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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方文献的发展历程
摘要我国地方文献源远流长,它主要经历了萌芽、创始、调整、完善、发展几个历史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内容和特点。
这对探索地方文献发展规律,对开展地方文献工作与研究,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作为信息资源组成部分的地方文献,它对区域经济与文化建设具有较大作用,受到人们的重视。
然而,我国地方文献的产生与发展,也和其他事物一样。
有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元,由雏形到完善的发展历程。
它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值得我们思考与探索。
地方文献的萌芽与产生地方文献的产生,源远流长,历史悠久。
我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典籍。
文献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与总结,只有出现了文字,才能产生大量文献,现在公认我国最早的文字是殷商甲骨文,甲骨文也就是商代史官所使用和保管的文献。
至于《论语》说夏代已有文献,因无实物可证,尚待考究。
但《论语》有文献不足,故也句,首先提出了文献词语。
因此,地方文献的产生我们可以从《周官》周礼去考证。
该书主要记载西周各种政治制度,并极为纤悉具体。
内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
历史上许多名家对此书作过注解,如明人黄佐说保章之辨封域,春官统之;职方之图民物,夏官统之;司民之登版,秋官统之;匠人之援田,冬官统之。
[1]这些不同职能的官吏,分别掌管方、策、版、简。
如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
其中系与世,它们是二回事,系指姓氏学,世指谱牒学,二者在中国历史发展都有极丰富的资料,并成为专门之学。
据现代著名汉学家饶宗颐先生考证,中国之谱牒,远在三代已相当成熟。
又如外史掌四方之志,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认为即诸候国之志书,如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之类,是一国之史志。
当时老聃为周守藏室之吏以及子夏等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家书等,都属文献,而且从某一意义上说,乃具有地方文献的属性。
所以,地方文献在周代已经存在。
台湾学者鲁荡平、石钟先生等,都持此看法,如石先生认为地方文献,在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上,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周礼春官宗伯‘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
可见,我国最古保存历史文献的人,多为典守官府图籍之官,而此种图籍,即为各地方各时代之各种文献。
[2]鲁先生也认为地方文献肇始于东周列国之季世。
[3]这些古代以地方史、地方志、谱牒、姓氏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文献,由于时代久远而失传,但甲骨文记之确凿,仍可作为我们考察研究地方文献之滥觞。
2地方文献的创始时期这个时期地方文献内容比较简单、载体形式多为简帛,以官方文献为主。
秦汉时,我国版图统一,经济得到一定的繁荣发展。
汉武帝曾下令要求各地方官员把记载当地物产、贡赋和交通等资料随同计书上交太史保存。
到成帝对,又命官吏整理了各地的风俗,由刘向汇总,将全国各行政区和分野进行了整理。
后来兰台令史班固,便利用兰台所藏和刘向等所整理的资料,以郡国县道为纲,分别记述了各地的建置沿革、山川水泽、聚落关塞、户口物产、盐铁工商、风俗文化等内容,写成了《汉书·地理志》.可以说,班固的研究成果,主要来源和依据各地的地方文献。
《隋书·经籍志》认为班固对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于是郡国之书,由是而作。
因此,梁启超认为,自汉以后,文献日益增多,大致可分为图经、政记、人物传、风土纪、古迹、谱碟、文纪等七种。
这些无疑主要是地方文献。
魏晋南北朝对地方文献工作有所发展,最突出的是地记和谱牒文献盛行。
地记最早出现于西汉,至西晋、南北朝盛极一时。
它是方志的雏形,内容比较简略,除山川、疆域、古迹、人物、风土等外,神话和传说成份较多。
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统计,,地记在三国时仅有十四种,两晋达四十三种、南北朝增至五十种。
可惜大部分地记佚亡无可考,其中尚存或后人辑录者,计有晋佚名氏《太康地记》、任日方《地记》、罗晗《湘中记》、盛弘之《荆州记》等。
地记形式很多,如专记人物的有《京兆耆旧传》、《陈留耆旧传》、《广州先贤传》等;专记风土的有《临海风土记》、《交州异物志》、《南阳风俗记》等;专记古迹的有《洛阳伽兰记》等;专记道里的有《西京道里记》、《晋地道记》;专记城池的有《国都城记》、《三辅黄图》等;专记文征的有《江左文章记》等。
此外,还有综合性的地记,如著名的顾启期《娄地记》、阮籍《宜阳记》、仁显《华阳记》、张渤《吴地记》、陆机《洛阳记》、谢灵运《永嘉记》、刘澄之《鄱阳记》、斐松之《广州记》以及王韶之《始兴记》等。
族谱是以家庭、家族或宗族的世系为主要内容的文献,它的起源可追溯远古,自从人类确立了单偶婚制即一夫一妻制后,便形成以母系或父系为中心的氏族或家族人群,而且在氏族、家族所处的社会地位中,婚姻,权力等都与姓氏、辈份有关。
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王位与贵族封爵传子的世袭制的确立,特别是商末周初宗法制度的确立,人们对姓氏、世系的区分,更显严格和重要。
战国时期的屈原,曾任楚国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
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了从禹至帝履癸桀的十四系门帝。
先秦除王室盛行修谱外,民间大姓或贵族也修谱,但谱牒能流传至今的,仅为《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和清泮林辑本《世本》,它体现了谱牒的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继世族的传统功能。
汉代族谱,见诸记载的有《扬雄家谱》、《邓氏官谱》和颖川太守卿氏《万姓谱》。
魏晋南北朝谱的兴盛,是因为当时盛行九品中正制,形成了贵族等级鲜明的门阀士族制度,谱牒便成为门第的依据和身份的佐证,因此,推动了全国望族竞相修谱,形成了众多的谱牒文献。
并涌现了毕生从事族谱纂修与谱学研究的学者,其中佼佼者为东晋贾弼及梁王僧孺,世称贾氏谱学和王氏谱学,成为我国著名的谱学世家。
故宋郑樵《通志氏族略》篇说自隋唐以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
官之选举。
必由于谱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
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
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于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
若秘书有滥,则科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
此迈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
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
由此可见,当时谱学之盛和谱书之多。
魏晋南北朝的谱学对隋唐以后各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数量繁多、继承性强、史料价值高的谱牒文献。
我国现已着手编纂公藏《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约收录两万多条家谱款目,台湾学者李忠道近年推出《中华氏族姓氏源流族氏大全》,约集九千余姓,充分反映谱牒文献在地方文献的地位和作用。
3地方文献的调整时期隋唐以降,我国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出现了政治和经济的昌盛时期。
隋大业中,隋炀帝下令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4]从而产生了《区宇图志》、《洛阳记》、《荆州记》、《诸郡物产土俗记》、《诸州图经集》等地方文献。
而图经这种方志文献,在隋唐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规定各州郡每三年一次编造图经送职方后改为五年一送,遇有山河改移等情况,则要随时报告。
[5]这就为定期编方志和系统地积累地方文献,确定了制度,并为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大规模、有组织的官修志书,奠定了基础。
此时图经遍及全国,数量甚多,既有只记一地的,也有综记全国的,其体例和内容比地记都有所发展。
如地方性图经,隋代有《陈州图经》、《固安图经》、《隋州图经》等;唐代有《夷陵图经》、《京西京北图经》、《茶陵图经》、《岳州图经》、《邵阳图经》、《湘阴图经》、《润州图经》等,可惜这些志书,早已不复存在,现存最早的图经,只有十九世纪末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但都被法国人掠去。
据罗振玉考证,约编于唐开元天宝年间的《沙州图经》,从残卷内容看,除记载当地行政区划和机构外,对天象、干旱、渠泽、堰堤、驿道、县学、社坛、寺庙、古城、祥瑞、歌谣、古迹等,也有所记述,特别对水利、湖泊、城塞、驿道等方面,可补它书记载的不足。
而编于唐乾元年间的《西州图经》,仅残存四十六行字;记述道路、窟寺院塔等,虽文字不多,但资料价值较大,故罗振玉曾赞叹此寥寥四十余行,而已有裨考古而此,若得全卷,所得当何如耶?
此外,还有唐赵元一《奉天录》、沈亚之《新城录》和罗隐《广陵妖乱志》等史书、白居易《洛中九老会》、殷王番《丹阳集》等郡邑艺文以及农书、医书等地方文献。
同时,隋唐的统治者,已善于利用地方文献治理国家。
如《隋书·经籍志》说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风气所生、刚柔、轻重、饮食、衣服各有共性,不可迁变,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
故曰‘广谷大川导制,人居其间异俗’。
可见,古代封建统治者会审时度世,懂得利用地方文献,并通过收藏与研究,总结出经验教训,制订出新的统治政策。
在宋元四百多年中,有过兴衰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雕版印刷业的兴盛,有力地促进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展。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第一、作为地方文献重要类型之一的地方志,到宋代,方志的名称、内容和体例已基本定型,并取代图经。
内容篇目已超出地理范畴,涉
及历史、社会、经济、人物和科技等学科。
并在宋徽宗大观年间,设九域图志局,开后世国家设局机构修志的先河,宋元编志书三百多种,产生了一批名志,如《咸淳临安志》、《景定建康志》和《吴郡志》等。
此外,元代至元年间官修《大元一统志》,开创了全国性总志,并统一了全国志名称,在内容和体例上,为明代、清代一统志,打下了基础。
第二,地方文献内容扩大,多学科多体裁多形式比较突出。
如谱牒,魏晋南北朝已十分盛行,到宋元又有所发展,郑樵撰《通志》,内分本纪、年谱、略、世家、列传、载记共六门.其中《略》载氏族、地理、都邑、等二十类,总结了上古至隋唐典章制度等史迹,产生了欧阳修氏族和苏氏轼等名谱,对明清谱牒体例产生了深远影响;宋元掌故文献较多,如朱弁《曲洧旧闻》、叶梦得《石林燕语》、何远《春渚纪闻》、徐度《欲扫编》、苏籀《栾城遗言》,庞元英《文昌杂录》等,专记一地或多地掌故典制;地理学中的杂志、专志、山水、游记等方面的地方文献也逐渐增多,如宋吕颐浩《燕魏杂记》、金玉寂《辽东行部志》、程大昌《雍录》、宋敏求《长安志》、曾极《金陵百泳》、李俊甫《莆阳比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方信孺《南海百泳》、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周必大《吴郡诸山录》、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周密《湖山胜概》、陆游《入蜀记》等,这些内容广泛的地方文献,在明清有了很大的发展。
农业、医药等科技方面的地方文献,此时亦已出现,如元代陆泳《吴下田家志》、宋代宋子安《东溪试茶录》、杨天惠《彰明附子记》、蔡襄《荔枝谱》、周师厚《洛阳花木记》、范成大《桂海虫鱼志》、元费《蜀锦谱》、《蜀谱》、《宋歙州砚谱》等;宋元郡邑文学文献己大量出现,除个人诗文集外,还有郡邑总集,如郑虎臣《吴都文粹》、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程颢《河南程氏文集》、司马光《洛中耆英社》、朱熹《南岳倡酬集》等。
地方艺文集从此成了地方文献的重要部分。
第三,开创了地方著述书目和编辑郡邑丛书的先河.宋嘉定年间高似孙撰《剡录》,是记述今浙江嵊县的史志文献,该书首列县纪年,按时间先后记述该地大事,成为志书设大事记的先例。
同时,书中还收录侨寓著名学者阮裕、王羲之、谢灵运等十四人的著述及阮、王、谢三氏家谱的名目共四十二种,也开创了志书记载本地人著述书目和侨寓名人有关本地艺文的先河,为后世所效法。
宋代还出现了郡邑氏族丛书,如宋朱熹辑《河南程氏全书》、黄汝嘉辑《晁氏三先生集》等。
元代地方文献也有一定的发展,仅以方志为例,元代共编纂了一百九十多种志书,其中地记九种,图经六种,方志一百四十二种,可看出方志已上升到压倒性地位,完成了由图经向方志的全面过渡。
同时,元代戏曲在我国文学史享有重要地位,产主了一批著名的戏曲家,他们所编撰的戏曲,有不少取材或源于地方掌故和传说,也具有地方文献的性质。
如关汉卿。
他是我国元代戏曲剧作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杂剧和散曲,其代表作《窦娥冤》,就是描写东海一个弱小无靠的寡妇窦娥,在贪官姚杌的迫害下,被为药死公公而斩首示众。
作者以人命关天地的高度社会责任感,提出了封建社会里官吏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这个带普遍意义的问题,抨击和控诉了封建制度的罪行。
他曾去过当时南方戏曲演出的中心杭州,写有《杭州景》套曲,到扬州写曲赠珠帘秀,有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句。
此外,元代作家尚仲毅撰写的《洞庭湖柳毅传书》、王实甫《西厢记》、扬显之《秋夜潇湘雨》、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等,这些都属地方文献。
4地方文献的完善时期明清两朝及民国,为地方文献完善的重要时期,而且能保存下来的地方文献也较过去为多。
它具有鲜明的特点一为方志与族谱纂修鼎盛时期。
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记载,朱元璋建立政权不久,就命儒臣魏俊明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未。
后来明永乐、景泰、天顺以及清顺治、康熙、乾隆等年代,皇帝都用行政手段,规定全国各地都要普遍修志,形成了全国一统志、省、府、州、县以及乡镇方志系统,而且许多名人学者都参与修志,如康海、黄佐、顾炎武、黄宗羲、段玉裁、章学诚、孙星衍等,产生了一批名志。
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明清两朝,计修志六千多种,约占历朝八千多种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
可见其规模之大,发展之平衡。
明清时期纂修族谱也十分普遍,不仅大姓望族修谱,而且小姓新迁族也修谱,主要目的是追逐思根源,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据笔者对广东籍姓氏族谱的调查,现在国内外公藏达近二百个姓氏二千余种谱牒,其中明清所修族谱约占百分之七十。
二编辑地方文献丛书。
即郡邑丛书。
明清继古代风气,出现了大量以地区为范围,专记一地历代文献或专收一地一族先人著述的丛书,如明天启三年1623海盐知县樊维城所辑海盐历代文献的《盐邑志林》,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一县丛书。
此外,还有王灏《畿辅丛书》、吴兰修《岭南丛书》、陶福履《豫章丛书》、赵尚辅《湖北丛书》以上为一省丛书、盛宣怀《常州先哲遗书》、丁丙《武林掌故丛编》、陆心源《湖州丛书》以上为一府一州丛书、鲁光《浦山丛书》、孙福清《木隽李遗书》、祝昌泰《萧城遗书》、羊复礼《海昌丛载》以上一县丛书以及方昌翰《桐城方氏七代遗书》、水嘉谷《四明水氏留硕稿》、戴辰《丹徒戴氏丛刻》、曹曾矩《洛阳曹氏丛书》以上为氏族丛书等等。
地方丛书的编印为地方文献的收集、保存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出现了一批地方文献的研究者,如广东香山黄佐,他以明正德进士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时人称他为泰泉先生,一生著述宏富,多为乡邦文献,如《广东通志》、《广州府志》、《罗浮山志》、《泰泉乡礼》和《黄氏家乘》等近四十种,这在粤人中是少有的,故著名学者冼玉清教授首称黄佐为广东文献学者。
明代遗民屈大均,一生坎坷,乃孜孜不倦从事著述,他实地考察和收集史料,撰写了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价值很高的《广东新语》,并以极大激情,编辑了《广东文集》、《广东文选》等桑梓文献;同时,他对广东文献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定深度将另文评述,类似黄佐、屈大均的情况,各省各地均有。
民国时期,除继续纂修方志,族谱等主要地方文献类型外,编印地方丛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果说,封建社会编印郡邑丛书主要以个人承担外,那么,民国时期则逐渐转为机关团体为主。
如广东丛书编印委员会的《广东丛书》,国立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辑印《东北文献丛书》,山西文献委员会的《山右丛书初编》,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编纂委员会的《吴中文献丛书》、绍兴公报社的《越中文献辑存书》、宜黄县文献委员会的《宜黄丛书》、海南书局的《海南丛书》等,这些都是以机关、团体所辑印的丛书。
在湖北,以石荣璋、刘契园等人组织的楚学精庐,专门搜集、整理地方文献。
鲁迅先生曾编辑过《旧绍兴八县乡人著作目录》,著录乡邦文献八十多种。
为研究浙江地方文献提供了重要资料,他还情有独钟地整理了唐刘恂撰《岭表录异》,作了校勘和补遗,1983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以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出版。
5地方文献的发展时期新中国的成立,使我国地方文献工作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随着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地方文献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党和政府对地方文献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
1956年,周总理视察云南省图书馆,并在云南召集的两次座谈会上,对图书馆和地方文献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十二年科学规划,图书馆要及时准备充足的粮草,为科研提供资料。
他还特别提出图书馆应将本地区的地方志尽可能收集完全,对其他有关地区历史、地理的文献,也要予以足够的重视,要积极地利用地方文献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58年8月9日,周总理在北戴河接见北京大学教授邓衍林时提出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除编印全国性的总书目外,还要根据科学家的需要。
进一步把历史文献中的科学技术等重要资料,用最新最科学方法,有系统地迅速地整理出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关于各地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可是查起来,就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除编印全国所藏方志目录外,还要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及其他书籍中有关科学技术资料,做到‘古为今用’。
周总理上述指示,为我国地方文献工作指明了方向。
建国后的十六年1949-1965,我国地方文献工作基本处于健康发展时期。
如地方文献普遍受到重视,成为省市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十分注意地方文献特别是地方革命文献的收集;充分发挥馆藏地方文献的作用,为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服务。
但这段时期也出现了一些起伏和失误,例如,由于大跃进的影响,地方文献工作不可避免地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存着片面追求高指标的现象;在五十年代末期的所谓对资产阶级学术批判中,对杜定友先生《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讲稿的观点提出了意见,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有的图书馆,对热心为图书馆收集谱牒的同志,认为是搞封、资、修,也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使地方文献工作一度出现混乱。
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1966-1976地方文献工作更是受到干扰和破坏。
而所有这些缺点和错误,都不是地方文献工作的主流。
因为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地方文献工作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主要表现在1地方文献工作重新受到重视。
1982年文
化部颁布了《关于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对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利用作了明确的规定,为地方文献工作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而各省、市、县行政领导部门,也相应发了文件和通知,如广东省人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湖北省随州市人民政府、荆门市人民政府等就颁发了关于做好地方文献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规定了征集的范围、对象和方式,进一步巩固了呈缴本制度。
所有这些,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展。
各地图书馆也采取某种措施抢救了一些失散的资料,整顿内务,清理馆藏,缩微重要地方文献,制订和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许多图书馆还建立了地方文献专藏和地方文献部门,负责地方文献工作,使地方文献从组织和制度上得到了保障。
2地方志编写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开展,对地方文献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地方文献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盛世修志是我国文化传统。
全国各地普遍修志,要求图书馆提供全面的系统的地方文献资料。
以甘肃省图书馆为例,1984年使用西北地方文献的读者达7188人次,资料流通达51572册次。
1990年北京图书馆筹建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其主要任务是一继续征集方志、家谱及其书刊;二开辟专门阅览室,提供阅览和咨询服务;三编制书目索引资料汇编等;四开展与国内外有关机构的协作与交流。
又如广东中山图书馆所藏十八万册地方文献中,仅旧版广东地方志就有四百余种,现已征集广东新编方志和专业志千余种,大大丰富了馆藏,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专藏。
3地方文献工作逐步的向现代化迈进。
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对地方文献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促进了地方文献工作向现代化的发展。
长期停留在手工操作的整理、查阅和收藏保护,将逐步为计算机等所代替。
例如,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在原有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上,在全国率先通过电脑建立了地方文献数据库,并使之纳入广东省科技信息管理系统,成为广东地方文献的检索中心,在为广东的四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广东地方文献数据库子系统,在文化部1985.1986年度科技成果评奖会上,获得全国图书馆科技成果二等奖。
4地方文献工作深入社会各有关部门。
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仅是一个方面。
社会的机关团体,如档案馆、博物馆、通志馆或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社等,也纷纷开展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汇编和出版工作,使地方文献工作得到全方位的发展。
各地档案所、博物馆、通志馆所保存的,基本是当地的地方文献或实物文物。
如广东省档案馆编印《广东档案史料丛刊》,出版了《粤海关档案研究》、《陈济棠研究史料》等资料,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印了《广东历史之最》、《广州高第街许氏家谱》等资料;隶属于广东高教厅的岭南丛书编委会,近年来整理编印了《粤中见闻》、《六莹堂集》等书;广东人民出版编印了《岭表录异》、《楚庭稗珠录》等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了《广州百年大事记》、《广州的洋行与租界》等广州文史资料专辑。
其他省也有类似情况,如编印地方丛书一项,黄山书社、齐鲁书社、岳麓书社、巴蜀书社等,分别编辑出版了《桐城派文选》、《齐鲁英杰》、《山左名贤遗书》、《王献唐遗书》、《八闽文献丛刊》、《福建历史人物传记丛书》等等。
回顾建国四十多年来我国地方文献工作,虽有起有落、波浪式前进,但成绩是主要的。
1949至1965年,是我国地方文献工作新的奠基阶段,而1976年以后,则是恢复发展阶段。
这两个阶段的地方文献工作。
基本上是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地方文献工作得到普遍重视,密切配合各个时期经济、政治、科学文化各领域的需要,发挥地方文献信息资源作用,积极地为社会服务。
6结束语综观我国地方文献工作,如与国外地方文献工作比较,它具有如下特点1历史悠久,积累性、继承性较强;2发展较快,重点突出,以图书馆为中心,带动其他部门同步发展;3上级行政机构,为此发布文件和制订条例,保证地方文献工作顺利开展;4地方文献的作用、地位,越来越明显,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有的还成立了专门机构;5文献的开发利用和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取得了进展和成绩,也是今后发展的方向;6地方文献的研究,正逐步开展起来,并有了新的突破。
我们深信,我国地方文献工作,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促动下,再攀新高峰,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注①见嘉靖《香山县志·序》②③见《中国地方文献社团荟要》台湾中国地方文献学会编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④见《隋书·经籍志》⑤见《唐会要》③见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序》〔出处〕高校文献信息学刊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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