完成了最终的"批评",这是"信"的批评。
参考文献
1.方汉文《后现代文化心理:
拉康研究》,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2.[美]诺曼·N·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潘国庆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
3.马元龙《雅克·拉康:
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6年
[1]见《第五章后精神分析文本阐释》中的相关内容,方汉文《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心理:
拉康研究》,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2]芭芭拉·约翰逊《参照构架:
坡、拉康、德里达》,见《新疆艺术》1997年第1期,第54页。
[3]芭芭拉·约翰逊《参照构架:
坡、拉康、德里达》,第55页。
[4]Wiederholungszwang,这是一个德语词。
在德语中,Wieder就相当于英语中的again,意为再一次,重复;而Holung是动词holen的名词,意为hold,即握。
也就是说,拉康在这里使用这个词,是为了表明,能指必须在能指链中产生意义,而并非依靠所指,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拉康才说能指是具有物质性的,是不能承受分割的(见《拉康选集》第15页,褚孝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
[5]《拉康选集》,第27页。
[6]芭芭拉在文中在三个方面对德里达批评拉康的内容作了评述,分别是对拉康在分析《被窃的信》时所增加和疏漏的内容、拉康在论述三元关系时对对偶性的二元关系的忽视以及对"信件=菲勒斯"的含义的推理,可参见芭芭拉的文章。
[7]《拉康选集》,第5页。
[8]方汉文《后现代文化心理:
拉康研究》,第334页。
[9]《拉康选集》,第39页。
[10]方汉文《后现代文化心理:
拉康研究》,第332页。
[11][美]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潘国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86页。
[12]《拉康选集》,第22页。
[13]同上,第3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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