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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身份的建构与解构
民族身份的建构与解构
内容提要:
宏观创作环境的文化混杂性和自身的多元身份使伍尔夫具有了类似后殖民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困惑。
伍尔夫既尝试对处于分化中的英国帝国身份进行文化重建,又对以男权和殖民主义为依托的民族叙事进行女性主义重写。
伍尔夫的阶级和种族身份预设了其女性主义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使其女性抗拒立场无法从根本上撼动以帝国为参照的民族身份认同,从而表现出一种既抗拒又迎合帝国主义的女性帝国主义形态。
2001年索妮塔•萨克(SonitaSarker)发表论文,题为《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伦敦风景)中定位本土英国性》(LocatingaNativeEnglishnessinVirginiaWoolf'sTheLondonScene),文中指出:
“上个世纪,英国现代主义研究越来越关注阶级和性别问题。
但直至今日,对于种族和民族如何成为T.S.艾略特、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著名现代主义作家视野中不可或缺和相互交叉的元素,几乎无人作过深究。
”从英美学界对伍尔夫的研究状况来看,萨克的判断是有失偏颇的。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后殖民理论视角的介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伍尔夫的种族和民族身份问题化,较为深入地揭示了文学经典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和文化政治内涵,挑战并丰富了对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批评假设,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上推动了伍尔夫
研究的多元发展。
和英美伍尔夫研究相比,我国研究者多从性别角度解读伍尔夫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较少关注阶级、种族和
民族等因素对伍尔夫美学思想的影响,也就很难揭示伍尔夫“与民族、总体的英国性概念及其地缘政治暗示的复杂关系”。
本文
主要运用后殖民理论,结合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阐释伍
尔夫在从女性视角出发,围绕帝国探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民族身份认同问题时表现出的文化立场。
一、帝国式微阴影下的身份认同危机
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充分表明,文学想象与民族身份认同之间存在天然和必然的联系。
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作家认知和反思民族身份的重要路径,而对属于特定文化群体,处于新旧文化交替和社会变革时期的作家而言,通过文学想象考量和追问民族身份,为个体文学创作寻找宏观的精神和意识形态依托就显得格外重要。
当然,对民族身份认同的探讨会因为作家的性别、阶级和种族身份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形态。
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学
创作主体的空间流动加速了其文化身份的多元化发展,凸显了作
家的居住国与故国间的文化张力,放大了文学想象对民族身份的建构作用。
奈保尔、石黑一雄、汤婷婷和翁达杰等作家的文学实践很好地体现了文学创作对民族身份的主动建构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反向制约一一对他们而言,“作为谁来写”似乎比“写什么”更加重要。
作为一名经典白人主流作家,伍尔夫既无从感受移民和流散作家的文化和政治压力,也很难体会“第三世界”作家在“边缘”与“中心”之间的抉择,因此也就缺乏通过文学创作拷问民族身份认同的直接动机。
从表面上看,伍尔夫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英国本土作家,并不存在民族身份认同的问题。
但事实并非如此。
放眼伍尔夫的宏观创作语境,我们不难理解其中的道理。
伍尔夫的文学创作从一战后延续到二战前,而这段时期恰恰是英国社会的重大变革期。
随着美、德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和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表面依旧风光的“日不落帝国”已大有日薄西山之势。
此外,劳工阶级的兴起、大众文化的发展和妇女维权运动浪潮也对英国的帝国身份形成了强烈冲击。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帝国中心伦敦是一个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话语并存的权力场,出现了像C.L.R.詹姆斯(C.L.R.James)这样来自“边缘”并已经写回“中心”的非裔批评家,和南希•丘纳德(Nancycunard)这样虽出身上层社会,却关注他者生存状态的女性社会活动家。
总之,英国社会在当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文化混杂性,这为几乎没有殖民地经验的伍尔夫提供了类似于移民和流散作家的后殖民创作语境,使其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后殖民文学的形态。
另外,伍尔夫的整个家族与大英帝国有密切的联系:
伍尔夫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参与过英国殖民政策的制定,父亲为帝国撰写名人录,而丈夫伦纳德•伍尔夫本身就是一位殖民地官员。
在这样的语境中创作,伍尔夫不得不经常面对和反思的一个问题是:
作为帝国的英国还存在吗?
如果还
在,那又是谁的呢?
的确,对于伍尔夫这样“一位在大英帝国全盛期降生,在帝国衰退期死去的英国作家来说,帝国的故事自然占据其创作的中心”。
《远航》以南美洲为背景,通过异域想象回望帝国;《达洛维夫人》重回帝国中心,再现帝国式微阴影下的权力欲望和文化焦虑;《奥兰多》再次“出航”,将视角伸向土耳其,融异域书写和性别置换为一体,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展现帝国的兴衰;《海浪》以个体的主体身份建构隐喻英国的帝国身份认同,暗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危机;《岁月》以小喻大,将家族和帝国变迁交织在一起,展现帝国兴衰对个体的心智影响;《幕间》将英国历史浓缩在一场露天剧演出中,对帝国政治进行“双重”美学反思。
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一战前最强大的殖民国家,帝国主义是维系英国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帝国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英国的民族身份认知,是英国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参照,因此帝国的衰落必然会导致身份认同危机,因为“从集体文化意识的角度看,帝国主义殖民的关键问题是民族身份问题”。
一战后,“英国性的基础和定义不再是之前的样子了,对20、30年代的新一代作家而言永远地发生了改变,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张力、断裂和风格的不确定性”。
在这个意义上,伍尔夫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对大英帝国的式微所导致的民族身份认同危机的美学表述,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
应该如何定位后帝国
时代的英国身份。
二、“种族无意识”:
伍尔夫的东方主义布拉德伯里(MalcolmBradbury)和麦克法兰(JamesMcFarlane)指出:
现代主义的危机“是一场文化危机,通常对历史持悲观态度,所以现代主义作家不仅是获得自由的艺术家,更是生活在具体和明显的历史重压之下的艺术家”。
西方文明的式微所造成的主体感的丧失是这场文化危机的重要内容。
为了重拾身份感,现代主义者纷纷将眼光投向非西方世界,希望从中获得新的艺术灵感。
“从世纪末对现实主义的留恋到20世纪20年代晚期激进叙事实验,现代主义追求原创性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大都市和殖民地、欧洲和非洲以及西方和东方之间精彩的美学碰撞。
”现代主义的美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对话和交流。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话和交流并不是等价的:
现代主义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借鉴实际上是西方强势文明对非西方弱势文化的霸权主义收编和同化,最终目的是通过想象和“凝视”他者建构主体身份。
“自我身份的建构……
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
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
”尽管表现出反传统和反主流的文化立场,但身处现代主义文化大潮并作为其领军人物之一,伍尔夫很难抗拒现代主义的精英主义观。
伍尔夫不仅谙熟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而且借助现代主义的种族想象,通过再现非西方的文
化他者寻找身份认同和建构的出路。
对自我与他者、西方和非西
方世界关系的思考“贯穿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主要作品,将英国
性和现代性转化为被种族差异、帝国主义和东方主义定义的场域”。
厄米拉•塞斯格里(UrmilaSeshagiri)认为,伍尔夫成熟作品的现代性来自于“作者对种族主义话语的复杂运用”。
通过对异域空间的想象实现文学的民族身份认同功能是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劳伦斯的《羽蛇》和《袋鼠》,以及伍尔夫的《远航》和《奥兰多》中有明确表现。
作为伍尔夫的处女作和唯一将故事背景完全设在海外的小说,《远航》充分体现了伍尔夫对现代主义种族主义话语的挪用,以及处于创作初期的伍尔夫为英国的身份建构寻找文化路径的焦灼心态。
也正因为如此,《远航》被认为是伍尔夫所有小说中最具殖民主义话语特征的一部。
《远航》的故事虽发生在南美,但已经被背景化的英国始终展现出强大的文化渗透力和掌控力,叙事者的讲述和英国游客在日常交流或进行价值判断时总是以英国为参照说明问题,异域成为反衬英国文化优越性的舞台,小说开始时被表现为“萎缩的岛屿”的英国在异域文化中恢复了活力。
当夜幕降临、万籁俱寂时,叙事者想起了此时伦敦的繁华:
“红色和黄色的公共汽车在皮卡迪利大街上来回穿梭,衣着华丽的女人疯狂地扭动身体,但这里却伸手不见五指,只有一只猫头鹰掠过树枝。
”而佩里夫人的一番话也很能说明问题:
“我不赞同任何人外出旅游,除非他们已经去过肯特郡和多赛特郡,见识过肯特的酒花和多赛特的石屋。
这里没什么可以与其相比。
”所以,小说的一个悖论是:
“驶出英国后,这些游客反而重新演绎了’英国性而支撑这种’英国性’的正是那种到远离祖国的地方寻找新殖民地的欲望。
”《远航》通过对英国文化进行横向移植,在象征性转嫁国内危机的同时遮蔽异域的文化和历史现实,将其从异域空间转化为体现英国帝国主义扩张和征服意志的殖民空间。
《奥兰多》延续了《远航》的异域想象,小说开篇便着力表现奥兰多家族与英国殖民扩张的渊源:
“他一一尽管当时的风尚
作了手脚,但他的性别还是毋庸置疑的一一正在切一个悬在椽子上摩尔人的头颅。
除了凹陷的脸颊和几缕如同生在可可豆上的干枯的头发外,头颅的颜色和形状就像一个破旧的足球。
奥兰多的
父亲,抑或他的祖父从一个在月下起家,来自非洲荒野的身形硕大的异教徒身上割下这个头颅。
”这段颇具东方主义色彩的描写突出了奥兰多的种族身份,而以种族差异为依托的身份感在奥兰多与异域文化的遭遇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情场失意后,奥兰多去
往土耳其任大使,在出身显贵的奥兰多眼中,土耳其是一片蛮荒之地。
面对土耳其噪杂但颇具地方特色的集市景象,奥兰多感叹
道:
“没啥地方……比这里更加不像萨里和肯特的县城,或者伦
敦和滕布里奇韦尔斯的小镇。
”小说中,土耳其的肮脏和落后与英国的文明和底蕴形成鲜明对比,而且小说通过将奥兰多在土耳其的经历嵌入英国的历史绵延中,刻意从形式上凸显异域的他者身份。
和《远航》一样,《奥兰多》说明“英国人对非英国种族的贬低不是建构英国性某种特质的产物,而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作为伍尔夫“在他者性和权力与特权之间的叙事协商”,
“《奥兰多》将东方置于由西方的进步叙事所决定的年表中,并最终将其简约为一个缺乏实质、含混不清和非历史的地理位置”。
《远航》和《奥兰多》体现了“全球扩张的离心地缘政治力量和将欧洲作为反衬全球边缘地带的向心文化实践之间的合作”,充分证明了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的判断:
“那远方的世界一向都被看作只是附属的、被统治的。
英国在那里是
被看作起管理和规范作用的。
”除了对异域进行直接表征外,伍尔夫还通过在以大都市为背景的小说中穿插对异域空间的想象,为凸显和强化英国身份提供参照,比如《达洛维夫人》中的印度,
《海浪》中的印度和非洲,以及《岁月》中的爱尔兰。
印度、非洲和爱尔兰虽然在伍尔夫的异域书写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它们在
小说的整体构架中处于核心位置,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元素;更为关键的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伍尔夫对它们的文本再现具有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说明“殖民地事件如何深刻影响国内英国主体的形成”,以及英国性的建构“必须坚实地建立在对领地的实际统治与占有上面”。
伍尔夫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但大英帝国的没落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让处于文化危机中的伍尔夫不自觉地内化了现代主义的种族主义话语,在创作中表现出一种“种族无意识”。
伍尔夫笔下的异域空间实际上是大英帝国的衰微所造成的文化焦虑和民族身份认同危机的投射,是“在场的缺席”和英国殖民主义“凝视”的对象,本身并不具有实质意义,说明“英国性正是通过它所排斥的东西得到强化的,所以主体与‘他异性空间'的遭遇实际上确认并生产了英国的民族身份”。
通过想象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异域空间,伍尔夫试图以美学方式介入帝国事务,对处于分化状态的大英帝国身份进行文化重建,并由此“支持、巩固和表现了帝国的实践”。
三、女性抗拒、历史重写与民族身份解构现代主义强化了美学和政治的联姻,既凸显了美学的意识形态维度,也为从美学角度思考和解决政治问题提供了文化语境。
詹姆逊(FredricJameson)认为,“美学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应该将美学或叙事形式的生产本身看作是意识形态行为,因为它们能为顽固的社会矛盾提供想象或形式的‘解决方案'。
”作为对大英帝国由盛转衰所引发的政治恐慌和焦虑的美学回应,伍尔夫的文学创作所表现出的殖民主义话语特征有其历史必然性。
“在西方的民族身份中,民族被视为文化共同体,其成员即便不具备同一性,也是被共同的历史记忆、神话、象征和传统维系在一起的。
”历史记忆和神话等在作为文化建构的西方民族身份想象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从最初的建族神话亚瑟王传说开始,
女性就一直被排除在英国的民族叙事之外。
在英国,“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分享具有连贯性和赋权功能的历史目的和英国现代性的神话,女人就没有大多数男人拥有得多,因为英国的建族神话
是一个拒绝承认女性历史和其当下’现实’的叙事”。
面对这样
的负面文化遗产并身处男性主导的现代主义之中,伍尔夫强烈质
疑和批判以殖民主义为基础,体现男权意志的民族身份建构模式,在挪用种族主义话语重构英国帝国身份的同时,又从女性视
角,通过颠覆具有总体化倾向的宏大历史叙事对以男权话语为主导的民族身份认知进行解构。
在政论文《三个基尼》中,
伍尔夫深刻揭示了战争、父权制与帝国主义的共谋,批判了具有排外性和殖民主义色彩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指出女性在
表达爱国主义前必须严肃地考虑一下“她实际拥有多少’英国’”。
回顾历史,叙事者发现女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排除在主流话语之外,所以在英国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对女性来毫无意义。
所以女性“有义务不参加爱国主义示威活动,不赞同任
何形式的民族自大情绪,不做任何鼓吹战争的喝彩者或旁观者,远离军乐队表演、各种比赛、表演操、授奖礼以及所有诱发将’我们’的文明或’我们’的统治强加给他人的欲望的种种仪式。
”
伍尔夫在《三个基尼》中表现出的激进姿态与二战的临近和英国国内法西斯势力的抬头有很大关系,因此有很强的时代感。
但纵观其创作历程,从《远航》到《幕间》,伍尔夫始终对建基于男权和殖民主义之上的民族身份认同保持批判距离,并尝试重构受制于男权意志的民族叙事。
《远航》和《奥兰多》就是其中的典型。
两部小说均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所罗门国王的宝藏》和《基姆》等传统殖民探险小说和帝国主义小说的叙事和主题特点,但又都从女性视角对其进行改写。
《远航》中,“蕾切尔的‘远航'经历被用来挫败父权制的各种期待,以及它们在维多利亚浪漫叙事中的表现方式”;《奥兰多》中的性别转换“使英国男性的精英主义和帝国主义身份失去中心”。
此外,蕾切尔的认知障碍和奥兰多的身份困惑又与殖民探险小说和帝国主义小说主人公所表现出的坚定的帝国主义信念形成强烈反差,是对其文学和文化价值观的进一步反拨和瓦解。
奥兰多身份的不确定性在《达洛维夫人》中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塞普蒂莫斯身上得到延续,他在战后产生的强烈幻灭感和表现出的抗拒姿态是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有力控诉。
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达洛维夫人》是对强调线性叙事的历史主义民族观的重构。
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ies)中指出:
“在同质和空洞的时间中按时序运动的社会学有机体,这种认识恰好符合民族的概念,因为后者也被认为是一个稳固的共同体,在历史中自古至今(或由今溯古)稳定地运动。
”安德森认为,民族的历史主义特性可以使生活在同一文化共同体中的成员产生认同,即便他们相隔万里、从未谋面,所以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首先,《达洛维夫人》的现代主义时间观强调循环叙事和突出个体特性的心理时间,改写了建立在同质时间观基础上的历史主义历史观的线性叙事;其次,塞普蒂莫斯的死架空了达洛维夫人在小说结尾处与他的想象性认同,使小说试图建构的历史主义文化共同体具有了强烈的反讽意蕴。
《达洛维夫人》以塞普蒂莫斯这个边缘人物挑战具有同质性和总体化倾向的民族叙事,印证了霍米巴巴
(HomiBhabha)对历史主义民族观的后殖民批判:
“虽然民族共同体受制于文化同质性和民主匿名性,但就在这种‘同时的'场域里,人们发出了一个更加瞬时和底层的声音,一个在时间和地点之间言说的少数人话语。
”
对历史主义的反拨是后殖民理论改造历史主义民族观的前
提和重要内容,而对具有决定论实质的宏大历史叙事的重写也是伍尔夫解构受男权支配的英国帝国主义民族身份的重要策略。
将历史视为稳定、同质和有目的性实体的黑格尔式历史观在现代主
义时期已经受到质疑。
在英国,R.G•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等历史学家将“现时性”(presentism)概念引入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并不是严丝合缝的已知存在,而是现在的产物和历史学家对过去的重新演绎。
显然,现代主义时期的历史观已经具备了认为“历史叙事不仅仅是关于过去事件和过程的模式,同时也是隐喻性叙述”的新历史主义的雏形。
伍尔夫的历史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认为历史的真实不仅取决于史实的真实,更取决于历史编纂者持有什么样的历史观”。
因此,“伍尔夫的现代主义作品证明它们不仅植根于现代性的历史现实,同时也是一种批判性地(重新)建构历史编纂的方法。
”伍尔夫在其文学创作中不断模糊真实与虚构、历史与文本之间的界线,挑战强调客观性的人文主义历史认知模式,凸显历史叙事的虚构性和叙事者对历史的主观建构。
《奥兰多》兼具传记与历史小说的文类特征,通过主人公的个体视角对横跨四个世纪的英国历史进行了颠覆式再现,表达了伍尔夫“对传统历史书写的不满,暗示一种‘新'历史或传记创作的可能性”。
《岁月》是伍尔夫向现实主义的回归,但就历史书写而言,小说延续了《奥兰多》的实验性,并没有全景展现英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历史变迁,而是对“历史”进行“删减”和“过滤”,揭示被官方和宏大历史叙事遮蔽的边缘和底层历史。
《幕间》以露天剧演出的形式,通过“模糊事实和虚构、艺术和历史,以及记忆、历史和叙事间的区分”,对英国历史,特别是帝国史进行了更加反讽,甚至带有戏谑成分的演绎。
“不断唤起和抹除民族——实际存在和概念性的——总体化边界的民族‘反叙事'干扰了那些‘想象的共同体'在其中被赋予本质主义身份的意识形态操控。
”男权话语和宏大历史叙事在英国民族身份建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二者互为补充,共同维护英国帝国主义文化价值观。
伍尔夫的性别抗拒和历史重写意识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冲击了以帝国为参照的本质主义民族身份认同,揭示了“想象的共同体”的文化阈限性,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民族“反叙事”的功能。
因此,伍尔夫在表征他者,寻觅民族身份建构路径的同时,也不断地将帝国这一英国民族身份认同的主导因素“他者化”。
四、伍尔夫的女性帝国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成熟重新发掘了伍尔夫的现实关怀,修正了利维斯(F.R.Leavis)和刘易斯(WyndhamLewis)等英国左派批评家对伍尔夫的片面阐释,彰显了其文学创作的政治性和历史性,逐步确立了伍尔夫在女性主义批评史上的先驱地位。
但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改变和女性地位的提高,西方女性主义逐渐由强调男女二元对立的“差异政治”过渡到主张多元和异质的身份话语,性别不再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主导范畴,阶级、种族和民族身份等因素日益受到关注。
在身份话语的观照下,“一个女人或许会因性别受到压迫,但也会因为种族、阶级、宗教、性经验或民族出身而享有特权”。
而随着后殖民理论的介入,来自“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开始挑战西方女性主义的话语权威,揭示和批判其本质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
莫汉蒂(ChandraMohanty)指出:
“在不区分阶级、民族和种族身份或矛盾的情况下,认为女性是一个定型和连贯的群体,有完全相同的兴趣和欲望,这种假设暗示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性别差异、性差异,甚至是父权制(男性统治——相应的作为连贯群体的男人)的观念。
”作为一名来自中上层社会的白人女性作家,伍尔夫虽是性别压迫的受害者,却拥有阶级和种族赋予她的特权;其特殊的阶级和种族身份决定了她会不自觉地挪用男权话语,通过表征阶级和种族他者建构具有排他性的英国身份。
除了对异域进行殖民主义想象外,伍尔夫还创作了一系列在阶级、种族以及性取向方面具有他者身份的人物形象,为英国民族身份的建构提供参照和空间,比如《到灯塔去》中的佣人麦克奈布太太,《奥兰多》中的吉普赛人和《幕间》中的同性恋艺术家拉筹伯小姐,等等。
然而,伍尔夫对英国帝国身份的文化重建又不仅仅是对依附并体现男权意志的殖民主义话语的简单复制,而是渗透了她对女性生存状况的深切思考,其深层动机是要让女性走出狭隘的私人空间,重新定义女性在象征公共领域的民族叙事中的功能和位置,最终树立女性言说的文化权威。
早在1906年,在短篇小说《琼•马丁夫人的日记》(The
JournalofMistressJoanMartyn)中,伍尔夫就开始反思排斥女性的英国建族神话的合理性。
小说通过第一人称叙事者马丁的视角,展现了马丁的母亲对英国民族起源的想象:
她随后向我仔细讲解了她所谓的所有
权的说法:
作为一个小岛的统治者人们当时如何被波涛汹涌的海水围困,如何耕种、修路,建围墙以抵御潮水的侵犯;说不定哪天海水就退去了,那么这块方寸之地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
这就是她梦想中的英格兰的未来,而她一辈子都希望规
划自己的领地,开辟一块不管怎样都可以
落脚的坚实的土地。
她说希望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英格兰拔地而起;如果我能,我会感谢我的母亲和其他像母亲一样的女人。
这段颇似《鲁滨逊漂流记》的叙述表明,女性同样具备对建族来说至关重要的开疆扩土的意识,并且将这种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而最为关键的是,这种意识在女性间具有传承性——女性由此从源头上被深深嵌入了英国的民族叙事,成为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
伍尔夫的女性帝国主义不仅是其多元身份互相作用产生的结果,而且受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
首先,父权制为英国帝国主义提供意识形态支持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
为了巩固英国的殖民统治,伍尔夫的祖父詹姆斯•斯蒂芬(JamesStephen)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母国”(Mother-Country)概念,将殖民地比作缺乏管教,需要慈母般宗主国呵护的孩子。
“母国”理念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得以体现并得到强化,其重要性在于将支撑英国殖民主义的力量由父权转换为女性,让女性成为帝国的代言人。
其次,英国在布尔战争(1899—1902)中的糟糕表现所引发的种族衰退论将优生问题推向前台,使其成为“一种涉及帝国主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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