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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一山创办长江工程大学
编者按:
感谢崔志豪同志在病中为我们赶写了这篇长文,为林一山治江思想研究留下了宝貴的史料,本刊特辟专栏“杏坛留芳”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林一山同志素以尊重科学、爱惜人才称著。
他在周恩来总理的批准和支持下,开创了新中国流域机构办大学的先河,为我国水利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50年前进入长江工程大学的同学,已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并且有1/4的同学会师三峡,这也正是林老创办长江工大的初衷。
我们热切地希望当年工大的师生为本刊源源賜稿。
林一山创办长江工程大学
一一纪念长江工大创办50周年
图、文/崔志豪
长江工程大学创办缘起
办校缘由:
长江水利建设,尤其是三峡工程建设,急需科技人才
1953年2月,毛泽东乘“长江”舰视察长江,从武汉至南京途中,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关于长江的汇报后,明确赞成修建三峡工程。
1954年长江发生全流域性的大洪水,12月中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武汉至广水途中的火车上,听取了林了山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促进了对三峡工程的研究工作。
1956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时,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殊”,描绘出兴建三峡工程的壮丽宏图,为三峡工程推波助澜。
1958年1月党中央“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听取了林一山和李锐关于三峡问题不同意见的汇报,提出对三峡工程采取“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并委托总理周恩来亲自抓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工作。
2月26日至3月6日周恩来总理率团视察长江,查勘中主持了讨论会并作了总结。
3月23日,周恩来在中央“成都会议”上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经会议讨论,25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
4月5日经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
这是三峡工程第—个纲领性指导性的红头文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最根本的依据。
就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情况下,周总理在1958年提出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建立一所大学。
1959年,周恩来又问林一山办了大学没有。
林一山遵照周恩来指示,根据长江水利水电建设,特别是三峡工程建设,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提请有关部门批准长办创办长江工程大学,并明确林一山兼任校长。
筹备工作:
1959年底着手筹办,由长办组织部门负责,成立了工大筹备处,下设教务组、总务组、招生工作组,1960年正式开课
“舔北京饭店的碗底”
筹办工作当务之急是招生。
但这所新办的大学,未能纳入当年全国统一的高校招生计划中,后经国家有关部委的同意,长江工大可以在高考录取结束后扩招落榜生。
林一山认为,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大部分是优秀的,究其缘由,首先是他们挑选了高考成绩最优的学生入学。
林一山根据生源的现状,要求:
“长江工大的新生可以从高考落榜生中,精选一部分成绩优秀的青年入学;对于招生对象的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可以放宽限制,但必须注重本人的政治表现。
”并果断决定从整体文化水平较高的上海、湖南、武汉等地区招生。
当时,高考制度有两个问题:
一是片面突出政治因素和家庭成份,将许多高考成绩优秀而出身不好的青年拒之门外;二是只凭考分划线,不重视对考生实际能力的全面考核,致使具有良好素质和发展潜力的青年落榜。
因此林一山指示,招生时要重视学生的素质,精选学生。
有人讽刺林一山是“舔碗底”。
林一山则诙谐地说,“我是舔北京饭店的碗底”。
意谓大户人家吃剩下的也有美食佳肴。
由于林一山的睿智、远见和胆识,把那些“不宜录取”的青年招进了长江工大,从而改变了这批学生的人生。
长江工大招收的新生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竟有一半以上,这种情况,在当时全国的几百所大学中可能是绝无仅有的,恐怕也只有林―山敢于冒这种政治风险。
培养目标明确专业对口设置
创办长江工大是考虑到长江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三峡工程建设的需要,为当时长办主要技术单位如水文处、勘测处、规划处、枢纽处、施工处、机电处及科学院等进行对口培养。
全校设水文、地质、水工、水电、工力等5个系,又分别设置了共12个针对性较强的专业。
例如我亲自参与的水工系的河川枢纽与水电站建筑专业,就是根据长办枢纽处、规划处和施工处的需要而设置的。
为了办好这些对口专业,我们在组织上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由对口生产单位与学校水工系成立系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枢纽处总工程师吴康宁同志担任,规划处、施工处及长江工大水工系均派人参加系务委员会。
有关专业的教学计划、教材编写和师资力量安排,均由系务委员会负责。
在师资上,相应建立了一支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教师队伍。
生产单位根据教学的需要抽调一部分既有一定理论水平与生产经验,又能胜任教学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承担有关专业的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以及提供水利水电工程的生产现场和有关的科学技术资料与物资设备,为现场教学、实验课开设与教学生产实习准备必要的条件。
办学方针
林一山提出:
要把长江工大建设成一所“抗大式”的大学,要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三八作风”作为建校方针。
林一山的教育思想确实与众不同,当时他提出了一个极为响亮的口号,即长江工大学生的培养目标是:
“赶清华,超清华"。
林明确要求:
"长江工大培养的毕业生,其思想水平、知识结构、业务水平、工作能力都要全面超过清华大学的毕业生。
”
林一山的雄心壮志,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这就是充分发挥机关办学的有利条件。
长办能够提供一批大中型水电工程的施工现场,即“万里长江是课堂"之美称;长办各部门拥有的生产设备、科研仪器、技术资料,能够为长江工大现场教学、科学实验、生产实习提供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更为重要的是长办拥有经过长期工程实践、数以千计的优秀工程师,他们不但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而且有较高的基础理论与专业理论水平,既善于运用理论来解答生产实践中的问题,又能把自己的经验上升到理论,且深入浅出,形象生动,更有效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许多老师还是全国水利界有一定声望的前辈。
如早已闻名教育、水利界的资深教授和专家的李荣梦副校长和曾任萨凡奇博士翻译、长委高级技术人员的李鸿宾工程师等。
根据林一山指示精神,长江工大采取了相应的组织措施,即每个班级配备班主任、辅导员。
水工系河川枢纽与水电站建筑专业对口分为3个班,其中水工甲班对口枢纽处,班主任暂缺,辅导员是孔繁涛。
水工乙班对口规划处,班主任是刘唯正,辅导员是陈渭韬;水工丙班对口施工处,班主任是蒋子德,辅导员是柳美仁。
这都是对口生产单位派来的专职人员。
后来水工系增设了政治干事和教育干事逐步替代班主任辅导员的工作。
校党委设有政治处,下设学生科、团委和理论教育科,专门从事学生的管理和思想教育。
对学生来说主要是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劳动观点教育、组织纪律教育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
六年的教学实施情况
1956年秋,我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工系,由于此前曾听过林一山的报告,被伟大的长江三峡工程所吸引,故在分配表上填报长委会。
我是那么幸运,不仅分配到长委会,而且安排到水工室三峡科,从此我就与三峡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我在老同志的指导下,能够独立完成三峡坝址比较中的美人沱号坝址、即伍相庙坝址的枢纽布置工作,并在专业组长陈济生、朱志新的带领下,由我直接向长委总工程师、苏联专家汇报。
工作不到5个年头,1961年初,我就被点名调入长江工大水工系任教育干事,成为一名兼职教师,负责编制“河川枢纽与水电站建筑”专业的教育计划,组织教学实施,制定课程教学大纲,负责组织教学与生产相结合的实践性教学,还兼任该班的结构力学讲课和辅导工作,直到学生1967年毕业分配。
下面结合我的本职工作对6年的教学实施情况作一个全面的回顾。
学制与专业教学计划的拟定如何制定教学计划,也有一个过程。
林一山曾提出“以横带纵,纵横交错”的设想。
横是指专业,纵是指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
以工程实际为线索来安排教学内容,除一些必要的基础课以外,其他课程均不单独开设,而采用相应的穿插办法。
根据这一设想拟制的第一个教学计划是采取一门主课、两条主线的办法来组织教学内容的。
一门主课是《大中型水利枢纽初步设计》,即用生产程序,按初步设计报告的篇目,采用工程实例(但不局限某一水利工程)来组织教学。
两条主线:
一为水文学、水力学、水利计算、动能经济、水电站;一为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钢筋混凝土及砖石结构、土力学、水工建筑物。
这一大胆改革的设想,如能付诸实施,必能取得积极的效果。
问题是需要大量的知识全面而理论基础扎实的技术人员来编写相应的教材,而编写这些教材又需要有充足的时间。
当时我们已编写了《工程地形、地质自然条件》和《水文水利计算》,但未能如期开课;后续课程《工程力学》正在着手编写,又由于时间过紧,无法满足教学计划的要求而未成。
这时正值国家教育部门发出加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教学的指示,强调课程本身的逻辑性和完善性。
据此,我们一方面参照有关高等院校水工建筑物专业规定的课题设置,修改我们的教学计划,在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上至少不低于一般的高等院校。
林一山适时提出并动员我们从长办技术部门调到工大的—些任课教师去“夺教授的皮包”以保证基础课的教学质量,使教学尽快地步入正轨;另一方面则重点落实充分发挥机关办学的优越条件,加强教学与生产相结合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更好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在这里,我还需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关于长江工程大学的学制问题。
按规定为五年制,1960年开课,应该在1965年毕业。
当时由于考虑要增加实践性的教学环节和为渡过困难时期参加大办农业劳动等因素,曾考虑延长学制,未果。
但实际是按六年制安排的。
这是基于这批学生是按照专业对口培养的,预定毕业后全部分配在长办,可将参加工作后的一年实习期列入教学计划,作为毕业前在校实施。
因此在校6年不算延长学制,仍应视为1965年毕业的五年制。
办学条件逐步改善
建校初期,学生来报到的时候,说这是一所“三无”大学。
一没有校舍,二没有教学大楼和图书馆,三没有教授。
这也算是—所大学吗?
当时学校租用了黄浦路兵站的一栋楼房,作为临时办公、接受学生的唯一校舍。
有条件的就开大课,不少班级干脆先拉到水利水电施工现场。
现场教学条件就更艰苦,住的是工棚,周围一片荒凉。
这也是后来有不少学生自动退学的一个原因。
1960年在临时租用的校舍上课
针对当时学生思想比较混乱的情况,长江工大的各级领导(校务委员会名单见另文),抓紧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工作,要他们正视暂时的困难,看到事业的发展。
告诉他们,长江水利水电事业的前景美好,特别是三峡工程。
这样的不朽事业,能够参与其中,应引为骄傲。
这样学生的情绪才渐渐平稳下来。
长办领导为改善办学条件,1962年上半年决定腾出惠济路长委招待所作为长江工大的学生宿舍,后来又腾出长办大院新大楼四楼、五楼作为工大的教室和部分办公室,并建立了物理、化学、地质等实验室和图书馆,教学设施渐成规模,教学秩序亦趋正常。
有学生回忆说,那时学生的生活有点半军事化:
每天早上6时,广播站的开始曲一响,同学们就迅速起床、整理内务和洗漱,然后到4楼平台上集体做早操;40分钟的自习后,到楼下餐厅打早饭在宿舍用餐;大约7:
30时,到长办大院上课的男女同学排着队,熙熙攘攘地行进在1000多米长的惠济路、永清街上,成为当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上午,有两门大课,4个课时。
下午,一般在宿舍做作业或自习,任课老师到宿舍为同学辅导或答疑。
下牛4时后,有一个小时的文娱体育活动时间,一批体育爱好者就会拥向宿舍区的小操场上打球、健身;有时男女学生还集体到长江游泳。
晚上,一般在寝室或阅览室进行二三小时的自修;10点准时熄灯。
每天的学习与生活既紧张、又充实。
由于学生课余文娱体育活动比较活跃,1963年成立了长江工大文工团、篮球队、排球队、田径队等。
在武汉众多高校中,长江工大虽是机关办学,只有几百名学生,却连夺文艺演出第二名,篮球赛第四名,排球赛第五名。
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师生至今难忘。
1963年校文工团创作演出大合唱《雷锋颂》。
作词:
周信、盛平章;作曲:
杨大明、盛平章;指挥:
杨大明
1964年长江工大男排队参加武汉市高校排球赛
长江工大基干民兵打把归来
在部分学生面临清理、工大車命精简时,林一山智保全体学生完成学业
长江工大的学生来源,以在社会上扩招的应届高中生为主;少数是为从勘测处基层抽调的工人举办的单科进修班、干部脱产进修班等,以满足机关培训各种类型干部的需求。
当时在校学生人数约有800人。
他们的命运如何?
第一件事――以“务农"的名义,保护了“家庭问题多"的学生。
1961年暑假,我们刚刚结束水工系在三斗坪的地质、测量现场教学,学校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要清理和处理一部分家庭情况复杂,特别是“杀、关、管”的子弟。
这一下问题就来了。
我们“舔的北京饭店的碗底”是否要吐出来一部分呢?
林一山校长对此事是认真负责的。
他提出让这部分学生改变专业的变通办法一一这就是新的水工二班“农田水利”专业产生的背景;不仅是水工系的学生还有其他系的同学,估计有近百名学生,也打着以“农”为主的旗号,先拉到长办农业基地之一的幸福垸去务农,将这部分同学保留下来。
水工系原来甲、乙、丙班合并为新的水工一班,后来又整编了一个水工三班(专科班)。
第二件事一一以“大办农业”的办法,避免了工大的精减或停办。
在1960~1962年我国面临“三年困难”期间,中央提出精简机关、基建下马,学校要削减或停办的方针。
湖北省据此要求工大停办。
长江工大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这一次还是林主任的办法保住了工大。
这时不仅是工大的问题,长办同样如此。
为了保持长办这支队伍,经向周总理请示,同意长办不搞“大砍一刀”,可以实行自保的方针,即自己养活自己,包括长江工大的学生在内(在林—山的心中,工大的学生就是长办的职工)。
于是,长办利用自己的优势,调集了一部分施工机械和技术力量,大办农业,先后办成沙洋农场、堤角农业基地、东西湖农场、九沟农场、围垦柳山湖和洪湖农场。
1962年夏,长江工大的学生,接受长办的统一调遣,在教师的带领下,与长办的职工一起,参加大战柳山湖的围垦。
记得当时接到命令后,我便带领70多名相当于一个连队的水工系学生,学校配备一位保卫干部王景海任指导员,打起背包就出发。
当我们到达工地时,为我们搭建的工棚,还没有来得及封顶,地下虽经初步平整,但潮湿不堪,学生们二话没说就像解放军一样,打开行装就地而卧。
我们的任务是修堤,当时的口号是“人在,堤在,长办在”,长江工大的口号相应是“人在,堤在,工大在”。
柳山湖是一个血吸虫疫区,林一山去视察过,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要我们在沟、湖边挖一个大坑,集中渗透过来的水,作为生活用水。
农场还准备了预防血吸虫的药水。
学生通过这次劳动,练就了一身劳动本领,养成了劳动习惯,具备了克服困难的精神,自然也付出了代价。
因为我们缺乏血防的常识,在劳动后期连降大雨,取土坑都被水淹没,下水取土时没有坚持用药水,不少师生患上血吸虫病。
水工系我是第一个被查出来的;长办职工也有不少患者,后来都在青年大楼安设临时病床接受治疗。
从上面二件事,可见工大的学生是经历了其他大学的学生不可能遇到的问题。
但终于站稳了脚跟,取得接受高等教育和分配工作的资格。
回首工大往事,这些学生的毕业真是来之不易。
别具特色的实践性教学
长江工程大学的办学的鲜明特色,就是充分利用机关、工程现场的优越条件,实行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教学原则;在教学计划的实施中,随机进行调整。
现将水工系河川枢纽与水电站建筑专业的教学过程简介如下。
(1)在水利水电工地进行的现场教学。
学生入学后,首先进行了热爱专业的思想教育,使之对今后仍承担治理与开发长江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有所了解;接着通过“水工基础"课的教学,使学生对一个水利工程所涉及到的勘测、水文、规划、设计和科研工作的内容及生产程序有所了解。
当时由于水工系有3个班,就只能分别安排水工甲班、乙班到黄河三门峡工地,水工丙班到陆水工地。
在工地上同学们一边和工人、技术人员一道参加施工中专业性的劳动;一边分别以三峡工程和陆水工程实例进行水工基础课的现场教学,加深感性认识。
这套讲义是我们组织力量编写的,并且邀请有关专业的负责工程师,采取现场讲座形式实施的。
在讲授过程中,结合讲课的内容根据需要随时组织学生参观。
这样的现场教学效果是比较好的。
每一位同孝都要写出学习总结,使学生了解自己所学专业对水利水电建设、国民经济和改造大自然的深刻意义,增强了从事本专业的信心和自豪感。
1961年水工丙班在陆水工地参加现场教学
1961年春季,水工系3个班集中在三峡工程坝址三斗坪现场进行《工程测量》和《工程地质》的教学。
这次现场教学充分发挥了机关办学的优越性,在行政上得到长办下属单位“三峡指挥部”的大力支持,从选派教师到生活上的问题,都能得到满足。
记得我们住在三斗坪下游原来的三峡地震台。
《工程测量》课是请长办三峡指挥部测量队的苏队长等技术人员担任。
每天上课是从地震台出发,学生们背着测量仪器和花杆排成一个纵队绕过溪沟去三斗坪坝址,有时还唱着革命歌曲,就像新四军、八路军和游击队在行军。
《工程地质》课更有幸请到湖北省地质大队的总工程师刘广润同志(1990年代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总是留苏博士,负责过三斗坪地质勘探工作,情况十分熟悉。
特别难忘的是他手下的人带着学生乘着小船沿着石板溪在大自然造就的地质层面上讲解地质年代的划分,又适值长办正在编制《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注:
为正常蓄水位200米的方案),可供坝址选择的地质勘探资料也相当丰富。
这为现场教学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工程实践教材,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方面达到了较为满意的效果。
例如:
通过地形地质专业知识的教学,多次进行了地质实习,最后在占据已有勘探资料的情况下,由学生独立写出《三峡太平溪和三斗坪两个坝址的地质评价》。
其成果得到了长办勘测处领导和指导教师的好评。
在陆水工地成立“长江工程大学教学办公室”,建立相应的教学基地,负责组织水工建筑物、水电站、水利工程施工等专业课的教学。
在专业课教学阶段,我们走出武汉的教室,同学们可以边学边看,并适当组织参加工程尾工的设计和生产劳动,可以反复地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使知识掌握得更为牢固。
―个值得回忆的插曲。
1964年秋季,长办施工总队即陆水枢纽的施工单位,为支援咸宁市两个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力量不够,想抽调一部分工大水工系的学生去完成,我们感到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也就大胆决定抽调部分学生直接参加生产设计工作。
其一是咸宁鸣水泉水库(位于咸宁市咸安区),是一座坝后式电站,发电引水隧洞长96.7米、直径2米,装机2×500千瓦。
工大承担的主要任务是水电站竖井、引水隧洞和岔管的施工图设计,由长办施总技术科王东汉任指导教师,带领学生张志勇、何锡瑾、蔡传凯、崔家钰、杨完白、戎美华6人完成。
其二是咸宁四门楼水库(位于咸安区马桥镇群门楼村的龙塘钱庄),是一座以灌溉为主,结合防洪、发电、养殖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
总库容为3670万立方米,可灌溉农田6万亩。
工大主要承担输水管系统的设计工作,包括进水塔闸门、输水管、出水口消力池等,由长办施总技术科罗承婴任指导教师,带领学生孙国纬、于海民、朱自强、李治正、邓爱英、朱玉洁、管其曼7人完成。
我还专门去看望过他们。
他们住在居民的家里进行设计工作。
咸宁市某县长就是这两个工程的指挥长,湖北水利厅一位五级技术员任总工程师。
大概经过两个多I时间他们就胜利完成任务,其设计成果得到湖北省水利厅工程技术人员的充分肯定。
⑵第一次参加生产实践,就承担了武汉市东西湖李家墩笫二期排水站设计。
这项生产任务是地方委托长办规划处承担的。
当时学生刚好学完技术基础课,需要安排一次《钢筋混凝土》课程设计。
这样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由生产单位的技术人员和工大的任课教师共同担任设计的指导教师,将学生按生产组织的办法,分成几个大组,在设计指导小组的领寻下,安排每个学生要承担的任务。
由于是完成一个实际工程项目,课程设计并非几周就能完成,教学计必须服从生产的需要。
这样,我们不仅调整了教学计划,而且还利用了暑假的时间。
这是一次“真刀真枪”的课程设计,施工用图必须由学生来完成,使其经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严格训练,指导教师必须全力进行辅导、审查和校核,以确保设计质量。
这与一般高等院校到生产单位去完成课程设计或毕业设计的情况不同。
他们是生产服从教学,生产单位的技术人员把设计条件发给学校教师,只作一般的介绍和指导;生产人员和学生各自完成一套:
前者是完成生产任务,后者是完成教学任务。
而工大学生的课程设计却是在教师和生产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为李家墩排水站施工进行的工程设计。
这是一般高等院校难以办到的。
1964年水工系学生在李家墩排水站参加设计实践
(3)第二次参加生产实践,承担了陆水3号副坝设计,这项任务正值完成《水工建筑物》专业课教学之后,需要安排一次与生产相结合的“水工建筑物”课程设计。
我们在长办陆水设计代表处得知,当时正急需完成3号副坝的设计。
这次任务的特点是时间较紧,不宜从教学的需要按常规来安排各个设计阶段。
如准备阶段必须大大缩短,不可能作较长时间的搜集资料和基本知识的准备工作,也不可能进行较长时间的讨论和交流,只能按生产程序,按一个生产人员的要求,很快投入设计计算和绘图工作。
设计代表处的技术人员也担心不能按时拿出成果。
这就必须统一认识,采取必要的行政管理手段,在指导教师的努力下,使学生按时完成计算和绘图。
实践说明,学生参加这样的“实战”,无论是对课本知识的理解和技能的掌握,都远非通常的“课程设计”可比。
⑷第三次参加生产实践一一毕业设计。
根据加强生产实践性环节的指导思想,我们比较重视这次毕业设计的准备工作。
先将学生分为三大组,分别由专门从生产单位请来的兼职教师和专业课任课教师带领,参加了乌江渡水利枢纽、清江隔河岩水利枢纽的设计工作和陆水水利枢纽的尾工设计工作。
这种安排旨在同时能多参加几项工程设计,使学生有更多独立工作的机会。
只可惜这次设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学校奉命急电通知各地师生提前返校参加运动而被迫中止了。
现在看来,学生在系统进行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过程中,不失时机地穿插进行上述重大的实践性教学,始终坚持围绕着生产进行,使学生不断地接触生产实际,了解完成一项生产任务所必要的程序以及平行交叉作业的关系;特别是通过实践,所学到的内容,超出了课堂教学的知识范围,又培养和锻炼了学生独立思考、综合分析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可在参加工作后,具有较快胜任工作的能力。
长江工程大学水工系河川枢纽与水电站建筑专业(本科,只办了这一届)的教学虽遭遇“文革”,但毕业设计仍然按教学计划要求全部完成。
这就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创办一所“特殊”的大学,采取“特殊”的教学方法,培养了一批“特殊”学生的历史。
长江工大在"文革"中被迫停办
1967年,工大学生面向全国,全部分配。
正常情况下,这批学生应在完成6年的教学计划和毕业设计后,全部分配到长办对口旳生产单位。
但事与愿违,1967年,工大毕业生约400多人参加了全国统一分配,分配到祖国各地。
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还得参加“斗批改”
学生分批离校后,长江工大还留下100多位教职员工。
1968年工大先进驻了工宣队,后来又进驻了军宣队,军、工宣队领导长办和长江工大的“文革”。
军宣队指挥长麦汝强在工大作报告时说:
工大怎么办?
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谁也不敢随便撤掉。
所以还是要继续参加“文革”的“斗批改”6这年冬天开始,按照当时命令,武汉市所有的大专院校全部搞“斗批改’,工大自然也不例外。
我们被安排到粤汉线咸宁与蒲圻之间的个小站红山岩,在一个小学里搞“斗批改”。
一晃快两年过去了。
此间我们这些教职员工不定期在工人师傅的支持下,还排演了京剧全本《沙家浜》。
这出戏竟然轰动了周围的农民,以至有人传说这是武汉来的京剧团。
后来返回长办,还在长江俱乐部作了专场汇报演出。
参加东西湖三期工程塔尔头排水站的设计
这批人“斗批改”也搞得差不多了,长江工大的领导还想方设法保住这支教师队伍。
1970年开年就找到一个机会。
长办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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