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巧装饰中国古代青铜器表面处理技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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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巧装饰中国古代青铜器表面处理技术
奇巧装饰――中国古代青铜器表面处理技术
中国古代青铜器以其作用独特、种类繁多、造型雄奇、纹饰瑰丽、铭文丰富、技艺精湛而著称于世,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珍贵文化遗产。
在夏、商、周三个朝代约1500余年的青铜时代,曾经产生了许多的创造与发明,造就了其他文明古国所无法比拟的辉煌成就。
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陶范铸造技术、失蜡铸造技术等以外,伴随着青铜工艺的发展而不断创新的宝石镶嵌、金属嵌错、鎏金银、刻纹、彩绘等青铜器表面装饰技术,以及菱形纹饰、亮斑纹饰等多种青铜器表面富锡装饰技术,也是中国古代青铜工艺技术创造与发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镶嵌
青铜镶嵌工艺,即在青铜器表面预留的纹饰沟槽中,镶嵌与青铜器本体不同色泽的材料,凸现或点缀器物表面绚丽华美的纹饰或铭文。
按镶嵌材料,可分为非金属和金属镶嵌两大类。
非金属镶嵌材料有绿松石、玉石、蓝琉璃、玛瑙等宝石,以早期绿松石镶嵌最为典型;金属镶嵌材料有红铜、金、银等。
镶嵌绿松石
绿松石镶嵌工艺,早在夏代晚期已经被应用于青铜器的美化装饰。
迄今所发现的早期镶嵌绿松石铜器,有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多件镶嵌绿松石牌饰等器物,其中一件镶嵌绿松石兽面文牌饰(图一),整体形似盾牌,两侧附有四个穿孔,可能为穿线佩戴装饰件。
X光无损探伤检验表明,该铜牌表面预先被铸成凹槽面与线条兽面纹饰,然后用生漆、树胶等天然粘合材料胶镶嵌绿松石病打磨光整。
所嵌绿松石形状各异,排列规整,翠绿的宝石与金色的青铜线条构成精美的突目兽面纹图案,煞是好看。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夏代晚期镶嵌十字纹方钺(图二),当是作为仪仗用具。
器物方形平刃,阑旁有两方孔,器物中心有一圆孔,周围用绿松石镶嵌两道同心圆,其间又镶嵌十字纹六组。
从其X光片上分析,方钺本体用陶范法铸造,表面预先铸成两面相对应的十字纹和圆环凹槽,再将精心加工的绿松石从方钺两面分别嵌入。
早期的绿松石镶嵌工艺主要用于平面的简单器物。
至商代晚期青铜镶嵌工艺趋于成熟,开始应用于装饰青铜容器。
如商代晚期镶嵌绿松石兽面纹方缶(图三),遍身镶嵌绿松石,即使肩部每面中间的浮雕小牺首上亦镶嵌绿松石。
这类满身嵌饰绿松石的青铜礼器在古代青铜器中并不多见,而且绿松石保存很好,可见当时镶嵌绿松石水平已经很高。
西周至春秋早、中期,镶嵌绿松石工艺多用于青铜兵器上。
春秋晚期至汉代,非金属镶嵌工艺臻于鼎盛,多用于青铜兵器和礼器的表面装饰。
如上海博物馆藏春秋晚期镶嵌龙纹鼎(图四)的兽目以小圆形绿松石镶嵌,著名的越王勾践剑的剑格上也镶嵌有华丽的绿松石(见图十七)。
镶嵌红铜
红铜具有良好的延展性,镶嵌于青铜器表面能形成色彩对比鲜明的纹饰图案。
实验研究表明,青铜器表面镶嵌红铜有两种工艺。
一种称为“镶嵌法”,即用煅制的纯铜丝或片,压入预先铸出的纹饰凹槽内。
通常凹槽口沿窄,内底宽,断面成梯形,使压入的红铜不掉落。
另一种称为“铸镶法”,红铜花纹先铸造成形,然后将花纹固定在预铸青铜器的型腔内,浇铸时嵌在器表形成红铜纹饰。
镶嵌红铜最早的实物是商代的戈和钺,但春秋中期之前镶嵌红铜工艺发展缓慢。
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镶嵌红铜工艺盛极一时。
纹饰题材除了沿用商周时期铸造纹饰中的鸟兽纹外,还有表现当时现实社会生活的题材,如水陆攻战、狩猎宴乐、采桑等。
“镶嵌法”红铜纹饰器物,如图四所示1923年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晚期镶嵌龙纹鼎,盖面和器腹用红铜丝线镶嵌;同墓所出的镶嵌狩猎纹豆,自器盖到圈足满饰红铜纹饰,描绘了猎人在兽群中勇武行猎的生动场景(图五)。
“铸镶法”工艺可能源于商周时期陶范铸造过程中所常用的金属芯撑技术。
如春秋时期?
馐?
F(图六),其腹部的红铜龙纹在内外壁相对应位置都可见,应与器壁同厚,可以起到金属芯撑得作用。
另1978年河南固始侯古堆出土的春秋晚期镶嵌红铜龙纹方豆,从其纹饰脱落处可以看到,红铜纹饰沟槽的后面均有一块金属芯撑(图七),显然是为固定红铜纹饰便于浇注器体而设。
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了多件镶嵌红铜器物,其中一件盥缶(图八)的红铜纹饰经检验为含铜量约98%,含锡1~2%,铸态组织。
因此,结合模拟实验可以认为,此类红铜纹饰以铸造成形,然后固定于外范型腔面上,在浇铸器体时实现镶嵌。
此外,1965年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出土的战国早期镶嵌宴乐攻战纹壶(图九),壶身满饰镶嵌纹饰,由上而下分别展现了习射与采桑的日常生活情景、宴乐武舞与弋射的其乐融融的场面、水陆攻战的激烈战场、狩猎及由双兽组成的桃形图案。
X射线探伤检测结果显示,壶身纹饰大多呈低灰度白色,显然镶嵌物并不是通常认为的红铜,而是一种密度高于铸器青铜的其他金属(图十);有些部位纹饰呈高灰度黑色,为纹饰槽中镶嵌物脱落所致。
嵌错金银
金银在中国古代很早被发现和利用,其延展性在金属中占据前两位,又具有较高的抗拉强度,可以锻打至细如毫发的程度。
所谓嵌错金银,就是利用金、银与青铜器不同的色泽,在铜器表面加工的沟槽中嵌错纹饰或铭文,然后用错石打磨器表至平整的一种工艺。
春秋时期错金银青铜器比较罕见,主要用于嵌错装饰兵器上的铭文。
如1994年河北邢台葛家庄出土的春秋时期错金鸟篆铭戈(图十一),援两面共有错金鸟篆铭文“玄赤?
z之用戈”八字,每面四字,金黄色的铭文熠熠生辉,笔画细腻流畅,表明当时的错金工艺水平已很高超。
战国早期到西汉时期是嵌错金、银工艺的鼎盛阶段,嵌错工艺运用得更加灵活,富于变化。
在各种器型的青铜器上多能看到线条自然流畅、纹饰繁缛精美、图案鲜明跃动的错金银装饰。
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战国中期错金银龙凤方案(图十二),全器运用了铸接、铸焊、焊接或榫卯等精湛的铸造工艺,将结构复杂的方案组成一个疏密得当,动静结合的艺术品。
并以嵌错金银为装饰,使整器璀璨华丽、光彩夺目。
同墓出土的4件错银鸟纹双翼兽(图十三),以银的白色勾勒出双翼兽的口、眼、耳、鼻、毛、羽和遍体的漫圈云纹,以及背部两只蟠曲云中的对称鸟纹,使神兽形象更加栩栩如生。
而且,表面错银纹饰刻画细腻,技术娴熟。
鎏金银
鎏金工艺是用金―汞合金涂抹在金属器物表面,经烘烤驱除汞后,使金层留在金属器物表面的一种装饰加工工艺,也称火镀金或汞镀金。
鎏银与鎏金相似,使用的是银与汞的合齐。
根据现有出土资料,中国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发明了鎏金技术。
目前出土的早期鎏金器物主要是战国时期的带钩、车马饰等小型铜器,如1965年河北平山出土的战国中期鎏金兽纹带钩(图十四),以局部或通体鎏金作为表面装饰,金光闪亮,是早期鎏金青铜器中保存较好的精品。
鎏金技术发展至汉代已趋成熟,鎏金制品较为盛行,种类不再局限于小型的、简单的器物,且鎏金纹饰呈现日趋多样化、复杂化。
1968年河北省满城县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很多精美的鎏金器,其中西汉长信宫灯(图十五)灯通体鎏金,璀璨夺目,以其优美的造型、巧妙的设计、精湛的鎏金工艺著称于世,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鎏银比鎏金出现得相对晚,出土的数量也少。
汉代时期在鎏金工艺高度发展的背景下,鎏银技术也得到了运用。
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鎏金银蟠龙纹壶(图十六),通体纹饰用鎏金、鎏银工艺处理,交相辉映,赏心悦目,是鎏金与鎏银完美的结合体,充分证明了鎏金银工艺技术在汉代就已达到了娴熟、高超的水平。
鎏金工艺自春秋战国开始使用,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直到今天,还装饰用于纪念性建筑物的房顶或塔尖上。
表面富锡技术
战国初期的《周礼?
考工记》中,记载了中国古代青铜中铜锡合金成分的配比。
它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记述合金成分与性能、用途之间关系的科技文献,是古代工匠对青铜冶铸生产活动经验的积累,表明当时已经深刻认识了金属锡的相关性能。
锡的熔点较低,易与铜熔合成合金;随含锡量的增多,青铜颜色由红色、黄色逐渐呈现银白色泽,抗腐蚀性能也增强。
表面富锡技术,就是充分运用锡的这些特性的一类特殊的青铜器表面装饰工艺,反应了中国古代对锡金属性能的深刻认知和高超运用。
出土资料反映,古代青铜器表面富锡技术有菱形纹饰、亮斑、整体镀层、铜镜“水银沁”表面等多种,均已失传。
根据现有实验研究表明,这类表面富锡处理工艺,一般是将特制的锡基材料按设计图案施于青铜器表面,经扩散处理使锡元素渗入而形成富锡铜合金的白色纹饰,未涂布锡基材料的表面则仍呈青铜合金的黄颜色,构成黄、白相间的华丽图案。
经过千百年的腐蚀作用,有些青铜器的黄、白纹饰区因其耐蚀性的差异,演变成了多种色泽相间的纹饰。
菱形纹饰兵器
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吴越地区风格的剑、矛、戈等青铜兵器,器物表面装饰有一种非机械镶嵌的、有规则的双线菱形格纹饰,在双线条交叉处又有小菱形、或椭圆形、或直线的图案。
这类巧夺天工的精美装饰被称之为“菱形纹饰”或“双线菱形格暗纹”,与同时期的双青铜复合剑、剑首同心圆制作技术并称为吴越兵器技术三绝。
此类技术的代表器物是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沙冢楚墓出土的著名的春秋晚期越王勾践剑(图十七),除刃口外,表面均饰有黑色双线菱形格暗纹,双线条交叉处横穿实心小菱形。
另1983年湖北江陵马山出土的吴王夫差矛(图十八),除刃口和中脊外,通体装饰双线菱形格暗纹,交点处横穿短线。
资料反映1978年湖南益阳新桥山出土的战国青铜戈(图十九),在援部上锋、下锋和内部均装饰双线菱形格暗纹,交点处为实心纹。
这类菱形纹饰拭之不去,磨之依然,极富装饰性。
上海博物馆在专题研究中发现,菱形纹饰剑为铸造加工而成,剑的基体合金成分与当时普通的青铜剑相同,但深度约几十微米的菱形纹饰区组织明显与基体有别,存在细枝晶区,含锡量高于基体合金成分。
模拟实验研究揭示和复原了菱形纹饰的加工技术之迷,表明当时已掌握了一种特殊而精湛的表面合金化技术――含锡膏剂涂覆工艺:
将高锡合金粉末混以天然粘结剂制成膏剂,均匀涂覆在青铜剑基体上,干结后在器物表面上刻划纹饰,刮去刻划处涂抹的全部膏剂,直至露出剑的基体为止;然后入炉加热扩散处理一定时间,取出后磨去表面的氧化层;此时表面上无涂层的部位仍呈基体的黄色,而有涂层的部位则呈现出了白亮色,得到带有黄白相间的菱形纹饰的青铜剑(图二十)。
经富锡处理的表面(白色)形成了细晶组织层,耐蚀性较好。
在埋藏腐蚀条件下,处理表面与未处理表面(黄色)因成分、结构和耐蚀性不同而形成了现文物的黑亮~灰黄相间的色泽效果。
亮斑兵器
战国时期的一些青铜兵器,表面装饰有银色或灰黑色的、有规则或不规则斑块状暗纹,多见于战国楚墓出土的戈、矛及剑等,被称为“亮斑”纹饰。
检测分析表明,斑纹中的锡含量远高于基体三倍左右,为富锡组织,厚度达微米级,纹饰与基体平整一致,无机械镶嵌痕迹。
因此,亮斑纹饰同样是采用一种特殊的表面富锡扩散处理工艺加工而成,当时应为银白色,由于在埋葬条件下长期腐蚀而变成了现在所见的灰色或黑色等多种色泽。
如湖南常德德山酒厂一号墓出土的战国太阳纹亮斑戈,戈援上有罕见的镂空太阳纹,援部和内部表面装饰不规则银色亮斑(图二十一),1954年湖南长沙魏家堆十号墓出土的战国亮斑戈,全身装饰不规则亮灰色斑纹(图二十二),1956年湖南长沙烈士公园出土的战国亮斑矛,通体装饰略有规则的黑色怪异图形暗纹(图二十三)。
巴蜀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在历史、文化、技术上有其独具特色的一面。
尤其是战国时期巴蜀兵器表面另有一类亮斑纹饰,略微凸起基体表面,形似虎皮纹,故俗称为“虎斑纹”。
如1980年四川成都新都晒坝出土的战国兽面纹亮斑戈(图二十四),戈的援及内饰陶范铸造兽面纹、云纹、叶纹和巴蜀文化所特有的文字,援上装饰有“虎斑纹”亮斑。
据检测分析和模拟试验,此类亮斑纹饰高富锡,可能采用热镀锡法处理而成,方法与楚式兵器表面的亮斑加工工艺不同。
刻纹
刻纹又称针刻纹或錾刻纹,是在铜器表面用坚硬而锋利的錾、凿、针等金属工具刻划出细小的点、线、面,构成几何纹或一幅幅描写现实生活情景及神怪画像为主的纹饰。
刻纹装饰的铜器多以锻造成形,器壁甚薄,大多约在1毫米左右,故出土时多有残损。
中国早在西周晚期已经发明了人工冶铁术。
至春秋时期,金属冶炼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铁制工具被广泛应用,为青铜器刻纹加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据现有考古实物,青铜器刻纹技术应萌芽于春秋晚期,而盛行于战国早中期,直至三国晋代以后绝迹,前后流行了约800年。
从出土刻纹青铜器的纹饰看,刻纹工艺可分为两种。
一种称为錾凿法,是刻纹技术发展初期使用的方法,其特点是由点或短线连成线,外观像虚线。
另一种称伪刻划法,是刻纹技术相对成熟的战国以后常用的方
法。
随着刻纹工具的不断优化,刻划技艺的逐渐成熟,已能达到下刀如笔,线条流畅的境地。
据不完全统计,出土春秋战国时期刻纹铜器已有50多件,主要为南方江苏一带的吴国器与北方三晋地区的晋国器。
年代最早的刻纹铜器有江苏六合程桥镇春秋墓出土的残铜盘和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出土刻纹?
F、盘、舟各1件,均属春秋晚期制品,如图二十五所示铜盘。
该器表面光素,器内刻有楔形短线构成的纹饰,腹内壁纹饰以两道双线分成3个层次,自上而下分别刻划了狩猎、乐舞宴享及双线三角纹带,盘底纹饰为蟠绕的蛇纹、蚕纹、波纹圈带。
战国时期,线刻法趋于成熟。
典型的出土器物有1978年江苏淮阴高庄墓葬出土战国中期刻纹铜器20余件。
其中如图二十六所示是出土7件铜盘之一,腹内壁刻有山林等自然景色和神人怪兽等,盘内底以陶纹分割成三个区,分别装饰轮环纹及波纹圈带、五条首尾相随的夔龙纹和十条首尾相缠的蛇纹。
刻划法工艺应用相当成熟自如。
至西汉时期,刻纹铜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在数量、质量或是器物种类上都远超春秋战国时期,并且在南方地区有广泛的分布,如广西、广东、云南、贵州、湖南、江西等地都有出土。
刻画的纹饰则以动物、花草树木等为主。
如1972年云南江川李家山的动物纹臂甲(图二十七),器壁很薄,富有弹性,适宜于佩戴。
表面线刻多为动物图像,如虎、豹、猪、猴、鱼、虾、蜂等,线条细腻清晰。
可见汉代青铜器薄壁件的成形工艺及线刻工艺都较东周有了更大的发展。
彩绘
青铜器上的彩绘技术是基于陶器和漆器的彩绘技术发展起来的,陶器上的彩绘在新石器时代已出现,漆器彩绘在商代已有应用。
彩绘工艺在商代也已用于铜器表面装饰,如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商代铜人的眼眉上已彩绘黑漆,河南罗山天湖6号墓出土的3件商代铜鼎上用黑漆髹饰夔纹、涡纹、和蝉纹等图案。
铜器上彩绘的工艺可能沿袭于漆器的彩绘工艺:
首先以采自天然漆树的树脂即生漆髹饰在铜器表面,稍干后,将丹砂、石黄、雄黄、红土、白土、铅粉等矿物颜料和靛蓝等植物颜料与漆调和成的各种色漆用毛笔描绘在铜器表面,待色漆干后颜料即附着在铜器表面形成纹饰。
战国时期,楚墓中出土了以红、黄、金色彩绘卷云纹、云纹等图案的多面铜镜。
汉代则是彩绘铜器的流行时期,有很多精美的彩绘铜器出土。
如西汉早期的彩绘车马人物镜(图二十八),镜背由内向十六连弧纹的镜缘及通过两道凹面弦纹分成的内、中、外三个区组成。
内区施以红彩,中心有一个三弦钮;中区施以石绿色,绘有四朵红花,又以云水蔓草饰为底纹,并在红花与绿草纹上勾点白色,使画面清新醒目,富有装饰性;外区施红底色,有四个形似圆壁的图案涂以棕色,将外区等分成四个区间。
区间内以树木和草坪为背景,并绘有19个人物、7匹马、1辆车六棵树,四个区间分别描绘了“谒见”“对语”“射猎”“归游”四个主题,以写实的手法和明快朴素的色调描绘了社会生活场景。
铜镜上的彩绘技法已比较成熟,彩绘颜色有红、蓝、绿、白等,表现手法有“块”、“面”、“线”、“点”的灵活应用,车马人物的动态与花草树木的静态相互映衬,将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至西汉晚期,彩绘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已经运用到复杂器物上的装饰。
如1985年山西平朔出土的雁鱼灯(图二十九),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由雁首颈(连鱼)、雁体、灯盘、灯罩四部分套合而成,可以拆装,鱼身、雁颈、体腔均中空相通,烟雾通过鱼和雁颈导入雁体内,防止烟雾的污染。
灯的表面饰有彩绘,根据器形来选取不同的矿物颜料进行装饰,雁冠绘红彩,雁、鱼身施翠绿彩,并以墨线勾出翎羽、鳞片和夔龙纹。
器物设计巧妙,神态栩栩如生,色彩细腻亮丽,是当时彩绘铜器中的精品。
中国古代青铜器表面处理技术,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成就,使得灿烂的中国青铜器更加绚丽多彩。
每一种装饰技术的创造与发明都是一个漫长社会实践的结晶,都是一个人类文明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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