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真相.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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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真相
探寻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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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琅施塔得建于1703年,位于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以西29公里处,彼得一世时期曾为彼得堡的海防要塞;从18世纪20年代起,那里成为了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基地。
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喀琅施塔得水兵曾是布尔什维克党赢得起义胜利的重要支柱,而在短短3年后的1921年2月,就发生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和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大规模武装暴动。
暴动被苏俄领导人定性为反革命叛乱
暴动一发生,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领导人就给暴动定性为“受外国势力支持的白卫军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发动的反革命叛乱”。
1921年3月2日,由苏俄政府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联合署名的《苏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号召书》,则更明确地将这起军人暴动定性为“白卫军的新的阴谋”,“旧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军舰的叛乱”。
上述定性,成为后来苏联政府一直延续下来的官方说法,如1980年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首次出版、1983年再版的《苏联百科辞典》,就将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称作“喀琅施塔得叛乱”:
”1921年2月28日至3月18日在喀琅施塔得发生的反对苏维埃的叛乱,由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分子勾结白卫军和外国十涉者策划。
红军部队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代表们的参与下,平息了叛乱。
”一直至1991年底苏联解体,这种定性不曾有过改变。
然而,随着苏联解体和大量档案文件的解密,有关这次暴动的档案文件也得以面世。
这些解密档案文件表明:
上述的官方说法是错误的,暴动者们蒙冤数十年。
暴动的真正原因
从解密档案文件中找不出可以支撑苏联官方界说成立的文献根据,相反,这些文件表明:
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并不是由什么政治组织事先预谋策划的,而是自发的。
比如,在暴动被苏俄政府镇压后,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阿格拉诺夫于1921年4月5日,呈交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暴动调查结果的报告就指出:
“侦查材料无法确定,在兵变发生之前,反革命组织在要塞指挥人员中做过什么工作,也未发现协约国间谍的活动。
运动的整个过程都说明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如果兵变是由某个在它发生之前就存在的秘密组织发起的,那么这个组织无论如何不会把它安排在那个时候,因为剩下的燃料、粮食储备仅够两周用,而且在冰面解冻之前也有太长的时间可以安排。
”
这份报告还揭示了喀琅施塔得军民对于苏俄政府所声称的兵变的发动者是协约国间谍和沙俄将军等说辞的强烈反应: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情况是,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劳动防卫会议对喀琅施塔得居民发出的号召激怒了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号召说协约国间谍和科兹洛夫斯基将军是兵变的发动者。
而当时广大的群众几乎不知道谁是科兹洛夫斯基。
另一方面,群众自己觉悟到这一运动的自发性而更加相信群众自身的力量,他们充满了好战的热情,认为白卫军间谍不可能在他们中间工作。
几乎所有的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不经删减地就刊登在喀琅施塔得报刊上。
”
这份报告还明确指出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与苏俄境内外的反革命政党或组织没有联系:
“……这样的联系并未建立。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兵变是自发产生的,要塞的几乎所有居民和驻防军都卷入了这一漩涡……这一运动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反映,是农民和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对苏维埃政权粮食政策的不满,是他们对政权加于小私有者自由周转上的栓桔的公开反抗。
原料危机,随后发生的缩减运输工具和部分工业企业停产,饥饿加剧一一所有这些都加速了不满的爆发。
”
这里所说的“对苏维埃政权粮食政策的不满”,“他们对政权加于小私有者自由周转上的栓桔的公开反抗”,实际上揭示了暴动的真正原因,那就是苏俄政府长期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已经激起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并最终酿成政治危机。
1917年新生苏维埃政权诞生仅半年多时间,就遭到了十多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十涉,与此同时,国内战争爆发。
为了打赢战争,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建设新社会,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苏俄政府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内容包括:
实行工业国有化,剥夺剥夺者,加强劳动对资本的进攻,由没收大企业到没收中小企业;从粮食垄断、禁止私人买卖粮食到余粮征集制,以保证城市居民和红军有饭吃;限制市场和私人贸易,实行商业国有化;推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事化。
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要求农民按照政府规定的数额交纳农产品,交出全部余粮和一部分口粮来支援红军和工人。
为落实这项法令,苏俄政府派出了一支支携带着武器的征粮队。
征粮队常常无视农民的恳求强行将农民的种子粮和最基本的口粮也征集了上来,特别是将为数不少的中农甚至贫农当作富农给镇压或惩处了,这自然激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引发了暴动。
而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大多来自南俄和乌克兰农业区的年轻农民。
他们或通过休假的方式,或通过书信的方式,始终跟故乡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农村、农民以及农业的状况一清二楚。
农民们日益激烈的不满情绪,广大农村地区日益加剧的冲突、仇视和反抗,农业的凋敝败落,无不深刻地刺激并影响着这些水兵们。
在关于暴动的调查报告中,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阿格拉诺夫就写道:
“……对一些暴动参加者的审讯表明:
海军和红军中的不满情绪几乎同农民一样激烈,难以控制的不满情绪主要由从家乡农村传来的消息而郁积起来的,这些人一直同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家乡常常给他们捎来关于农村经济危机、地方政府滥用权力、余粮征集的不堪重负等等的坏消息……”
暴动被镇压,两千人被处决
1921年3月1日,喀琅施塔得暴动水兵召开全体会议并通过了一个决议,主要提出了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要求,如经济方面的要求主要有:
“对全体劳动者均等供应口粮”,“实行工会和农民联盟集会自由”,“应给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的全权,因为他们希望这样,并希望有以自身的力量而不是雇用劳力喂养和使用的牲畜”,“允许以自身的力量进行自由手工业生产”。
政治方面的要求主要有:
“鉴于现苏维埃不能代表工人和农民的意志,应立刻通过无记名投票重新选举苏维埃,在选举前应对全体工人和农民进行公开的事先宣传”,“对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左翼社会党派实行言论和出版自由”,“立刻撤除所有阻击队”,“撤销各类政治部,因为任何一个党都不能享有宣传自己思想的特权……代之应建立由当地选举的文化教育委员会,由国家拨给其资金”,“我们要求所有决议广泛地在报刊上公布”。
3月3日,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呈交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密电中全文抄录了这份决议。
应当说,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领导人在掌握了这份决议后,是比较清楚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并不存在协约国、白卫军、沙俄将军等背景的,这也不是什么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分子策划的阴谋,而是同当时苏俄境内多处爆发的农民暴动及其他社会冲突一样,是广大民众对“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不满和愤怒的又一次集中爆发。
1921年4月18日,即军人暴动被彻底平定后,全俄肃反委员会负责人萨姆索诺夫给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发了一份密电,要求对方“紧急电告:
有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起了领导作用。
公告需要你们所拥有的确切资料才能确定”。
这份密电表明,即便在暴动被彻底平定后,苏俄政府仍没有掌握暴动是社会革命党人策划的阴谋的证据。
既然没有掌握证据,苏俄领导人为何一获悉暴动的消息,就将暴动定性为“受外国势力支持的白卫军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发动的反革命叛乱”呢?
这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领导人的一种政治策略,是为镇压这场暴动提供正当的理由。
一如他们将当时苏俄境内多地爆发的农民暴动称为“盗匪活动”,这些暴动都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提出了质疑、构成了威胁。
1921年3月2日,列宁、托洛茨基联合署名的《苏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号召书》称:
“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宣布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戒严”。
同一天,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宣布对彼得格勒防区实施戒严的命令:
“……对于不执行上述命令的犯罪分子,应按戒严法予以查办。
如若在街上有人群聚集,部队可动用武器。
如有抵抗者,一律就地枪决!
”3月8日,对喀琅施塔得水兵的镇压行动全面展开。
3月14日北方军队集群司令下达了关于强攻喀琅施塔得要塞的命令:
“在夺取要塞时应严厉镇压兵变者,处决那里的士兵不要有丝毫的怜悯。
在要塞不要让士兵耽误一分钟,应让他们尽快去达到战斗任务的最终目的。
”3月17日,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向南方、北方军队集群再次下达了关于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
“南方军队集群司令今天应最终占领城市,并在其中实行铁的纪律”,“在协同下充分利用炮兵部队进行城市中的巷战”。
也正是在这份命令中,图哈切夫斯基命令:
“炮监应下令不晚于明天用窒息性气体和有毒气体的炸弹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进攻”。
成千上万具尸体被留在结冰的波罗的海上,随着冰的融化产生了污染芬兰湾水区的问题,直到3个月后才得以解决。
根据解密档案文件,从3月20日到4月15日,共计3000名“积极的叛乱分子”被捕,其中40%的人被处以极刑。
到1921年夏,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团、共和国芬兰边界防卫特别部代表团、芬兰边界防卫特别部喀琅施塔得专门处特别三人小组和彼得格勒军区军事法庭共计对2103人判处了枪决,对6459人判处了刑期不等的监禁。
暴动的深远影响
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在动用军队等国家机器平定暴动的同时,也对这场军人暴动以及在苏俄境内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进行了深刻而痛苦的反思,这促使领导人决定顺应民意,进行改革。
列宁写于1922年的《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一文揭示了这一心路历程:
“到了1921年,当我们度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的阶段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最大的—政治危机。
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
但是广大农民群众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这种特殊的、对我们自然也是极不愉快的情况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中走得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基地;群众已经感觉到的,我们当时还不能自觉地表述出来,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就是:
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
我觉得危机是从1921年2月开始的。
就在当年春天,我们一致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
”1921年2月8日,在列宁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由他本人亲自撰写的《农民问题提纲初稿》。
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废止广大民众所怨恨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为实行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有:
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
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征集制低得多,农民有权支配纳税后的余粮到市场上去出售,用来交换必要的工业品和其他生产或生活物资。
粮食税的实行,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种粮积极性,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并且从经济上巩固了工农联盟。
此外,新经济政策还规定在建立国营商业机构的同时允许私商的存在,充分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促进工农业产品的流通,以满足城乡居民的生活需要;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
正因为列宁和俄共(布)其他领导人对农民的政策问题、如何处理工人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有了清醒而正确的认识,苏俄的经济才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社会和政治也渐趋稳定。
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在促使苏俄领导人废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也对随后的苏联历史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那就是无论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每每出现苏联民众因为物质生活异常艰辛或精神生活苦闷绝望而对现实的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提出质疑,或发生群体性事件时,往往就会动用包括军队、克格勃等国家机器加以坚决镇压,而且镇压的手法也跟镇压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的手法一样,往往先是冠之以“人民敌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外国间谍”、“匪徒”、“流氓分子”等头衔或名目,然后动用国家机器实施镇压,并且在实施镇压的过程中封锁消息。
比如,苏俄政府在镇压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时,时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在一封发送给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的密电中就强调:
“我专列的收音机今天几乎完全收到了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的号召。
来自新戈兰季亚电台的十扰很小。
必须采取严厉措施监督新戈兰季亚电台的工作,并对涅瓦河上的舰艇的收音机进行检查。
”而1962年6月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政府在镇压新切尔卡斯克工人大罢工的过程中,克格勃也动用了各种手段和措施封锁消息,时任克格勃主席的谢米恰斯内给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其中谈到:
“为了发现并制止不良报道通过无线电爱好者传播到国外去,向新切尔卡斯克和沙赫蒂派去了5辆装备无线电接收和测向技术设备的无线电反间谍车。
”克格勃的消息封锁措施取得了效果,不仅国外,连苏联国内其他城市和地区直到苏联解体前,都极少有人了解新切尔卡斯克工人因为对物价上涨、工资降低不满而举行大罢工及遭到苏联政府严酷镇压的事实。
1922年列宁在《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指出:
“广大农民群众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遗憾的是,列宁的这一希望落空了。
在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被镇压后的苏联历史中,苏联民众“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苏联政权的事件屡屡发生,苏联政府也屡屡实施镇压。
这主要是因为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被镇压后,各个时期的苏联领导人仅仅铭记并继承了对暴动的镇压方式和措施,而全然没有学会、掌握并继承列宁的深刻反思,更没有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对政府相关政策进行理性、深刻的改革,进而满足民众对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合理而正当的需求。
关锋是“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从1966年5月28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他就是小组成员,1967年1月又兼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
然而,1967年8月30日,他就以所谓“乱军”即“揪军内一小撮”的罪名,和王力一起被打倒了。
关被打倒也牵涉到我,我所在的单位红旗杂志社以及有关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等也贴了我不少大字报,内容之一是:
“关锋是反革命,阎长贵也是反革命,因为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
”“强烈要求揪出埋在江青同志身边的定时炸弹!
”我当时任江青机要秘书。
我把有关这些大字报的材料拿给江青看(我不能不拿给她看,也不敢不拿给她看),她看后郑重地说:
“跟关锋在一起的不一定都是坏人,都是反革命!
”江青这样说,表明对我还信任。
不仅如此,不久,她还提议任命我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
一点不错,我确实是关的学生。
1961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关锋任组长的中国哲学史组,师从关锋学习和研究中哲史。
现在谈谈我所知道的关锋。
“文革”前的关锋:
开始引起毛的注意终获平反昭雪苏联解体后的1994年1月11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布命令,宣布参与喀琅施塔得事件者无罪。
暴动终获平反昭雪,然而它留给历史的回响,依旧萦绕在人们的心中…...(作者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理事)关在“文革”中成为风云人物不是偶然的。
他从1950年代起,在哲学界特别是中哲史界,就是有相当名气的人物。
关锋原名周玉峰,山东庆云人。
1919年生,1933年秋在山东庆云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加入共产党。
1937年9月任中共冀鲁边区抗日救国军第一路军政治部主任。
1950年调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1952年兼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行政十级。
1956年被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绳借调北京,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思想动态组组长。
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关调任《红旗》杂志编委,但他除了参加编委会议,给《红旗》写些文章,不做具体编务,专做学术研究,特别是中哲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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