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与平等论Kittay爱的劳动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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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与平等论Kittay爱的劳动精
依靠與平等:
論Kittay愛的勞動
(Dependencyandequality:
KittayonLove’sLabor)
吳秀瑾
前言
自從Gilligan發表InaDifferenceVoice以來,激起無數討論道德認知的性別化議題(戴華2001),比如女性關懷倫理(ethicsofcare)和男性正義倫理的本質主義二分法觀點,在女性主義陣營中就引起熱烈的爭論,贊成者認為關懷倫理才能確實掌握與描述女性(道德)人格的特質-體貼、細心、利他,這些美德所體現的道德特點是重視切身經驗、講究關係脈絡與不可必免的偏私(partiality),以上雖然與傳統道德所講求的普遍性與中立性(impartiality)有著根本的差異,但是關懷倫理主張上述特點都是難能可貴的美德,而非進行道德判斷時的絆腳石。
反對將關懷和女性本質劃等好者對女性再度戴上的美德桂冠感到深切憂慮,因為如果社會的性別勞動分工仍然一如既往,那麼贊成者所標舉的關懷倫理就會是生命中最難以承受的重負。
在正義與關懷各執一端的論戰中,女性主義者是應該切斷女性與關懷倫理的千絲萬縷,不再在女性沉重的肩膀上繼續落井下石?
還是女性主義者必然無法輕易拋開關懷倫理的本質連帶,因此吊詭的將揹負的重擔更加合理化,越發無法擺脫照顧者的貧窮化(Kittay1999;Tong2002)?
以上女性主義的兩難困境的僵局有了另類的出路。
EvaKittay(1999)指出一條既擁抱關懷倫理,又能夠擺脫照顧者貧窮化;既能肯定關懷倫理所承擔的道德義務,又能從照顧的義務中實現愛與自我成長。
如何可能?
Kittay的論證包含幾個重要步驟:
首先,她以M.Fineman(1995)所提出的依靠關係(Dependencyrelation)為人類的主要生命境況,立論關懷倫理的去性別化。
再者,她以R.Goodin(1985)的易受傷害模型(VulnerablilityModel)為主,立論關懷倫理的道德人格與道德基礎。
第三,她以A.Sen(1992)的能力取向(CapabilityApproach)為理論基礎,立論關懷倫理的社會公正基礎,主張公共政策的社會資源分配應該著眼於以關係為準(connection-based)的依賴關係中,使照顧者在社會資源的協助下,可以發展其基本能力以追求其個人福祉。
最後,整合以上的理論特點,Kittay以依靠批判(theDependencycritique)立論關懷倫理的社會正義,批判JohnRawls代表的自由主義公正理論不公平的對待依靠關係。
本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根據以上所列的四個要點,討論Kittay(1999)的主要思想脈絡與論點,掌握依靠與獨立間的種種問題,包括:
依靠難道不能涵蓋在強調獨立(道德)判斷的公領域中嗎?
如果依靠被冠上道德病人的封號,依靠可能和獨立性的特質一樣受公領域重視、有其內在價值?
如果依靠性是生命的境況,獨立性是規範性的價值,追求規範性是否使我們盲目於腳下的生命的境況?
如果依靠性是生命的境況,以依靠的特質為公民的人格要件,社會可以發展出何種規範性的價值?
關懷的道德特質難道不應該比獨立的理性特質更具有道德的優先性?
第二部分旨在評論Kittay依靠與女性主義的關係,問題包括:
如果女性一直是以獨立為兩性平權的目標,那麼當女性重視依靠與關懷美德,是否是回歸到充滿陷阱的社群意識?
還是跳脫以男性為主以獨立取向的價值體系,為女性主義奠立真正掌握女性特質的女性運動高峰?
為充分討論上述問題,在此部分中將從Nussbaum(2000)與Kittay觀點的對比中,凸顯出兩種關懷的立場,分別是Nussbaum所主張的以獨立性為主的關懷(Independence-basedcare)與Kittay以依靠為主的關懷(Dependence-basedcare)。
本文的結論是:
Kittay以依靠為主的關懷是關懷倫理發展上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除了讓關懷倫理擺脫二分法的僵局外,女人不追求獨立,就是投入社群的傳統窠臼,重視從人類生存處境出發的關聯性,不等於是接納社群的傳統價值。
此外,關懷倫理是一般化的道德觀點,如果人人都應該具有關懷的道德情感,那麼培養獨立和培養關懷都是增進生命福祉的必需,缺少一樣都是人格的不足。
當社會僅強調道德理性與獨立性的道德重要性時,我們應該扭轉這樣的偏差,從普遍從事依靠工作的女性身上學習關懷美德,深深記取我們都是母親的孩子。
本文
1.Kittay’sLove’sLabor的理論背景與幾個重要論証:
(1)人類的生命境況:
依靠(Dependency)
如果生、老、病、殘障與死亡是人生的寫照,是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無時無刻都會面臨的處境-敖敖待哺的幼兒、需要陪病的急症或慢性患者、行動不便,無法自理生活的老者、或是如同Kittay的女兒是重度智障(Kittay1999,147-161),這類有先天與後天缺陷的殘障者。
以上足以界定何謂依靠(dependence),即是如果沒有旁人的照顧,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這些依靠者將無法獲得起碼的生命品質,甚至無法存活。
如此定義下,依靠必定是關係詞(relationalterm),預設了人是互相依靠的(interdependent)。
照顧者被稱為依靠工作者(dependencyworker),所付出的心力稱為依靠工作(dependencywork)(Kittay1999,31-33)。
Kittay和Fineman都主張這樣的名稱可以擺脫性別化的刻板印象,即使現實社會中普遍是女性從事依靠工作,但是並不代表男性不能成為依靠工作者(Fineman1995;Kittay1999)。
依靠與依靠工作有如下幾點特徵:
首先,Kittay主張依靠關係是人類的生命境況,因此依靠關係是生命的常態,而非例外(Kittay1999,29-30),此外,依靠是無法避免的(inevitabledependence)(Fineman1995,162-163)。
比較起來,道德與政治理念中預設了每個孩子是即將獨立的成人,人人是獨立自存的基本假設,反而是生命的例外,而非常態(Kittay1999,165)。
據此,依靠關係應該優先於每個個人的獨立性,而且有必要將該優先性與不可避免性反映在道德、政治與社會的基本理念架構中。
其次,依靠會衍生依靠(derivativedependence),也就是依靠工作會使依靠工作者也成為依靠者,原因是從事依靠工作者勢必無法平等的參與公領域的各項活動(Gottlieb2002),此外依靠工作者得依靠第三者或外在的(經濟、情感等)支援才能滿足其自身的(基本)需求,獲得(起碼的)生命品質((Fineman1995,162),若是缺乏了這些支援,依靠工作者將在身心匱乏的情況下滿足依靠者的需求。
第三,雖然某些依靠關係是互相交換與回饋,如養兒妨老的觀念,或是台灣社會中最常見的老一輩當孫子孫女的保母,等到身體欠安時,輪到子女照顧他們。
但是,Kittay和Fineman主張依靠關係不必然是互相交換與回饋,因為很多依靠關係事例顯示,交換與回饋只是理想,更常見的是無法交換和缺乏回饋。
因此,Kittay和Fineman認為社會政策應該以假定依靠關係不對稱性為前提,著眼於如何公平的照顧這些不對稱性中的依靠工作者,使其擁有合理的社會資源,以此為準,凡是依靠關係越是趨向交換與回饋的一端,則社會對其承擔就越少,反之,則遞增(Kittay1999;2002,241)。
(2)依靠的道德基礎:
Vulnerabilitymodel
以上說明依靠關係的不可避免性、衍生性與不可對稱性,如果這是生命的境況,是社會的普遍事實,那又和道德的規範性有何關聯?
又為何社會的分配原則應該反映發生在個人身上的命運?
在此先處理第一個問題,有關社會分配的問題在下段討論。
透過Goodin(1985)的易受傷害模型(vulnerabilitymodel),Kittay為依靠關係提供道德依據:
一方面依靠者容易受傷害,而且造成傷害的來源是他們所依靠的照顧者無法滿足其需求。
在依靠關係中,保護依靠者免於傷害是依靠工作者特殊的道德義務。
”IfA’sinterestsarevulnerabletoB’sactionsandchoices,BhasaspecialresponsibilitytoprotectA’sinterests;thestrengthofthisresponsibilitydependsuponthedegreetowhichBcanaffectA’sinterests.”(Goodin1985,118)。
易受傷害模型顯示,依靠者是如何容易被其照顧者的行動與決定所傷害,以及依靠工作者有道德義務使其免於傷害。
放在親子關係、家庭、友情與因受雇照顧的社會情境下,依靠工作者應該盡保護的道德義務是自明的(Kittay1999,57)。
同時,既存的社會與文化背景下,是誰應盡照顧義務與誰有要求受保護之權利也是沒有疑義的。
女人-母親、妻子、女兒、媳婦-普遍被社會分工與文化刻板印象指派為負有特殊道德義務的照顧者(Fineman1995,162-163)。
因為處於某個結骨眼上,已經清楚的確定了誰是盡義務者與誰是受保護者。
在現實的社會情境中,依靠關係的成立多半不是兩者間基於自願的默契與交換關係。
但是,社會與文化背景所扮演的決定性作用,也不意味著照顧者是被強迫與不願意下被賦與義務。
根據Kittay,照顧者正好在現場成為唯一或少數能夠保護需要照顧者使其免於傷害,此類依靠關係往往是非自願(nonvoluntary)與非強迫的(noncoereced)((Kittay1999,62,72-73)。
依靠關係的道德底蘊可以充分顯示關懷倫理的特點(Kittay1999,101)。
盡責的依靠工作者應該具有的美德是體貼、利他與透明(Kittay1999,52)。
透明的照顧者是不會以自己的需求來阻礙或是反射來自依靠者的需求的回應(Kittay1999,52)。
盡責的照顧者所看到的是以對方的方式來回應其需求(Kittay1999,157)。
如果女性與關懷倫理有不解之緣,Kittay和Fineman認為那純屬歷史的偶然,因為只要是依靠工作者就應該具有關懷倫理的美德,而關懷的道德情感是一般的,而非性別的。
因此,依靠工作除了不是非女人莫屬的工作外(Fineman1995,234;Kittay1999)它的重要性需要透過從小的情感教育著手,看重此工作的價值,讓男女皆樂於從事關懷工作(Kittay2002,246)。
(3)以關係為準的公平:
Capabilityapproach
以上,易受傷害模型所顯示的依靠關係是非自願、非強迫與非自由(nonfreedom)(Kittay1999,181),如果依靠關係是生命的常態,人與人之間的連帶是非自願、非強迫與非自由的過程,那麼傳統道德與法政理論所預設的社會是所有獨立、健康與自主的個人的自願、同意與自由結合,交換與回饋的互動,則反到是生命的特例或是理想狀態。
Kittay在Love’sLabor一書中最主要的立論是:
依據個人的獨立性為道德與法政理論的出發點所提出的公平與公正的社會資源分配忽略了依靠關係中的一大群人-他們被困在私領域,尤其是依靠工作者因為投注心力於照顧,滿足依靠者的需求,使他們無法平等的去參與公領域中經濟、社會與政治活動(Kittay1999,181;Gottlieb2002),因為走出私領域去追求公領域的參與,就意味著出走的背後留下依靠者以及無法被滿足的基本需求(Kittay1999)。
如何讓依靠關係能夠健全並且得到重視,使依靠工作的價值被社會所認可,從事依靠工作者得以擺脫或是無酬(以愛之名),要不就是低薪、不受重視的工作,Kittay提出以依靠關係為基準的平等觀-關聯中的平等(connection-basedequality)(Kittay1999,178-181)。
關聯中的平等首要強調的是依靠工作者也需要被公平的照顧,理由是”thattonurtureadependentbeingwell,andwithoutdamagingthenurturer,requiresthatthenurturerherselfbenurtured.”(Kittay1999,148)。
所以,如果依靠工作者對依靠者應盡保護的道德義務,傾其心力去滿足其需求,增進其福祉,那麼社會也同樣的應對依靠工作者盡其保護的義務,社會對依靠工作者的義務包括:
使其免於照顧工作的風險(Kittay1999,66);再者,社會有義務防止依靠工作者對依靠者的義務不是不公正的推給她(Kittay1999,65);其三,依靠工作者也是母親的孩子,因此要如同母親的小孩般被呵護,她們值得如此呵護是不可被剝奪的權利(Kittay1999,68)。
關聯中的平等所主張的平等是以A.Sen的能力模型為基礎,是能力平等-有能力去實現視為重要的功能,那些功能構成生命的福祉(capabilityequality)(Kittay1999,178-179)。
根據Kittay,關聯中的能力平等並不是主張平等分配社會資源(goods),也不僅僅是每個個人獨特的功能集合,而是維繫依靠關係下所有相關者個別功能集合的統合與協調。
關係中功能協調要能夠極大化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自由功能,還要能夠有充分空間讓依靠關係成長。
再者,每個依靠關係因其特性來決定哪些是重視的功能以增進其福祉。
(”Byviewingourrelationstoothersasnesteddependenciesandcoordinatingvaluedfunctioningsacrossthesenesteddependencies,westarttoframeequalityintermsofourinterconnections.”(Kittay1999,180)
(4)關懷倫理的社會正義:
依靠的批判(TheDependencyCritique)
以上討論概括依靠關係的三角關係的道德義務與權利:
依靠工作者對依靠者要盡保護的義務、而社會又對依靠工作者盡保護之義務,亦即,依靠者有權利要求依靠工作者盡保護之責,而依靠工作者有權利要求社會機構保護其免於因照顧工作而犧牲其自身之福祉。
如果此三角關係的前半部是所謂關懷倫理的領域,人類面對生、老、病、殘障與死亡中需要照顧的人,有保護其免於受傷害的道德情感與義務,保護需要照顧者是依靠工作者份內的事而非超義務(supererogatory)是人類應有的道德態度,反之,三角關係的後半部則並非是顯而易見的權利與義務關係。
在社會一貫的公私領域區分之下,並且總是以私人的問題來處理依靠關係的關懷倫理來看,三角關係的後半部甚至是不成立的(Kittay1999,99),亦即依靠工作者只能從個人的管道去尋求其支持系統,社會為何有義務要回應發生在個人身上的命運?
Kittay從依靠關係的三角間之道德義務與權利下對所有主張社會正義的理論進行所謂的依靠批判(theDependencycritique),這些正義理論中以JohnRawls最具代表性與重要性。
依靠批判的主要論點是:
凡是忽略依靠關係與關懷倫理的社會正義理論,該理論勢必違背其自身對正義的基本訴求,那些依靠關係中的相關者無法獲得該理論所應許的公平與平等。
換句話說,Kittay聲稱,依靠關係是衡量社會正義的最佳尺度,將關懷的依靠關係納入公平與正義的考量中才可望實現社會正義。
於是,拿著依靠關係與關懷倫理這把尺,Kittay批評Rawls的正義理論的核心:
包括對自由人的根本預設(獨立、健康、正常功能)(Kittay1999,83-99)與其道德能力(正義感與追求善的能力)(Kittay1999,102)是根本的忽略了依靠關係與關懷倫理。
Rawls公正理論中預設參與原初的境況(TheOriginalPosition)的立法者基本上是獨立、健康、理性與道德能力,有公正感以及實現其價值概念(Kittay1999,102),同時立法者必需在無知之幕(veilofignorance)的前提下選擇能夠分配公正的原則。
由於無知之幕的限制,沒有任何人比別人占便宜,大家都是平等的(JusticeasFairness),同時社會不平等只有在對處於最不利情境的人有利才能被允許(TheDifferencePrinciple)。
Kittay的依靠批判主張,即使原初境況中的立法者身處於無知之幕,可以設想依靠的處境並代表依靠者的權益發言,但是僅能反映出其偶然性,也許依靠者的權益可以被公正的對待,也許不能(Kittay1999,86)。
這樣的偶然性顯示了原初的境況所依據的概念與預設無法必然的保障依靠關係的公正原則,原因是如果依靠者的(極端)依靠性和立法者的獨立性的基本認定有如何巨幅的落差,那麼原初境況無法確定決定公正原則的程序中能夠融入並整合對依靠者的代表性(Kittay1999,86,89)。
Kittay的依靠批判更進一步指出原初境況的相關預設-健康、理性與平等交換與回饋-使得原初境況中代表依靠者的立法者的訴求,不見得會得到其他立法者的支持,因為依靠關係普遍被視為是自願的選擇,同時依靠關係是平等交換與互相回饋的互動,可見依靠關係的三角模型是私人問題,不是社會制度的分配原則。
Kittay的依靠批判指出,由於Rawls對立法者的基本預設完全排除依靠關係中不可避免性與易受傷害模型所顯示的殘障、不平等與無法回饋的互動關係,依靠關係勢必牽涉社會制度的分配原則,如果社會不以依靠關係為主要政策考量,或是社會僅將依靠視為邊緣與間接的,或是社會乾脆忽視依靠關係,那麼就可判定該社會不公正的對待依靠關係中的一大群人-以女性居多。
其三,若要確保原初的境況中的立法者能夠充分代表依靠者,保證決定公正原則的程序中能夠融入依靠者的訴求,Kittay主張應該在Rawls所指出的自由人的兩種道德能力上-有公正感以及實現其價值概念之外,還要具備第三種道德能力,亦即關懷易受傷害者與回應其需求的能力(Kittay1999,102)。
其次,如果關懷是自由人的基本道德能力,那麼將衍生相關的基本有用物品(primaryGoods),也就是當我們成為依靠者時有依靠,或是我們成為照顧者時有很好的社會支援系統,或是當我們無法完成照顧工作時,可以放心有其他依靠工作者接手(Kittay1999,102)。
以上這些關懷的需求是任何人追求生命福祉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有用物品,但是Rawls並沒有將其列入基本有用物品的項目中,顯然的忽略了構成生命福祉的基本要件。
第三,既然被照顧與照顧是基本有用物品(Kittay1999,103),照顧與被照顧關係不能只狹隘的定位在自願下獨立的個人間彼此交換與回饋的互動中,而是從社會去擴展交換的另類模式,Kittay將此社會交換關係稱為doulia(Kittay1999,107-109),意指來自公領域的社會義務,支援依靠工作者,增進其福祉,使其能夠盡其保護依靠者的道德責任。
最後,關懷倫理的社會正義有其根本的正義原則以落實相關的公共政策,對關懷的社會義務的原則如下:
「給他/她所需求的關懷,讓他/她依其能力去照顧別人,社會制度提供資源與機會給照顧者,如此所有人可在永續關係中被照顧」(Kittay1999,113)。
關懷的社會義務原則顯示:
如果社會依然將依靠工作視為自我犧牲以利他人的超義務,如果社會中的女人普遍承擔著以愛之名的無酬照顧,或是用低薪、低技術與沒有價值來看待依靠工作,那麼社會不僅是虧待了依靠工作者,虧待了女人,這個社會還不是公正的社會。
公正的社會中,關懷是自由人的道德能力,體貼、利他與透明的能力比起理性的能力一樣具有道德的重要性,是無法抹滅的基本自由與自我價值。
如果社會還無法認同此基本自由,那麼政治的一項任務就是去形成此風氣(Kittay1999,109)。
2.關懷與女性主義:
Kittayvs.Nussbaum
Kittay的依靠關係模型不是非女性莫屬,因此其所蘊涵的關懷倫理也不是女性所特有的道德特質,只要人生的處境無法避免生、老、病、殘障與死亡,那麼關懷也是人人所應具有的道德情操,當別人有需求時照顧他/她,當自己無法照顧自己時,也可以獲得最適當的關懷與支援。
人人都可以是關懷工作者,尤其是男性應該勇於投身於關懷工作,不再把這項工作視為女人的工作,是無償、低薪、低技術與無價值的工作。
再者,當男性成為關懷工作者時,他們往往才開始去反省道德、政治理論中對(道德、政治)主體的預設所反映出來的理論家本身不從事依靠工作的諸多盲點。
如果思想家建構道德與政治理論的同時也是依靠工作者的話,那麼除了可以避免很多盲點外,更為重要的是對道德與政治主體的預設就不僅僅限於理性獨立的(道德)判斷力(Kittay2002,242;Gottlieb2002;226)。
和眾多女性依靠工作者不同的是,Kittay是依靠工作者也是學者,因此當很多女性僅從事依靠工作,但是對道德生命的全貌(德人格與道德規範)是由不從事依靠工作的學者(尤其是男性)來界定,其間的巨幅落差所產生的分類作用,往往把後者的理論的價值體系視為衡量前者的評斷判準-一個將子女的利益看得比自己還重的母親,和能夠從一般的角度來進行思維與判斷的人,前者如果不是被貶抑為心理上的扭曲,將自己的理想過度投射於子女身上,忽略了人的獨立性(deBeauvoir1952),要不就是在後者持平公正的對比下,呈現為道德的低度發展狀態(Gilligan1980)。
當Kittay(1999)和Gottlieb(2002)以雙重身分現身於道德與政治理論的反省中時,他們開始質疑這些理論的正當性與適用性,並轉而從依靠工作的切身經驗中去重新定位與評價當父母親替子女爭取利益時人我不分的關係性是關懷責任的實現(Kittay1999,94),既非心理過度投射的人格病態、更非道德幼稚。
可預期的是,當更多既是依靠工作者也是學者從事於道德與政治理論的思考與建構時,關懷倫理不僅僅只限於女性,而是更為一般化的道德理論,它所預設的道德行為者將不只是包含獨立的個人,還更要能夠含蓋更貼近生命事實的依靠關係。
雖然Kittay賦予關懷倫理以一般化的思維,不再是性別的議題,但是Love’sLabor更是女性主義著作(Nussbaum2002,197;Kittay2002,238),依靠批判也是性主義批判(Kittay1999,Prefacexi)。
放眼全球社會,依靠工作絕大多數由女性負責,因此重新定位與評價依靠工作的道德與政治基礎,也就是肯定女性的道德特質、自我價值與社會貢獻。
如果社會的既定風氣是以女性為主要的依靠工作者,那麼女性不必因此自我貶抑為不能成為獨立的女人,或者是感嘆或是焦慮於因為一直是在依靠關係的社會處境中,女人學習獨立是既艱難又處處滯礙難行,一句話,如果不放棄依靠的社會處境,女人的獨立性無法和男人的獨立性相抗衡(deBeauvoir1952;Chapterxxv)。
關懷倫理替女性的身分認同打了一劑強心針,看清了獨立與超越不是生命的真實處境,也不是追求生命福祉的唯一價值。
但是這劑強心針是否有致命的副作用?
Tong(2002)深表疑慮的指出:
如果現階段的社會風氣與性別分工是以女性為主要的依靠工作者,那麼關懷倫理將更加鞏固這樣的分工模式:
假定社會充分提供支源系統,女性依然普遍選擇依靠工作,男性還是沒有意願從事依靠工作(Tong2002,211)。
用依靠工作來取代女性的工作,雖然是將該工作一般化與去性別化,但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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