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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2
(1)高平陵之变,亦称高平陵事变或正始之变,发生在三国时期的魏国,是魏国建立以后的一次重大政变。
事件源自曹魏宗室曹爽和大臣司马懿之间的权力斗争,最后以司马懿罢免并杀害曹爽以及夺取大权而结束。
(2)高平陵之变:
(通过这次政变,司马家族从曹魏集团手中夺过了权力,奠定了晋帝国兴起的基础)
司马懿才高居下位,曹爽无能却任总揽大权的首辅。
久之,这种不平的心态必引出事端。
起因:
景初三年(239),魏明帝曹睿去世。
他无子,领养的曹芳才八岁,只得安排顾命大臣。
魏文帝曹丕所选的四位顾命大臣,只剩下司马懿一人了。
经过反复,魏明帝不得不让司马懿和曹爽辅佐少子曹芳。
曹爽、司马懿一起成为曹芳的辅政大臣。
论才能资望,明明是司马懿为优,曹睿偏偏起用宗室亲贵曹爽为第一辅政。
起初几年,二人在国事上尚能配合,但是两人才干的差异迅即在政绩上表现出来。
正始二年(241)吴国诸葛恪等率军攻略樊城、六安等地,司马懿亲自带兵反击。
不过一个月,就得胜回朝。
正始五年(244),建功心切的曹爽不听司马懿劝阻,率数万大军攻蜀,对峙数月,败兵而返。
司马懿小施瞒天过海之计,就麻痹了曹爽一伙,他佯装有病,安然在家避祸,很快就找到了发难的机会。
失去警觉的曹爽经常带着全班人马出城游猎,忽略留守。
桓范早就劝过他,不能都走了,要防备有人关闭城门,谁接应你回来?
曹爽漫不经心地说:
谁敢!
正始十年(249)正月,曹爽兄弟四人全都跟随少帝曹芳去拜谒明帝高平陵(今偃师市万安山麓),曹氏集团的核心人物都走了,京城空虚。
司马懿乘机率司马师、司马昭和暗中蓄养的三千武士发动政变,以皇太后令,关闭所有城门,派兵占据武库,还控制了曹爽及其弟曹曦的兵营,然后上书魏帝,痛斥曹爽种种罪行,表示自己将履行对先帝的诺言,已奉皇太后旨,罢曹爽兄弟兵权,并不得挟持皇帝,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
曹爽扣下司马懿的奏章,不敢报告皇帝,仍挟持皇帝,调发洛阳屯田兵自卫。
太常卿诈开城门,去到曹爽处,劝他重操当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伎,带魏帝去许昌,调四方勤王。
任凭他再三分析利害,曹爽、曹曦兄弟就是不听,犹豫一夜,曹爽解下佩刀掷于地说:
我总不失为一个富家翁!
曹爽如驽马恋栈豆,只顾恋家室,没有远大眼光,不采纳桓范的计谋。
桓范气得老泪纵横,说曹真是个能人,怎么生下这么两个笨牛蠢猪般的儿子!
想不到今天要跟着你们被灭族了。
曹爽把事情报告给皇帝,让下诏免了自己的官职,奉帝还宫,自己回家。
司马懿派兵把曹宅团团围住。
曹爽被困在家里,一筹莫展。
司马懿欲加曹爽罪,随便找了个借口,把曹爽、曹曦、何晏、桓范等一起逮捕下狱,定下大逆不道之罪,被处以夷三族的重刑。
通过这次政变,司马家族从曹魏集团手中夺过了权力,奠定了晋帝国兴起的基础。
高平陵之变的三个月后,司马懿也死了。
长子司马师专制朝政。
嘉平六年(254)司马师又杀了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等大名士。
随后司马师导演一场逼宫戏,废掉少帝曹芳,改立年仅14岁的曹髦即位。
曹芳朝中有一个叫范粲的官员。
司马懿无法参与政令决策,为了等待时机,凝聚反击力量,于正始八年(247年)借故生病辞职以回避曹爽。
次年,李胜到荆州上任刺史前向司马懿辞行,司马懿更在他面前装出重病的样子[2],因此令曹爽对他更为松懈;但于此同时,司马懿却与儿子司马师(当时为中护军)、司马昭以及太尉蒋济等人暗中准备发动政变。
经过:
正始十年正月(249年),少帝曹芳拜谒明帝之墓高平陵,曹爽兄弟及其亲信们皆随同前往。
司马懿乘机率兵发动政变,藉皇太后郭氏命令关闭洛阳所有城门,占据洛水浮桥。
接着任命司徒高柔假节行大将军事,接管曹爽的军队;王观行中领军事,接管曹羲的军队。
司马懿控制城内,随即派人上奏皇帝曹芳,宣称奉皇太后诏书,罢免曹爽兄弟。
奏疏先传至曹爽手中,曹爽惶然不知如何是好,也不敢送给曹芳。
大司农桓范在政变发生后不顾下属劝阻,出城劝曹爽前往许昌,然后以皇帝为号召拥兵抵抗司马懿。
司马懿接连派侍中许允、尚书陈泰等人劝说曹爽投降,并允诺其只要罢兵息甲,交出兵权,仍可保留爵位。
曹爽犹豫了一夜,最后认为投降虽然会失去权力,但以侯爵的身份应仍能享受荣华富贵;于是放弃抵抗,而请皇帝罢免自己,并向司马懿认罪。
曹爽兄弟罢官后随即回到府邸。
不久,与曹爽往来甚密的朝中侍从张当在严刑拷问之下供称曹爽和何晏计划在三月造反,于是曹爽与其同伙都被捕,而桓范亦因诬告司马懿谋反[3]而下狱,与曹爽等人一同处死,并且诛灭三族。
后封曹真的族孙曹熙为新昌亭侯,邑三百户,供奉曹真的祭祀[4]。
影响 司马懿因为这次政变,消除了由曹爽领导的曹氏宗室在朝中的势力,曹氏宗室力量日渐薄弱,司马氏得以完全掌握了权力,控制了曹魏朝政,逐步消灭支持曹氏的势力,向篡夺曹魏政权的目标前进,为日後司马炎代魏立晋奠下了根基。
王淩和令狐愚因为高平陵事件,认为魏帝曹芳年幼平庸而司马懿独揽大权,於是於两年後发动兵变企图推翻曹芳和司马懿,另立年纪较长的曹彪(曹操儿子)为帝,即寿春三叛。
驻守雍州的征蜀护军夏侯霸因与曹爽有亲戚关系,同时身为征西将军侄儿夏侯玄被徵召入洛阳,於是恐惧会遭司马氏逼害;同时与自己不和的郭淮又出任征西将军,都令他十分不安,因而逃入蜀汉。
(2)赤壁之战,是指三国形成时期,刘备、孙权联军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在长江赤壁(今湖北赤壁西北)一带大破曹操大军,奠定三国鼎立基础的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之一,也是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中最为著名的一场。
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长江流域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标志着中国军事政治中心不再限于黄河流域。
最后以火攻大破曹军,曹操北回,孙刘双方亦各自夺去荆州。
(3)官渡之战,是东汉末年“三大战役”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
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军与袁绍军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在此展开战略决战。
曹操奇袭袁军在乌巢的粮仓(今河南封丘西),继而击溃袁军主力。
此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
序幕
战役过程建安三年(198年),袁绍击败公孙瓒,占有青、幽、冀、并四州之地。
建安元年,曹操把汉献帝挟持到许县,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取得政治上的优势。
建安二年(197年)春,袁术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
曹操即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为名,进讨袁术并将其消灭。
接着又消灭了吕布,利用张杨部内讧取得河内郡。
从此曹操势力西达关中,东到兖、豫、徐州,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大部地区,从而与袁绍形成沿黄河下游南北对峙的局面。
袁绍的兵力在当时远远胜过曹操,自然不甘屈居于曹操之下,他决心同曹操一决雌雄。
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10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都,官渡之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战争结果 官渡之战,经过一年多的对峙,至此以曹操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
曹操以两万左右的兵力,出奇制胜,击破袁军十万。
这个战例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曹操以其非凡的才曹操智和勇气,写下了他军事生涯最辉煌的一页。
建安七年(202年),袁绍因兵败忧郁而死,曹操乘机彻底击灭了袁氏军事集团,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又征服乌桓,至此,战乱多时的北方实现了统一。
1、官渡之战后,曹军活捉了沮授。
沮授一直深得曹操赏识,起初曹操赦免沮授并且厚待他,但最后沮授因想要回到袁绍阵营而被曹操杀害。
2、曹操在袁绍大营发现许县及军中的某些人员,曾写信向袁绍表态,他下令将信件全部焚毁,以示安抚反侧。
3、官渡之战后,袁绍仅八百骑逃回北方,后悔不用田丰之言,但逢纪诋毁田丰,结果田丰被袁绍杀害。
4、冀州地区发生反袁的动乱,袁绍率军平定。
战役意义 官渡之战增强了曹操的实力,为曹操击溃袁绍,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方仅有曹操和袁绍势力较大,此战击溃了袁绍,北方就无人能和曹操抗衡。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外戚宦官专权,天灾人祸不断,终于酿成黄巾农民大起义。
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了,东汉王朝却已分崩离析,名存实亡。
天下群雄割据,战乱不休。
至建安四年(199年)夏,中国北方大致形成了袁绍与曹操两大军事集团。
袁绍拥兵数十万,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幽、冀、青、并等州郡,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
曹操则占领了黄河以南的衮、豫、徐等州郡,并把汉献帝接到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
但曹操只有数万兵马,所处的地理位置又易攻难守,且后方很不巩固,荆州的刘表、江东的孙策、南阳的张绣仍与曹操为敌。
所以总体作战形势利袁而不利曹。
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绍起兵十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昌,官渡之战序幕由此拉开。
袁绍举兵南下的消息传道到许昌,曹军诸将认为难以战胜袁绍,曹操却说:
“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遂决定起兵两万迎敌。
八月,曹操率军进据黄河北岸重镇黎阳,派臧霸率精兵入青州一带,巩固右翼,防止袁军从东面袭击许昌。
留于禁率步骑两千屯守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延津,令东郡太守刘延守白马,以防止袁军渡河南下,此为第一道防线。
九月,曹操还许昌,置主力在官渡筑垒固守,为第二道防线。
官渡为袁绍进攻许昌的咽喉之地。
12月,曹操复还官渡,亲自坐镇,严阵以待袁军来犯。
正当曹操全力以赴布置对袁作战时,刘备起兵反叛曹操,杀曹徐州刺史车胄,占据下邳,屯兵沛县,并积极与袁绍联络,欲合力夹攻曹操。
曹操分析了眼前的形势,认为“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
遂于建安五年(200年)年正月,率精兵东征刘备,一举占领沛县,收复徐州,转攻下邳,并迫降了关羽。
刘备全军溃败,仅带少数兵马逃往河北投奔袁绍去了。
曹操获胜后,还军官渡,以迎战袁绍。
建安五年(200年)二月,袁绍亲率大军进军黎阳,派遣郭图、淳于琼、颜良进攻东郡太守刘延驻守的白马,刘延兵势微弱,被颜良军围困,情况紧急。
四月,曹操决定率兵救刘延。
他采纳谋士荀攸的建议,先自引兵到延津,佯装渡河袭击袁绍的后方,袁绍当即分兵西应。
曹操却乘机率一支精兵向东奔袭白马,颜良措手不及,被关羽斩杀,白马之围遂被解出。
袁绍又派大将文丑与刘备率五六千骑步兵渡河追击曹军。
曹军当时只有骑兵五百余骑,危急之中,曹操令众骑兵解鞍放马,又将辎重丢弃在袁军来的路上。
不久,文丑兵到,见到曹军丢弃的马匹、辎重后,你争我抢,乱作一团。
曹操见此,命其500多骑兵立即上马,向袁军冲杀,袁军顿时溃败,大将文丑被斩首。
此番曹军连斩颜良、文丑两员河北名将,袁军大为震动。
袁绍下令退军阳武。
曹操也还军官渡固守。
八月,袁绍兵临官渡,依沙堆立营,东西数十里。
曹操也分营与袁军对峙。
九月,曹军出击,但战斗不顺。
当时曹操兵不满一万,且十有二三为伤兵,只好退回营垒坚守。
袁军见此,便堆起土山,筑高橹,用箭俯射曹营,使曹军士兵只能蒙盾而行。
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曹操命工匠连夜赶造霹雳车,向袁军还以飞石,摧毁了袁军的橹楼。
袁绍又命士卒挖地道袭击曹营,曹军也针锋相对,在营内掘地壕以对抗。
曹操又闻袁绍的几千车军粮即将运至官渡大营,他立刻派大将徐晃、史涣截击,将袁军粮草全部烧毁。
双方相峙月余,曹军粮草将尽,士卒疲乏,于是曹操寻机与袁绍决战。
建安五年(200年)十月,袁绍又派车运粮,命淳于琼等五人率兵万余人护卫,将粮屯积在袁军大营以北四十里的乌巢。
谋臣许攸建议袁绍派轻骑趁夜突袭许昌,袁绍不予采纳。
恰这时许攸家中有人犯法,被其政敌审配扣押。
许攸一怒之下,投奔曹操,并献计曹操奇袭乌巢。
许攸之计正合曹操寻找战机,出奇制胜的心意。
于是曹操当机立断,留曹洪、荀攸守官渡大营,自己亲率步骑五千人,连夜出发,一路扮着袁军,骗过袁军哨卡。
到达乌巢后,即围住粮屯放火,及至天明。
淳于琼才见曹军兵少,于是出垒迎战。
曹操挥军冲杀,袁军抵挡不住,被迫推回营垒坚守。
这时,袁绍一面派骑兵救乌巢,一面命张合阝、高览攻打曹军官渡大营,企图使曹操退无所归。
当增援的袁军骑兵逼近乌巢时,左右报请曹操分兵抵挡,曹操大怒说:
“敌兵到了我背后才再告诉我!
”于是士卒皆殊死拼杀,大破乌巢守军,擒杀袁将淳于琼。
攻打曹军大营的张合阝、高览二将闻淳于琼兵败,又闻袁绍对他们二人起疑心,遂于阵前投降曹操。
曹操乘势挥军掩杀,袁军大溃,袁绍及其儿子袁谭只带了八百余骑,仓惶逃往河北。
官渡之战,经过一年多的对峙,至此以曹操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
曹操以两万左右的兵力,出奇制胜,击败袁军十万。
这个战例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曹操以其非凡的才智和勇气,写下了他军事生涯最辉煌的一页。
建安七年(202年),袁绍因兵败忧郁而死,曹操乘机彻底击灭了袁氏军事集团,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又征服乌桓,至此,战乱多时的北方实现了统一。
(4)八王之乱西晋年间司马氏同姓王之间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爆发的混战,前后历时16(291年~306年)年。
其最终结局是东海王司马越夺取大权。
对统治造成了严重破坏,被认为是导致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
这场动乱从宫廷内权力斗争开始,而后引发战争,祸及社会,造成了较大的破坏,也加剧了西晋的统治危机,成为西晋迅速灭亡的重要因素。
之后的中国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西晋皇族中参与这场动乱的王不只八个,但八王为主要参与者,且《晋书》将八王汇为一列传,故史称“八王之乱”。
王号
姓名
汝南王
司马亮
楚王
司马玮
赵王
司马伦
齐王
司马冏
河间王
司马颙
成都王
司马颖
长沙王
司马乂
东海王
司马越
(5)竹林七贤:
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
据陈寅恪先生考,西晋末年,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
“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么“竹林”。
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影响:
玄学强调超越自然和宇宙本体之上的“道”、竹林七贤“无”的精神追求和哲学境界。
玄学的兴起与汉末社会危机的加深、汉王朝的解体和经学的衰败有重要的联系,因受正始玄学的影响,嵇康等名士的荒诞异行实为释私显公的表现,自我意识、精神的觉醒和提升。
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展现“竹林玄学”的狷狂名士风流自得的精神世界,刘勰《文心雕龙》评到“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肤浅。
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仙心”中显露“飘忽俊佚,言无端涯”的风格,从嵇康诗作文论中可一窥魏晋名士的玄远气度和名师风采,对后世影响深远
(6)王与马共天下 永嘉之乱后,以王导为首的王氏士族集团辅佐琅玡王司马睿,王导的堂兄弟、王羲之的亲生父亲王旷认为:
当时北方夷族太多,建议司马睿南渡,把首都定在南京,实施战略转移,而此前,王导、王旷已经南下“开辟”了根据地。
公元313年,历史上发生了著名的永嘉南渡,整个中原地区的北方名门望族和精英,以及政府机构、官员、甚至士族家中的佣人和鸡鸭牛马都被带过了长江。
这次以门阀士族为主要力量的大迁徙共有90多万人,琅玡王氏是其中最重要一支。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南京)重建晋室,史称东晋。
由于对司马政权的大力支持和艰苦经营,琅玡王氏被司马睿称为“第一望族”,并欲与之平分天下,王氏势力最大时候,朝中官员75%以上是王家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真正的是“王与马,共天下”。
(7)淝水之战,发生于公元383年,是东晋时期北方的统一政权前秦向南方东晋发起的侵略吞并的一系列战役中的决定性战役,结果有绝对优势的前秦败给了东晋,国家也因此衰败灭亡,北方各民族纷纷脱离了前秦的统治先后建立了十余个小国。
而东晋则趁此北伐,把边界线推进到了黄河,并且此后数十年间东晋再无外族侵略。
影响:
中国南北分立的局面继续维持。
东晋乘胜北伐,收回黄河以南故土,但不久,因丞相谢安去世和前线主帅谢玄退隐而转为守势。
前秦元气大伤,苻坚於公元385年被羌族姚苌所杀,各族纷纷独立,中国北方重新陷入分裂混乱的局面,先後成立了十国。
直到439年北魏重新统一北方。
而东晋则延续了数十年,直至公元420年被刘裕篡位,改国号为宋;中国的南北朝时代开始。
一直持续到公元589年,才被隋文帝杨坚统一,建立了「隋朝」。
(8)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
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220年)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
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
它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从曹魏始至隋唐科举的确立,这其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
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九品中正制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
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
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
因此当士族没落以后,九品中正制也被彻底废除了。
(9)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
1、社会大分裂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分裂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
除西晋短期统一以外,魏晋南北朝多数时间处在分裂割据状态,或三国鼎立,或南北对峙。
南北对峙下的南方和北方,又时常呈现不同的分裂割据局面。
秦汉时期的豪强地主发展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族地主。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大分裂,也不是绝对的。
分裂背景下又孕育着统一的因素。
魏、蜀、吴三国实现了局部范围的统一,十六国北朝时黄河流域曾先后出现过前秦、北魏和北周的三次统一,东晋南朝虽然朝代更替频繁,但南方相对统一。
这些统一因素的存在,为隋唐统一鼎盛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为结束分裂混战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物,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努力。
曹操、诸葛亮、祖逖、王猛、刘裕、北周武帝等都是为统一做出过贡献的人物。
分裂割据状态下,战乱频仍,各地交通阻隔,不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严重破坏、商业经济的衰退是分裂割据带来的后果。
但是在个别情况下,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是绝对的。
例如,三国鼎立时期,国家虽然分裂,但比起东汉末年的割据混战,战争已经大为减少,魏、蜀、吴在各自的统治区域内大力发展生产,南北人民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机会。
同时,在三国政治、外交舞台上,上演一幕幕历史活剧,充满了生机。
总之,统一固然比分裂要好,但不能绝对化,对具体的情形要做具体的分析。
二、民族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秦统一中国以后几百年间,我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结果。
“多民族的统一”,是对秦汉王朝的高度概括,“多民族的融合”,构成了魏晋南北朝社会大分裂之外的又一大时代特征。
两汉时期汉匈之间的和战,增进了双方的交往与了解,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迁居内地、建立少数民族政权,最后与汉族融合,提供了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长期割据混战。
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获得了较大发展。
特别是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趁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纷纷迁居内地,一些少数民族的贵族,还先后建立起政权。
如西晋末年,匈奴贵族刘渊,乘“八王之乱”据有并州,建立了“汉”政权,羯族首领石勒建立了“后赵”政权,十六国之中,除了前凉、西凉和北燕为汉族人建立以外,其他都由迁居内地的少数民族建立。
北朝中的所有政权,也都是迁居内地的西北、北部少数民族建立。
这一时期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南方的越族、西南地区的夷人,也都与内地封建王朝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
经过长时间的杂居相处,共同经历割据混战的苦难,各族人民之间增进了了解。
民族界线越来越小,社会上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
这种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在北方表现得最为明显。
北魏孝文帝顺应这一历史潮流,采取措施进行改革,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汉化和封建化,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局面的出现。
当然,促进民族融合局面出现的因素很多,我们之所以肯定北魏孝文帝改革,主要是他具有远见卓识,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趋势并积极地顺应这种趋势,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历史的进步。
经过民族融合,许多以往的民族消失了。
像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叱咤中国北方的匈奴族,到南北朝后期已经不见其名。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中华民族增添了新的血液,内地经济生活中增添了新的成分,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创立的均田制、府兵制等都为以后的中原王朝所沿用,这些都为下一个繁荣时代的来临创造了条件。
三、门阀大政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遭到破坏,门阀士族制度占据统治地位,形成这一时期特有的政治面貌。
门阀世族是东汉以来豪强地主的进一步发展。
门阀世族统治影响至魏晋南北朝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是这一时期除社会大分裂、民族大融合之外的第三大特点。
九品中正制保证了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东晋和南朝前期,是门阀世族的鼎盛时期。
北魏孝文帝采取汉化政策,在北方豪门大族的基础上,建立了北方的门阀世族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和庶族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不平等的条文规定,但事实上是不平等的。
那时,士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庄园,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善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等等。
士族把特大权,却不愿涉身实务,在优容奢侈中腐朽衰落。
世族门阀统治,不仅直接导致西晋时的八王之乱,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对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四、江南大开发
黄河流域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成为最早的经济重心。
秦汉时期,南方经济明显落后于黄河流域。
六朝时期,特别是东晋南朝,江南经济较大的开发。
这一时期,规模大、破坏性较大的动乱多发生在北方,而且战乱局面持续时间很长,南方则相对安定,西晋末年以后,上百万北方人口南迁,充实了江南的劳动力,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加速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一些统治者推行了劝课农桑、奖励耕积、安抚流民、兴修水利及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江南经济发展迅速。
江南土地大量开垦,耕作技术进步,农田水利兴修较多,农作物品种增多,单位面积产量提高。
江南农业的开发从江东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进而波及岭而和闽江流域。
江南丝织业、制瓷业、造纸业都有不小的发展,南方商品经济也相对比较活跃。
江南经济开发使南北经济趋向平衡,为以后我国经济打下了基础。
五、佛教大盛行
佛教起源于印度,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东汉时在国内逐渐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连绵,南北方政权更替频繁,穷苦百姓在苦难中挣扎,渴望找到一条精神解脱的道路,佛教宣传的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等思想,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世幸福上,让痛苦的百姓在渺茫的“来世”消除死亡的威协和流亡的苦痛,从中得到虚幻的慰藉。
而儒家经学的迂腐没落,玄学又只能在士人中坐而清谈,民间的道教又往往成为农民组织的工具。
多事动乱之秋,自己都感到世事无常,佛教很快就被统治者接受,并极力宣扬,用它来加强思想控制,维持统治秩序,正如刘宋文帝说只要百姓皈依佛教,“则吾生致太平,夫复何事!
”统治者为宣扬佛教,北方开凿石窖,南方修建寺院。
佛教有较广泛的信徒,也出现了不少名僧。
中亚和印度等南亚的哲学、逻辑学、医学、语言学,艺术成就以佛教、佛学为载体进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精神文化,佛教盛行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也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因此兴佛与反佛的斗争也就不足为奇了。
魏晋南北朝时代特征
历史上统一不是以南北正统为基础,而是以国家政权的政治发展形势为基础。
以在淝水之战后中国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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