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建构日本神话中神秘数字八的内涵探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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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建构日本神话中神秘数字八的内涵探究
秩序的建构:
日本神话中神秘数字“八”的内涵探究
小组成员:
徐英杰、刘玉珂、杨晓龙、刘洋、刘洁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秩序的建构:
日本神话中神秘数字“八”的内涵探究
徐英杰、刘洋、刘玉珂、杨晓龙、刘洁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基础教学部,陕西,西安)
摘要:
神秘数字是一种世界性的特殊文化现象,它具有超越其本身的计算意义的非数字性质。
“八”作为日本重要的文化符号,它在日本神话、政治、哲学、礼制、建筑等方面充当重要的构成要素。
“八”的非数字意义源自中国,“八”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文化具有重要影响。
日本的“大化改新”学习吸收隋唐文化,后日本和铜四年元明天皇命太安万侣编撰的《古事记》带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的痕迹。
“八”在日本空间秩序、政治秩序、精神秩序建构中充当重要的构成元素,探究神秘数字“八”对于了解中日文化之间的联系和探究日本民族心理和秩序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神秘数字;日本神话;秩序构建
作者简介:
徐英杰,男,河南洛阳人,2012级人文社科基础教学部汉语言文学四班本科生。
神秘数字是一种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特殊文化现象。
神秘数字不只是单纯的进行计数运算,它还被人类主观地赋予特殊的功能,具有一般数字不具备的象征、隐喻、暗示等特点,成为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的构成要素。
神秘数字的意义经过长期的发展,意义逐渐趋于稳定。
“神秘数字的发生根源在于前理性的某种原始的数观念,当数还附着于事物的具体表象,没有为人的理性所把握,就被赋予神秘意义,形成神秘数字观念。
这种观念一旦形成,就会产生顽强持久的传承力量,世代相沿,在文明进程中历久不衰,成为集体无意识中的一种生成性的原型数码语言,衍生出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
”神秘数字的产生可以说是原始人类集体无意识的表现,但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后代文化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神秘数字“八”
神秘数字作为一种世界性文化现象,在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中都有体现。
如古希伯来民族的著作《圣经》中就反复出现神秘数字“七”:
《创世纪》中上帝将第七天作为安息日;《出埃及记》中上帝向摩西显灵时,荣耀遮挡山六天,第七天召唤摩西去传旨;上帝发洪水时叮嘱义人诺亚造方舟避难时要带洁净的畜类七公七母,空中的飞鸟要带七公七母;约瑟给法老解梦时也预言国家先七年丰年后七年饥荒……这无疑使“七”呈现出神秘的色彩。
叶舒宪先生在《中国神话哲学》的第七章中的《混沌七窍.神秘数字“七”》中提到,“由创世神话所强调的圣数‘七’具有宇宙常数的意义,因而也常用来表示某种发展的极限或循环的周期”。
与“七”相似,“三”、“五”、“九”等圣数在中国文化中也反复出现,具有超越数字本身的非计算功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
中国有“三光者,天地人”的说法,上古也有三皇五帝的传说。
老子《道德经》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是一个具有强烈再生能力的数字,通常也具有多的意思。
“五”对应中国的五行,五行大到以“金木水火土”建构的世界,小到“五官”、“五脏”、“五色”、“五味”等。
五行哲学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反映出人类社会发展初期人们的思维方式。
“九”则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最大的数,古代中国有“九州”之称。
“九”代表数的极致,盘古“一日九变”,后羿射下九个太阳便被阻止不能再射,说明数已达到极致,可见“九”在中国人心中崇高无上的地位。
“八”之于日本人如同“七”之于希伯来人和“九”之于中国人,是具有神圣色彩的数字。
据日本最早的历史书籍《古事记》记载第七代神伊耶那岐命与伊耶那美命结合生下大八岛,构成日本的原始领土。
伊邪那岐因妻子生火神被烧死而大发雷霆,用十拳剑砍下火神的头,沾在剑尖、剑身、剑柄等处的血流下后,化出八位神。
此外,天照大神与速须佐之男在天安河边结为夫妻时,两神吞剑嚼玉后生下的也是八神。
可见日本神话中的“八”就是数的极致,是最大的数,如同“九”在中国神话中一样。
天地浑沌如鸡子。
盘古生在其中。
万八千岁,天地开辟。
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
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
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
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故天去地九万里,后乃有三皇。
”----《太平御览》。
盘古“一日九变”,达到变化的最大限度,这与“八”在日本神话中的功能和地位是相似的。
“八”在日本神话中也具有“数极”的意思,日本神话中很少出现比“八”更大的数字。
《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日本早期史书中均大量出现“八”的身影。
从神系八代、大八岛的诞生、伊耶那岐斩火神生八神再到天照大御神的八咫镜、八尺琼曲玉、草薙剑都与“八”有着密切的关系。
八咫乌、八寻鸟、八寻殿等关于神秘数字“八”的事物更是不胜枚举。
“八”在日本神话中的大量出现并非是简单的数字应用,它与日本民族心理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
“八”建立起一种稳定的神话秩序,这与元明天皇命太安万侣编撰的《古事记》的初衷是相符的。
稳定的神话序列为天皇统治提供合理化解释,对于加强以天皇为核心的封建化王朝集权统治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处于“大化改新”后的日本自然受到当时强盛的隋唐文化的影响。
当时唐王朝奉行儒释道“三教并行”,融合多元的文化对于当时文化落后的日本具有强烈的冲击力。
安万侣在《古事记》序中“道轶轩后,德跨周王,握乾符而摠六合,得天统而包八荒。
乘二气之正,齐五行之序,设神理以奖俗,敷英风以弘国”对天皇的赞颂带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的烙印。
二、“八”的本义与起源
许慎在《说文解字·第二篇上》中记载,“八。
别也。
象分别相背之形也,凡八属皆从八。
博拔切”,主要从象形的构字方式来解释“八”。
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说文》中“八”的意义进行补充,“此以双声叠韵说其义。
今江浙俗语,以物与人谓之八,与人则分别也”。
段玉裁从江浙方言中例证《说文》,虽然具有现实关注,但却难免有牵强之感。
“八”也被用作数词,为七加一的和。
《玉篇》记“八,数也。
”由于“八”的数字意义,
“八”也表次序,即第八。
如《诗·七月》的“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除象形义和数字义,“八”在运用的过程中已经具有一定的象征和隐含义。
《管子·五行》中便提到“地理以八制”,《大戴礼记·本命》中记载“八者,维纲也”。
“八”代表着一种空间秩序,自古就有八极、八荒、八方的说法,古人以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等八个方位代指天下,象征统治的疆域。
《列子·汤问篇》有“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
八紘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
王居中央而统治八方,这正和孔子的“为政以德,譬若星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政治构想契合。
八的方位象征性在《易经》中得到极致的发挥。
《周易系辞下》中有如下记载: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远古先民神话思维的重要表现,也是远古人民认识周围世界、探究和思考生存环境的重要方式。
包牺氏即伏羲,是传说中三皇之首,是传说中的八卦创始人。
他观察天地万物变化,根据天象、地法、鸟兽、草木、人身、器物等,将万物分为八类,创造八卦以象征八类事物。
“近取诸身”如乾为头,坤为腹等,八卦与人的身体紧密结合。
后世更是将阴阳五行和八卦与人的身体相结合,以金木水火土对应心肝脾肺肾等五脏,同时延伸到五色、五味、五位(东西南北中)。
“远取诸物”如离为火象,为干燥之卦,对应日、电、甲胄等,艮为山象,对应径路、小石、手指、黑嘴野兽等坚硬的事物。
叶舒宪教授在《揭开神秘数字“五”的奥秘》一文中谈到神话思维的基本运作逻辑是类比,即在具有相似事物间建立象征对应的关系。
根据《洛书一贯图》记载,“艮宫八”。
八卦中“艮”居第八卦,代表山。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为果瓜,为阍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艮代表稳定的山,这在八卦中是属于结构最牢固的。
艮与八,无形之间的稳定内在结构属性相互渗透。
《周易说卦》中有“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莫盛乎艮”,“艮”便具有开始和结束的双重意味,它既是万物终结的地方,也是万物开始的地方。
《周易系辞下》中有“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焉;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八卦与万物相关,卦中柔爻与刚爻的推移演化反映出自然和社会运行的规律。
太极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生太阳、少阳、少阴、太阴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相叠,生成重卦八八六十四卦。
“八”作为八卦的循环单元,本身便具有无穷无尽的隐含义,这与八荒、八极互相印证。
八卦对应天地万物,这与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契合,充分表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利共生的状态。
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的“天地之塞吾体,天地之帅吾性。
民吾同胞,物吾予也”的天人观念与之不谋而合。
“八”在日本神话中通常表达“极多、极大”的意思。
如伊耶那岐与伊耶那美两神生育众神时多次出现“八神”。
速须佐之男命杀八岐大蛇时,八岐大蛇八首八尾,强调其首尾数量是为凸显其强大力量。
日本神话中的“八”不仅有“极大、极多”的意思,还带有神圣和令人敬畏的色彩。
据《古事记》记载,速须佐之男命大闹高天原,吓走天照大御神,导致天之岩户关闭,天地一片漆黑。
后八百万众神齐集高天安河原,采纳高御产巢日神儿子思金神(足智多谋的神)的献策。
他们召集常世长鸣鸟鸣叫,采来天安河的天坚石和天金山的铁让锻冶匠天津麻罗锻造,让伊斯许理度造镜,让玉祖命作八尺勾玉的珠饰串。
众神在真贤树上枝悬挂八尺勾玉的珠饰串,中枝悬挂八咫镜,下面悬挂白和币和青和币。
让布刀玉命捧着供物,天儿屋命致祝祷之词,让天手力神躲在天石屋门旁。
并且让天宇受买命赤裸着跳舞,把天照大御神引诱出来,最终光明回归大地。
可以看出“八咫镜”、“八尺琼勾玉”等日本神器都带有“八”,足以反映出日本对数字“八”的敬畏和推崇。
而在另一些神话中,“八”则显现出神秘诡异的色彩。
如《古事记》在讲到速须佐之男命斩蛇时,对于八岐大蛇这样描述,“它的眼睛像红灯笼果,一个身体却有八个头和八个尾巴,身体上长满青苔和桧树与杉松。
身体很大,能把八个山谷和八个山岗填满”。
八岐大蛇俨然是强大邪恶势力的化身,具有让人畏惧的外形,给人极强的心理威慑。
速须佐之男将计就计,让足名椎和手名椎酿烈酒、筑篱笆墙,篱笆墙开八个门,每个门前搭建八个台子,每个台子上都放个酒槽,酒槽里装满烈酒。
八岐大蛇中计醉倒,速须佐之男用十拳剑砍杀大蛇后,从大蛇尾部取出草薙刀。
从可怖的八岐大蛇到神秘的草薙刀,“八”充满着神秘的色彩。
“八”在日本神话中更有严密的秩序规范的象征意义。
速须佐之男命斩杀八岐大蛇后建造宫殿时曾高歌:
起重重云彩,
出云的八重宫垣,
与妻同住,
造起八重宫垣,
啊,那个八重宫垣!
——《古事记》
这里速须佐之男对于八重宫垣既有赞美宫殿的高大恢弘,也有对神殿的崇敬。
“八”与建筑结合,具有法度和规范的象征。
“八”对应的八方不仅具有地理方位概念,还带有众星拱月般的中央集权色彩,这与日本的天皇崇拜和神权崇拜具有密切关系。
从中国《说文解字》中“八”的象形意义到日本神话中秩序规范的象征意义,反映出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融入本民族的政治和宗教元素,体现着中国文化符号的日本化轨迹。
元明天皇效仿中国撰史修记也是为强化天皇权威,以巩固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
因此,“八”就成为日本秩序建构的重要元素。
三、八与日本秩序建构
1.空间秩序建构:
从《山海经》到日本
四方、六合、八荒,是中国空间方位经常出现的词语。
唐代诗人李白在赞颂秦王一统六国时,曾写下“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的富有豪情壮志的诗句。
“一扫六合,并吞八荒”乃是古代最高统治者的夙愿,周朝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对统治者统治四方愿望的表现。
维持空间秩序的稳定是统治者思考的重要问题。
周朝建立的井田制、分封制都体现出统治者对于建构稳定空间秩序的夙愿。
“八”对应八个地理方位,代指统治的地理区域。
古代中国“天圆地方”的地理观念就是古人对于空间建构理论探索而获得的经验。
现存最早的空间地理秩序建构可以追溯到《山海经》记载的上古时期。
东汉著名学者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说: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
……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异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
……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
《山海经》一书创于先秦,但直到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校书见到《山海经》三十二篇,才把它编为十八篇的定本。
“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体现出封建统治阶层对于空间地理秩序的重视。
《山海经》分山经五篇、海经八篇、大荒经四篇、海内经一篇,共十八篇。
海经八篇包括:
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
海经八篇的设计体现中国人的方位观,地有四方,八方是从原有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中划分出来的。
“‘八方’正是在‘四方’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出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个子方位的派生物。
”八的古体写作“×”,是从四方的基础上进行的二维平面空间切分。
“四”和“八”均为平面二维空间数字,从“四”到“八”的方位划分,体现出中国古代对于空间秩序更加严密的划分。
山海经中的神人(或神兽)身上就带有“八”的空间秩序体系辐射的痕迹。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就有记载在东海之外的大荒中间“有神人,八首八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吴”。
《山海经·海外东经》中也有关于天吴的记载,“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
……其为兽也,八首八面,八足八尾,皆青黄”。
虽然对于天吴的记载存在差异,但两者都保证“八首八面”的相同特征。
“八首八面”实则象征对于“八方”的统治。
远古先民把对于周围环境的了解力和控制力形象化为“八首八面”,这是不足为奇的。
德国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卡西尔就认为神话是一种直观的思维形式,他认为“神话意识缺乏在纯粹‘描述’与‘真实’感觉之间、愿望与现实之间、影像与物体之间确定的界限。
”因此,在我们现在看来幻想与真实是对立的,但古人却认为“虚幻的想象”与现实是一致的。
他们往往会根据两个事物之间相似的属性,通过具体的事物来表现。
“八方”的空间统治思想便演变成“八首”、“八足”、“八面”等具体可感的人体器官,这种感性的类比思维是古代空间秩序构建的典型表现。
至于“穆王八骏”、“帝俊八子”的神话传说都带有统治八方,一统天下的隐喻。
《列子·周穆王》记载:
“穆王不恤国是,不乐臣妾,肆意远游,命驾八骏之乘……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瑶,王和之,其辞哀焉。
”天子八骏不只是彰显帝王的王霸之气,也象征帝王对于管辖区域的统治,具有绝对的权威。
当然,成书于日本和铜四年的《古事记》自然受到当时先进的中国文化的影响。
隋唐时期,中国文化处于开放包容的鼎峰,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印度传来的佛教思想与来自西域的文化融合碰撞,表现出多元并融的文化色彩。
当时日本统治者经过“大化改新”,确立了天皇的统治地位。
天皇他被日本民众神化为天照大御神的“天孙”,具有最高统治权。
《古事记》效仿中国,以修史的方式将天皇地位永久的确立起来。
《古事记·序》中便表达出天皇“道轶轩后,德跨周王,握乾符而摠六合,得天统而包八荒”的政治理想。
天皇统治自然要加强对国家疆域和地区的管辖,以稳定国家的秩序。
因此,天皇便需要建构一整套完善的空间管理秩序,以维系其“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
《古事记》中伊耶那岐与伊耶那美结合之后产下大八岛,这便是日本的基本国土。
大八岛主要分布在今天日本的濑户内海附近,已经包括今天的本州、四国、九州岛等大部分地区。
“八”在日本表示“极多、极高、极大”,在这里大八岛的“八”也表现出日本强盛的发展力。
从原来的“大八岛”到现在的“千岛之国”,日本的国土面积得到不断扩张。
《古事记》中伊耶那岐用十拳剑杀死儿子迦具土神后,从剑上留下的血化作八神。
“剑”与“八”的结合,实际暗示日本原始土地扩张主要采取武力争斗的方式,领土都是流血斗争换来的。
迦具土神死后化作八山神,也表明日本对于八方稳定的渴望。
空间秩序的稳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社稷兴亡,周朝末期春秋争霸、战国逐鹿就是因为周王丧失其对国家的控制力,导致王室衰微,烽烟四起。
日本充分认识到空间秩序稳定对于国家统治的重要性。
这不仅表现在日本神话中“八”的高频率,还反映到日本的区域规划中。
日本现行的行政区划制度,是随着明治政府于1871年实施的废藩置县政策而建立的。
根据地理位置、地方产业以及历史沿革等特点,人们通常将日本分为八大地方,即北海道地方、东北地方、关东地方、中部地方、近畿地方、中国地方、四国地方和九州地方。
八云、八代、八丈、八丈岛、八幡滨等带有“八”的城市依然大量存在,这足以显示出日本强烈的空间秩序意识。
2.政治秩序建构:
八与日本律法
公元三世纪末,以大和(今奈良)为中心的畿内地区出现一个大国,史称大和国。
根据考古发现,大和国与三国时期长江流域的吴国有往来,受到大陆先进水稻耕种、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影响,大和国逐渐强大起来,开始武力兼并周围小国,直到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才基本统一日本列岛。
这时的日本并无严格意义上的成文法,清代著名维新思想家黄遵宪先生在《日本国志·刑法志》中写道:
日本古无刑法,上古有罪,去爪发、诵禊词而已。
……自古刑无专官,用刑而令物部司其事,亦无律法。
及推古时上宫太子摄政,始作宪法十七条,后世以为造律之祖。
然法仅有禁饬语,尚非刑名律也。
可见日本在上宫太子(即圣德太子)改革前,并没有严格的成文律令,而是遵循世代相传的习惯法。
圣德太子推行的宪法十七条是日本建设律令国家的尝试,后来的大化改新时期颁布的《大化改新诏》、天武天皇时期《飞鸟净御原令》都受到其影响。
但圣德太子的改革并没有根本解决落后的奴隶制度带来的严重的阶级和社会矛盾,最终导致新崛起的革新派势力与旧奴隶主贵族之间矛盾的爆发。
公元645年,中大兄皇子等革新派人物斩杀当时专政跋扈的大贵族苏我入鹿,后迅速争取苏我氏的部属,控制政局。
此后革新派集团树立新天皇,形成以中大兄皇子及留隋、唐学生为中心的新政权,迁都难波(今大阪市)。
646年初,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陆续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是日本继圣德太子改革后重大社会改革,对于日本建设律令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大化改新时期在政治制度和律法体制主要效仿唐朝,建立起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治制度。
从圣德太子改革到大化改新具有浓重儒家色彩的律令开始影响到日本的政治制度。
日本律令效仿唐律,因此唐律“以礼入法”的儒家观念便渗透到日本律令中。
如天武天皇时期《飞鸟净御原令》中的中央六官(即大藏官、法官、理官、兵官、刑官、民官)设计便和《周礼》中以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的六官制度相类。
作为中国礼法制度规范的重要符号,“八”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周礼》的《地官·大司徒》记载,“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意为夏至中午八尺长的标杆的日影在一尺五寸的地方,叫做“地中”。
“地中者,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
“地中”是地理的中心,王居地中,是为表明王的社会主宰地位。
“地中”与“八”都与政治秩序密切相关,它代表的是王的绝对权威和对八方的统治。
《周礼》以“八职”治官,同时制定“八法”、“八则”、“八柄”来维持政府的运作和王对群臣的驾驭。
同时《周礼》以“八统”治民,以“八刑”规范民众,“八”成为制度和法律的规范化符号。
可见“八”不只是简单的计量数字,它被赋予政治稳定和秩序规范的象征意义。
中国传统的礼乐制度是对法律规范的重要补充。
历代统治者都重视礼制和法制双重秩序规范体系。
《论语·八佾篇》就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
佾是奏乐舞蹈的行列,也是表示社会地位的乐舞等级、规格。
一佾指一列八人,八佾八列六十四人。
按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
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他却用八佾。
可见“八”是对政治等级的一种划分和规范。
日本也借用“八”在中国的等级划分的功能。
公元684年(天武天皇14年),为“更改诸氏之族姓”,天武天皇制定“八色之姓”,即真人、朝臣、宿称、忌寸、道师、臣、连、稻置。
制定“八色之姓”,使氏族进一步趋向分化,促使其与皇室之间的从属关系进一步加强,提高皇族地位,巩固与加强了天皇制专制统治。
实行“八色之姓”制度,也是为使旧的氏族制与新的官僚制等级身分相适应的一种尝试。
由此可见,可以从具有氏族制与官僚制双重性的侧面理解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的特征。
日本和铜三年(公元710年)元明天皇迁都平城京(今奈良),开启日本著名的“奈良时代”。
次年元明天皇命安万侣编撰《古事记》,当时日本已经完成大化改新,律法制度已经基本完善。
《古事记》中自然难免带有律令国家的色彩。
最典型的代表是《古事记》中对于天照大御神的推崇。
日本自古就有太阳崇拜,而天照大御神作为太阳神自然受到格外的重视。
天照大御神象征太阳,主管高天原,掌控着万物秩序,代表光明、力量和权威。
日和镜同样是天照大神的物象化,因此日本对于镜子也格外青睐,认为镜子可以辟邪,这与对于天照大神的崇拜不无关系。
天照大御神的神器之一八咫镜是秩序和法度的代表,同时也是日神自身的象征。
镜与日之间的映射,也是秩序强化的方式。
同样,日本神话中“剑”意象的出现也是日本律令国家影响下的产物。
如伊耶那岐命用十拳剑与黄泉军对战、速须佐之男用十拳剑杀八岐大蛇、武尊倭建命用草薙剑解围等神话故事都与“剑”有着密切关系。
镜代表的是秩序规范与法度,剑代表便是律令和刑罚,二者是相辅相承的。
日本的镜与剑的律令规范与中国的礼法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可谓不谋而合。
“八”作为秩序的文化符号,已经深入到日本律令国家建设的内部。
日本神话中对“八”的推崇也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迹,反映着日本律令时代国家对于政治秩序和礼法规范的强化,天皇集权的趋势日益加强。
3.精神秩序建构:
八与“日本神器”
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的思想文化难免要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隋唐时期时期正值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顶峰时期,统治者对待文化思想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促使儒、释、道三教思想并行。
日本先后派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
日本的神道教就是日本原始宗教与中国儒家伦理道德思想、道教思想、佛教教义等彼此交汇融合形成的带有强烈天皇崇拜和神权信仰的宗教。
神道教信仰多神,认为天地万物皆有神性,具有明显的“泛神论”色彩,这在《古事记》的“八百万神”可以得到印证。
日本虽然信仰多神,但日本民族最崇拜的还是天照大御神。
《古事记》中伊耶那岐命赐天照大御神玉串,并让她掌管天界高天原。
天照大神是三大神之首,她创立下辉煌的功绩,如天照大神与速须佐之男签订天安河之约避免姐弟内斗,派建御雷神平定苇原中国等。
日本一直认为天皇是天照大御神的后代,自称“天孙民族”。
《古事记》中介绍天孙迩迩艺命时记载道,天照大御神和高木神并把以前曾引诱她走出天石屋的八尺勾玉、八咫镜和草那艺剑(笔者认为即草薙剑)等“三神器”赐给迩迩艺命,并说“这面镜子如同我的灵魂,要像供奉我一样祭祀它”,可见日本对于镜子的重视度。
八咫镜、八尺勾玉、草薙剑代表日本的镜、玉、剑三种神器,由于镜可以反射光,可以象征天照大神,所以镜的象征意义最强。
八咫镜是天照大神的象征,是古代日本皇权与神权的重要象征。
三神器与日本的神秘思想和“皇权神授”思想密切相关。
日本的岛国地理特征和崇神民族心理对于皇权与神权的强化起着重要作用。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提倡“王政复古”的素行学派汉学家吉田松阴的《坐狱日录》里有一节说道:
皇统绵绵,传之千万世而不能易,此绝非偶然。
“皇道”之基本,就是在此。
当初天照大神,传授三种神器,给琼琼杵尊之时,曾发过一个誓,说是皇统之兴隆,可以有和天地一样长的寿。
和吉田松阴同时的藤田东湖也以神权作为日本民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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