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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最悲伤作文”如何抵达温暖光亮
扶贫,除了政府主导、民众互帮,更离不了社会力量参与
据报道,“最悲伤作文”的发现者、索玛慈善基金会负责人近日因涉嫌非法买卖国有飞播林地,并违法改变土地用途、违法建设而被当地森林公安带走调查,基金会旗下的索玛花爱心小学将被强拆。
8月30日下午,四川凉山西昌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该小学无办学资质等5项拆除依据和理由。
当地教育局还表示,目前已安置该校学生分流就读,确保适龄儿童全部入学。
“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
”正在人们为“最悲伤作文”作者木苦依五木的悲苦命运牵肠挂肚,希望像她那样的孤儿和贫困儿童都有一个明媚前程时,突然传出有爱心小学遭遇强拆的消息,不免怅然若失,尽管被强拆的并不是木苦依五木所在的那所小学。
根据情况通报可知,学校被拆除属实,被拆理由更是堂堂正正。
办学须有资质,更需依法申请办学手续,这是法治时代无需重申的常识。
索玛花爱心小学存在涉嫌违法建设、非法办学等多个问题,如果确有其事,当地政府部门依法拆除,无可厚非。
然而,“最悲伤作文”引来了对当地贫困现象的关注,甚至引发了一些对当地不作为的批评。
在这个时候,当地政府部门对爱心小学作出这样的决定,难免引起人们的猜想和不理解,把自己置于百口莫辩的舆论风险之中。
有网友表示,索玛花爱心小学存续已达数年,去年不拆,前年不拆,偏偏在“最悲伤作文”轰动互联网之后采取强制措施,“不去解决志愿者反映的问题,却解决反映问题的志愿者”,真是匪夷所思。
说当地政府不解决实际问题,轻率而有失公允。
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已表示,“将保证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全部入学”。
尽管如此,仍让人难释重负。
大凉山儿童失学现象由来已久,像木苦依五木一样的孤儿也非少数,不少家庭因学校路远等原因而放弃让孩子入学。
将爱心小学关闭,固然有快刀斩乱麻的决绝,但也显得生硬粗放,给人一种拒绝社会力量援助的冷硬感。
“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
”如果政府工作更细致入微,不留盲区,不存遗憾,使当地物阜民熙,何需志愿者纷至沓来?
相反,如果奉行家丑不可外扬的狭隘思维,迷恋锯箭疗伤的短视思维,染上外力推一下自己动一下的被动思维,恐怕受伤的就是当地民众。
政府部门不是万能的,有该管的和必须管好的事,也有一时之间管不好的事。
正因如此,化解当地贫困难题,需要各方协力同心。
扶贫,除了政府主导、民众互帮,践行孟子提出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互助观,更离不了社会力量参与。
政府力有不逮的地方,就是民间组织大有可为的舞台;政府偶有失灵的空当,正是社会力量迅速填空的时机。
距离全面小康的既定目标,只有5年左右的时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
无论政府还是社会,多搭台,少拆台,相互补台,才能好戏连台;不缺位,多补位,互有作为,民众生活就会更有质地、更有品位。
如此,“最悲伤作文”式的题材就会枯竭,木苦依五木们的笑容就会更多一些。
《人民日报》(2015年09月02日05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南京宝马案回应质疑应更有力
再专业的知识判断,都需要直面公众基于常识的疑虑,也离不开开放化的程序设计和当事人监督
一波三折的南京宝马肇事案又有新进展。
南京市交管局日前发布最新消息,称肇事司机王季进经权威机构鉴定,其在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对此律师表示,今后在法院进行量刑时,很有可能参照这一鉴定结论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
这一极端交通肇事事故发生后,引起了大众舆论的广泛关注。
从肇事者是否酒驾、毒驾,到是不是替人“顶包”,警方执法经历过山车般的“质疑—释惑”过程,但效果似乎并不是很好。
尤其是警方一开始称“车速确实要比身边车辆快一些,但并没有出现狂奔的现象”,而随后鉴定出的肇事车时速达195.2公里。
有此背景,该案的执法进程应当更加开放透明、精耕细作,以提前防范可能发生的质疑。
遗憾的是,依据法律规定进行的司法鉴定,对此的回应不够有力。
鉴定的详细依据是什么?
如何证明作案时正好处于发病状态?
司机王某家庭背景对鉴定结论有无影响?
受害人家属提出,“鉴定书上关于作案时的精神状态是如何鉴定出来的”?
这些疑问说到底,都是担心“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会成为一种人为减罪的“神器”。
不可否认,警方无论是委托医疗机构进行司法鉴定,还是只向被害人家属通报鉴定意见结果,都是严格遵照了法律规定。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自然消除公众疑问。
本案中,王季进被抓后的异常表现,究竟是平时就存在精神疾病,还是经历交通事故后受到精神刺激?
目击者称其开车前曾情绪异常、不断讲“烦死了”,这是否构成精神障碍疾病的充分必要证据?
现代社会人的压力都很大,“路怒症”现象更是普遍,如何区分正常的心理压力与精神障碍的界限?
这些悬置在普通人心中的疑问,需要专业知识权威的开放式回应。
虽然法律没有要求执法部门告知当事人鉴定过程,但对于已经产生公信力危机的影响性案件,公开鉴定生成结果的检验过程,尤其是检验方法、鉴定标准和规范等重要环节,恰是回应质疑、消除猜忌的最佳方式。
司法鉴定有其专业判断逻辑,但并不意味着其过程就可以封闭化。
再专业的知识判断,都需要直面公众基于常识的疑虑,也离不开开放化的程序设计和当事人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意味着其并非最终司法认定的证据,要增强其证明的效力,就需要强化鉴定过程的正当性。
专业化时代,知识也是一种权力,尤其是当执法需要借助知识权威时,更需要对知识权力本身进行规范、约束和监督。
无论是精神病鉴定还是司法过程本身,都是专业知识判断,都需要遵从公开透明的程序法则,如果一味以专业知识权威自居,拒绝向公众开放,那么再客观公正的结论都可能遭遇被质疑的结果。
在南京宝马案中,舆论一路盯住不放,并对鉴定意见提出疑问,无非是担心暗箱操作,会损害社会公正的底线,蚕食司法正义的基石。
因此,面对质疑,刑事执法不能放弃说理,专业知识判断亦不能放弃说理。
化解公众对于司法公正的焦虑,增进当事方对司法结果的信任,传递司法公正的品格,都需要刑事执法机关在各个环节不断完善,恪守程序正义,以更加中立、更加透明、更加开放的程序推演,展现执法的无偏私。
《人民日报》(2015年09月08日05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大气污染防治需“多点包抄”
未来大气污染防治的中心任务,是如何用常态化的手段,以整个社会可以接受的代价实现预期的大气环境质量目标
8月20日至9月3日,北京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17.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73.2%,连续15天达到一级优水平,相当于伦敦、巴黎、莫斯科等大城市的年均浓度水平。
9月6日公布这组数字时,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表示:
“这在北京PM2.5监测史上是绝无先例的。
”
这个“绝无先例”的蓝天,的确值得我们欢欣鼓舞。
但是,这个结果,是北京周边地区付出很大的代价换来的。
从积极的方面说,这证明了如果我们愿意付出代价,是可以换来空气质量持续达标的,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但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显然还没有达到可以将这些特殊时期的非常规控制手段常态化的地步。
因此,未来大气污染防治的中心任务,是如何用常态化的手段,以整个社会可以接受的代价实现预期的大气环境质量目标。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多次指出:
环境质量是核心,是根本,环保工作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
在“雾霾围城”的当下,尽快提升大气环境质量毫无疑问是当前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
上个月末,全国人大常委会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通篇都是围绕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这条主线展开的,其中明确提及“大气环境质量”达36次之多。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要实现大气环境质量达标,无非依赖于三类群体的作用:
政府、企业(市场)和公众(社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是题中应有之义。
就大气环境治理而言,企业是污染治理的主体,政府是监管企业的主体,公众是监督政府和企业的主体,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此次采取的停产、限产、限行等措施,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力量。
在未来常态化的大气环境治理中,应当充分发挥三大主体各自的作用。
对于政府来说,一方面,应当制定良好的规划和科学的标准,并逐步加大资源投入,提升各级环保部门尤其是基层环保部门的执法能力;另一方面,对于违法的污染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未达到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城市的地方政府,应当严格追究法律责任或者政治责任,尤其是切实落实约谈、区域限批、“绿色”考核、党政同责、终身追责等措施。
对于企业来说,要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和严格的执法来形成一种企业“不敢违法”“自觉守法”的局面;另一方面,可以建立环保“领跑者”制度,对于自愿采用高于国家法定要求或标准的企业,通过绿色金融、绿色采购、税收优惠、荣誉奖励等措施加大支持力度,让企业充分意识到加强环保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事业,让后行动者艳羡先行者,最终让企业在环保上形成“你追我赶”的局面。
对于公众来说,应当增强大气环境保护意识,采取低碳、节俭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大气环境保护义务;同时,政府应当充分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鼓励通过举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或者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等手段,对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向大气污染宣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要想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政府、企业、公众必须“多点包抄”。
当有一天,我们不再因为看见蓝天白云而激动地“晒朋友圈”,而是习以为常,觉得“本该如此”时,那就意味着我们胜利了。
《人民日报》(2015年09月09日05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给老师的最好赞美是信任
姜泓冰
人与人的信任建设,从信任教育、信任教师开始,很合适
开学伊始,就迎来了中国第三十一个教师节。
这样的日子里,说起老师,你是怀着满满的感恩和祝福,还是有说不出口的心思纠结?
一个小学一年级学生家长在新班主任家访时塞红包被拒。
老师推挡中说的一句“不用客气,来日方长”,让家长愈思量愈纠结,前两天终于忍不住上网请教:
“这究竟是意味着让我以后再找机会单独送上礼物?
还是老师安慰我,觉得红包完全没有必要?
”讨论无结果,话题却火速传遍朋友圈。
教师节前,许多微信群中转发的老师“拒礼”短信,也让很多家长焦虑症发作。
也在这几天,一则“最美女老师”的图片消息在网上流传。
照片上,吉林市的一位高中女教师一边打着吊瓶一边给学生讲课,引来了网友们的赞叹,也引来了对教师健康、待遇和学校管理的种种担忧和议论。
很想知道,在这样的新闻面前,你会站在哪一边——是认同“教师是阳光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时时发现身边的“最美教师”而心怀景仰,还是在心底里一边费尽心思想着如何送红包,一边对这个群体生出鄙薄不齿、畏而不敬更不信的情绪?
太过重视人生的竞争与成功,是不少国人无比看重教育的原因——以相当功利的方式。
有关教育得失和孩子成长的新闻,总是很容易惹起整个社会巨大的情绪起伏。
现实中的学校、教师和家长之间的关系,虽然不似医患之间那样紧张到冲突频发甚至染上血色,却也足够敏感和脆弱,经不起什么风险和考验:
一个未送进红包的孩子上学后被安排在最后一排,家长便要猜疑老师给了别人照顾;怕因学生意外受伤惹麻烦担责任,学校就努力把孩子训成小绵羊,不许自由蹦跳……
也许我们都该相信,有着相对良好教养、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会有在社会平均线之上的整体道德水准。
近10多年来逐渐提高的教师待遇,以及越来越严格、规范的师德教育与纪律约束,也在不断地整顿和塑造着这个群体。
他们中间,会有地震来临时慌乱夺门的“范跑跑”,也会有交通意外时推开学生牺牲自己的张丽莉;会有性侵孩子、克扣学生营养餐的败类,也会有放弃赚大钱机会、只为一声“老师好”和“桃李满天下”而兢兢业业几十年的教育家。
我们也许不必见带病坚持上课的女教师,就狂赞“最美”,将单个个体拔高到“蜡炬成灰泪始干”之类的精神境界;却也不该在身边的老师拒绝红包后妄加猜疑,归结为自己送得还不够“专业”。
这样物质化的“谢师”与揣度,其实是对整个教师群体的不信任和伤害。
要成就“阳光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仅有每年一度的少数“园丁”获奖和“春蚕”精神倡扬是不够的;要培育问心无愧的职业自豪感,也不能有藏藏掖掖的红包授受,而要靠言传身教、引领一个个生命成长带来的无可替代的恩与情、尊与敬。
在这样的师与生、师与社会的关系中,不能缺少的基础,是信任。
没有了信任,赞美与祝福就失了真诚、只剩空洞,红包送不送,都要纠结。
社会风气的净化,依赖制度建设,也需要所有人的自我约束。
你可以选择责任与坚持,做“最美教师”,也可以选择做一个信任孩子、信任教师的健康成年人。
与其吐槽痛陈社会流弊、教育病,不如让自己的思维举止更阳光。
人与人的信任建设,从信任教育、信任教师开始,很合适。
亲爱的老师,第三十一个教师节,愿我们所有人能给予你们最好的赞美,就是信任。
《人民日报》(2015年09月10日05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以改革造就更多中小学教育家
董洪亮
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是一项重大的人才评价制度创新,对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促进义务教育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更多中小学教师可以评正高职称了。
经国务院同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开。
这是一项重大的人才评价制度创新,也是国家在教师节献给园丁的礼物,对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促进义务教育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小学教师被誉为“手执金钥匙的人”,绝大多数的成年人曾经受惠于他们,在懵懂的少儿时期和叛逆的青春期,老师用金钥匙打开了人生旅途的正道之门,当得起学生终生的尊重。
多年前的一次校庆期间,笔者曾向回母校的一位中央领导人请教问题,他马上诚恳地说:
“在这里,你不要叫我官衔,我是学生!
”无论你取得怎样的成就,中小学教师都永远值得尊敬。
中小学教育专业性强不强?
育人是不是大学问?
答案是肯定的。
然而,长期以来,在职业发展空间上,幼儿园教师不如小学教师,小学教师不如中学教师,中学教师不如大学教师;中小学教师的职称顶点是副高级,“矮人一等”。
这次改革,将现行的中学、小学分立的职称制度统一等级和名称,设置相当于教授和研究员的“正高级教师”职称,为的正是提升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吸引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
要把好事办好,最重要的是评审标准和质量。
在评选范围上,国家以培养和造就教育家为导向,严控正高职称数量,坚持高标准、少而精,树立中小学教师发展标杆和楷模。
在评审机制和方法上,以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采取说课讲课、面试答辩、专家评议等多种评价方式,评审结果要公示,以增加透明度。
不仅如此,评价标准注重师德、教学方法和教学一线实践经历,改变过分强调论文和学历的倾向;向农村教师适当倾斜,晋升高级职称要有到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任教的经历。
这些改革举措,都有非常强的针对性。
当然,再好的制度,都离不开落实。
比如,有人说,“荣誉太少、没有科研、难发论文”是挡在农村教师晋升高级职称路上的“三重门”。
此外,可能还有一个比任何“门”更难跨越的——“领导门”。
如何避免职称评选成为“利益分配”,如何确保高级职称的公信力,不仅需要科学严格的评选制度,更要有风清气正的评选环境。
国将兴,必尊师而重教。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正在逐步提高教师的待遇和地位。
从今年6月《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出台,到《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印发,改革的举措都指向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中小学教师队伍发展,均为尊师重教的大手笔。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一生秉烛铸民魂。
”教师是青少年人生的引路者,文明的传承者,道德的示范者。
通过改革,激发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就能更好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人才保证。
《人民日报》(2015年09月11日05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生态文明,让理念变成现实
严厚福
再好的顶层设计,也需要扎实的基层实践,才能逐渐从“理念”“制度”变成“现实”。
这里的“基层”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基层政府部门,二是公众
中央政治局9月11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树立“六大理念”,秉承“六个坚持”,构建“八项基础性制度或体系”。
《方案》无论是在理念层面还是在制度建设层面,都堪称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的里程碑。
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规定,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再到此次的《方案》,可以看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已经逐渐从“理念”“政策”层面,深入到“具体操作”层面。
一个良好的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应当为具体的实践扫除理念、方向、体制和机制等方面的障碍。
长期以来,我国在自然资源资产保护领域,存在着重监管权轻所有权的问题;在环保的体制领域,存在着“九龙治水”“水里和陆地的不是一个部门管,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不是一个部门管”等问题;在管理手段方面,存在着重政府主导的强制手段,轻调动公众参与和经济激励的问题;在执法地域方面,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问题,等等。
此次《方案》提出的“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坚持城乡环境治理体系统一,坚持激励和约束并举”,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以改善环境质量为导向,监管统一、执法严明、多方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更多运用经济杠杆进行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市场体系”,显然是对症下药。
长期以来严重束缚我国环境保护成效的诸多体制机制问题有望获得解决。
再好的顶层设计,也需要扎实的基层实践,才能逐渐从“理念”“制度”变成“现实”。
这里的“基层”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基层政府部门,二是公众。
如果不提升这两者践行生态文明的能力,顶层设计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当前,负有生态文明建设职责的基层政府部门无论是在硬件还是软件方面,都与贯彻执行顶层设计所需的条件存在较大的差距,既难以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也难以实现公众的期待。
例如,长期以来农村环保工作之所以成效不彰,主要原因就在于执法力量严重不足。
因此,落实“顶层设计”提出的治理目标和规定的考核指标,就要为实际执行部门提供实现目标所需的各种资源,而不能寄希望于“又让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此外,鉴于政府部门掌握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必须充分发挥公众的力量,以弥补政府执法力量的不足。
《方案》提出建立“多方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显然也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
生态文明建设事关每一个人的利益,如果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其成效必将更加显著。
当务之急,是尽快推进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让公众可以在政府部门出现不作为或者滥作为时,挺身而出维护法律的尊严。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期待已经从过去的“盼温饱”“求生存”转变为现在的“盼环保”“求生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方案》,可以说正当其时。
拿出与当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同的力度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改”,才能更及时、有效地满足人民的期待。
上下同欲者胜,与民同利者兴。
我们相信,在以《方案》为代表的顶层设计的指引下,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真抓实干,一定能早日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
《人民日报》(2015年09月14日05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让年轻人的职业预期更通透
白 龙
把公务员恢复为现代社会中一个如其所是的正常职业,我们才能以平常心,理解那些选择“挑战自我”的年轻人,以及那些选择离开的官员们
大学生择业哪家强?
对于这个问题,以往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体制内”,眼下这一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近日一项以80后、90后年轻人为主体的调查结果显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体制内”的工作优势在削弱,逾半数受访者认为工作性质不重要,适合自己才重要。
择业观的变化,折射出年轻人价值排序的悄然位移。
青年的择业观,历来是社会风气变化最为灵敏的感应器,值得人们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历过好几轮大学生择业观的变化,诸如“外企热”“国企热”“公务员热”等风潮,这是中国社会流动性的表现,很正常。
眼下这一轮的择业取向,也不是突然出现的,此前就有媒体报道,作为就业市场的重要指数,2015年“国考”呈现出报考总数与竞争比例的“双下降”。
此外,一些官员辞职的消息也不时见诸媒体。
这些动向难免让人们产生疑问,“体制内”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变化自然是显著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重拳反腐、狠抓作风,党内风气为之一新,公款吃喝、滥发福利等现象变少了,官商勾结、左右逢源的空间大大缩小。
如果期待“体制内”总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福利”,一些“运作事情”的“空间”,一些不为外人道的“好处”,那么这种变化无疑会导致吸引力下降。
在某种程度上,近三年来政治风气的变化打破了这种对“体制内”的幻想,怎么说也都是正本清源之举。
其实,在新一轮改革发力之时,在创新、创业热潮之下,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公务员,面临的选择也更多。
根据社会发展情况、根据个人职业规划作出人生选择,“在最适合的时候做最适合的事”,本来就应是社会的正常状态,这跟体制内外,并没有太多关系。
把附着在“体制内”标签上的杂质祛除掉,整个社会的人才流动和职业观才能回归正常。
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通常都被称作“体制内”,但最核心的,恐怕是公务员队伍。
很长一段时间,过度的“国考热”,恐怕很难说正常,因为这要么意味着公务员的职业之上附着了太多利益,要么意味着社会发育度和职业分工不够成熟。
这两点中任何一点的存在,都将影响现代工商业社会的正常运转。
因此,近年来中央下决心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氛围,既是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祛除“官本位”思想的有效举措。
把公务员恢复为现代社会中一个如其所是的正常职业,我们才能以平常心,理解那些选择“挑战自我”的年轻人,以及那些选择离开的官员们。
他们的选择,是走向多元的中国社会必然会出现的职业分化,也是“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的体现。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体制吸纳的大多是社会精英,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之一。
保持和发挥好这个优势,让那些选择留下的人后顾无忧,让他们觉得在事业上有奔头,无悔自己的选择,同样需要在制度上予以考虑。
在政府机关等单位“一干一辈子”的时代或许已经过去,但也不应该让有这种追求的人觉得失望。
青年马克思曾经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方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有益于社会、有益于自我实现,应该是包括大学生在内的每个人的择业观和职业观。
体制的“内”与“外”,不应该成为影响选择的唯一标准。
《人民日报》(2015年09月15日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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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党建护航独立市场主体
周人杰
促进国有企业积极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是超越私有制逻辑,让其作为市场主体更独立、更理性的重要基础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从总体要求到分类推进,从现代企业制度到混合所有制经济,作出闯关夺隘的全方位部署。
其中明确强调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
企业就是企业,国企在竞争浪潮中无惧风雨、茁壮成长,首先要真正成为独立市场主体。
国企如何成为真正独立市场主体?
党的领导是重要的一环。
对此,有观点认为,党管国企不利于自主经营,不利于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创业。
类似的误解可以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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