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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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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趣事
篇一:
共和国将帅自律趣事
共和国的将帅们把廉洁自律当作大事,并率先垂范,留下不少佳话。
彭德怀怒斥挂“猪头”
1949年12月的一天,解放军一野二兵团在兵团部驻地兰州城南原甘肃盐务局大院内召开前委扩大会,到会的有兵团、军、师三级干部。
大家从不同的战场上来到这里欢聚一堂,心情十分欢畅。
有人忽报:
“彭总到了!
”这一喊,大家喜出望外,纷纷起身笑迎。
平时不善言笑的彭老总,也禁不住含笑答谢。
可他侧身一瞥,脸色陡变,随之一声“乱弹琴”脱口而出。
陪同进场的兵团司令员许光达估计发现纰漏,立即示意还在热烈鼓掌的代表安静下来。
再看彭老总手指主席台上的画像,怒吼道:
“快把靠边的那个‘猪头’给我摘下搬走!
”大家正纳闷间,彭总直言发问:
“都摆摆看,我彭德怀吃多少干饭,有什么资格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并排起来”接着又问:
“我早就说过不准挂我的像,为什么就白说”这一问,兵团首长才如梦初醒。
陈毅分金条
1935年春,新四军军长陈毅和政委项英率部从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突围出来,几经辗转,终于到达赣粤边境。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陈毅除了携带驳壳枪、雨伞、公文包之外,他和项英腰里还缠着个布口袋,装着一些沉甸甸、硬邦邦的东西,这是项英、陈毅从中央苏区根据地突围时带出来的一笔经费(金条)。
陈毅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兴国战役中,腿部受过重伤,现腰里又缠着金条,爬山的时候就显得比较吃力。
淘气的警卫员跑过来扶他一把时,顺手就往腰里一摸,觉得奇怪,首长的腰里硬邦邦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陈毅从腰中解下布口袋,把金条全部摆在大家面前,声音洪亮地说:
“同志们,这是党的钱,是部队的活动经费。
只有这么多,是准备在特殊情况下急用的。
党要我保管,我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一毫。
现在,南方游击战争已经到了十分艰苦的阶段,打死病死是家常便饭。
我有责任通知大家,万一我被敌人一枪打死了,尸首可以不要,但这些钱无论如何要拿回来。
因为这是党的经费,绝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
”一番肝胆相照的话,使游击队员们听后深受感动。
当陈毅建议把金条分成若干份由大家携带时,游击队员们对陈毅说:
“党的经费一定要由一个最可靠的人保管。
你是我们最信赖的人,党的经费还是由你保管,你的安全由我们大家保护。
”说罢,掌声同起,经久不息。
贺龙退鸡款
1931年冬天,大雪封山,贺龙带领部队在鹤峰的大山里,一面反击敌人围剿,一面壮大红军队伍。
环境十分恶劣,生活异常艰苦,贺龙由于操劳过度,身体虚弱不堪。
警卫班长吴绪清决定找老乡买一只鸡为他补补身子。
走在路上,正遇到一位神色焦急的老汉。
老汉见到吴绪清,一下子跪在他的面前:
“红军同志,请救救我女儿!
”原来,就在半个钟头前,两个持枪的匪军抢走了他的女儿和家中唯一的一只生蛋老母鸡。
吴绪清追出约一里多路终于追上了匪军,他厉声喝道:
“快丢下女子和母鸡,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两个匪军哪里肯听,举枪便向他射击。
吴班长本是神枪手,一枪就撂倒了一个,另一个丢下女子和已死了的母鸡抱头鼠窜了。
为了感谢吴班长的救命之恩,老汉不顾他的推托硬把母鸡塞给他。
回到营中,吴班长请炊事员做了一钵鸡汤端到贺龙面前。
贺龙问明情况后,脸色突变:
“吴班长,你做了一件大好事,
也做了一件大坏事。
你忘记我们的军纪了吗既然收了人家的鸡,就应该坚决把钱留下呀!
”遂从口袋中搜出八元钱,命令他:
“一定将钱送去,否则休想回来见我。
”
然而,吴班长鸡款没送掉,反将老汉带来见贺龙。
贺老总见老汉真心实意,便心生一计,将自己贴身的马褂脱下送给老汉,老汉坚决不要。
贺龙笑道:
“你给我们送鸡,我给你送衣,有来有往,人之常情。
古人道,来而无往非礼也!
”老汉只好收下了。
待老汉一走,贺龙对吴班长说:
“你将鸡汤送给几个伤员吧!
”吴班长深知贺龙的脾气,不敢怠慢,无奈地端走了鸡汤钵。
罗荣桓送野菜
1935年8月,红军过人迹罕至的松藩大草地时,野菜成为唯一能够充饥的食物。
就在即将走出草地的那天早晨,时任军团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见野菜不够吃,连口汤也没喝就出发了。
到了下午,饿急了,他利用休息的时间,拄着拐棍悄悄来到一条水沟旁,用力扯下一把青草,在溪水里涮了涮,塞进嘴里,大口嚼了起来。
他嚼了半天也咽不下去,只好吐了出来,他又扯一把青草用水冲洗后塞进嘴里,嚼了一会儿,又吐出来,再扯,再嚼,再吐,如此反复多次。
不料,这一情景却被营部通信员发现了,他慌慌张张地跑去向第四师营教导员陈海涵报告。
陈海涵一听惊呆了,营里的几个干部也急了,好不容易从一位炊事班长那里找到一小把野菜,赶紧让老炊事班长把野菜汤煮好,然后派人去请罗主任。
罗荣桓一见野菜汤便警觉起来,用怀疑的目光盯住陈海涵问:
“哪儿来的野菜”老炊事班长机智地插话说:
“罗主任,你不是常说,干部要与战士同甘共苦吗这几天,总见你和我们一起行军,怎么不见你和我们一起喝野菜汤啊不和我们一起吃野菜,这就是特殊!
”
老班长的这番话,显然使罗荣桓动了真情。
他点点头,默默地接过碗,低头望着碗里面的野菜,好一阵儿没吱声。
稍许,罗主任缓缓地说:
“谢谢同志们了!
眼下整个部队都在挨饿,这碗野菜我怎么咽得下去还是送给伤病员吧!
”说着,他便小心翼翼地将盛满野菜的碗给伤员端去了。
许世友杀叔
1953年中秋,许世友将军一身戎装,带上警卫员,回到阔别30多年的老家河南新县田铺乡。
其叔父许存礼听到这个消息,又惧又喜,惧的是自己在出任国民党政府保长期间干了不少坏事,带上还乡团搜捕许世友不成,亲手刀劈了他的两个贴身卫兵,依侄子的脾气决不会轻饶;喜的是革命胜利了,侄子如今当了山东省军区司令员,又是共和国开国功臣,大人大量,何况侄子过去家穷,他的父亲死得早,孤儿寡母,没少接济他家。
许世友是出名的孝子,决不会翻脸不认人。
听说许世友返乡,田铺乡的领导和乡亲们都争先恐后地拥进了许家。
许世友来不及换装,见到乡亲们,起身一一热情握手接待。
当轮到许存礼进门时,许将军忽然眼睛一瞪,脸色铁青,望着许存礼直呼其名:
“你就是那个杀害红军战士的许存礼吧血债要用血来还!
共产党‘三反’‘五反’,怎么漏掉了你的人头!
今天,我代表共产党,来结束你的狗命!
”说罢,(公文趣事)一步上前,抓起许存礼的衣领,像老鹰抓小鸡一般把他拎了起来,然后又拔出腰间佩戴的军刀。
早已吓成一堆烂泥的许存礼,只好大呼“嫂嫂救命”!
正在厨房忙碌的许母李氏闻声后,赶忙从厨房中跑了出来:
“伢儿,你可不能胡来。
你若再不放手,娘就要下跪了。
”并作欲跪状。
许世友见母亲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大脑中倏地一震,猛然醒悟:
“我这样干不是犯法吗”他一手推开许存礼,将军刀插入鞘内,一手将母亲扶住,话语深沉地说:
“娘,孩儿听您的话就是!
”
第二天清晨,许世友要归队了,当地干部赶来送行。
他将田铺乡的领导叫到一边,反复叮嘱说:
“对许存礼的犯罪行为,千万不要感情用事,一定要按法律严惩不贷。
”
许世友走后不久,乡政府派人将许存礼送交县公安局,投入监狱,后于1957年病死狱中。
许存礼入狱后,他的家属一直受到许世友的照顾。
篇二:
宝贝杂谈趣事
家有俩宝
北京市平谷区
山东庄中学
张玉娟
60937194
家有俩宝
两个宝贝是20xx年8月21日出生的,当迷迷糊糊的我听到婴儿的哭声,第一反应是问问医生是男孩还是女孩。
“两个女孩”听到这我发自内心的笑了,真的,我和老公一直想要女儿,没想到一下子来了两个,真是打心里往外的高兴,掩饰不住的喜悦之情都溢于言表。
可是高兴了没两天我就深深的体会到“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句话了。
带孩子可真不是容易的事,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好在我妈妈和婆婆都有时间帮我带孩子,偶尔还会搭上亲戚朋友。
孩子一天天的长大,喝奶的次数增加,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记不清两个孩子哪一个喝奶了,哪一个没喝。
家里特为此准备了一块小黑板,分别把名字和时间写在上面,这样就解决了问题,但是确实比起一个小孩要麻烦很多。
很快女儿长到5个多月大了,农历马上要过年了,我想这个年我一生都不会忘:
大年三十打车到北京儿研所给亦卓(大女儿)做脑电图,是因为她的头和脖子老是一抽一抽的,医生还问了我很多个关于有没有癫痫病史的问题,更是让我没了底。
而亦凡(二女儿)这边又是肺炎,医生不断地问要不要住院?
我当时就蹲在门诊室外放声大哭,我想如果没有做母亲的是不会体会到那种无助的感觉的。
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同时分心在两个孩子身上,让我憔悴了不少。
但说实话,这样的日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时间还是快乐的。
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也觉得越来越有趣了,会自己坐着了,会爬了,会走了,会说话了。
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变化,孩子大了就有自己的思想了,有自己想要的,想吃的,想玩的两个一样大的孩子在一起玩是很有伴,但打架也是在所难免的,记得她们俩两周半左右,亦卓想要妹妹手中的玩具,就说“好妹妹
了”。
亦凡却说不给,亦卓又说“坏妹妹了”亦凡还说不给,亦卓紧接着来一句“不给,抢”。
大人在这中间很难说谁对谁错,有的时候我特别的纠结,也很多时候在想,要是只有一个孩子我是不是会轻松不少。
但是当我下班回到家,看到她们高兴地跑到我跟前,小手拍拍自己的心口窝(意思是想我了)。
又觉得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
有这样一件事情让我觉得两周半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心眼了:
那天我下班给他们俩买了两袋虾条,到晚上玩了一会儿之后,亦凡就说:
“咦,我那虾条呢?
”然后亦卓就说:
“我我给你找去。
”一会儿她从客厅拿了两袋虾条进来了,我看见她小手正从妹妹那抓了一大把,往自己那个袋子里放呢。
我当时就觉得我的老天,这孩子也太成熟了吧。
两个孩子一天天的变化,各方面的能力也越来越强,比如在语言的表达上,一次在老家,她奶奶包粽子,她们的姨奶奶也来一起帮忙,负责看着她们两个,她姨奶奶一边看孩子一边包栗子,过了一会儿,张亦凡突然冲着她姨奶奶说:
“你怎么不看着我俩呀?
要是摔着咋办呀?
你上我们家是不是就吃栗子来了?
”当时大家都一愣,紧接着就是一阵哈哈大笑,这话太给力了。
我们家的两个孩子性格还真是不一样,亦卓呢不太爱咋呼,爱淘气;亦凡呢一点小事就哼哼唧唧的。
在今年冬天有一次亦卓感冒了,晚上睡觉后老咳嗽,那天我睡着之后,她咳嗽声把我惊醒了,然后就哇的一声就吐了,枕头都湿了,我就给她换了一个,没想到她对我说:
“妈妈,刚才我就吐一回了,枕头就湿了,我自己把枕头翻过来了。
”我一听真是挺惭愧的,我都没照顾好她,她自己吐了都没叫我,而是自己解决了问题,唉,孩子长大了。
还有一次也挺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晚上吃完饭,她们两个让我给讲故事,我想天天讲书上的也没意思,我就说我给你们讲讲妈妈怀孕时候的事吧,她们异口同声的说好,好!
我就讲呀,
当时没有房,只能在单位住,又没有好吃的等等,讲着讲着,亦卓突然对我说:
“妈妈,我想哭”。
我问哭什么呀,是不是觉得妈妈不容易呀?
她点点头说是,然后眼泪就啪啪往下掉。
我一把抱住了女儿,她知道心疼我了,她能从话语里理解更多的意思了,真让我欣慰!
女儿现在越来越喜欢唱歌了,特别是亦凡,那天她嘟嘟囔囔的唱“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就接了一句“从不寂寞,没有烦恼”她抬起小脸,问我:
“妈妈,啥是烦恼呀?
”我说就是你痛苦的,烦的,苦恼的事,比如你烦恼不会画画呀,就这样的事。
接着我问,那你有没有烦恼呀?
他很认真的对我说“就妈妈一骂我了,我就挺烦恼的”。
是我解释的太明白了吗?
应该是她长大了。
不再是怀里抱着咿呀学语,只知道哭的小毛头了。
虽然孩子总有气人的时候,特别是一下子两个孩子,更是把人气得晕头转向的。
但是想想这些,挺美好的,现在也许感受还浅,等我们上了年纪,这些可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珍贵的美好的回忆!
前提是我们要把孩子教育好,不要说做国家的栋梁这样的套话,只要教好她们怎样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人就行了。
最后希望我的宝贝和全天下的孩子都能健康的成长。
20xx.3.8
篇三:
鲁迅嘲笑章衣萍的一桩趣事
章衣萍(1902―1947),乳名灶辉,又名洪熙,字衣萍,安徽绩溪人。
幼年入蒙堂馆,1908年赴潜阜读书后进入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章衣萍很小就离开绩溪北村老家,他其实是在休宁潜阜长大的。
那时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在潜阜开有一家“同德仁”的中药分铺。
他是在休宁万安上的中学。
潜阜,当时是新安江上游的一个码头,许多绩溪的族人都在那里经营小本生意。
自他十八岁和柯庆施(曾任上海市委书记)一同被学校开除,他便离开故乡去了南京、北京,最后客死在成都。
章在1921年进入当时的北京大学预科学习。
北大毕业后,就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教育改进社主编《教育杂志》,后任上海大东书局总编辑,1924年由孙伏园介绍,与鲁迅先生交往,并一起筹办出版《语丝》月刊,系重要撰稿人。
1928年出任上海暨南大学校长秘书兼文学系教授,抗战后任成都大学教授。
他是南社和左翼作家联盟成员。
著作甚丰,有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诗集、学术著作、少儿读物、译作和古籍整理等二十多部,为现代作家和翻译家。
原配吴曙天病逝后,章又与南海名门闺秀伍玉仙女士喜结连理。
1947年章与续弦夫人返回故里,同年12月22日晚,章欲启程,追随夫人到南海,要其老仆人同往,老仆人不愿,两人起而争执,遂引发脑溢血而于当晚去世,去世时年仅四十五岁。
章衣萍的过人之处是有胆量,讲义气。
当时小同乡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在文坛引起风波,章衣萍出来打抱不平,时被鲁迅所发现。
日后他又把张耀翔骂了一通,再次得到鲁迅先生的激励和奖掖。
这就有了和鲁迅来往的机遇,攀龙附骥,也就成了当时的文化名人。
不久以后,这个叫章衣萍的,出版了《情书一束》和《情书二束》。
《情书一束》是章衣萍的成名之作。
这部短篇小说集可以说是章衣萍和画家叶天底、女作家吴曙天三角恋爱的产物。
结果是章衣萍和吴曙天结为伉俪。
《情书一束》出版后,成为当时主要的畅销书之一,该书1925年6月由北新书局初版,至1930年3月已印十版,发行近两万册。
吴曙天、章衣萍夫妻俩原先和鲁迅的关系也很近,后因高长虹为争许广平与鲁迅反目之事,而鲁迅误怪章衣萍从中作梗,故与章衣萍夫妇也开始疏远了。
另外章衣萍的作品多涉情欲,格调不高,所以鲁迅先生对他颇有微词。
再加上北新书局的关闭,鲁迅也认为与章有关,难怪鲁迅先生说自己要编一本《情书一捆》,一束又加一束,来讽刺这些无聊的情书。
章衣萍以《情书一束》、《情书二束》的小说集,以及“懒得摸女人屁股”和“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口号,在文坛出了名的。
章衣萍年轻时能够由南京去北京听课,是因为有胡适的背景,当时胡适在北大任教。
这时的章衣萍并无资本,但很狂傲,常和一些穷哥儿们在一起胡闹,喝酒骂世,很有一点笑傲江湖的味道。
胡适看不过去,便让章衣萍给自己打工。
他遂以胡适“秘书”自居,在言谈之中,也以“我的朋友胡适之”引为自豪,应该说,没有胡适的提携和帮助,他可能无缘成为现代作家的。
1927年11月17日的下午,鲁迅应大夏大学(即今天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学生的邀请去演讲,演讲的内容已佚,大约与第二天即11月18日,他在光华大学的演讲内容差不多,也就是后来发表在《光华周刊》二卷七期上的《文学与社会》。
那时候,鲁迅和章衣萍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据说,那天的演讲还是章陪同前往的。
第二次演讲的时间,是在1930年的3月13日,此时,鲁迅先生已经和章衣萍形同陌路。
那天是应大夏大学乐天文艺社的邀请,前去演讲的,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演讲的内容也已经失传,并未存世。
但是,鲁迅先生在他的《二心集》的自序里做了相当明确的介绍和解释,他是这样说的:
“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
大意是说,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
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巢,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
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
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
但蜗牛界里哪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
”
鲁迅在这次演讲之中,深刻地揭露了军阀武夫征战不息的社会现状,也将文艺的前途以及文艺界人士的悲剧与命运,作出了深刻的揭示和预言。
可谓入木三分,鞭辟入里。
据报载,演讲完毕,鲁迅先生乘坐电车回家。
不料在车上恰巧相遇了这位很久没有摸过女人屁股的章衣萍教授和他的夫人吴曙天。
此时的鲁迅早已经与章衣萍断绝了关系,而章教授却佯装不知道,除了打躬作揖,嘘寒问暖之外,顺手从自己的公文包里抽出一本有关于女性方面的杂志,因为上面有他的大作,所以他在递送这本杂志的时候,不无矜持地向鲁迅夸耀自己道:
“这本杂志上的某篇是我作的,请周先生多多指教。
”说完这句话,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夫人,显得十分的得意和骄傲。
他以为鲁迅听了他的吹嘘和介绍,一定会翻开来看看,甚至当面奉承他几句,替他在他的夫人面前捧捧场,扎扎台型。
谁知道,鲁迅先生接过杂志看也不看,随手就将杂志放在屁股底下的座位上,一直到他下车,都未曾打开看上一眼。
更为使人难堪的是,直至电车到站,鲁迅起身下车,似乎完全忘却了屁股底下还有一本这样的杂志,应该随身带走。
章衣萍当时很窘迫地在车上喊道:
“周先生,你的书还没有拿走呀!
”这时,鲁迅先生已经下车了,他站在马路上冷冷地回答道:
“不要了!
”
章衣萍后来与人提起此事,愤愤不已的说道:
“鲁迅好大的架子!
”
此事登载在陈灵犀主编的《社会日报》上,是否可靠,不敢妄议,只是稍加整理,以供同好稽核、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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