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网络的定义特征和计量.docx
- 文档编号:12607576
- 上传时间:2023-06-06
- 格式:DOCX
- 页数:21
- 大小:240.14KB
董事网络的定义特征和计量.docx
《董事网络的定义特征和计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董事网络的定义特征和计量.docx(21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董事网络的定义特征和计量
董事网络:
定义、特征和计量
德仁运森
2012-09-0619:
20:
00 来源:
《会计研究》(京)2012年3期
【容提要】董事的行为镶嵌于社会网络,本文定义了“董事通过在董事会同时任职建立的直接和间接联结关系”而形成的董事网络,并从“结点”和“关系”两个维度界定了董事网络的边界;基于社会学的镶嵌理论、弱联结优势理论、结构洞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了其社会网络特征,也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董事的网络中心程度进行了计量;最后简析了独立董事在我国上市公司董事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和如何基于董事网络对独立董事治理行为展开研究。
本研究可为我国“社会网络和公司治理”交叉研究的展开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董事网络/独立董事/社会网络分析/公司治理/社会资本
一、引言
以往的公司董事会治理行为与效果研究过于关注董事的个体属性特征,然而,随着资本市场监管制度的演进和公司治理的适应性变革,很多外在可观察的用以区分不同治理效果的董事会特征趋同,以至于基于此展开的董事会治理研究无法得到科学的结论。
如在中国资本市场,从2003年开始,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25%分位数、平均数、50%分位数和75%分位数都集中于33%,而且在2003年-2009年的7年间非常稳定!
这一比例更多的是满足了相关监管要求。
现有的这些研究其实是忽略了董事与董事之间的关系特征,这种关系特征产生于互相的直接联结关系以及基于直接关系而产生的间接联结关系,进而构成了董事的社会网络。
Granovetter(1985)认为经济人是在社会网的互动过程中做出决定的,个人行为和制度镶嵌在社会网络中,作为经济社会中重要的角色,董事的治理行为受到所处社会网络的影响。
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公司财务和治理的文献刚刚起步(Hochbergetal,2007;Cohenetal.,2008;Kuhnen,2009),但作为跨学科研究,其中的诸多概念及其间关系急需很好地做一个界定。
本文则试图对董事网络进行清晰界定,基于社会学关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相关理论方法来讨论董事网络的特征,并讨论如何对不同董事在董事网络中的位置进行定量化衡量以及如何基于董事网络来研究独立董事的治理行为。
本文的后续安排如下:
第二节界定董事网络;第三节分析董事网络的特征;第四节对董事的网络位置进行定量化衡量;第五节对如何基于董事网络研究独立董事的治理行为进行简单分析;结论在第六节。
二、董事网络的定义
1.董事社会网络研究现有文献的局限性简析
从社会网络视角看待董事的公司治理行为的研究刚刚起步,现有文献检验了董事的社会网络关系对管理层监督(BarneaandGuedj,2009;AndresandLehmann,2010)、公司政策制定(Bizjaketal.,2009;Bouwman,2011;Chiuetal.,2010)、业绩和资本成本(SchonlauandSingh,2009;CaiandSevilir,2009;Larckeretal.,2010)等的影响,但这类文献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概念和逻辑关系的混乱。
首先,对董事所处社会网络的界定不清晰,有文献认为公司通过连锁董事的直接关系形成了网络(Chiuetal.,2010),有文献认为通过连锁董事产生的直接和基于连锁董事产生的第二维间接关系都属于网络关系(CaiandSevilir,2009),也有文献认为董事面临的所有直接和间接关系都属于网络的一部分(Larckeretal.,2010)。
其次,董事网络边界并没有明确,导致有研究人为地隔断了诸多网络关系,从而易得出错误结论。
如BarneaandGuedj(2009)只把董事网络边界限定在S&P1500公司,切断了很多不包括在此围的公司,从而使得网络位置指标有偏差。
第三,董事所处社会网络的性质并不统一,有教育背景(Fracassi,2008;Nguyen,2009;Cohenetal.,2008,2010);职业背景(Fracassi,2008;HwangandKim,2009)以及其他社会关系(Subrahmanyam,2008;HwangandKim,2009;Schmidt,2009;Hoitash,2010)。
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研究都仅是借鉴了社会网络的概念,并未深入探讨具体的逻辑机制,比如BarneaandGuedj(2009)的论证逻辑是“当董事没有关系的时候,他们通过提供更严格的监督来建立声誉;但当董事拥有更多关系的时候,由于在网络关系中的位置是安全的,他们倾向于提供更‘软’的监督”。
而FamaandJensen(1983)认为正是董事获得了声誉才更有动机和能力来监督管理层,而非建立声誉之后就更不去监督了。
AndresandLehmann(2010)认为社会联结中的个人倾向于互相照顾,而且建立和维持网络联系要花费时间,所以处于董事网络中心的董事可能花费更少的时间和努力去监督管理层。
但从社会网络理论角度,董事网络属于非正式的弱联结为主的网络关系,不需花费过多的时间来维系。
至于具体的董事社会网络关系如何影响董事治理行为则更是一个“黑匣子”。
2.董事网络的定义
董事作为经济中的个体,同时扮演着多种社会角色,也同时受到不同社会人群的影响。
为了更直接研究其公司治理角色,我们选取了董事之间互相联结形成的网络关系。
由于董事网络是社会网络的一种,故在定义董事网络之前先厘清社会网络的概念。
社会网络是指一组行动者及连接他们的各种关系(如友谊、建议和沟通等关系)的集合(KilduffandTsai,2003)。
如果用图论表达,一个社会网络就是一图,是结点(nodes)和他们之间关系(connections)的组合,所以一个社会网络包含了结点和线两种集合(WassermanandFaust,1994),同时还赋予结点和线以社会学的意义:
结点可以代表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线则代表互相的联结关系。
社会网络分析要探讨的正是各个结点之间的社会关系连带(socialties)以及网络结构(networkstructure)。
基于此,本文对董事网络的定义如下:
公司董事会的董事个体以及董事之间通过至少在一个董事会同时任职而建立的直接和间接联结关系的集合。
在董事网络中,结点就是网络中的单个董事;连带为董事之间的联结关系。
如果两个董事同时在至少一个董事会同时任职,那么这两个董事是相连的。
董事网络有两个重要特征:
首先是董事作为独立的个体本身(作为图论中的点);其次是董事之间因至少在同一个董事会任职而带来的相互间的联结关系(作为图论中的边)。
在董事网络中,董事之间沟通的方式主要来自各种正式场合或私下的交流。
不同性质的董事沟通方式有所区别,独立董事与部董事之间,以及独立董事之间主要通过公司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会议、非正式场合的沟通交流来产生联结关联;而部董事之间由于可能同时在公司管理层任职,属于同事或隶属关系,接触、交流、沟通的时间和机会更多。
需指出的是,这种联结关系产生的董事网络是松散的和非正式的。
Lin(2002)认为社会网络从本源上是正式性较弱的社会结构,因为它在位置和规则以及对参加者分配权威中几乎不存在正式性。
董事网络也并不是通过正式的权威性来分配权力,镶嵌在董事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更多的是针对董事的公司治理职能,在董事网络中的权威关系和非正式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在董事对管理层和控股股东的监督职能中。
如樊纲(1994)所说,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不重视“理性化”的正式关系及制度的建立与实施。
在正式制度约束比较弱的中国市场,非正式的约束可能在促进经济交换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关系实际上是通过充当正式制度的替代物而对公司产生影响(罗家德,2010)。
所以这种非正式的董事网络关系对董事的治理行为是非常重要的。
在本文定义的董事网络中,连锁董事是上市公司董事网络互相联结的重要条件,因为如果任何两个公司董事会之间都没有连锁董事,那么每个董事会的网络都成为一个孤立的点集,而只存在单个董事会部的董事之间互相构成的关系集。
卢昌崇和仕华(2009)发现2008年中国资本市场超过80%的上市公司有连锁董事,意味着A股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已经形成一个基于连锁董事而构成的网络。
尽管连锁董事是整体董事网络形成的重要条件,但是具体到董事个人,如果兼任了多家上市公司董事,一般来说在董事网络中处于较中心位置的概率会更高①,然而这并不是绝对的,董事个人在网络中的位置还需看他所联结的其他董事的联结关系,如果董事并不同时在多家公司董事会任职,也可能因其所联结的其他董事的网络关系而处于整个董事网络较中心的位置。
3.董事网络的边界
社会网络是由结点和联结关系组成的集合,因而分别从结点和关系入手来厘清本文的“董事网络”之边界:
首先是董事网络的结点边界,在定量化研究董事网络的时候,如果没有完全包括所有相关的董事个体,那么就有可能会人为地隔断某些网络结点而使定量化描述数据失真。
这一网络边界比现有的关于董事的网络研究相比的优势在于网络结点更完整,他们的研究多选择部分上市公司,比如WongandGygax(2009)使用美国S&P500公司,BarneaandGuedj(2009)使用美国S&P1500公司,这就人为地隔断了同一环境下的其他公司网络(比如某个董事在S&P1500公司担任独立董事,但与他联结紧密的董事所在的公司都不在S&P1500公司中,计算出来的该董事的网络中心度就要比现实更小),会使实证研究分析衡量结果产生偏差。
其次是董事网络中联结关系的边界。
董事不但在公司董事会担任角色,同时也扮演其他诸多社会角色,如公司高管、行业协会领导、政府官员、高校教授、各种俱乐部成员、老乡会和校友会成员,以及“为人夫为人妻为人父为人子”等等。
身兼诸多社会角色的董事自然也拥有多种多样的社会网络联结关系,比如专业协会、校友网络、俱乐部、老乡会、姻亲和血缘关系等。
本文定义的董事网络的联结关系专门是指董事通过在董事会同时任职建立的直接和间接联结关系,从而区别于通俗意义上的网络联结关系。
我们认为,董事的网络因定义而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种类,比如把老乡关系、校友关系或者各种关系的综合作为联结关系。
董事网络和“董事的网络”、“董事的社会网络”以及其他董事的其它特定网络的区别在于对“董事—董事”联结关系含义的区别。
我们将董事网络的联结关系限定为至少在同一个董事会任职而建立的直接和间接的关系,而通过其他维度定义的连接关系(比如:
亲属、老乡、校友等)就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董事的社会网络。
在对董事的社会网络进行大样本实证研究之前,必须考虑所定义的社会网络能够准确地衡量。
董事的其他网络关系大多属于私人连带关系,无法准确地分析(比如在某个会议互相认识而产生联结关系)和全面计量(每个人都扮演着诸多社会角色,很难对模糊的网络联结关系进行考察),而董事之间通过同时任职产生的网络能够找出互相之间的直接联结关系,且通过公开数据可以搜集并较系统地计量。
当然,董事个体的其他网络关系无疑也会对董事的治理行为有效性产生影响,但董事的网络关系类型不影响本文对董事网络特征的分析。
三、董事网络的社会网络特征分析
作为社会网络的一种类型,董事网络也同样具备其他社会网络所共有的一般特征,因此可以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核心理论来进行分析。
1.基于镶嵌理论的分析
以镶嵌观点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重点是在一个网络之中的个人如何在动态的互动过程中相互影响(Granovetter,1985)。
社会网络行动者的行为既是“自主”的,同时又“嵌入”在网络中,受到社会网络关系和结构的限制(罗家德,2010)。
这种观点避免了低度与过度社会化,从而避免了“社会性孤立”的假设。
为了更清晰地描述董事网络的镶嵌特征,我们绘制了图1,假设总共只有A、B、C三个上市公司,那么图1描述的就是整个上市公司的董事网络图,其中,A公司有3个董事,其中I11和I12为部董事,O1是独立董事。
B公司有I21和I22两个部董事以及O1、O2和O3三名独立董事。
C公司则拥有I31、I32、I33和O3四名部董事以及一名独立董事O1。
该董事网络中,O1分别是A、B、C三个公司的独立董事,O2是B公司的独立董事,O3是B公司独立董事及C公司的部董事。
独立董事O1在做公司治理决策时毫无疑问会受到其个人属性特征的影响,比如他是财务会计背景的大学教授,那么在涉及财务信息披露方面的公司治理职责就是专家;假设独立董事O2也是同样背景的教授,那么在现有的公司治理研究中很可能就认为独立董事O1和O2在B公司都发挥了同样效果的公司治理作用(在其他背景类似的情况下),但有可能在A公司中部董事I11是法律背景,C公司中部董事I33是行业专家(假设B公司和C公司属于同一个行业),那么在与I11和I33交流和沟通过程中,O1能获取关于法律和行业层面的信息和专业知识,但O2由于只在B公司任职,无法直接接触和获取类似信息和知识。
在其他条件都一致的情况下,独立董事O1在B公司发挥的公司治理作用比独立董事O2发挥的治理作用更加有效,这就是董事网络镶嵌观点所需考虑的因素。
我们从社会网络观看待董事行为,认为董事的治理行为受到所处的董事网络的影响,董事治理行为的这种嵌入性调和了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观点。
它一方面保留了在公司董事会决策中董事的个人自由意志,认为董事会依据自身的专业背景、知识积累和偏好做出决策;另一方面又把其治理行为和决策置于其人际关系互动网络中观察,强调在董事做一项具体决策之前,固然有自己的理性计算和个人偏好,但其理性和偏好却是在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中做出行为决定的。
他会和所处的社会网不断地交换信息、获取专业知识、受到影响和改变偏好,所以董事的行为既是自主的,也“镶嵌”在互动网络中,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
2.基于弱联结优势理论的分析
Granovetter(1973)提出了联结强度的概念,将联结定义为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因为发生交流和接触而存在的一种纽带关系,并将其分为强联结关系和弱联结关系。
强联结容易在性别、年龄、职业身份、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类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而弱联结则容易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
由于群体部相似性高的行动者对事物的了解通常是相似的,因此通过强联结所获得的信息冗余性和同质性往往比较高,而弱联结是在相似性比较低的行动者之间发生的,其分布围更广,因此与强联结相比更容易充当跨越社会界限获得信息、知识和其它资源的桥梁,也更可能将某些群体部的重要信息传递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其他个体,所以,Granovetter(1973)认为能够充当信息桥②的必定是弱联结,弱联结关系之所以“强”,原因在于它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关系,传递着信息,而强联结常常处于群体部,维系着组织部的关系。
图1董事网络联结关系图
在董事网络中,我们把公司董事会成员大概区分成部(执行)董事和独立(非执行)董事,由于部董事属于公司部成员且大部分都是公司管理层,开会、工作等接触机会多,时间也长,互动频率高,自然亲密程度也高,互相之间的关系就属于组织的强联结关系③。
而独立董事一般为高校教授、会计和法律职业人士、其他公司管理层或行业协会领导等,相对于公司董事会的部董事之间的关系来讲,认识时间要短、互动频率也少,主要是靠董事会议和专门的委员会会议以及私下的各种交流来进行沟通。
由于独立董事都有自己的主要职业,与所属公司关系达不到“亲密”的程度,独立董事的选拔要与公司没有利益往来,其治理作用主要是靠声誉(FamaandJensen,1983),所以独立董事与部董事以及独立董事之间的互惠交换程度也低,因此我们认为同一个董事会中部董事与独立董事之间的关系以及独立董事之间的关系为董事网络的弱联结关系。
由于同一公司董事会中的部董事之间的关系建立比较稳固和持久,互相的了解程度和知识背景都类似,进行治理决策的时候往往会发生“信息冗余”现象,相互联结获得的信息、知识、资源等同质化程度高。
而独立董事主要的职业和精力都不在所任职的公司,知识背景和精力与部董事都有较大差异,掌握的信息与公司部董事相比异质性较大,特别是如果独立董事兼任多家公司职位的时候,接触的知识和信息更加多元化和差异化,从而能给公司董事会决策带来更多样化和丰富的知识、信息和资源,容易充当董事网络之间的“桥”功能(CaiandSevilir,2009:
Farina,2009;Chuluunetal.,2010;等)。
图2不同类型董事网络关系
为了更好的说明董事网络的具体特征,我们把图1描述的董事网络图拆分说明,如图2所示,实线表示强联结关系,虚线表示弱联结关系。
在A公司中,由于部董事I11和I12接触的时间、频率等都比较频繁,属于强联结关系,而独立董事O1并非全职在A公司,平时在A公司工作的时间较短,与部董事I11和I12接触的时间和机会也不多,主要是通过公司召开董事会、各种专业委员会和临时的碰面以及私下沟通为主,与两个部董事的关系属于弱联结关系;B公司与A公司相比更复杂一些,其董事会有5个董事,两个部董事I21和I22,以及三个独立董事O1、O2和O3。
一般而言,三个独立董事除了平时与部董事接触不多之外,互相之间的沟通时间和机会也较少,所以独立董事互相之间也属于弱联结关系;C公司同样也是5个董事,但只有O1一个独立董事和O3、I31、I32、I33四个部董事,四个部董事之间属于强联结关系,独立董事和部董事之间都属于弱联结关系。
三个公司中,O1同时担任A、B、C三个公司董事会的独立董事,与A公司有两条联结关系、与B公司有4条联结关系,与C公司也有4条联结关系,共有9条联结关系(其中O1和O3同时在B公司和C公司董事会任职,则只算作1条联结关系);O2只担任B公司独立董事,有4条联结关系,O3既担任B的独立董事,同时也是C公司的部董事,与B公司有4条联结关系,与C公司也有4条联结关系,共有7条联结关系(道理同前)。
三个董事对比可知,O1在三个公司都任独立董事,在图1的董事网络中拥有最多网络关系,且都是弱联结关系,O3次之,且同时拥有强联结关系和弱联结关系,O2拥有的网络关系数量最少。
所以O1了解对所有3个公司的行为决策和公司治理信息、知识等。
在其中任何一个公司发挥公司治理职能时,其掌握的信息、知识等的异质性和广泛化特点就会体现在具体公司治理决策中。
举个例子,如果A公司首先实施了对管理层的业绩型股权激励计划,这种具有较大创新的知识可能O2和O3并不知晓,但在B公司也需要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时,O1便能借鉴其在A公司了解到的对高管股权激励的治理知识。
3.基于结构洞理论的分析
Burt(1992)指出个人和组织的社会网络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种是无洞结构网络,即网络中的任何一个个体与其他所有个体都有联结关系,网络中的任何两个个体之间不存在关系间断现象。
这种形式一般存在于小群体中;另一种则是有洞的结构网络,即网络中的某个个体与某些个体建立直接联结,但也与其他部分个体未发生直接联结,因此在个体之间就出现了关系间断的现象,这从网络整体来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就是所谓的“结构洞”。
充满结构洞的稀疏网络比密集网络更具有优势:
在关系稠密的网络中,每个行动者所能获得的信息都基本相同,存在大量的冗余性信息,而在关系比较稀疏的网络中存在一些结构洞,处于结构洞地带的行动者能够得到处于结构洞两端的不同的关系稠密地带的信息,能够得到大量异质性信息,并有利于行动者利用这些差异化的信息取得先行优势或主导地位。
在董事网络中,每个公司董事会的董事都可以看成一个小团体(clique),每个公司的非兼任董事与其它公司的董事之间就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通过连锁董事的关系间接地交流,这样整个上市公司董事网络就充满了每个公司董事小网络性质的结构洞,此时连锁董事通过在不同公司董事会任职而在董事信息传递网络中间形成了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
所以整个上市公司董事形成的网络具有诸多“结构洞”优势,而连锁董事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进而使整个董事网络的信息沟通畅通,信息异质化和交流性得以提高。
通过图1可以发现,如果O1并不同时兼任A公司和B公司的独立董事,那么A公司的部董事I11和I12跟B公司的I21、I22、O2和O3就不再有联系,A公司和B公司就形成了一个结构洞,独立董事O1便是连接A公司董事和B公司董事的桥梁,毫无疑问,充当桥梁的行动者属于弱联结关系,O1跟A公司和B公司的所有董事都是弱联结关系。
如果O1和O3都不再兼任,分别只任一家公司的董事,那么图1描述的董事网络中的三个公司将互不联系。
在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拥有连锁董事的公司在2001年占所有上市公司的比例超过50%,2009年这一比例达到近85%,这意味着整个A股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已经形成一个基于连锁董事而构成的网络。
而在所有连锁董事中,我们分别对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进行统计④,结果发现,独立董事占所有董事比例在2001年为15%左右,2002年55%左右,从2003年一直到2009年都在65%-70%之间,这说明从2003年独立董事制度规之后,在董事网络中扮演结构洞的“桥”作用的连锁董事中,独立董事占据主要位置,作为在董事网络中占据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的角色,独立董事作用更加突出。
4.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⑤
Lin(2002)认为社会资本应该在社会网络背景中考虑,即作为通过占据战略网络位置和/或重要组织结构位置的社会关系而获取的资源。
而且,社会资本可操作化地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它突出了嵌入在社会关系中而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
我们认为,镶嵌在董事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可以分为声誉、信息和知识以及战略资源三种。
第一,网络位置是获得声誉的一种重要方式(Freeman,1979),在董事网络中拥有不同网络关系和不同网络结构的独立董事其对声誉的获得和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⑥,我们结合社会网络对声誉的具体影响细分为三个部分进行剖析:
首先,如果董事居于整个上市公司董事网络的中心位置,能获得更多有关于治理行为的信息和知识以及在董事会的决策影响力(将在后两小节详述),从而积累的关于董事会中公司治理领域的专家声誉较高,未来潜在的拥有额外董事席位的概率更大,这就是董事网络带来的专家声誉资本;其次,就是镶嵌在董事网络中的社会声望⑦的获得。
KilduffandTsai(2003)把在社会网络中居于中心位置的行动者称为明星。
Lin(2002)认为社会网络带来的声望具有符号效用,行动者即使不能使用或动员镶嵌于社会网络中的这些资源,它们也有很大的符号效用,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社会资本,可以很好地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
社会关系可以被他人确定为个人的社会信用的证明,部分社会信用反映了个人通过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获取资源的能力。
社会网络的符号效用、认知平衡和获得社会信用的证明都预期在其它情况相同时,处在董事网络中心位置的独立董事所能获得的镶嵌在董事网络中的社会声望也越大。
同时,社会关系可以强化身份和认同感,确信和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共享相似利益和资源的社会群体的成员,不仅为个人提供了情感的支持,而且为个人使用某些资源权利的资格给予了公共承认(Lin,2002);最后,董事网络中如果独立董事的网络中心度比较高,以他为中心的董事就构成了一个虚拟的小团体,小团体的成员大都是社会的精英人士,即所谓的精英圈子(Davisetal.,2003;Nguyen,2009)。
已有研究发现精英圈子的成员容易产生一种“关系认同”(汪建和,2007)。
周建国(2010)就发现,在中国人际交往已经从传统的以差序格局为代表的“关系信任”过渡到以“同事、同行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董事 网络 定义 特征 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