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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的变迁
人类最伟大的创造,莫过于城市。
几万甚至上千万人,为了共同的或者不同的目的生活在一起,他们有时互助互爱,有时忌妒有加。
有时他们为了交流,修驰道、掘运河;有时却为了隔离,垒城墙、设陷阱。
同样的爱与恨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及其他生命的态度上:
恨之切切,可以把兽与水视为共同的敌人,筑高堤篱以拒之;爱之殷殷,又不惜工本挖湖堆山,引虎狼草木入城。
人类所有这些复杂的人性和需求刻写在大地上,刻写在某块被称为城市的地方,便成为城市景观。
景观是一本书,一本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交流的书;是一个故事,一个讲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爱与恨的故事;是一首诗,一首用最精美简洁的语言,表述人类最深情感的诗;是一幅画,一副展示自然与社会精彩瞬间的画。
因此,景观需要人们去读、去品味、去体验、去设计、去改造、去管理,以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俞孔坚
曾几何时,人们开始将一些工作或生产的场所冠以一个自然的、充满浪漫色彩的“园”字,从而产生了“工业园”、“企业园”、“商务园”以及“科学园”,更有很多新开发的居民小区以“园”冠名。
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地产开发商为了美化其项目,使其更具有魅力,从而更具有商业价值的作法,但它至少说明了,在一个充满自然情趣的“园”中工作和生活,是人们的追求和希望。
作为猿类祖先的后人,我们已经在基因中存在了追求在“园”中生存的本能。
让我们从“园”――自然或人化的自然――与工作、生活及娱乐的关系发展历程着手,认识一下“园”本身以及以“园”作为重要研究对象的园林设计学科的含义。
从田园牧歌到花园中的朝政,生存的需求与追求美的变化
当我们的祖先以游荡的打猎、采集过渡到定居的畜牧和耕作之后,人类的先民们依赖有限的土地,在满足了神与君主的税量之后养育家人,土地便成为他们的“田园”。
人们的食物、穿衣和薪炭,都从中产生,生产是农人田园的第一目的。
田园给了人们生存的空间,还给人们提供了生活和娱乐的场所。
当农夫们共同在收获入库时,欢乐和歌舞便由此而生;当相邻村落的牧牛男女邂逅于同一片丰润的草泽中时,交流和生活便从此开始。
苏格兰高地上的牧羊人在看护羊群的时候,以木棍推击石块为游戏,这便有了高尔夫球的起源;家宅的菜园里除了培植蔬菜瓜果外,还夹种几株用于观赏的花木时,园艺作为一种休闲便出现了。
在田园中,农人们在与大自然的不断较量、探试过程中,懂得了如何去回避自然的暴躁,又如何去享受它的温存,并认识到人在天地宇宙间的位置。
“田园生活”展示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人对自然的依赖与人对自然的适应。
田园,成为与之相依为命的农夫们心灵上的蔚藉。
当种植不是为了生产而是为了美,耕作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娱乐时,“花园”便产生了。
首先拥有花园的是农业时代少数的王公贵族和神权的拥有者。
王宫与花园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似乎可以推溯至3000多年前的埃及王宫、古巴比伦王国的空中花园。
不过,在古代,帝王行使朝政的宫殿与提供休闲娱乐的花园之间是有很明确的界限。
在西方,直到文艺复兴之前,城堡那高大、坚固的城墙在抵御敌人的同时,也隔绝了人与自然的交流。
中国宫城的防御性结构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花园只是其中小小的附属部分。
直到17世纪,受之前数百年文艺复兴开放的风气影响,才有了“雷诺式”的宫苑,它的典型代表就是位于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
凡尔赛宫原是一个小村落,是路易十三国王在一片树林中建造的狩猎宫。
1661年由路易十四国王改造成一座豪华的宫殿。
凡尔赛宫以宫殿为起点,更确切的说是以路易十四国王的卧室、办公室、舞厅和餐厅为圆点,通过水体、植物和铺装的处理,创造出一条条向外辐射的景观走廊和一个个富有情趣的结点。
从近处几何式的模纹花台、建筑化的植物栅篱,到远处天然的森林和田园,绿色与图案尽展眼底。
在这里,宫殿已没有城堡式的外墙,而是将窗户向花园敞开,就连界定整个宫苑的43公里长的园墙,也被隐没于宫苑外围的森林之中。
作为帝王宫殿,凡尔赛宫完成了将办公、生活、休闲融于自然的理想模式。
18世纪,美国首都华盛顿沿用雷诺式宫苑的模式作为总统及国会行政办公的整体环境。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雷诺式风格风行于美国各大城市的城市美化运动中,特别是各大城市的市政办公中心。
几何对称的布局,放射形的景观走廊,敞向大草地的行政楼以及喷泉、水池,成为一时流行的典型景观。
在中国,将朝政场所置于自然之中可以追溯秦汉的帝王宫苑,但大规模的皇家宫苑的景观建造是在清代。
差不多与法国路易十四同时代的顺治和康熙以及以后的皇帝,都不愿意终年在高墙深院、毫无自然情趣的紫禁城内办公,而在北京西郊大肆营建皇家园林,最终将用于朝政的宫殿搬到了圆明园与颐和园,使处理朝政与欣赏自然山水融为一体。
尽管在这里宫殿部分仍是“四合院”的形式,中国的皇帝们尚没有像路易十四那样向自然敞开窗户,但“宫”和“园”毕竟已近在咫尺。
宫殿更多的是一种礼仪性场所,而与大臣们商议政事、批阅奏章,已大可在优美的环境中进行了。
皇帝如此,各级权贵也纷纷效仿。
无论是意大利的郊外官邸别墅,还是法国贵族的雷诺式园林,或者中国各级州府衙门,尽管东西方在建筑风格、布局形式上有所差异,或者君臣宫苑、邱府在规模和华丽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工作可以在自然环境中进行,则是被“花园”实现了的理想。
帝王、贵族们对于在自然环境中工作的追求,同样在拥有相当权力和财力的工业时代和现代的新权贵们中得到了实现。
西方中产阶级也有了带花园的独立家居。
这些郊区独立的家居尽管比之贵族豪宅的规模与档次相去甚远,却同样拥有一片为美而种植和为娱乐而耕作的前庭与后院,一个微型的、美与休闲的花园。
从公园到田园城市,追求工作、自然、生活相和谐的尝试
19世纪下半叶,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成为工人和“城里人”。
农业时代作为贵族的居住城市很快变成了工业生产的基地。
拥挤、肮脏、严重的工业污染随之跟进,城市成为一个可怕的、黑暗的贫民窟。
贵族们当然可以逃避到他们的乡间别墅,而广大市民则远离田园和自然,只能在黑暗中挣扎,身心健康得不到任何保障。
把乡村田园的公共绿地引入城市,让权贵的花园平民化,就形成了“人民的花园”――公园。
公共绿地是欧洲传统乡村田园中村民共享的林地、草场和水体,还有一些青年人乐于光顾却并无风景的村边空地。
这种公共绿地传到美洲变成了放牧的牧场、物品交易的市场和公共活动的处所。
比如华盛顿的中心绿地,在美国建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是牧场,麻省的哈佛校园和英国的剑桥校园也是如此。
这些场所慢慢演化为社区的中心,成为道路交叉点和商业中心,成为人们公共交流的场所,这与后来的城市街心广场有着更为接近的亲缘关系。
公园的另一个源头是权贵们的花园,即把权贵们独享的休闲景观民主化。
这些公园有着和花园类似的风格,比如被饰以各种雕塑小品、喷泉、水池、奇花异卉,市民可以在其中散步、露餐以及举行一些公共及文化性活动,包括小型的园艺展览、表演、音乐会等等。
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都可以在那里交往。
对于城市的广大市民来说,公园意味着一个可以欣赏自然美景的地方,一个家人及亲朋好友可以相约而聚会的地方,一个可以夏天打网球、冬天滑冰的地方。
在不断蔓延扩大的城市中创造一块可以让人大口呼吸、舒展四肢、放眼四望的空间,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引入一片田园、一个花园,无疑是为城市病寻找到了一味抚慰剂。
公园代表着一种社会理想――把公共空间作为各个阶层、不同人种、不同地位的人聚会的场所,公园是对工业革命及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日益疏远的趋势的一种对抗和反应。
面对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公园的倡导者们把田园带入城市,把贵族花园平民化,这样来改善城市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状况,而另一条相反的对策则是将城市分散,把工人带回田园。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最早体验到工业革命带来城市灾难的地方,因而也是最早在改善居住及生产环境方面做出尝试的国家。
罗伯特?
欧文(RobertOwen)是一位纺织企业家,他最早体察到工人们在拥挤不堪的城市贫民窟中生活、在恶劣的工厂环境下工作。
欧文相信,环境对人的性格和心情有着重要的影响,改善环境会对工人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进而提高生产力。
为了实现他的理想,欧文于1813年与原合作伙伴分手,独立成立了公司并开始实施自己的设想。
他建立了一个“工人模范村”,给工人建造公寓,配合公共服务设施,周围以绿地环绕,以图改善工人的居住和工作环境。
然而欧文的超前设想并没有得到同时代惟利是图的资本家们的认同,工人模范村没有坚持多久。
1825年,欧文带着他的理想转移到美国,他在印第安那州买下一个镇,将它命名为“新和谐”,试图再次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工作与生活相和谐的理想世界。
但遗憾的是,投机分子们利用了欧文的慷慨和理想主义,使他的财产消耗殆尽,这次投入也以失败而告终。
欧文不得不于1828年放弃计划,之后的几十年,这位社会主义的先驱者在理想与困感中逝去。
当先驱企业家致力于改善工人的生活和生产环境,为追求生产、生活和自然的新和谐而尝试建立工业村时,年轻的伦敦人哈瓦德(EbenezerHoward)则正在吸取各地的经验,发展他为推行土地改革理想而作的“田园城市”理论。
1898年哈瓦德以《明天:
一条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为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1902年再版的标题改为《明天的田园城市》。
这本小册子最终被城镇规划者奉为经典,对后世的城市规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哈瓦德理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是引起广泛共鸣的一点是“人们不应该流入已经拥挤不堪的城市”。
他用三块磁铁对磁针的吸引来说明城市、乡村和城乡一体对个人的吸引。
城市、乡村都有他们各自吸引个人的地方,当城市的吸引力过大而导致人们大量涌向城市的时候,就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形成比城市更大的吸引力。
应该有一个可以代表人类社会之美和代表自然之美同时存在地方,这两种磁性的联姻展示了一种新的希望。
哈瓦德的小册子展示了一条实现这种革命性的城乡谛姻之路的第一步,这便是“田园城市(GardenCity)”。
田园城市以城乡结合为特点,以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为中心,外面围以更大面积的农业区域,使其中劳作的农民能很方便地进入城市,城市居民也能很方便地获得田园之乐。
在这其中以铁路交通作为纽带。
居住在田园城市里的所有人,无论贫富都有开阔的空间来建立自己的家。
在此舒展的空间里,道路宽敞,阳光充足,空气自由流通,树木、花草茁壮生长,给城镇一个近乎完全自然的环境。
城镇中还有足够的空间来布局公共设施,包括市政厅、图书馆、博物馆、艺术展厅、音乐厅、医院、学校、教堂、游泳池、市场等。
在哈瓦德的设想中,田园城市的空间和人口都有限定,当超过这个限定时,就需要建立新的城。
新城必须在旧城田园以外更远的地方,以便使新城也有自己的田园缓冲区。
这意味着一段时间后,将形成一个围绕中心城市的城市群。
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群落(SocialCities)”。
这样才真正实现了城乡一体化的大格局,即对个人吸引力最强的“第三块磁铁”。
田园城市的设想犹如美妙的天堂,但这并不完全是一个乌托邦,哈瓦德本人和其他一些投资商都或多或少地将这一美妙的设想付诸实践。
尽管建设这样的田园城市困难重重,却吸引了一些中产阶级入住,多少实现了他们的田园理想。
这种哈瓦德“新文明”的理想实际上就是现代“卫星城市”概念的先导。
从工业园到高科技园,现代企业园的演变
二战前后,出于战备考虑,英美等国将工厂从城市向郊区迁移,形成了早期的工业园(IndustrialPark)。
早期的工业园地块划分和路网布局非常死板,几乎没有什么景观设计。
在园区中心,咖啡店、酒吧、各类体育和娱乐会馆、银行及商店相互依存,服务于早来晚走的上班族。
办公区白天白领人士出入,夜晚则如同鬼域。
而同时,和工作场所相分离的大量郊外居住区却缺乏方便的服务设施。
居住其中的人早出晚归,同样也享受不到自然景观带来的愉悦。
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美国和欧洲郊区化的教训,也是第一代产业园区发展的教训。
基于这种教训,开发商和规划设计师们试图将市区的社区生活与企业及办公场所相结合,从而形成新的社区环境。
这些新的社区填充在一些已建成的居住社区之间,利用产业更新的机会,将原来的轻工业基地重新发展和改造。
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托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期望园区员工能通过公交车、自行车和汽车从附近社区来上班。
这实际上是一个城市外泄的过程。
企业园区的成功使得它的发展需要更大的空间和扩展余地,而这在城市边界范围内是很难满足的,这就导致了园区向远郊区发展,并摆脱了对公共交通系统的依赖,而主要依赖私人汽车。
英美一些国家,在大城市远郊发展的园区,建筑只占总面积的20%~30%。
园区的内容已远远超过“产业”或“企业”本身,大型的娱乐休闲设施如高尔夫球场、跑马场、田径运动场、娱乐城,大型的绿地及环境保护区也随之形成。
在一个较大的规模上,园区不但为企业,也为公众和社会创造了良好的生活和娱乐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它为高科技产业所必须的创新环境创造了一个理想的景观和氛围。
高科技产业园区其实本身便包含着土地的综合利用,它包括科技研发、居住、商贸、教育、休闲娱乐等等,是一个多功能的综合体。
高科技产业园区能满足人们生产、生活和娱乐的一切需要。
人类生活的景观,实际上是人类欲望在大地上的投影。
人类在不断地为实现某种欲望而改造和创造景观,直至实现了这种欲望后,新的更高级的欲望又致使他去追求新的生活和居住方式,从而在大地上写下新的景观。
这可以被认为是人类个体和社会进步的轨迹。
从田园,到花园,到公园,直到高科技企业园,都反映了人类在技术进步的帮助下,不断实现自我欲望的历程。
俞孔坚,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
(责编吴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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