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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的政治主题转换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第三世界的政治主题转换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一 研究缘起:
第三世界的由来与实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权力体系的解体、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导的新全球权力体系的建立,而且体现在广大的殖民地纷纷摆脱殖民帝国的控制,至少在形式上独立为现代民族国家,由此类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在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逐渐兴起。
第三世界是在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外出现的中间地带,在冷战格局下也成为美苏争夺的地带。
虽然第三世界只是一个松散的集体,但是它代表着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在受制于世界格局的同时,也对世界格局的变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因此,对第三世界进行学术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形成了第三世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
但是,第三世界并没有脱离世界政治格局的制约而转化成为独立存在的国际体系,相反它始终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对于第三世界的理解须臾不可脱离现代世界体系的框架。
现代世界体系是欧洲从15世纪开始不断从事殖民扩张的产物,它以军事征服为后盾,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政治控制为手段,以建立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和经济体系为主线,从而将全球连接成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和贸易体系。
诚如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ImmanuelMauriceWallerstein)所言,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绝非是一个自愿选择的过程,“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绝不是由于被融入地区的主动而开始的。
这一过程是由于世界经济体扩展其边界的需要而发生的,那种需要是世界经济体自身内部压力的结果所致”。
[1]换言之,那些地区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从而沦为殖民地,是主导现代世界体系的欧洲国家为了满足本国利益或者列强之间的共同利益,对亚非拉地区进行征服的结果,这就意味着现代世界体系的本质属性必然是不平等。
不平等之所以成为了现代世界体系的本质属性,同欧洲推动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之时的经济实力有关。
发展经济学家基斯·格里芬(KeithGriffin)的研究表明,西方相对于东方虽然具有军事技术上的优势,但是在经济上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
他写道:
“欧洲的军事优势加上物质相对贫困形成了欧洲扩张的早期态势。
西方之所以有可能掌握支配地位,是因为它拥有先进的军事技术;西方之所以必须掌握支配地位,是因为欧洲没有能力同东方的富国按平等条件从事贸易。
”[2]安德烈·弗兰克(AndreG.Frank)新近的研究结论支持了格里芬的判断,他发现甚至到了“18世纪世界经济一直被亚洲的生产、竞争力和贸易支配着”,亚洲特别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的中心位置,欧洲只是在得到了美洲的黄金之后才得以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
[3]以不平等的条件从事全球贸易才能满足西方的战略利益,并且进一步巩固西方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支配地位,依照沃勒斯坦的说法,就是在全球劳动分工非均衡性分布的基础上,保障西方国家剥削非西方世界,从而形成一种中心—边缘的结构,居于现代世界体系中心区的是占据优势或者支配地位的核心国家,而居于边缘区域的则是广大的亚非拉地区。
[4]
现代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质不仅指经济上的剥削关系,也包括世界政治中的支配关系。
现代世界体系当然首先是一个建立在差别化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基础之上的世界经济体,但是现代世界体系同样有着政治内容,或者说现代世界体系有着自己的“政治上层建筑”,这个政治上层建筑就是由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互动过程组成的世界政治。
[5]民族国家的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盟、竞争、冲突,始终是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沃勒斯坦指出:
“现代国家——位于一种国家间体系之中,并受这种国家间体制的制约——的建构是现代世界体系自16世纪开始以来的一个组成部分。
各国的统治者都专注于以两种方式来增强国家的实力:
提高国家的权威,即它在国家边界内做出有效决策的能力;提高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即将其意愿强加于其他国家和减少相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的能力。
”[6]在由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互动过程所组成的世界政治中,始终充满了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国家实力所决定的国际结构以及在此结构中的权力关系的性质,构成了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
本文所说的国际结构就是指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以第三世界为主要支配对象的等级性国际结构,而这个国际结构之中的权力关系就是指西方核心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支配和剥削。
第三世界是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由亚非拉地区的新兴民族国家组成的松散的集合体,虽然经过民族解放运动实现了政治独立,但它们仍然是处在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的落后国家。
一般认为,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Sauvy)提出的,用来指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国家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受压迫和被蔑视的落后世界。
[7]第三世界远非贫穷、落后那样简单,如果仅仅将第三世界定位为落后国家,那么第三世界的真相就被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只有从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同时进入才能理解第三世界的实质。
[8]勒芬·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S.Stavrianos)敏锐地指出:
“所谓第三世界,既不是一组国家,也不是一组统计标准,而是一组关系——一种支配的宗主国中心与依附的外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些地区在过去是殖民地,今天是新殖民地式的‘独立’国。
”[9]第三世界是一个有着鲜明价值判断的概念,“它强调的是非西方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何以停滞衰败的根源与本质”,也就是说是由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即边缘地位决定的,“结构的强制是全部问题的缘由与关键”。
[10]概而论之,第三世界的实质是它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边缘位置,也就是受支配和被剥削的地位。
既然第三世界是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决定了第三世界的内涵,那么这种结构性位置对于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
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反过来又会对世界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就是本文的核心问题所在。
现代世界体系对第三世界施加了结构性的强制,从而给第三世界制造了相同的地位、困境和问题,这些内容反映到政治发展上就具体表现为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共同的政治主题。
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历史,不难发现组成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国家在政治发展上共同经历了政权建设、民主转型、国家治理三个阶段,或者说政权建设、民主转型和国家治理分别构成了第三世界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主题。
对于经历了民族解放运动从而取得了政治独立的新兴现代民族国家来说,从事政权建设是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精英集团的头等大事,只有建立了健全的国家机器、实现了对疆域的直接和有效控制、赢得了公民对国家体制的认可之时,政权建设的任务才基本完成。
而民主转型则是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权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政治冲突长期积累的结果,它的核心内容是重新设计国家政权的制度形式,从而重新配置国家权力结构和划分政治精英之间的利益。
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转型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于是国家治理就作为第三世界的政治主题出现了。
所谓国家治理就是主权国家范围内的政党、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其他行动主体,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改善公民权利,以合作的方式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和过程。
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的形成与演变,同新兴现代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冲突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背后的根源则在于现代世界体系.本文致力于从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所具有的强制作用来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
第三世界国家经历了两次政治主题的转换,每一次转换都会对现代世界体系产生重要影响,并且会集中反映到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上层建筑而存在的世界政治层面上。
从政权建设到民主转型的转换是第三世界试图重建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契合关系的失败努力,因此这次转型打断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权建设进程,强化了西方核心国家的优势地位,从而巩固了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
并且,民主转型扩大了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优势,为美国在两极格局竞争中胜出进而最终确立世界霸权增添了战略资源。
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则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自主性的成长,瓦解了西方核心国家政治优势的基础,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发展时代。
虽然国家治理主题现在并没有明显改变等级性国际结构,但是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体现了第三世界国家主张的新国际结构正在孕育成型,因此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推动了世界政治的转型。
本文的主体内容将围绕四个方面展开:
首先,立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政治史,概括出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政治主题经历了从政权建设到民主转型再到国家治理的演变过程,并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对政治主题的形成及其演变进行说明。
其次,笔者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及其演变放置到现代世界体系之中进行观察,进而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给第三世界国家限定了秩序和发展两大基本命题,秩序和发展是塑造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政治冲突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也是决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及其转换的深刻根源。
再次,笔者将重点探讨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转换对世界政治产生的重大影响,从政权建设向民主转型的转变实际上发挥了巩固西方核心国家支配的等级性国际结构和现代世界体系的作用。
而从民主转型向国家治理的转变则改变了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而推动了世界政治的转型。
最后,立足第三世界与世界政治之间的联系,本文讨论了第三世界对于我们生活时代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 第三世界的政治主题:
政权建设、民主转型与国家治理
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纷纷掀起独立运动,一时之间,民族解放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数十个殖民地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从而成为政治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
新兴的民族国家虽然摆脱了帝国主义统治,但是它们并没有摆脱现代世界体系,并且它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之中进行的,于是它们共同成为处在现代世界体系边缘位置的第三世界,这种结构性位置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形成了共同的政治主题。
通过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政治史,本文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主题经历了从政权建设到民主转型再到国家治理的变化过程,具体而言,从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是政权建设的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金融危机是民主转型的时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则是国家治理的时期。
[11]
西方殖民者在征服亚非拉地区时,为了满足殖民统治的需要,摧毁了殖民地旧的政治结构,建立了新的统治机构。
当殖民地实现了政治独立、殖民者退出新建立的国家时,政治统治出现了真空,政治冲突持续日久并且不断恶化,政治秩序难以有效维持。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分析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时就认为,国家有效统治的程度是各国之间最为重要的政治分野,“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
[12]因此,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建立一个完整的、有力量的、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国家政权,从而形成合法且有效的政治秩序,就成为刚刚步入世界政治舞台的新兴现代民族国家的头等大事。
政权建设是传统的政治共同体转化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性环节和关键性内容,其核心是要将政治统治的基础直接建立在国民之上,也就是要形成直接统治的政治秩序。
所谓直接统治就是不借助任何中间组织,而是由统一的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对社会进行控制和管理公共事务,其中暴力机构、财政税收机构、民意表达机构、检查监督机构、福利机构、教育机构、司法机构等是政权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直接统治得以形成的基础。
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在研究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形成时对此过程有着细致的刻画:
“国家警察深入到地方社区。
政治警察和刑事警察在准备卷宗、监听哨、例行报告和对任何个人、组织或者可能影响‘公共秩序’的事件定期调查方面通力合作……欧洲国家开始以同样的方式监视企业的冲突和工作条件,建立和规范国家教育体制,组织对穷人和残疾人的帮助,建立和维护通讯线路,为了国内企业的利益征收关税,以及成千上万的欧洲人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国家权力的特征的其他活动。
国家的领域扩展到远远超出了它的军事核心,其公民们开始对它提出范围非常广泛的保护、判决、生产和分配的要求。
随着国家立法超出了自己的范围(远远不止批准征税),它们成了国家确实或者能够影响其利益的组织严密的所有集团要求的对象。
直接统治和大规模的国家政治一起成长,并且有力地相互增强。
随着直接统治在整个欧洲扩展,普通欧洲人的福利、文化和日常事务变得前所未有地依赖他们碰巧居住的国家。
”[13]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而能够比较从容地完成国家政权控制社会、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的任务,但是第三世界国家却没有充足的时间从事政权建设,因而它们的政权建设遭遇到严重的挫折。
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异质性对政权建设构成了严重的障碍。
詹姆斯·科尔曼(JamesS.Coleman)在总结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时指出,缺乏整合性是第三世界国家重要的共同特性。
他写道: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这些社会所特有的民族、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多元性;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其现代化的有限性和不平衡性。
不过,关键并不在于这些社会的多元性——多元性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在于利益往往主要是依据部落、种族、宗教或村落关系集团来界定的。
这些集团的继续存在并处于主导地位,妨碍了它们被新兴国家和社会同化的过程。
而且,只要利益仍然主要植根于村落利益集团,并通过村落集团表现出来,那么,在讨价还价和竞争的过程中,这些利益就更加不容易综合。
”[14]整合性的缺乏导致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难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往往破坏了国家政权的完整统一性,稳定且有效的政治秩序经受着持续的考验。
当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权建设不能解决政治冲突从而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时,西方核心国家的自由民主体制的示范效应则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引向了民主转型的道路,因为在他们看来,政权建设遭遇挫折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政权的制度形式存在问题,或者说政治体制不能解决政权建设过程中的政治冲突,所以只要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建立在西方核心国家通行的自由民主体制,困扰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系列难题都将迎刃而解。
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之下,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政治冲突迅速高涨起来,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精英或是主动、或是被迫,纷纷启动民主转型的进程,于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就从政权建设转换成为民主转型。
民主转型是指从非自由民主体制向自由民主体制转变的过程,当第三世界的国家政权按照自由民主体制组织起来,并且经历了不同的政治集团的轮流执政之后,就可以认为自由民主体制在第三世界国家得到了巩固。
所谓自由民主体制就是指依照分权制衡原则组织国家政权机构,并且通过平等的投票权机制,在相互竞争的政治精英之间选举政治官员的国家制度。
自由民主体制的实质是利益聚合,因此它赋予国民一种政治价值,即自身的利益可以借助自由民主体制得到维护乃至改善,当普通的国民纷纷持有此种政治价值时,国家政权就得到了国民的认可或者说具有了合法性。
由此可见,自由民主体制是一种建立在利益聚合基础之上的合法性的再生产机制。
罗伯特·达尔(RobertAlanDahl)认为,如果遵循严格的标准,自由民主体制必须具备以下要素,具体而言,就是有效的政治参与、平等的投票权、充分的知情权、对议程的控制权、成年人的公民权利,然而现实中的自由民主体制,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体制,都未能完全满足上述标准。
[15]当第三世界国家纷纷步入民主转型的轨道时,它们几乎不可能考虑到自由民主体制与严格标准之间的差距,相反它们赋予了自由民主体制很多的理想内容。
第三世界国家走向民主转型并非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困扰之下仓促向自由民主体制的过渡,甚至可以说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都将自由民主体制视为摆脱本国艰难处境的救星,因而自由民主体制在一段时期内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迷信”。
虽然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在建立自由民主体制的过程中频频陷入困境,政治体制在威权体制和自由民主体制之间反复更替,政治力量之间的结盟与反结盟长期变动不居,政治冲突日益尖锐以致引发大规模的流血斗争,从而使得民主转型过程的“高度不确定性”[16]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但是,民主转型的乐观情绪丝毫未减,特别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以及在此重大历史变故刺激下兴奋异常的学术界的鼓吹,更是进一步强化了早已弥漫的乐观情绪,也巩固了民主转型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政治主题的地位。
这种状况也不可避免地对民主化研究造成了伤害,当自由民主体制被普遍视为民主转型的明确无误的结果时,民主化研究的问题意识就具有了先天性的缺陷,即自由民主体制赖以建立的条件组合全然被遗忘了。
[17]
当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转型浪潮逐渐回落之后,冷静的观察者对此过程难免有不堪回首之叹,大多数经历了民主转型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未能收获当初预想的政治果实。
除了少数国家建立的自由民主体制运转良好以外,大多数国家建立的自由民主体制陷入政治衰败状态,有些国家甚至退回到威权体制,民主转型之前就困扰着政治精英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依然如故,甚至进一步复杂化以致增加了解决的难度。
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转型引发的最为严重的后果是阶级冲突、种族清洗和国家分裂,从而将一些国家推到了不可治理的陷阱之中。
杨光斌通过解读民主政治史发现:
“民主本身就是根本利益结构的再调整这一事实表明,民主是一个冲突性概念,而且是一个扩张性的冲突性概念,就像看上去很美的‘文明’一样会带来冲突。
”[18]由此可见,当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权建设在未能实现政治整合的前提下遭遇自由民主体制时,政治衰败乃至尖锐的国内政治冲突都是难以避免的结果。
民主转型的后果预示着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将再次发生转换,国家治理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性得以充分彰显。
作为一个概念,国家治理发源于治理理念,是治理理念在面对全球范围内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时,围绕着对问题根源的诊断、解决路径的选择而进一步理论化的产物。
詹姆斯·罗西瑙(JamesN.Rosenau)认为,治理是一个内涵比统治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规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
[19]当治理与国家联结在一起时,它彰显了主权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以及国家政权主导作用的重要性。
徐湘林分析道:
“从学术理论的渊源来看,治理理论是从社会中心论出发,从社会的诉求来规制国家和政府的职责和作为。
国家治理概念则强调了转型社会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性,同时也考虑到了治理理念所强调的社会诉求,应该是一个更为均衡和客观的理论视角。
”[20]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将国家治理界定为主权国家范围内的政党、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其他行动主体,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改善公民权利,而以合作的方式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和过程。
国家治理取代民主转型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首要的原因在于第三世界国家遭遇了严重的治理危机。
第三世界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之时多为控制手段落后、物质生活贫穷的国家,因此实现发展和建立秩序才是这些国家的核心任务。
为了实现发展就必须建立现代工业体系,致力于经济现代化,然而经济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建立劳动力市场、积累资本、提高企业效率、投资新兴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等内容,而且意味着要进行关税保护、政府计划干预、财政和金融扶持、社会动员、公民权利等内容,要言之,经济发展同政治、社会议题是相互交叠在一起的。
亨廷顿就曾总结道:
“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进程延续了几个世纪,大体上来说,每次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对付一种危机。
但是,除了西方,世界其他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
”[21]多种性质不同的、内容相互抵牾的、解决方案相互矛盾的议题整合在一起,在第三世界国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对抗和政治动乱。
第三世界国家的遭遇实际上是一种根源于转型的国家治理危机。
在推进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重大的结构性变迁引发了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当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不能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得到解决时,就会涌进政治领域从而需要国家机构与社会组织共同合作加以应对,如果国家机构与社会组织的共同合作也无法有效解决问题时,国家治理就陷入了危机之中。
徐湘林指出,所谓国家治理危机就是指国家治理出现了体制性困境或者说严重的缺陷,多个方面的和大范围的国家治理职能呈现衰退和弱化,决策权威系统和行政执行系统也不能有效运转。
[22]当第三世界国家面对转型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时,它们选择重新设计国家政权的制度形式作为解决方案,也就是实行民主转型以建立自由民主体制,然而不幸的是,自由民主体制非但不能有效地应对问题,反而加剧了国家治理危机,在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之中,自由民主体制的建立甚至成为了引爆国家治理危机的“火药桶”。
国家治理危机与民主转型的相互作用说明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自由民主体制并不天然具有解决国家治理危机的能力,国家治理危机也并非是简单的政治体制设计和选择的问题,实际上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就是国家治理危机本身,而根本的出路就在于立足本国实际创建符合国情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及不断改善国家治理水平。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彻底揭露了这一问题,因为金融危机撕开了西方核心国家长期以来的政治优越感的面纱,原来西方核心国家也被一系列国家治理难题所困扰,甚至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所以自由民主体制在第三世界的挫败也不是简单的“水土不服”,西方核心国家的困境说明自由民主体制也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的话来说,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体制步入了政治衰败的轨道。
[23]
当第三世界国家从自由民主体制的迷梦中惊醒时,国家治理成为第三世界新的政治主题就在情理之中。
可以说,国家治理已经不仅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而且是包括西方核心国家在内的全球范围的政治主题,这不仅是因为西方核心国家也被一系列国家治理难题所困扰,而且因为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正在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挑战,因此“在21世纪,‘治理’则越发成为国际社会更加主导性的话语”。
[24]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实力的相对衰弱,它们对于国际事务的控制能力也随之发生了下降,所以全球权力体系也在发生转移。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深刻地认识到,全球权力体系的转移将导致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消失或者出现、问题重要性的增加或者下降,就当前世界而言,集中体现为全球性问题的激增、国际议程的丰富和排序的根本性调整、国际安全和环境问题越来越占据突出的重要位置等。
[25]各种愈演愈烈的全球性问题对世界各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严峻的挑战,未来的国家之间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国家治理能力展开,国家治理水平也将成为世界各国间最为重要的政治分野。
三 政治主题转换的逻辑:
不由自主的秩序与发展
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经历了一个从政权建设到民主转型再到国家治理的演变过程,如果从直接原因的角度对政治主题的转换过程进行分析,那么不难发现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的转换是国内政治冲突不断演化的结果,然而如果进一步追溯国内政治冲突的诱因,也就是从更为深刻的角度来审视此过程,那么可以认定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才是导致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转换的根源所在。
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也就是边缘的、落后的、依附的地位,不仅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共同的政治主题,而且塑造了第三世界国家内部政治冲突的性质、规模大小和具体节奏,进而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主题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发生了两次转换。
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实际上就是现代世界体系对第三世界施加的强制作用。
具体而言,现代世界体系将建立秩序和实现发展确定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核心任务,而建立秩序和实现发展之间的契合与冲突,则是导致第三世界国家内部政治妥协和政治冲突的基本诱因,因此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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