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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编
本文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编《国家视野下的地址》,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第164—180页。
国家科举与地址家族文化:
对浙江泰顺旧家谱的分析
吴松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我国农村通常都有家族组织和家族文化,但各地的发达程度有较大的区别。
历史上凡是移民迁入早,开发历史久,而且战乱不多的地址,家族组织和家族文化就比较发达,反之那么要弱一些。
位于浙江南部、福建和广东东部的东南沿海丘陵山区,地理位置偏僻,群山绵延,历史上战争较少,古代较早迁入的家族在此发育了发达的家族组织和家族文化。
笔者曾著文简述位于这一区域的浙江泰顺县的家族制度,以为家族、村落、地址与县四个层面组成了农村的地域社会结构,古代自中央到地址的垂直行政系统官员的配置一样只到县一级,对县以下的治理要紧依托这种地域社会结构。
本文拟在基础上,依据田野考察时所取得的家谱和访谈资料,讨论组成县以下地域社会结构最基础层面的家族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科举对家族文化的关键性作用。
学术界对家族制度和家族文化固然已有很多的研究,对科举在家族文化中的作用也有论及,但说明科举对家谱编纂、宗祠兴修的关键性作用,和家族如何顺应科举文化的研究,似乎仍然有限。
本文拟集中在这些方面,希望以浙江泰顺为案例,制成一块引玉之砖。
为说明这一问题,第一需要介绍泰顺的旧家族及其族谱和宗祠。
一、泰顺的旧家族及其族谱和宗祠
1998年编的《泰顺县志》依据全县家谱和户口册,记载了县内人口达千人以上、有谱牒可稽的汉族、畲族55个姓的迁移源流。
比较咱们在近50个村落的访谈和家谱调查,县志的记载应非无根之谈。
咱们对这些数据的研究说明,占全县人口三分之一的林、陈、吴、夏、王、张等6姓的大部份的始迁祖,早在唐宋时期便已迁入泰顺。
另外,先人在宋亡以后、明代建县以前迁入的现人口别离在5000~9999人的各姓,占了全县人口的另一个三分之一。
换言之,占1998年泰顺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姓氏,其先人在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建县以前便已迁入泰顺。
清朝方志《分疆录》有泰顺“十八大族”之说。
唐宋时期,“前后入山著籍者凡十八大姓:
义翔乡如莒冈夏、库村吴、包坑包阳包、箬阳毛、池村池、大住左窟方、罗峰董及宋、南阳江、仙居木棉徐、葛阳陶,归仁乡如夹屿大安归岩张、筱村四溪林、陈阳陈、夹屿章峰蔡、东溪曾、叶屿洋叶、周边周。
开山立业至今八九百年,子孙尚多聚族而居。
”这些唐宋时期迁入且聚族而居的巨族大姓,不仅奠定了泰顺家族文化的基础,而且组成家族的主体部份。
宋朝是温州历史上大开发的时期,到了南宋温州已成为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少、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域。
南宋闻名思想家、温州人叶适说温州:
“余观今之为生者,土以寸辟,稻以参种,水蹙而岸附,垅削而平处,一州之壤日以狭矣。
”温州是土狭民稠、对外移民的区域,同时又是“俗秀而矜絜,子弟胜衣能文词”,“尤号为文物极盛处”的区域。
泰顺在建县以前属于温州的瑞安、平阳两县的西部山区,温州经济文化发达地带要紧在各县的沿海平原和近海山区,但这种经济文化的阻碍不可能不进入西部山区,而且向外迁移的温州移民也会选择西部山区作为迁入地。
另外,南宋时期今泰顺南面的福建路的人地矛盾愈甚于温州,其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可能还超过温州,来自福建的经济文化阻碍和移民迁入对泰顺的重要意义不可轻忽。
《分疆录》述外地移民迁入与泰顺文化兴起的关系:
“唐季各大姓避地入山,至宋而人材辈出,蔚为文物之邦。
”依据《分疆录》和泰顺迁入较早的大姓家谱关于本族中举人数的记载,南宋无疑是泰顺历史上中举人数最多的时期。
泰顺的假设干家族,如库村的吴氏和包氏、箬阳的毛氏、泗溪的林氏、罗阳的董氏、章峰的蔡氏、仙居木棉的徐氏、池村的池氏,龟岩大安的张氏,不仅“登甲科者既不乏人,即由诸科及恩荫出任者亦夥”。
固然,需撇去某些家谱中可能有的虚夸的成份并考虑不同时期的科举做法,但南宋时泰顺文化已达到必然的水平却不该疑心。
泰顺的家族,大体都拥有家谱、宗祠、族田、族学,有的还有开基祖的墓。
上述诸方面尤其是家谱和宗祠组成家族文化的要紧内容。
在古代泰顺人看来,“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能够知兴替,能够知贤否,能够知尊卑”。
若是没有家谱,一旦族内人口众多,或乱离以后,族人将互不熟悉,视同路人。
而且,家谱是家族历史上的人口、经济、社会关系的如实记载,生卒有书,坟墓有书,仕进有书,品行有书,族规族约有书,这些记载也有利于风俗人心。
泰顺每一个人数稍多的家族,几乎都有一部以上的家谱存世。
迁入较早的家族,大多从明代或清初开始修谱,至今至少修过三四个谱。
有的听说修谱之早,能够推到宋朝。
例如,三魁张宅的张氏,据其谱所载的康熙年间张天祐撰《历世修谱纪年》,宋建隆辛酉年第一次修谱,尔后熙宁十年、淳熙八年、景定二年、咸淳七年几回修谱,后“因景炎之乱所修谱烬于兵火”,于元朝至元三年重修。
尔后,明代的永乐十六年、成化十二年、嘉靖十年、万历八年,清朝的康熙三十六年、康熙五十九年、宣统辛亥年都修过谱。
若是上述记载属实,那么张氏历史上修的谱已有14次之多,笔者看到至今仍有康熙五十九年谱、宣统辛亥谱存世。
咱们在2006年、2007年的两次大规模考察及其后的后续考察中,对泰顺境内近半数乡镇的近五十个村落访谈和拍照家谱。
截止2009年,共收录家谱33个姓氏的129部族谱。
其中,除吴氏、林氏、张氏、陶氏等泰顺本地传统的“十八大姓”之外,亦不乏晚近迁入的赖氏、苏氏、曾氏、邱氏等客家姓氏,和以雷氏为代表的畲族姓氏。
以修谱的年代论,明代谱6部,清朝谱57部,民国谱26部,解放初期谱5部,改革开放以后新修谱35部。
凡稍具规模和历史的家族,或一村或数村,都建有自己家族的祠堂(或称宗祠),并在祠堂中按期祭祖,是泰顺家族组织发达的另一个表现。
泰顺农村能够说无姓无祠堂,无村无祠堂。
依照一家家谱所说:
“泰虽僻处山陬,三家之村,必有祠堂,而野老樵夫,类能言其十世以上祖,风至古也。
”各村因漂亮和气派而引人注目的传统建筑物,几乎都有祠堂,杂姓村往往有数座祠堂。
祠堂中供奉先人的牌位,还是家族领袖议事和某些公共活动,例如每一年祭祀先人的场所。
如此众多而又编纂历史相对悠长的家谱,和普遍存在于山村的祠堂,无疑是研究古代东南沿海山区家族制度和家族文化宝贵的历史资料。
这种来自乡野民间的资料,为咱们展现的传统时期农村文化的面貌,是任何其他的资料无法代替的。
二、科举在家族文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自唐后期起,家世血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支配作用大大下降,科举制的推行更为基层人群的向上流动开辟了道路。
宋朝科举的大门,几乎面向全社会打开,两浙路仙居县令陈襄描述道:
“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身享富贵,家门光宠,户无徭役,庥荫子孙,岂不为盛事哉?
”科举大门的放开有力地刺激了全社会的念书之风,加上学校教育的扩大,宋朝士人数量相当庞大,念书当官成为相当一批人的衣食之道。
在那些人稠地狭、生计艰巨的地域,走念书当官之路的人专门多。
靠近泰顺的福建尤其如此,例如建宁府(治今建瓯)“土狭人贫,读且耕者十家而五六”;兴化军(治今莆田)“家贫子念书”,“赋入不敌江浙一大户,而魁人韵士占多数”。
科举制度在促进文化向民间普及的同时,也将念书当官的理念推向了民间。
在古代高度重视农业、倚耕地为要紧财富的背景下,百姓有了钱就要购买耕地,官员一样如此。
官员往往是一边当官,一边本地主,并想方设法鼓舞后代继续走念书当官之路。
对贫困人家来讲,催促小孩念书当官更是摆脱贫困的最好的前途。
宋朝以后在东南沿海这种经济文化达到较高水平、人均耕地又相对少的地域,开始大量显现所谓“耕读持家”的家族,且这种持家之道入元明清而不减。
泰顺山区一样如此,各姓家谱中不乏“耕读持家”的记载。
摘引数例于下:
上交垟曾氏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从福建迁入,“枕山营室,筑土为垣,建屋数楹,规模粗具,遂迎其父母携眷属以家焉。
居越年,买其村之山与田耕种以自给。
延师为子弟训,秀而文者习举子业,强而勇者应武科,讷者农,善会计者贾也,一家之人无游手不事事者。
”在迁入半世纪的同治四年(1865年),二房的第三世曾俊才登恩科举人,获授职骑尉,从此簪缨连任,被称为泰顺望族。
泗溪汤氏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从乐清迁入,“初时只是一父一子,行李无长物”;“迄今只是百余年,其孙曾日盛,屋宇频兴,田园山场所置愈广,而俊士又声振黉宫,继起者尚不可量,瞬息间将与悦公诸族等矣”。
三魁秀溪边邱氏开基祖康熙年间率兄弟迁入,“当日行李资费外仅余数百金,惟克勤克俭,服畴食德,置田园,创屋宇。
及身培植孙曹业儒,岂非当世之人杰也?
”
雅阳塔头底季氏原居青田县,明代迁入泰顺,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一支迁入塔头底,在村中广创宅第,购买恒产。
雍正十一年(1733年)创有闲斋,供子弟念书。
不久族人写文章说季氏:
“至于今楼房广建,恒产多增,文裔绳根,诗礼相承”,即不仅富有衡宇和田产,文脉也取得了继承。
雅阳百福岩周氏原居景宁县,康熙五十四年以后辗转迁入。
开基祖迁入时既贫又穷,无立锥之地,成家后日夜劳作,因擅长经营慢慢积存起家产。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以后后代取得功名,家业加倍兴隆。
如上所述,泰顺家谱的普遍记载说明,外地迁入的家族,一旦居住下来并大致解决了经济问题,便要送小孩念书,习举子业,假设干代后便有子孙在科场取得成功。
泰顺农村许多古民居的厅堂上至今还悬挂着书写或镌刻着“耕读持家”的先人遗训,以实物映证家谱这方面的记载。
在古代的泰顺人看来,所谓的“耕读持家”,“耕”即务农,有能力者当拥田多多的地主,无能力者那么耕种自己的几亩薄田;“读”即念书,通过科举走当官之路;“持家”即维持家族的世代绵延和千年兴隆。
依照里光林氏的观点,“天下之人莫不欲高其家世,然家世之高必有贤父兄以开立教之原,斯能够高其家世。
又莫不欲大其家声,然家声之大必得贤子孙以读圣贤之书,斯能够大其家声”。
换言之,“耕读持家”的关键在于“读”而不在于“耕”,若是要光大门楣、壮大伙儿声,必需要走念书当官之路。
因此,“耕读持家”固然环环相扣,关键仍是科举。
家谱的编撰和宗祠的成立,大致能够看做某个家族的家族文化形成的两个标志。
家谱编纂一样都早于宗祠的成立,何时编纂取决于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家族人口的数量,只有达到必然的数量才有编家谱的必要。
第二个因素是家族的经济实力,只有具有必然的经济实力才有能力编家谱。
第三个因素在于是不是有家族成员取得功名,此项的重要性又超过前面的两项。
宋朝以后以科举为要紧的取仕之途,在重视当官的传统社会,家族只有科举成功,在地址上才有自己的地位和发言权,便有了编纂家谱的必要。
反之,即令人口众多,拥有必然的经济实力,仍然没有社会地位,在此情形下族内人一样可不能建议编纂家谱。
咱们在泰顺考察期间,对18个村落24个家族的历史情形进行了较为深切的调查,并取得这些家族的族谱。
兹依据这些资料,制成下表,用以反映各个家族的迁入、科举、修谱和宗祠修建等方面的情形。
泰顺18个村落24个家族的历史情形表
姓氏
村庄
何时何地迁入
何时始得功名
始修谱时间
始建宗祠时间
吴
新浦乡库村
896年由绍兴迁入
1015年
1037年
五代以寺庙为家庙,1477年建宗祠
包
新浦乡库村
812年由绍兴迁入
1207年
1238年
五代以寺庙为家庙,1248年改建宗祠
吴
筱村镇徐岙底
库村吴氏分支,1236年迁入
1736年前即有,时间不明
1715年
1747年
林
筱村镇东垟
1237年自邻近东原迁入
1488~1505年间
1488~1505年间
1714年
陶
司前镇
1736年自县内葛洋入
1850年代
1793年
1836年前数年
林
司前镇里光
1430年左右自罗阳象庄迁入
1482年前
1486年
1788年建小宗祠
罗
司前镇里光
1670年左右自福建迁入
不详
1817年
1817年
吴
竹里乡何宅垟
1409年景宁迁入
第七代之前
1542年
?
徐
仙居乡仙居
第一代自兰溪入泰,第四代987年迁入
1012年或1120年前后
1075年
1426~1435年
张
仙居乡仙居
1400年由岭北迁入
1570年以后
1601年
1582年
潘
岭北乡村尾
明初自景宁迁泰顺,1428年迁入岭北
不详
约1570年代前后
1741年
曾
罗阳镇上交垟
1814年自闽入
1865年武举人
1902年
先在大屋设祭室,后建
林
泗溪镇
925年自闽入泰顺,961年迁入
1111~1117年中举
不详
不详
陈
泗溪镇
北宋
不详
1505年前已修,后失,1756年合修
1724年各派在企石村共建宗祠
汤
泗溪镇
1703年自乐清入
1807年前
1807年
1846年
苏
泗溪镇前坪
1436~1449由闽迁泰,不久入前坪
1740~90年代
1819年前已修过一次
1747年
张
泗溪镇前坪
1662年由闽入
1770年代
1807年
1852年始建未成,1908年重建
薛
三魁镇薛宅
921~922年由平阳入
不详
南宋?
1302年
张
三魁镇张宅
南宋初自大安入
南宋初
南宋初
1505年
邱
三魁镇秀溪边
1692年由闽入
1798年前
1798年
1836年
张
三魁镇庵前
1634年前由罗阳入
1780年前后
1813年
1814年
季
雅阳镇塔头底
1518年由青田迁雅阳,1679年入
1752年前
1794年
1747年
周
雅阳镇百福岩
1715年由景宁迁雅阳,第二代入
1841年
1850年
1853年
王
龟湖镇
1451年由云和入
或17世纪初
1763年
1764年
资料来源:
依据吴松弟、刘杰主编:
《走入中国的传统农村:
浙江泰顺历史文化的国际考察与研究》,第四章对20个镇和村落的研究制成。
上表说明,各个家族的迁入、始得功名、始修家谱和始修宗祠的四个时刻,除少数情形外,大部份表现出必然的规律性:
第一,在迁入时刻和始得功名的时刻的关系上,一样说来,迁入越早,始得功名就越早。
第二,至于各家族迁入以后通过量青年才能有人获得功名,大致存在两种情形。
一种是家族迁入前已具有较好的经济文化基础,迁入不久即取得科举成功。
另一种是家族迁入前的经济文化基础不行,迁入一二百年乃至更长时刻才有人取得功名。
第三,编纂家谱的时刻,一样都在取得功名以后。
24个家族中,除司前陶氏是在取得功名之前,筱村镇东洋林氏或许同时,其他都是在取得第一次功名以后。
有的家族在取得功名以后即第一次编纂家谱,有的那么过一二十年最多三四十年即编首部家谱。
第四,除了仙居乡张氏、泗溪镇前坪苏氏、雅阳镇塔头底季氏,宗祠的成立一样都在编纂家谱以后。
乾隆二十八年王瑞琳为龟湖王氏宗谱写序,便指出关于家族而言,编纂家谱的重要性超过修建宗祠:
“顾有族那么必有祠,有祠又必有谱,祠因此萃祖宗之神灵,谱因此记世系之源流也。
而吾谓谱之所系殆有甚于祠焉,盖祠虽未建,后有建者仍然可栖祖宗之神灵。
谱而不作,那么世系莫考,虽欲栖祖宗之神灵,不可得矣。
”
需要指出,泰顺相当多的家族,在宗祠成立之前,并非不供奉家族的先人神位和进行祭祀先人的活动,而是还有场所。
库村吴氏、库村包氏在唐末迁入的初期,都第一利用迁入地原有寺庙广度寺的边厅安放祖先神位并进行享祀活动,这一部份以后慢慢演化成两族最初的宗祠。
上交垟曾氏在迁入之初,先利用家族公共活动的大厅安放先人牌位和祭祖。
有理由估量泰顺相当部份的家族,在家族形成的初期时期,都可能先利用庙宇或家族公共活动大厅安放先人神位并进行祭祀活动。
尔后因家族人口增多,原先的场所无法容纳祭祖的人群和其他方面的缘故,才创建正式的宗祠。
以上各项关系中,最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功名。
绝大部份的家谱都出此刻家族成员第一次科场成功以后,而宗祠的创建又多在第一次编纂家谱以后,足可说明第一次的科场成功在家族文化进展中的关键作用。
据此推测,大部份的家族如在科举上未取得成功,便缺少编纂家谱的冲动。
关于任何一个家族而言,成员要第一次取得功名,需要文化、教育乃至经济方面的长期积存,有时还带上偶然性。
位于泰顺山区的家族,因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经济文化相对掉队于温州的沿海地带,难度显然又更大一些。
泰顺有的家族迁入以后用了二三百年乃至更多的时刻,才有人第一次取得功名,即说明了艰巨性。
三、家族文化对科举文化的顺应
关于家族而言,族内子弟取得功名,不仅是编纂家谱、兴修宗祠必备的条件,对家族还有其他方面的益处。
王善军指出,在宋朝,族人一旦取得功名,不但自己能够身享富贵,光宗耀祖,一家人免去徭役,还能够大大提高宗族在地址的威信。
在那时,一个宗族可否成为地址的名门望族,大体取决于那个宗族的出仕人数及其官职的大小。
而且,族人出仕以后,还能为宗族带来诸多益处:
创置或增置族产;恩荫宗族子弟;减少赋税徭役等等。
就像宋人刘克庄所说:
“人家一子仕宦,一家一族孰不望其荫庇。
”至于官僚们利用手中权利为宗族谋取非法利益,自没必要说。
由于功名对家族的重大意义,各家族必将要想方设法帮忙子弟念书、读好书,考中功名。
这方面的内容甚多,方式也多种多样。
第一,表此刻对族内子弟,尤其是贫寒家庭子弟念书的鼓舞和支持上。
为鼓舞子弟念书,里光林氏乾隆年间特意成立隆文书塾,每一年请蒙师教各屋子弟念书。
另外,又为在官学中念书的子弟设立了养贤田。
养贤田共24亩,每一年于此田内收租,平分给每一个念书的子弟,用做购买纸、笔、灯火的费用。
若是前去府城温州考试,每人给米三官斗,童生赴考也给米,但数量略少。
在端阳节祭拜先人以后,每人给银三两。
到考试之年,依照所获功名等第,各分给银子五两或四两以资鼓舞。
泗溪汤氏没有养贤田,而是用宗祠祠田所收的田租,奖励族中有志于功名的子弟。
子弟凡已入文武官学念书,或生员因考试成绩优秀而升入廪生,都可取得一年的田租,以示奖励。
若是一年之内同时有二三名进入官办学校,那么均分一年的田租。
筱村东洋林氏是泰顺一个历史悠长、文教兴盛的家族。
数百年来,林氏一族开塾办学,文教兴盛。
村内书院触目皆是,最先者有“溪坪园古塾”,乾隆时又前后开办“玉溪书塾”、“竟成书塾”,而林氏宗祠内的“大书斋”至今仍完好地保留着。
据村内耆老回忆,祠堂从几十里外专门聘来先生教诲子弟,他们幼年时都在书斋里念书,交费极少。
林氏家谱特设《胶庠录》、《仕宦录》,夸奖各代精英。
以上只是各家族重视文化教育的不胜列举的例子中的几个。
咱们在考察中看到,在较大的村落,家族往往建有义塾、书院等各学校,供本村和邻村的家族子弟念书。
有的并建有念书楼、文昌阁、文祥塔等以教化为目的的建筑物。
在许多宗祠的外面,昔时表示科举成功的旗杆石仍一个个整齐地排列在祠门的双侧,有的宗祠如龟湖王氏宗祠门外乃至还有高高的旗杆柱。
在少数宗祠的墙壁上,还保留着晚清时期科举高中和民国考上大学或高中的捷报。
在一些传统民居中,昔时因科举高中而取得的匾额和捷报,仍悬挂或张贴在大厅。
泰顺农村类似的建筑物和文物甚多,几乎村村可见,组成农村传统文化的风光线。
第二,表此刻用各类各样的方法,帮忙子弟取得功名。
里光林氏在清朝初年因屡遭寇乱而宗族势力薄弱。
康熙年间,一支迁往龙泉小梅村以躲避仇家,其第三代林绍昌因勤奋念书而在小梅出名望。
那时政烦赋重,只有生员才享受国家的优待,家族不用担任粮长。
因本乡族人没有善念书者,乾隆年间里光林氏便派人到龙泉劝绍昌回籍参加考试。
林绍昌回来后不负众望,接踵在县试和府试、院试取得好成绩,被授官。
明清时期捐赀得官合法合理,一些已经富裕但在科举考试上未有收成的家族,不能不走此路,乃至科举已成功的家族同时也采纳捐赀得官的方法。
很多的家谱都将捐赀得官者与在县学念书的秀才一同列入仕林,写入胶庠。
有的家族原先已有家谱,在捐赀得官不久还再次修谱。
司前陶氏出于泰顺葛洋,为县内闻名大族,很早即登进士第和修家谱。
其中一支1736年迁入司前,1793年修家谱。
尔后家境中落,一二十年后从头致富,后代于咸康年间(1851~61年)因捐赀得“恩贡生”并获官,1857年再修家谱。
第三,表此刻修家谱时重构自己的开基祖,尽可能让其具有官员的身份。
关于某些第一次编纂宗谱,尤其迁入许多代以后才编家谱的家族而言,编谱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清楚地勾画出自己的老祖宗专门是始迁祖的清楚图像。
由于时刻太长的关系,有关他们的文字和口头资料不多,必需通过认真寻觅才能取得。
在这方面,泗溪林姓提供了专门好的个案。
林鹗《始祖内史公传》载:
林氏始祖林建公于后唐同光三年(925年)自福建迁入,北宋建隆二年(961年)徙家泗溪。
林氏迁入后世代务农,到了第六代林杞成为进士,“始追叙其(始迁祖林建公)略为行实焉”。
但是由于历时已久,始迁祖“晦名讳迹,无知为谁某者,故仅传”,不能不探寻他的名字和生平事迹。
始迁祖的名字和表字都已失传,只明白小字盟官,排行第三,以前称为盟官三府君;因唐末以明经官内阁长史,又称为内史;又因迁自福建建安,称其为建公。
外出避难,最初在福建长溪、建阳(相现今福建北部)羁栖靡定,后转入黄、傅二姓请垦之地的泰顺泗溪。
林鹗是一名严肃的历史学家,但他所要描述的是自己家族的开基祖,有关他的历史故事早已形成并流传,到林鹗时期已全然无法依据资料进行靠得住的考订。
透过林鹗的笔端,咱们除看到他的无奈,也能猜想始迁祖迁入时的依稀状况。
家谱说他唐末以明经官内阁长史,又称为内史,但从名字和表字俱失、且又在福建长溪、建阳一带羁栖靡定,后转入“黄、傅二姓请垦之地”这些情形分析,是不是官宦之家,不无可疑的地方。
第四,表此刻修家谱时在家族的历史方面也需要重构,尽可能使其完整、系统、辉煌。
百福岩周氏宗谱并未像泗溪林氏那样,称始迁祖出自仕宦之家,而是坦率承认身世贫寒并详细记载了他辛苦发家的历史。
开基祖迁入时在村中既贫又穷,无立锥之地,不能不做上门女婿,成家后日夜劳作,超级辛苦,靠自己和儿子们的辛勤和精明而慢慢发家。
当后代进入太学或通过捐粮获授布政司都事以后,周氏开始编纂宗谱。
由于不知道自己家族的源流,于是派族人数人前去先人迁出地景宁金苏岱等处寻访。
因发觉非本派正源于是再辗转到泰顺的章州,到了章州发觉只剩故址,又历尽艰辛,一直寻找到松阳县的陈山头,费去数十余金,才取得陈辉璋所作原谱,查明迁章州以前的源流。
龟湖王氏迁入时亦相当艰巨,经假设干年的艰苦奋斗,才成为本地人丁兴隆、田产日多且有功名的家族,于是规画编家谱。
由于对开基祖迁入以前的情形缺乏了解,也不能不前去迁出前居住的云和县,访问未迁的家族,并取家谱而抄之,才知迁龟湖家族的分派“信而有征矣”。
尽管如此,在后来续修谱的族人看来,开基族以前的历史仍有各类令人迷惑的地方:
“自始祖以前,世系有未续即间附以已意而接成世次者,亦有未真非妄也,因一时而难悉也。
”
刘志伟、黄国信等人对珠江三角洲和安徽徽州族谱的研究说明,旧家族在编纂自己的家谱时,普遍存在着重构先人的历史与谱系的现象,喜爱拉名人作为本族的始祖。
泰顺的家谱一样如此。
重构始祖的目的,与重构开基祖的目的大体相同,都是要让自己的先人,既源远流长,又辉煌灿烂。
第五,表此刻士人一样都要为家族或地址做一些修家谱、建宗祠、提倡教育等事。
在泰顺人的心目中,士人除会念书、有功名之外,还要为地址做一些修家谱、建宗祠、提倡教育等益事。
岭北道均洋潘氏家谱夸奖一名名叫潘有冠的士人:
“有才干,凡杂记群书、过目成诵,族内建宗祠、修谱牒,和延师训子,皆公倡率也。
如公者,可谓生在那时,功及后世矣”。
以上提到的里光士人林鹗及其先人,有感于林氏在宋亡以后渐趋衰落,家谱简陋,尤其是明成化以后不修者百余年,都决心为家族从头编纂家谱。
林鹗高祖修谱未果,林鹗遍访同宗,得古本校订,终于编成。
编成以后遍告全县族人,举行祭先人、会族老等仪式,并将家谱印送本宗和远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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