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权与社会阶层流动带货主播精英群体形成及其影响研究以山西省Y 县抖音村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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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赋权与社会阶层流动带货主播精英群体形成及其影响研究以山西省Y县抖音村为例
技术赋权与社会阶层流动:
“带货主播”精英群体形成及其影响研究——以山西省Y县“抖音村”为例
作者:
尹栾玉崔辰淼王伟嘉
来源:
《社会治理》2021年第6期
尹栾玉崔辰淼王伟嘉*
*尹栾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崔辰淼、王伟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学生。
【摘要】技术进步对社会阶层流动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
近年来,我国移动互联技术的进步催生了自媒体社交平台的发展,“带货主播”这一群体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中也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
本文以山西省Y县“抖音村”“带货主播”群体为例,研究认为,技术赋权通过“大众赋权与去中心化”“弱联结与虚拟关系纽带”和“数字理性与算法逻辑”三种机制共同作用,赋予了社会成员实现分层流动的公平性基础。
“新精英”群体的形成对当地村庄社会结构和公共事务活动产生了较大影响。
【关键词】技术进步社会分层阶层流动赋权“带货主播”
随着数字平台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带货”依托移动互联平台成为当下的新型销售形式,“带货主播”这一群体在“直播”“短视频”等新技术平台的展演过程中,呈现出全新的群体特征。
互联网技术与社交自媒体突破地域空间壁垒,使得流量资本在平台空间中具有海量集散的可能性,全新的财富创收与聚集形态在“带货主播”群体中表现显著。
随着财富数量的积累、经济地位的改变,这一群体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也开始发生变化,在公共事务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山西省Y县的“抖音村”是2018年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项目的综合示范点,同时也是字节跳动扶贫中抖音项目组的重点调研基地,据《抖音县域景点数据报告》显示,Y县已成为全国近3000县中的“网红”热度十强县。
本文所调研的村庄被誉为该县中的“网红抖音村”。
村庄内一批草根出身的“带货主播”格外吸引眼球,他们呈现出独特的群体特征,同时在村庄中发生了多元范畴上的圈层位移流动,具有向村庄精英阶层升迁的显著移动趋势。
这些原本出身“草根”的社会群体何以成为精英?
移动互联技术进步如何影响“带货主播”精英的形成?
其作用机制如何?
新精英群体与传统精英有何差异?
对当地政治和社会生态又带来怎样的影响?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山西省Y县“抖音村”中的“带货主播”群体的形成及其演化进行了考察,以期能够更加透彻和全面地观察技术进步对社会阶层流动和社会关系结构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和变革。
一、理论与文献综述
(一)技术进步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
科学技术的进步深刻影响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①,其突出表现为近代以来的三次技术革命。
18世纪以来的第一次技术革命通过机器大生产代替了传统手工作业模式,土地束缚的挣脱使得工人阶级取代农民阶级形成并壮大起来;19世纪末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机械化、自动化生产使得西方国家产业工人阶层规模缩小,而中产阶级迅速成长;20世纪中期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使得“信息社会”这一崭新的经济社会形态得以形成,信息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促使全球社会结构形态产生着深刻的转型与变革。
卡尔·马克思指出技术进步是影响生产力发展最关键的要素,而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生结构性变革的决定性力量②。
以移动互联与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革命冲击着当下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信息社会”新阶段的到来使得知识、技术、信息等要素代替土地、资本与政治权力,成为全新的阶层分化基础性社会资源。
互联网平台空间赋予技术、信息等无形资产以共享性③,极大消解了资本排他性与垄断地位。
由此,社会成员得以在开放性空间中通过个人努力获取社会资源④,进而大幅提升改善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现状的可能性。
技术通过向生产力诸要素的渗透能够推动资源的合理配置,它可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决定生产发展的根本方向,而社会结构作为社会系统内部各要素稳定、持久的组织方式,其内部涵括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观念结构的有机整合,其中社会经济结构作为其余上层建筑的基础,决定了整体社会结构具有生产关系的属性⑤。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技术进步对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影响服从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历史⑥,现代社会中移动互联与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推动社会结构形态的转型进程,并对当下社会阶层结构产生深刻影响。
(二)赋权理论:
技术进步影响阶层流动的一个解释要素
从科学技术革新到社会结构变动的过程中有诸多作用要素,在当下移动互联技术与平台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赋权理论逐渐成为具有相当解释力度的中间链接。
赋权理论中涵括两个核心词,“赋权”与“赋能”。
赋权(empowerment)又译为增权,出现于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针对边缘弱势群体的社会工作领域⑦,其核心词是power,因此这一概念也涉及到对于权力要素的系统探讨。
以福柯为例,他认为权力建构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因此对于赋权的理解首先要从作为关系性概念的权力下手⑧。
赋能(enablement)的具体内涵则并不甚清晰,《牛津大辞典》中,“赋能”有如下两个释义:
(1)给(某人)做某事的方法,使……成为可能;
(2)使(某种设备或系统)运作成功;激发⑨。
总体来看赋能强调通过激发行动主体自身的能力来取代无力感、提升自我效能,进而实现既定目标⑩。
一般来说,赋权更强调由外而内、自上而下的力量整合,而赋能则是由内而外、自下而上的发展能力培育,即赋权是授人以鱼的力量,而赋能则是授人以渔的过程。
当下个人的能动性、创造性、附着资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活、挖掘、聚合、重组,而“自由活动的空间”与“自由流动的资源”亦实现大量释放11,新媒体技术之下一种新的权威力量得以被造就。
个体赋权模式在信息互联网时代实现了全新的范式转变,不同于制度赋权与资本赋权,个人在平台场域中被根本激活,凭借智识、经验、关系与资源等要素,人们可以在新技术塑造的关系网络中实现财富、资源、价值的占有与流转。
技术赋能背景之下,新型信息技术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路径与可能性来激发行动主体的自身能力,传统意义上相当巨量的草根阶层也在原有议事规则、权力格局和话语权分布被颠覆的背景下,成为占据社会结构中核心圈层位置的精英群体。
因此,互联网不加排斥地赋予个人的不只是话语权和行动权,还有个人生存发展的社会资源与物质基础。
(三)精英理论:
探讨技术进步与阶层流动的切入视角
社会分层状况隐喻着整体性的利益格局与社会结构,而精英群体作为分层体系中核心圈层的微观单位,透过其构成状况与形成机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窥见宏观性的阶层状况。
“精英”一词意为“精选出的少数”或“优秀”的人物,这一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12。
意大利学者维尔费雷多·帕累托(1916)首先在政治意义上使用了“精英”概念,他与加塔诺·莫斯卡是经典精英理论的开创者,为精英理论确立了较为明确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进路。
“精英循环”是经典精英理论的核心关照所在。
关于精英循环,古典理论主要认同两种形式,有学者将其归结为帕累托式与莫斯卡式13。
帕累托将民众区分为两个社会阶层,即作为精英的高级阶层与精英之外的低等阶层,他认为当精英统治阶层出现腐败、衰弱迹象时,被统治阶层就会涌现“新精英”,推翻并重新成为核心阶层,他认为社会历史是精英的无限循环过程14。
作为精英循环理论的批判者,在这一框架之下莫斯卡提出了“精英再生产”,他强调再分配权力维续,即精英主体仅仅发生了类型意义上的改变,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精英的再生产可分为“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二者分别关照代际传递与代内转化,无论是“子承父业”还是“角色转化”,再生产机制都阻隔了分层结构中的下层群众的向上流动,而后期由“精英循环”机制向“精英复制”机制的转变,则在更大程度上意味着社会阶层边界的封闭属性15。
以“精英循环”为核心的精英理论通过探讨这一阶层的成长机制,使我们得以透视整个社会分层流动机制的开放属性。
“精英”是一种理解与阐释社会结构历史发展的切入视角,通过探讨精英这一核心圈层群体如何形成,有益于反思并推动社会底层群体的阶层升迁路径朝着更开放的方向发展,少数成员微观性质的成长际遇,亦在很大程度上隐喻着宏观整体社会的分层结构状况。
二、山西省Y县“抖音村”新精英群体的形成及特征
(一)案例描述
本研究的案例村庄位于山西省Y县,当地地理位置偏僻,长期处于深度贫困的境地。
2018年Y县成功入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成为“电商示范县”,并大力推广“电商+扶贫”模式。
同年三月,字节跳动扶贫中的抖音项目组联合Y县宣传部进行实地调研,为该县设计旅游推广专案。
其中,本案例村庄以其独特的“红色旅游资源”成为该方案中的重点推广基地,“抖音”为其制定了新的品牌传播定位。
据当年《抖音县域景点数据报告》显示,Y县已成为全国“网红”热度十强县,相关视频的播放量达到6.6亿次,在全国近3000个县城中脱颖而出,进入抖音前十名。
半年时间内,在政策扶持与资本倾斜的双重作用下,自媒体平台在该县的渗透率越来越高,案例村庄获得“抖音村”的美名,一改往日的闭塞落后,与外界发生联系也变得越来越频繁。
在数字媒体与平台经济的渗入之下,案例村庄内出现了一批“带货”主播的新兴群体,他们出身“草根”且最终成长为村庄新“精英”。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新群体成员的个体优势并非来自于外部正式制度、资本的植入,而是完全依托于新技术延伸的流量红利,其本质是互联网平台基础上的技术赋权、流量赋能。
因此,本文将以“技术进步与村庄阶层流动”作为研究主题,通过“抖音村”中新型“带货”精英群体的成长历程与形成机制,来透析互联网自媒体与平台经济背景之下,技术进步如何作用于村庄场域内部的阶层结构。
(二)新精英群体的特征
在数字媒体技术与平台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抖音村”出现了依托电子商务平台而成长起来的全新群体,即“带货”主播群体。
他们呈现出独特的群体特征,在“群体构成”“流动速度”“流动秩序”与“资源配置方式”等要素的群体维度上呈现出与村庄传统精英显著的差异。
原先处于边缘位置的草根群体凭借移动互联与新媒体平台的新技术条件,极其迅速地呈现向村庄核心圈层跨越的趋势,他们突破了传统的外部权力赋予机制,在全新的赋权机制下逐步由边缘性的“草根”成长为村域精英。
1.群体构成
在案例村庄内,互联网平台技术催生下而涌现出的“新精英”群体,显然与传统意义上的村域精英相异。
在群体构成方面,依托“抖音”等直播与短视频平台而在村中声名大振的人群,绝大多数是以往并不起眼的“草根”村民。
不同于传统精英,这些“草根”出身的新群体既非体制授予正式权威的权力精英,也非掌握大量财富资源的产业和资本精英,更非以知识文化而著称的知识精英。
不同于上述壁垒森严的精英身份以及依赖大量资源投入的身份生产机制,“平凡”是这些“新精英”群体的核心身份特质,互联网技术与新型社交网络赋权使其实现身份转变与跃升的门槛降低、技术与成本限制减少。
通过虚拟网络所延伸出的电商“带货”这一经济活动,极大消解了与话语中心之间的物理障碍、资源与信息鸿沟。
得益于技术赋权的“草根”主播,因此得以实现从边缘位序向圈层核心位置的跨越与升迁。
2.流动速度
在这种“新精英”的成长过程中,财富积累速度与地位维存稳定性是尤其重要的两大要素,这关系着“新精英”能否实现向上流动并维持其优势位置。
互联网技术催生之下的新型直播短视频平台极大突破了时空限制,现实世界的关系边界与互动壁垒为数字技术所突破,因此实现了海量资源在虚拟空间内的快速集散,在现实空间也得到重新的配置。
在网络空间内,规则、秩序与信任机制不断更新重组,新的热点爆点议题设置层出不穷,因此掌握准确信息资源的“新精英”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制作相关内容产品并在平台技术的支持下实现精准投放。
而整个规模庞大的高度整合的虚拟空间,为流量资源的集聚提供了基础,新“精英”可以通过巨额流量资本成功“上热门”。
在平台经济的赋权下,流量资本又得以快速变现,“新精英”可以实现快速的财富积累。
但以异质性、多变性、流动性为主要特征的信息网络与技术,其赋权机制相较于具有结构稳固和等级分明的平衡特质的行政、资本、知识赋权,更凸显了其复杂性与高度不稳定性。
在此基础上成长的“新精英”,虽然能够实现财富高速集聚,但也因缺乏韧性而面临不稳定风险。
3.流动秩序
在村庄中,“带货主播”们的圈层流动过程,遵循着非正式性的原则与秩序,这种流动秩序并非约定俗成的村庄道德,亦非正式性的规则制度,他们所凭借的流动方式是全新的技术条件,即移动互联技术与短视频自媒体平台。
对于其村庄位置次序的评判,当下出现了新的指标,即粉丝关注量、视频点赞量、直播间人数、礼物打赏数字等。
这些全新技术形态的数字化指标构成了村庄“带货”精英所处位置的认知与建构过程。
平台的使用、“带货”的形式、流量的大小等技术要素编织起一套属于“带货主播”的全新秩序空间,特定的虚拟场域,特定的“带货”劳动,收获特定指标下的流量资本,由此可以实现升迁性的流动。
这是利用新技术条件实现的个体流动,也是新技术建构出的全新流动秩序。
三、赋权与赋能:
技术进步对“新精英”阶层的影响机制分析
探讨互联网技术进步对“带货主播”精英群体形成的影响机制,“技术赋权”理论可以被理解为勾联二者的中间链接机制。
简单化与包容属性的“大众赋权与去中心化”机制;匿名化与开放属性的“弱联结与虚拟关系纽带”;标准化与公平属性的“数字理性与算法逻辑”,三者共同构成了“带货”群体得以实现阶层跨越的完整解释。
涵括上述三种机制的“技术赋权”解释要素,一端连接数字平台媒体的技术逻辑,一端连接“带货”群体实现社会分层流动的客观机制,通过对二者的分析与联结,作为中介的技术赋权的逻辑与机制最终得以被解释。
(一)大众赋权与去中心化
传统乡村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关系网络等级严明且边界清晰,村庄社会的权力与资源依托家族进行整合,财富、权力、身份等要素决定其在关系圈层中的位置安排;至于工业社会阶段,以国家通过正式性组织来实现对社会稀缺资源的控制,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传统社会的血缘身份型关系模式,但个体位置仍然是依靠外部权力实现安排与授予的。
而当下以短视频为代表的互联网社交互动平台,在极大意义上突破了以往权威赋权的授权模式,数字化硬件的普及与互联网经济的低技术门槛,使得农村草根群体得以通过低廉成本、简单技术、去深度内容来进行原创内容生产,为他们以及各种难以跻身“权力网络”的群体提供了新的自我推介与创收渠道。
在互联网与信息化时代,流量即为市场。
因此,大规模、多元化的信息网络用户的需求,几乎能够为平台中的各种“草根”群体提供生长的土壤。
“这不难了,我刚开始是做抖音上的全民任务,只要按要求拍就都能赚钱,十来块钱吧,但就是那时候学会好多拍视频剪视频的知识了。
后来发现粉丝越来越多,我们就听村里别人说带货能挣钱,用淘宝联盟带带货,有的时候视频上热门了一天卖大几千!
后来粉丝量过万了以后就又有人主动加你找你了,说实话,卖这种货挣得能再多一点。
”(6号受访者,46岁)
“其实人家就图你是农村人,想看你村里啥样,所以好好拍这些东西就有人愿意看,就愿意信你卖的农货正宗。
刚开始有部手机就行,后来慢慢专业一点就买些补光灯这些设备,有时候还会买个人气、想上个热门啥的。
反正我就拍我家枣园里,就有好多人爱看咧,其实特别简单。
”(1号受访者,31岁)
在技术与信息媒体的赋权下,去中心化成为交互型社交平台的根本趋势,乡村底层大众能够通过虚拟空间中的技术与传播赋权,成为平行场域中的“信息中层”,高包容度与去中心化的赋权机制显著区别于正式性、组织化的权力授予,核心技术与边缘草根在虚拟平台空间内实现了交互与碰撞,由此,依托大众赋权与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技术赋权机制而成长起来的村域“新精英”,其打破社会流动壁垒的难度更小,速度更快,成本亦更低。
(二)弱联结与虚拟关系纽带
由私人关系编织起来的中国乡土社会,历来由稳固、密切且封闭的强关系作为圈层内主流的互动原则,强联结是资源实现交互流通的根本进路。
而相对于这种传统关系强度,弱联结往往能够将不同群体纳入到更为庞大的网络社会中,通过社会关系的向外扩散拓展,从而实现信息与资源在更广泛意义上的跨阶层、跨场域共享与交换。
在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之上,主播与用户之间的彼此认知与交互几乎完全基于虚拟平台内所呈现出的信息内容,匿名化与选择性的信息呈现使得个体间现实身份属性被大幅淡化,个体也得以从相对固化的阶层、性别、地域标签束缚中得到暂时解放16。
通过这种弱联结,“草根”群体的社会关系规模得以扩大,同时获得了更高的自我认同感与“阶层获得感”。
在此种作用的影响下,社会流动性得以强化。
“抖音是个好东西,你说以前哪有人愿意看你呢,你拍的那些东西谁家没有?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你是谁,觉得新奇。
你看那么多人给你评论给你点赞,有不懂的问你还给打赏。
有时候自己都觉得自己懂的还挺多,挺厉害的(笑),这感觉很好。
”(3号受访者,23岁)
村庄草根阶层正是在这种选择性自我呈现的过程中得以跨越原有身份圈层,与不同层级、空间的个体进行“发布视频”“带货”“打赏”等形式的信息资源共享交换,由此摄取超越现实弱势群体身份圈层的流量资本,实现财富的聚集与话语权的获取。
(三)数字理性与算法逻辑
在一定意义上,平台化的关系社交为个体提供了当下最为公正、客观的赋权模式。
首先,平台范式下的媒体技术所遵循的逻辑是对于数据流量进行最大限度的变现。
以抖音平台为例,智能算法往往对于平台内容能够进行最为精准的测算,进而实现推流或选择性的推送。
被选择的内容产品或者具有流量持续上升的趋势潜力,或者对于特定垂直用户结构具有潜在浏览偏好,当大数据算法通过综合测算后,优质内容或针对性内容能够最为精准地递送到用户面前。
这种数字理性与算法逻辑推动主播使用独特的拍摄技术与素材,以不断提升其作品的“人气”。
“如今大家都比较喜欢看‘软广’(直接插入的带货广告为硬广,而情境性、故事性较强的植入被称为软广),这种有故事的片子抖音也帮你推,所以就得编故事啊,还得配音乐、剪辑,一条视频得拍个两三天。
”(5号受访者,46岁)
而推动作品“人气”上涨的关键在于提高作品的质量,即“内容为王”,这也正是当下的自媒体平台所推崇的。
内容的曝光度与用户粉丝量、基础人气等因素关联较小,而内容产品的质量才是平台引流的核心标准。
“我的粉丝平时就爱看我们枣园,种枣知识什么的也愿意了解,我一个粉丝说只要一打开抖音就先弹出来我(笑)。
我除了拍视频,每天早晨七点到十点多还开直播,边干活边跟大家聊天了。
偶尔还能卖卖像枣子之类的货,卖的不多,但三五件总是能挣点小钱,挺好。
”(1号受访者,31岁)
不同于熟人社会中的强关系社交原则,自媒体社交平台上的生产主体无论是现实还是虚拟空间中的社会身份都会被纯粹数字性的理性所淡化,视频的类型结构垂直性或者趣味性直接决定着抖音平台是否推流。
这是“带货”用户获得流量资本,进而提升变现可能性的根本机制。
四、权力声望与公共参与:
“新精英”群体对村庄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
在全新的技术条件下,“带货主播”得以逐渐成为村庄精英,而该“新精英”群体的成长同时在村庄政治与社会生态方面发生作用。
以马克斯·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数字平台技术的发展分别在“权力”“财富”“声望”多元维度产生现实效应,在实现财富聚集与变现的同时,新技术条件下的精英群体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亦发生了变动,其在村庄社会空间与公共事务中扮演着日渐核心的角色。
因此,个体际遇的改善对于社区公共空间的事务发生着影响与渗透作用,村庄社会关系结构亦在上述多元层次发生着改变。
(一)财富聚集与模式推广
在短视频平台之上,直播与拍摄发布短视频是主播与用户建立联结、获得流量从而变现的两个主要方式。
平台经济使得虚拟流量拥有变现的可能性,而媒介技术亦为流量的集散提供了根本路径,这客观上扩充了财富在特定空间内聚集的速度与规模。
平台的搭建使得虚拟资源在特定空间场域内拥有海量聚集的可能性,进而实现快速的财富积累。
“我之前从来没想过我能有这么多粉丝啊。
我们就是做农家乐的,那次‘兰峰’17来吃饭了(即2号受访者)。
晚上说咱在你这拍个段子发网上吧,我说行,就给我注册了一个抖音账号。
他帮我想了个红军东征的故事(该民宿以“红军东征”为主题),我们就叫了几个朋友来拍,后来竟然上了热门,粉丝一下子涨开了,我觉得也是‘兰峰’帮忙想主意和转发(“兰峰”有3.9万粉丝),要不怎么能这么快有快一万粉丝。
”(5号受访者,46岁)
该个案中受访者的迅速火爆是个人际遇改善的典型案例,短期内过万的粉丝流量使其具有从海量流量中摄取资源的可能性,实现财富的聚集。
但另一方面,其火爆并非纯粹的个人努力,在其背后透视出新型财富积累模式的村庄推广。
“兰峰”以既有的大额粉丝流量打动了该受访者,同时他提供的技术与内容支持亦使得该受访者得以触碰到全新的短视频模式,并对这一模式加以学习与借鉴。
“村里原来旅游扶贫,大家都搞农家乐,一直千篇一律没什么差别。
那条视频上热门火了以后,我们粉丝越来越多,好多粉丝还专门从外地过来住我家的院子。
现在我们家的农家乐是村里餐饮住宿游玩最全的一个,也是接客量最大的。
后来其他弄农家乐的也学会这了,说起来这两年村里旅游还发展得挺好。
”(5号受访者,46岁)
在该受访者借鉴并熟练运用“短视频”模式之后,其在同类(农家乐)产业中脱颖而出,效益可观。
而在其带头作用之下,其余农家乐产业也开始学习“短视频”的运营宣传模式,这一模式的推广在客观上提升了整体村庄公共空间的旅游产业效益,亦带动了一大波村民开始成为自媒体平台博主,当粉丝达到一定数量后,其拥有进行电商“带货”的资本,由此全新的致富模式得以在村庄场域内实现扩散。
(二)公共事务参与和话语权软约束
原先处于相对边缘位置的草根村民,凭借自媒体平台技术实现了虚拟粉丝流量的飙升,而凭借“带货”实现的短期财富聚集与流量变现,则使得“带货主播”成为村庄公共空间关注的焦点。
虚拟数字往往会转化成个体的权威,渲染和放大主播的话语影响力,进而在虚拟与现实的两个公共空间中通过技术赋权个人,使个体被流量资本裹挟并不断向中心流动。
因此,通过以上过程,“带货主播”能够实现自身同时在网络虚拟空间与村庄现实场域中知名度的相对提升,往往拥有较大的话语权与公共事务影响力。
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村内许多村民聚众打牌。
“兰峰”(2号受访者)受村书记邀请,在村口大喇叭向大家宣读防疫事项,并公开点名批评聚众人员,随后以“我的家乡防疫故事”标签将视频上传到他自己的抖音账号(3.9万粉丝量)上。
这段视频浏览量巨大,大量村民转发给家人朋友,广为流传,后来村里这种不顾他人危险聚众打牌的不良之风也有了很大改善。
“兰峰”在抖音自媒体平台上拥有3.9万粉丝量,虚拟的数字资本额之庞大为其实现流量变现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兰峰”以“带货”销量高而著称,其财富积累速度相较其他人要更迅速。
因此,“新精英”的流量会从虚拟空间映射到村庄内的现实场域。
同时,过万的粉丝关注量也对村民具有震慑作用,当一举一动被“兰峰”的抖音账号公布在网络时,其传播边界就不只局限在封闭性的村庄场域。
“要我说就得叫‘兰峰’么,他平时玩短视频呀搞带货呀粉丝就多,关键人也善(意指热心),那会儿冬天听见一堆人还在那天天打牌我们俩都生气的呀。
后来他想了个招儿,说实在不行他就拍视频吓吓他们,这要点个名四万人不就都知道他们那“怂事”(指不好的事)了么。
你看,后来真的是特别管用,要我说早就该这么办了!
”(村书记,43岁)
由上,虚拟资本赋予了以“兰峰”为代表的“带货精英”以话语权,并通过具有软约束性质的权力实现个体在村域公共事务参与方面影响程度的上升,这种新形态的非正式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村庄社区治理具有积极性的借鉴意义。
(三)社会尊重与示范效应
在知名度与村域声望方面,不同于传统精英,新型精英并非依附于组织或正式制度,也不依赖于外部的权力授予,其声望与知名度的获得来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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