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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的少数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史前史
“热心的少数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史前史
重申1956到1964年间“作为一种批判性智识努力的文化研究”,并非是为了将它从“批判性智识努力”的意义上归入“史前史”,而是指出这种“批判性智识努力”同样贯穿于1964到2002年间“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它并没有因为“体制化”而自己弱化这种努力。
或许,当初,当伯明翰大学将一种本来作为工人社区的理论和实践的文化研究接纳进大学体制时,只是想通过“体制化”或者“学科化”来弱化其批判能量;当它最终发现难以驯化这种能量时,它就找了一个借口(所谓因其在“学术研究评估”中名列末位并因之未能获得足够社会资助,不得不“末位淘汰”云云),把它解散了。
一
一种“原生性理论”在其跨国旅行中总会多多少少丢失一些什么,甚至是其当初的灵魂或者“存在的理由”,并不断添加着从新的跨国历史语境产生的以应对这个特定语境中的特定问题的“创造性误读”,例如“文化研究”在中国可能意味着因其“学科性”(所谓特定的“研究对象”以及与之相应的一套“专门方法”,等等)难以归类而通常被“学科界线的警察”排斥在传统的人文社会学科之外的一切,因而当我们谈论“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时,我们有可能是在谈论“文化研究”,也有可能实际是在谈论“关于文化的研究”(thestudyofculture)。
这正如戴锦华在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进行回顾时所做的区分:
“文化研究”不仅仅是“关于文化的研究”,“不仅仅意味着研究与关注对象的转移与扩展,而且意味着对既定的知识结构、话语系统的质疑;它同时意味着对发言人的现实立场和理论立场的追问”。
尽管“创造性误读”也是理论创新的一种途径,但对一种原生性理论的特定的历史语境、知识谱系及其原初追求的回溯,可以确定一个“基点”或者“起点”。
并非偶然的是,从一个学术机构的编年史来说,1964年创立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有一个“终点”:
它后来栖身于其中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于2002年7月被伯明翰大学校方关闭。
其实,早在1987年,当伯明翰大学校方决定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社会学系合并时,它的左翼批判传统就开始被釜底抽薪了。
随撒切尔夫人所代表的保守党当政而被迎进白厅并在那里被奉为官方哲学的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从1980年起就致力于动用行政手段以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从高等教育中清除新左翼力量。
早在几十年前,哈耶克等主张完全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者就与主张福利经济的凯恩斯主义者进行论战,但遭到惨败。
随后的五六十年代更是新左派的天下,哈耶克们只能通过一些自言自语的文章来表达他们的怨恨,并坚信“今日的异端将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1980年里根撒切尔夫人的保守主义时代来临,哈耶克们在朝圣山蛰伏了几十年后终于可以弹冠相庆了。
其实,早在5年前,哈耶克就成了以撒切尔为领袖的保守党所供奉的先知。
阿兰?
艾伯斯坦的《哈耶克传》记载了发生在1975年保守党内部的一件事,当时,撒切尔夫人刚刚当选保守党领袖,其研究部门为她提供了一份温和的“中间道路”方案,但铁娘子完全不是那种优柔寡断的性格。
没等研究部门的人把话说完,她就从自己精致的随身包里掏出一本厚书,重重拍在桌子上,对那一圈人正色道:
“这本书,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
”这本书正是哈耶克的《自由宪章》。
如果说之前的时代流行着一种左翼激进主义,那么,随着撒切尔夫人上台,一种右翼激进主义很快就成了“国家哲学”。
新自由主义致力于为“自由市场”提供道德合法性,为此就必须对所谓“辉格党人的历史学家”有关资本主义的描绘进行批判,斥之为“神话”或者“无稽之谈”。
例如,1954年哈耶克在为自己一帮人出版的论文集《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写导言时,就集中火力攻击“辉格党人的历史编纂学”制造的一个“超级神话”。
他先列举了左翼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描述,然后写道:
“不过,在所有这些神话中,有一个最离谱的超级神话,人们一直用它来贬低令我们当今的文明受益匪浅的经济体系,本书就专门探讨了这个超级神话,这个超级神话就是:
随着‘资本主义’(或者是‘制造业’‘工业制度’)的兴起,工人阶级的状况反而恶化了,有谁没听说过‘早期资本主义的惨状’?
有谁没有下面的印象:
这种制度的出现,给以前知足常乐、心满意足的广大民众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新痛苦?
我们可能恰恰是在维护一种已经臭名昭著的制度。
人们指责说,这种制度,最起码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使社会上最贫穷、人口也最多的那部分人的境遇恶化了。
社会上无所不在的对‘资本主义’的强烈谴责,与下面的信仰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不可否认,竞争性秩序确实带来了财富的增长,但其代价却是降低了社会中最贫穷的人口的生活水准。
”
但哈耶克们却认为工人阶级比他们以前富裕了,并以一系列有根有据的统计数字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并非虚言。
哈耶克偷换了概念,左翼提出的并非“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而是“相对贫困化”(相对于在自由市场中呼风唤雨的少数富人阶层),这就牵涉到社会公正问题。
此外,哈耶克回避了西方资本家的全球资本导致的全球分工,即把“第一世界”的贫困以及大工业的生态危机转移到“第三世界”,而当丰厚的利润从第三世界的“血汗工厂”返回第一世界时,由于“血汗工厂”远在天边,这些钱也就洗去了罪恶感,向第一世界的富人们和穷人们证明市场经济的道德性,并向穷人们证明他们在左翼的蛊惑性宣传下所痛恨的富人们其实都是菩萨心肠,他们捐助教育、从事慈善,等等。
自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来一直遭受来自其他阶级的道德谴责的资产阶级被哈耶克们迎进了道德的圣殿。
资本主义的名声是被“辉格党人的历史编纂学”所败坏的,而左翼之所以能“操纵人心”,在于他们控制了报纸、出版社、教育、文学等事关“文化霸权”的领域。
如今,是把左翼的流毒从这些意识形态机构中清除出去的时候了。
撒切尔夫人政府的教育政策为后来上台的梅杰政府(保守党)和布莱尔政府(工党)所继承和发挥。
任梅杰政府内阁教育大臣(1992―1994)的保守党人约翰?
帕藤勋爵在1994年左右就高等教育发表公开讲话:
“我已经下令进行调查……力图弄清楚为什么一些年轻人被实验室拒绝,却为了媒体研究之类的当代伪宗教而拥往研讨室……对意志薄弱者而言,进入文化的迪斯尼有着显在的吸引力。
” 2004年11月,面对在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联手压制下处于分崩离析、一蹶不振状态的各种异议力量,北安普顿大学的戴维?
希尔在《教育政策的未来》上发表《书籍、银行、子弹:
控制我们的思想》,谈到近20年来英国政府动用各种行政的、经济的和技术的手段――经济和技术手段有时只是一种变相的行政手段――对以左派为核心的大学异议力量的压制:
“以美国的跨国资本为统治方式的全球资本,与其代理人政府联手,利用压制性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来扩张自身利益,并边缘化、恐吓、削弱乃至消灭一切挡路的力量。
我们所看见的是一场‘来自上面’的阶级战争,一场国内外的资本家阶级针对国内外工人阶级的战争。
”这场“来自上面的阶级战争”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就是“压制教育领域的异议空间”,其手段多种多样,如设立各种“评估标准”来控制大学的课程设置的方向、教师的升迁去留、学生的升级和机构的存亡(所谓“末位淘汰”),如高等教育的“商业化”或者说“市场化”,从而在高校教师中制造一个“学术无产阶级”和一个“学术资本家阶级”,以引导教师和学生选择那些能在市场上获得高额回报的学科,等等;同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媒体和高等教育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中立化”,同时“将那些抵制/反抗资本主义的、对立的意识形态、行为以及行动分子边缘化和妖魔化”,从而“使资本正常化,使异见反常化”;再就是“反理论”“反智”,强调技术层面,这一点尤其体现于教师培训,教师“被培训”,而不是“受教育”。
2002年6月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被撤销,就是保守主义“压制异议空间”的一次行动。
当年4月起,伯明翰大学就有传闻说,校方将关闭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理由是该系在最近一次“学术研究评估”中排名靠后,将面临“末位淘汰”的结局。
但随后又有传闻称只是“重组”,保证不会取消。
如此拖到6月底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此时部分学生已经离校。
或许,在校方看来,将关闭该系的决定延至暑假,是一个避免学生闹事的时机。
不仅如此,保守主义的学校当局在宣布这一决定的时候,还采取了一种偷偷摸摸的方式:
6月21日,该系教师每人都收到一份电子邮件,通告他们取消该系建制的决定,而全系14名教师将只保留三个半职位,所有教师可以在7月31日前自行决定是争取这三个半职位,或是自动离职。
26日,这一决定得到校方证实。
27日,《卫报》刊登该报记者坡利?
柯提斯采写的一篇报道《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系被关闭》:
“伯明翰大学于今早证实,在国际上广为承认的文化研究诞生地正在重组。
尽管未被证实,很可能有11名教师将失去职位,留下大约210名学生9月开学后对他们的学位不知所措。
”同日,尚滞留在学校的该系部分学生发现系大门上贴了一张计算机打印的字条:
本系已被撤销,别无他事。
撤销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是伯明翰大学当局做出的一份“削弱左翼激进主义”的政治决定,是消除校园左翼心头大患的一次行政行为,尽管它给出的理由是该系由于在最近的“学术研究评估”中排名靠后,不能再从校外获得足够的资助。
不过,很快有人揭露,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在伯明翰大学所有人文社科院系中获得的捐款名列前茅。
一个“保卫文化研究中心”的运动随即在校园里发起。
由于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的几位左翼教授早已名闻遐迩,该系也因此享有国际声望,关闭事件很快就引发了国际学界的反响,几十名著名学者投书《泰晤士报》,抗议伯明翰校方关闭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希望校方收回成命。
一些抗议信还直接寄到了伯明翰大学。
但校方不为所动,于是,一个维持了38年并被冠以“伯明翰学派”而使伯明翰大学像一座学术高峰一样呈现在国际学界的机构就这样成了历史,其成员星散而去,而其丰厚的思想资源则依然四处被征用。
二
徐德林的《重返伯明翰》有一个副题――“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考察”。
作者在“引言”中就该书宗旨写道:
“重返伯明翰,首先是指考察与研究作为文化研究源头之一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形成机制,继而梳理与建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所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
此举并非旨在建构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智识专制政权’,而是意在捍卫文化研究的学科合法性。
”就“文化研究的学科合法性”,作者又云:
“本书旨在为文化研究梳理与建构出一段清晰可辨的历史:
第一,作为一种批判性智识努力的文化研究显影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或者更准确地讲,1956年的英国;第二,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于1964年诞生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虽然作为文化研究象征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已于1987年化身为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的一部分,而且该系已于2002年被校方关闭,但这并非意味着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的历史已然终结。
一如我们将看到的,目前,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的历史仍在通过广泛开展于英伦高校与中学的文化研究教学,借助美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中国文化研究等‘子嗣’,得到延续与丰富。
”
“捍卫文化研究的学科合法性”一句,令人有时空重叠之感(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在他处的重演”)。
正如“英国文化研究的学科合法性”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之时成了问题,并逐渐被剥夺学科合法性(中心1987年被合并、2004年被撤销)一样,在徐德林开始撰写《重返伯明翰》的2007年之后的中国,他感到有必要以这本不算薄的书来为“文化研究的合法性”进行证明:
这只说明,在全球化的今天,哈耶克们几十年前所说的“今日的异端”在我们这里也同样成了“今日的信仰”。
然而,颇为吊诡的是,“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英国理论”――这意味着它来自“西方”――受到“改革开放”之后热切“渴望西方理论”并对“阶级斗争感到厌倦”的中国知识界的欢迎,并成为时趋,而英国文化研究自身却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
也就是说,当中国知识界将本国的阶级斗争理论连孩子带水一起抛弃时,却没怎么留意让他们顿觉耳目一新的英国文化研究只是一种带着英国包装的阶级斗争理论。
在英国,哈耶克主义驱逐了伯明翰英国文化研究,但在中国,哈耶克主义和英国文化研究同时受到供奉,而且并不觉得不合适。
只能说,中国的文化研究一开始就具有了哈耶克主义的色彩,如徐德林所说:
当下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客体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都市生活的各个面向,比如时尚消费、成功人士形象等。
虽然近年的“三农”问题讨论已然使社会“底层”浮出了地表,进入了学者的法眼,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研究的整体格局。
本应成为文化研究主要研究对象的大众――“在当代中国特点的历史语境中,关于‘大众’,一个最为切近而‘自然’的联想,是‘人民大众’‘劳苦大众’‘工农大众’”――及大众文化,往往在具体的文化研究实践中遭到诸多学者的无情抛弃或拒绝,尽管这与“作为中国知识界基本共识的社会民主理想”有着“深刻而内在的结构性冲突”。
(引文中的引文引自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
换言之,本来在英国是为破落工人阶级社区的“工人大众”的利益服务的文化研究,当它“旅行”到20世纪90年代及其之后的中国时,居然大抵变成了在“自由市场”中呼风唤雨的大都市高档社区的富人阶层“高雅化”的学问,即试图证明这些人并非左翼曾经描绘的那样“唯利是图”“粗俗”“没有文化”――恰恰相反,如今,反倒是穷人通常在文学和影视中扮演粗俗的、愚笨的或狡黠的角色。
此外,由于资本的力量和“学科标准”的设置,中国的文化研究又仿佛具有自我解构的意味:
“文化研究”越是要向各种“基金”“评估体系”等证明自己的“学科合法性”,它就越是不得不丢失文化研究当初的文化政治抱负。
尽管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堪称学术重镇,完全能够以学术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但它依然败于具有英国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学术评估体系”――连它都关门大吉了。
徐德林原本想以此书“捍卫的文化研究的学科合法性”,却发现追寻英国文化研究当初“存在的理由”远比徒劳地证明文化研究的“学科合法性”更能为“文化研究的伦理合法性”提供更好的证明。
实际上,他的“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考察”是对英国文化研究史或者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史的文化研究,以重申文化研究最初的伦理基础。
作为伯明翰学派成员之一、后在桑德兰大学设坛授徒的约翰?
斯道雷(JohnStorey)的弟子,徐德林想必深知伯明翰学派的传统及其旨归。
到此为止,《重返伯明翰》一书的读者可能才领会到这部原本旨在“捍卫文化研究的学科合法性”的著作何以如此关注英国文化研究在“学科化”或进入大学机构之前的“前学科时期”或“英国文化研究的史前史”。
但重申1956年到1964年间“作为一种批判性智识努力的文化研究”,并非是为了将它从“批判性智识努力”的意义上归入“史前史”,而是指出这种“批判性智识努力”同样贯穿于1964年到2002年间“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它并没有因为“体制化”而自己弱化这种努力。
这也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及后来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在作为“学科”存在的期间一直与伯明翰大学校方以及其他学科化院系经常处在一种微妙的冲突状态的原因,并且,到2002年,它最终被当初勉强接纳它的伯明翰大学“非学科化”了。
这种双方都感到尴尬的状态,当文化研究栖身于英文系时,就显得更加明显,例如在雷蒙?
威廉斯去世时,特雷?
伊格尔顿回顾他当初在剑桥大学英文系见到威廉斯的情形,说威廉斯及他本人所生活于其中的剑桥大学是“世界上最粗野的地方之一……到处听到冷酷、卑鄙、残忍的语言”,而曾经在工人夜校教过书的威廉斯在这里像是一个撞进来的圈外人,“他的长相和说话都不像一个大学教授,更像是乡下人,热情而质朴,与上流中产阶级一贯的那种乖巧而简慢的作风形成很大反差”,伊格尔顿由此又联想到自己在剑桥的感受,“而我呢?
我发现自己孤零零地处于一帮学生的围困之中,他们人高马大,看上去都在六英尺以上,说话像驴叫,看电影时哪怕最平淡的一句话都会逗得他们大跺其脚;他们在温馨幽静的咖啡馆里像是在群众大会上一样扯着嗓子叫唤。
很难说我们两人谁的日子更难熬”。
按伊格尔顿用在威廉斯身上的一个比喻,他们――包括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那些人――都是混进大学这个“看守所”的“奸细”。
或许,当初,当伯明翰大学将一种本来作为工人社区的理论和实践的文化研究接纳进大学体制时,只是想通过“体制化”或者“学科化”来弱化其批判能量;当它最终发现难以驯化这种能量时,它就找了一个借口(所谓因其在“学术研究评估”中名列末位并因之未能获得足够社会资助,不得不“末位淘汰”云云),把它解散了。
它的成员于是星散各地,尽管他们的理论四处旅行,并不断被征用,但他们日渐悲哀地发现,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正在全球大规模规训文化研究当初所诉诸的历史主体:
一方面,文化研究失去了它原先召唤过的群众,另一方面,那些曾被召唤的群众失去了他们的理论。
这正是2007年徐德林开始动笔写作《重返伯明翰》时国内文化研究的整体状况,而他试图通过“返回”到英国文化研究的发端――1956年到1964年间“作为一种批判性智识努力的文化研究”――来召唤理论与其群众的结合。
正如他谈到当初英国新左派的政治追求时所说:
“试图重新确立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创造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政治。
”
英国文化研究不是发端于高等学府,而是工人学校。
对这一点的有意或无意的遗忘,不仅造成文化研究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传统的淡化乃至中断,而且使得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变得扑朔迷离。
“英国文化研究的成人教育史前史往往被人忽视,甚至被一些伯明翰学派理论家忽视,”徐德林写道,“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以致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成为了‘一个迷失的系谱’。
”英国文化研究兴起于50年代左派遭到失败的那10年,那时,老左派的政治想象力因资本主义经历战后的空前繁荣以及社会主义苏联未能像它当初许诺的那样实现自由而开始枯竭;另一方面,英国高等学校通过设立校外成人教育机构而将以前旁落于左派之手的工人阶级教育纳入自己的版图,造成工人阶级自身的阶级意识的丧失。
但在老左派感到失败的地方,新左派却看到了希望:
既然阶级意识由文化来塑造,那么,复活工人阶级的文化或许就能复活工人阶级意识。
这就像爱德华?
汤普森在其大部头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前言中所说:
“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如果让历史停留在某一个点上,那就不会有阶级,而只会有一堆人加上一堆经历……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
” 徐德林谈到英国文化研究与工人的成人教育的关系时强调,诸如理查德?
霍加特、雷蒙?
威廉斯、爱德华?
汤普森等第一批英国新左派最早是在作为校外成人教育机构的“工人学校”开始其文化研究的,他们把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政治活动,“通过把教育从强化统治阶级文化的机制转变为反击统治阶级文化的工具帮助工人阶级实现自我解放”,确立了英国文化研究与英国工人阶级的直接关系,并“采取了使用工人阶级的语言讲授理论、赋予理论以现实意义、与工人建立起动态联系等措施,对成人教育进行从形式到内容的改造”(《重返伯明翰》第77页),其中尤以英国文学教育为特色。
当“墙那边”的英文系的利维斯们致力于以一种主观直觉确立“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并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阐释这些大作家们细腻的道德热情时,“墙这边”的工人学校的新左派教师们却把《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一类的通俗小说引入文学课堂,以此建构出被忽略、被遗忘的工人阶级生活,此外还“从现实语境中选取文本,讲授工人阶级的历史、民族文化、社会主义政治、大众文化,因为尽管文学教育是所有教育中的一件中心大事,但它显然并不等于整个教育”(第77―78页)。
他们在工人学校中“通过借助大众经验拯救了为正统历史叙述所不屑的激进大众运动,揭示了一段未曾被讲述的自下而上的英国历史”(第78页)。
与那些从工人社区中来却极力回避自己“卑贱”的阶级出身以便体面地生活于高等学府的“高级文化”中的势利者大不一样,这些重新深入工人大众生活的成人教育学校的教师――霍加特所说的“热心的少数派”――为其“卑贱”的身份感到骄傲,并视之为自己的理论的丰富源泉。
工人阶级生活成了他们源源不断的“激情中心”。
这是理论与实践、理论与其历史主体高度融合的时刻。
难以设想若英国文化研究缺了工人学校这段“史前史”,它将会是怎样一副模样。
而目前的文化研究――至少就中国的文化研究而言――之所以处在上文说到的那种状况,其原因或许正在于对文化研究的“史前史”的遗忘。
我们将在哪一列“历史形象序列”中安置英国工人学校的这些新左派教师呢?
或许可以从他们身上联想到一组历史群像:
俄罗斯民粹派、深入工矿区和乡村的生活的老左派知识分子、在工人夜校和田间地头帮助工人和农民识字读书的城市青年、走村串户的“赤脚医生”……但如今,哪怕是那些以工人大众的代言人自居的学者都难得离开他们在高档社区的舒适的圈椅――我说的是一种情感隔阂。
当“自由市场”完成其“社会地理区隔”之后,从“高档社区”通向“棚户区”的路通常由栅栏或高墙间隔,而这道间隔通常也是高档社区的居民们散步的折返点。
他们时不时地自任为“墙那边”的世界的代言人,可能只是为了在虚无主义弥漫其内心时玩味一下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和存在感。
失去与一个群体的生活的实际关联和情感联系的形式只是一种空洞的姿态。
三
《重返伯明翰》将英国文化研究的起源回溯至50年代的英国工人学校,也正是伯明翰学派的许多成员期望于未来的英国文学研究史的写作者的,他们借此试图捍卫英国文化研究本初的阶级实践性,尤其是当这一源头正在被遮蔽的时刻。
例如,威廉斯在《文化研究的未来》一文中写道:
“确实,可能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的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出现在成人教育之中:
在工人教育协会里,在分校的校外班里。
”爱德华?
汤普森也是如此:
“在大学历史院系里长期被人忽视的研究领域,而且在某些地方仍旧在被人忽视,在过去几十年中在大学辅导班里得到了探讨:
人们现在仍可看到社会历史的衍生物――在社会史中、在工业考古学中、在工业关系史中、在由理查德?
霍加特在本国开拓出来的文化研究这一领域中;这些开创性行为往往是‘自下而上地’形成的、出自成教班及成教老师,而不是出自学术性的院系。
”
他们所期盼的那种历史正在被撰写,例如汤姆?
斯迪尔的《文化研究的兴起,1945―1965》就格外看重文化研究的“起源”,并将“起源”视为一个包孕着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时刻。
他说:
“关于作为一门学科的英国文化研究,一种流行的误解是它全副武装地诞生在大学英语系一侧。
虽然这样的一个系可能是助产婆,但更加准确地讲,文化研究这一工程联系着‘二战’前后的成人教育的实验、跨学科性及政治诉求……从独立工人教育运动的灰烬中,升起了文化研究的凤凰。
”
不过,与《文化研究的兴起,1945―1965》不同,《重返伯明翰》是在中国语境中书写“英国文化研究史”的,而这一当代语境并非一个没有深度的平面,它有着多重的历史重影。
作者和读者在这幢幢重影中写作和阅读。
实际上,与英国左翼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社区或执教于工人学校同时,甚至比之更早,1919年之后,中国许多左派知识分子走向了工农,工农识字班、工人讲习所、工人夜校、剧社等由此遍地开花,而且,他们中许多人很快放弃了高高在上的“启蒙者”角色,在教育工农中也经历被教育的历程。
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左翼知识分子传统似乎已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有意或无意地遗忘。
如果他们在自己内心复活这些栩栩如生的历史场景,那么他们在追寻文化研究的“英国传统”时就会发现一种深厚的“中国传统”,并从这个传统感受中国当代问题。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农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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