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论文.docx
- 文档编号:11820741
- 上传时间:2023-06-02
- 格式:DOCX
- 页数:15
- 大小:33.65KB
最新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论文.docx
《最新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论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最新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论文.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最新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论文
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论文
《方氏家谱序》云:
“歙以山谷为州也,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焉,以故故家旧牒多有存者。
”[①a]封闭的地理环境,造成汉唐以降宗族聚居的格局,以至“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②a]。
宗法制度下的农村社区生活呈现“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
催科不扰,盗贼不至,婚嫁依时,闾阎安堵。
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③a]的中世纪田园风光,历史在这里仿佛“定格”了。
然而崇山峻岭并没有把徽州与传统中国的大环境完全阻隔开来。
千百年来传统中国每一次动乱都会在这里引起回响。
徽州与其它区域社会有共同点,它们都受社会整体的制约;徽州的不同点在于,宗族聚居的格局使其具有特殊的应变力。
在传统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它以“静”制“静”,以“变”应“变”,始终保持自身的稳定。
《白虎通·宗族》云:
“族者何也?
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
”对于宗族,我们往往较多地注意到相对静态的凑、聚,其实这凑聚是在“流”的过程中实现的。
“流凑”之间宗族的动静分合正是徽州社会特有的应变力。
本文拟就徽州方氏作出个案研究,并由这一视角来考察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的关系。
一方氏并非徽州土著,其先原居于黄河流域,“世望河南”[④a]。
方氏南迁并演化为“新安名族”的过程是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的。
传统社会的变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周期性的治乱兴衰,而在王朝交替时,往往伴有外族入侵、农民起义、割据战争等社会动乱;其二是传统农业社会处于相对的静态;其三是传统社会转型,它与周期性的治乱兴衰相交叉,变化更为复杂、深刻(关于后二个方面,将分别在本文第二三部分论述)。
方氏迁徙江南的背景是汉末的社会动乱。
当时在汉廷任司马长史的方纮,“因王莽篡乱,避居江左,遂家丹阳。
丹阳昔为歙之东乡,今属严州,是为徽严二州之共祖也”[①b]。
从明刻本《新安名族志》来看,方氏是其收录的78个名族中最早移民徽州的。
纮二传为储,东汉和帝时方储以贤良方正对策为天下第一,任博士迁议郎、洛阳令、太常卿,死后追赠尚书令、黟县侯,葬淳安城内,立祠享祭。
方储死后被逐渐神化,撰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的《开国公家世行实》称方储“博经文,辨图谶;讲孟氏易,善星文,占吉凶,知未来,察奸谋,预知灾异”[②b]。
宋明帝加赠方储为龙骧将军、洛阳郡开国公。
唐监察御史张文成撰文立碑云:
方储“生平之日,羽驾乘空,仙游之时,蝉脱而去,咸以公为仙化,莫知所归,共建祠堂,以时祭享”[③b]。
方储祠堂后被称为方仙翁庙。
宋政和七年(1117年),徽宗赐以“真应庙”额。
《敕赐黟侯真应庙额》载道:
方储“号仙翁,遂立庙,系在祀典今千余岁,前后灵迹不少。
近年以来或因久旱,或苦淋雨,公私所祈,无不感应。
所勘青溪县初乃歙之东乡,因储父子避地始为州县,故其庙正当县郭冲要之处,远近祈祷必会集其下。
每岁春夏之交,虽邻近有疫疠,惟此无一疾病,实神以安也,委是功德及民最为深远”[④b]。
生前显赫,死后神化的方储虽然不是方氏始迁江南的第一人,但由于仙翁庙、真应庙逐渐成为方氏子孙结集的场所,“每岁仲春(今用季春)三日诞辰,子孙陈祭行三奠礼,读祝升歌,罗拜其下,祭毕聚饮欢洽而散”[⑤b],因此方储成为宗族崇拜的偶像,方氏认同的标识。
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撰修的《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将方氏世系分为三个部分,其一为《原始世系》,追溯方氏受姓的经过直至迁徙江南,封黟侯建庙祀,共113世。
方氏以雷为鼻祖,据说雷是榆芒帝的长子,有“破蚩尤于阪泉,斩永曜于涿鹿”的功绩,被轩辕封于方山,“因封赐姓,所传伏羲后六姓方居其一”[⑥b]。
《原始世系》失之邈远难征,方氏后人已指出:
“自雷祖至回公历年未及四百而传世四十有五,窃有疑焉”[⑦b]。
其二为《统宗世系》,自方储1世起至12派始迁祖汇而图之。
由于原始世系以方储之子辈为113世,方储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列为统宗世系第1世。
其三则为《分派世系》。
方储有三子,其长子仪之后,迁湖、常、鄞、滁、仁和、南海、莆田、兴化、九江,以莆田最盛。
其次子觌、季子洪之后流布亦广。
汉唐间居住于歙东乡及浙江省交通便利处的方氏,主要是觌与洪的后代。
这近千年的时间里,有关方氏宗族活动的记载甚少。
除上述方仙翁的祭祀活动外,东晋咸和年间方氏8世藏曾撰修《方氏历代谱牒》,“考姓氏之源流,据年代帝号著世次,而衍真传,奕叶相承
”[①c]。
方氏《原始世系》当出藏之手。
此外,根据宋明帝对方储的追封以及宋政和五年(1115年)《方氏续修谱序》的记载,汉唐间方氏封侯伯以上者有31人,可以断定当时方氏在江南有相当大的势力。
方储定居的歙东乡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建置为始新县[②c],到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年)新安县(由始新改名)改隶睦州[③c],从此不再属徽州。
汉唐间方氏的活动并不限于歙东乡,他们与徽州本土(不含东乡)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例如方储炼丹处即在歙县柳亭山(今名霞坑)。
但是,方氏向徽州本土大规模移民,建立宗族定居点,则是在唐代末期了。
最先向徽州本土迁徙的是方储季子洪的后代29世羽。
羽的父亲肃于唐文宗七年(833年)登进士,任杭州仁和县令,三年后迁桐庐万户,始居白云村,为白云村始祖。
肃有三子,长子huī翚无传;次子干唐僖宗时以诗名江之南,人称玄英先生;羽为季子,也善诗文。
干和羽是方氏迁徙徽州本土10个大派的共祖,十分重要。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十二月(860年1月)裘甫率众起义于浙东,这场历时七个月的起义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震动了整个浙江。
咸通元年(860年)羽率家人退避到“居万山中”的歙县茆田。
《联临分派世系》载羽小传云:
“唐咸通元年与从孙甲之子景云避裘甫乱,挈家寓居歙西临河,筮者告以遇田则止,于是卜筑茆田,颜其庐曰师古,读书自适,因以家焉,是为联临派始祖”[④c]。
羽五传琪迁联墅,珍居临河。
联墅、临河隔丰乐水相望,与茆田相近,形成联临派的基本格局。
第二支迁入徽州的是33世杰兴。
杰兴乃方储次子觌之一脉。
后唐长兴元年(930年)由歙东乡迁居歙县。
《灵山方氏宗谱序》(1543年)记述其迁徙的原因是“避五季之乱”。
杰兴是为灵山派始祖。
第三支迁入的是33世景玘。
景玘乃方储季子洪一脉,系29世干的后裔。
《方村分派世系》载,“黟侯三十三世孙景玘公字公玉,仕唐为浙江廉使,致政归田,值世变乱,避地而居于歙南,以姓名其村”[⑤c]。
第四支则为第34世承威,字可畏,又名彦成、三公。
承威系干之后裔。
关于承威迁徙瀹坑的原因,《方氏会宗统谱》卷七《瀹坑派始迁》的记载是:
“宋景德甲辰(1004)自古睦州白云村避仇而迁歙南方巷井坞,即今瀹坑,是为瀹坑派始祖”。
《方氏族谱序》(1525年)则认为:
“三公,又曰彦成,值唐末藩镇割据自白云源徙歙之瀹坑。
”该谱另一篇序言也说:
“有三公者当唐末藩镇割据自桐庐迁歙之瀹坑”。
上述两说,时间上互异,原因也不同,但不管是避仇还是避乱,社会的动荡不安是引起承威这一支迁徙的原因。
唐末五代的社会动乱造成了方氏第二次迁徙,他们由歙东乡、桐庐向徽州山区移民,从而促进了地域社会的开发。
据《新安名族志》的不完全统计,汉晋南朝时迁入徽州的有13个大族,占78个名族的16.6%,而唐朝、五代迁入徽州的达37个大族,占总数的47.4%强。
就方氏而言,参与明初宗支合同的10个大派中的4个是在这一时期迁居徽州的。
可见。
唐末五代是向徽州移民的第二次高潮,其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由汉代方纮开始的第一次移民潮。
社会动乱是方氏向徽州山区迁徙的第一位原因。
宋代佘坡分派的形成直接与方腊起义相关(在本文第二部分论述)。
元末明初的社会动乱造就了歙淳方氏的最后一个分派--磻溪。
磻溪派始祖天泽是方储54世裔孙,属干的一脉。
天泽原属苏村派。
苏村位于徽杭通道一侧,居交通要冲。
《磻溪成性派·天泽小传》载:
“元至正壬辰(1352)寇氛扰攘,乡曲备历艰危,继以征敛繁杂……祖居当孔道,因避地卜迁,与诸父昆季徙于磻溪家焉”[①d]。
《方氏族谱》(磻溪成性堂抄本)对天泽迁徙的经过及原因作下述说明:
“因红巾作乱,祖居地当孔道,避于磻溪之上。
待洪武定鼎始偕昆季卜居,后裔奉为成性祠始祖,是为成性派”[②d]。
磻溪在深山更深处,安全自然更有保障。
方氏迁徙的第二个原因是土地与人口的矛盾。
“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③d],方氏移入山川平衍处聚族而居,经过几代人的繁衍生息,人地矛盾必然会尖锐起来。
于是有进一步的分支迁徙,从而使山区的开发向纵深发展。
34世承威迁居瀹坑后,到第41世子华迁瀹潭,其间经过6代150年左右的时间。
《瀹潭分派世系》指出子华是因“派衍繁盛,人稠地隘,乃于南宋绍兴间去井坞里许卜基,筑室而居焉”[④d]。
人地矛盾也是桐庐白云村方氏继续向徽州迁徙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经商或宦游。
例如,环岩派上路口支第43世千,“宋末时商游滁州,留家全椒县”。
从千的
小传还可知,千“尝游蜀中,倦还江南,因睹滁之全邑峰峦秀拔,遂寄籍焉”。
可见千曾在四川经商,后又商游全椒,最后定居该地。
分析上述方氏迁徙的原因,可以看到歙淳方氏12派(康熙九年12派订立轮祀柳亭山真应庙合同,比之洪武四年10派宗支合同增加2派)中有6派是因社会动乱而迁入徽州的,占总数的二分之一,其中大多数是在唐末、五代。
另有4派则是因人地矛盾而迁徙的,其中有3派是由瀹坑分支派生的。
其时间则主要是南宋。
此外,还有苏村、环岩2派始迁原因不明。
以商业和宦游迁徙者均未直接构成大派,但16世纪后,因商业迁徙者在远地构成新的门、房支系则甚多。
从汉末方纮始居江南歙东乡,到唐末、五代向徽州山区的迁徙以及南宋时在徽州境内的进一步分支移徙,与中国古代北方士民三次大规模南迁大致同步。
三次南迁是传统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表象,同时对江南的开发起着积极的作用。
淳熙《新安志》卷一《风俗》云:
“其《新安》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浸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
”方氏等“中原衣冠”不仅使徽州经济得到开发,而且也使其成为文化繁兴之区,以致有“朱之厥里”、“东南邹鲁”之称。
汉唐五代中原各大姓向徽州的移民是以宗族群体的形式进行的,而徽州山区也以它的怀抱使宗族制度得以长久保存,从而形成独特的徽州地域文化景观。
二方氏以动态的迁徙来应对社会的动乱。
当着方氏在新的生存空间定居下来时,便迅速地复制宗族组织,以“静”制“静”,恢复相对静态的农业社会生活。
说相对静态是因为随人口的自然增殖,宗族还会有新的迁徙活动,各大派继续分支,不断地向人口更为稀少的地区拓展。
方氏在迁徙的过程中,保持着清晰的统系,有严格的世代区分。
方氏12派均出方储之后,其中方储次子觌之后有灵山、环岩2派;季子洪之后则以29世干、羽兄弟分支。
干之后有方村、瀹坑、瀹潭、潜口、沙溪、苏磻、磻苏、佘坡、柘源9派;羽之后则有联临派。
12派有着共同的始祖崇拜,有着固定的祭祖节日(9月初6)。
凡统系、世次不明者不予认同。
环岩《方氏族谱序》(1561年)指出:
“希道公乃由淳安徙今歙县,又再传至念五公乃徙环山居焉。
历宋至元,子孙蕃盛析居岩镇等处。
故今新安诸方虽各有显官腴室而念五公之派终恃不肯轻与合。
”《灵山方氏宗谱序》披露了这样的事实:
成化年间灵山方士贵请兵部郎中方嵩为宗谱撰写序言,方嵩要求看谱,而士贵仅给他看了其它序言。
根据这些序言,嵩只能“悟其大概耳,而索诸全谱则弗克也”。
究其原因则是防止世系图外泄,以免同姓冒认宗亲。
所以嵩在谱序中就此发表议论:
“余虽愚,非欲援引以求通亲或稽考,而渥洽之两相资焉,而借重于世也。
”潜口派富源支《方氏族谱序》(1525年)介绍了富源派与桐庐方氏认同的经过:
“方氏族谱书成,携过桐庐访玄英之遗裔,会族长曰冕者出其谱相参订,上下数千年靡不符契,于是叙族讲好。
”反之,如苏磻派分迁杞梓里支下方村头裔孙,虽也积极参与方氏统宗祭祖活动,但因世次不明而不准入统宗图系,“以俟续考订正”[①e]。
这就造成极强的群体归属感,从而有利于方氏在新定居地以整体的力量与其他族姓争夺生存空间。
在山多田少的徽州,这种争夺往往是十分激烈的。
笔者曾往徽州方氏聚居地考察,深深感受到宗族是适应传统农业社会生活的较为成熟的生存系统。
例如磻溪,距苏村3里,旧时只有山间小道可出入。
群山环合中,一线源于浙江的昌源水穿过这里,注入新安江。
磻溪村便在昌源河谷。
明初方氏宗族迁入后,即组织人力、财力,拦河筑起4道石堰,枯水期可储水,平时则抬高水位,保证生活和生产用水。
这4道石堰现在已遭破坏。
数十年前,村周山头还是树木参天,因有祖坟,不准砍伐,生态得以保持平衡,现在山木几乎已被砍伐一空。
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保持生态平衡是徽州山区宗族的一大功能。
这也是生存的必要条件。
宗族聚居,子孙繁衍,必然会有贫富的分野。
《续方氏家乘序》(1464年)云:
“凡同方姓者虽贫富不齐、贵残殊位,皆吾纮祖储仙之遗裔,其遇高年长者咸宜尊敬,于茕独孤弱变必加恩意焉,如此斯有以广念宗敦族之义,又有以致竭诚事天之孝,庶仁义之流演而吾族之益盛容漫没乎?
!
”因此,宗族以族产收入来泽惠族党、救济贫困。
宗族抚孤恤贫的义举缓和了其内部小农的分化,使社会再生产得以继续进行。
这些小恩小惠,族人之外的佃仆是得不到的。
但歧视、迫害佃仆现象,在徽州很普遍。
嘉靖《徽州府志·风俗》称:
“其主仆名分尤严肃而分别之。
臧获
辈即盛赀富厚,终不得齿于宗族乡里。
”宗族与佃仆之间的对立状态,掩盖着宗族内部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的事实。
所以在徽州我们可以看到佃仆的反抗斗争,却少见农民起义。
瀹坑派55世方时翔的传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明季无主荒馑,后不逞者乡纷起,群仆而叛,族哄而攘,君首创富室醵金饷贫,联络拳勇,名以御外侮而实杜内衅”;“本朝(清)既定鼎,山寇犹在在窃发,乡之悍仆杨继云恃勇为乱,肆害本乡,屡捕不得,一日忽至众怖甚。
君乃帅乡之有力者密谋之,先藏器械诱之至,突起击之仆地,村众继至共杀之,余党皆骇散。
巨害既歼,乡遂宁静。
”[②e]方时翔是个“往来大江南北间,转移贸易,以时伸缩之”的客商,后归乡置产,成为族中大地主。
在对待“族哄而攘”上,时翔“首创富室,醵金饷贫”;在对待“仆群而叛”,方氏则毫不手软“共杀之”。
谱牒志乘中常见“族居数千人,相亲相爱,尚如一家”[③d]的记载,这并非全属虚饰溢美之词。
由于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及南宋赋役的繁重,这个自34世承威迁瀹坑起,直至第40世的7世同居家庭才析居。
第41世子华、贞献分别迁瀹潭、潜口。
迨至明清,这类百口同居、同爨的大家庭已不多见,但在新的小家庭大宗族[①f]的格局下,佃仆阶层仍是转移、减缓宗族内部矛盾冲突的特有机制。
作为一个生存系统,徽州宗族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富有张力。
方氏族人对宗族的归属感是建立在尊祖敬宗的基础上的。
上述在祖宗面前不分贫富人人平等的观念便是由此派生的,其理论根源便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孝。
方氏《成性祠宗谱叙》(1644年)云:
“子与子言孝,父与父言慈,兄与兄言友,弟与弟言恭,推之与事君者言忠,与交友者言信,皆孝也。
”孝派生忠,忠也是孝,“百行孝为先”。
由此而推导的结果是,当孝与忠发生冲突时,作出孝优于忠的选择也是合于儒家伦理的最高原则,也是理所当然的。
《方氏会宗统谱》卷一九《太学广居方先生墓志铭》记载,方启大以“祖父母在不敢以身从”为由,拒绝参加抗清斗争,不但未遭到人们非议,反而被作为孝的典范受到环岩方氏的推重,其墓志铭也上了方氏会宗统谱。
儒家学说本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构筑起来的,所以孝被推崇到至尊至高的地位。
这套理论对维持农业时代农村宗族、家庭的稳定十分有利。
只要能保持家的利益不受损害,在孝的理念下,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改朝换代的事实。
宗族是封建国家的缩影,也是封建国家统治的基础,因此反封建国家的斗争其矛头所向往往首先对准宗法统治。
据《桂林方氏统宗谱》卷四《忠义彦通方公传》载,北宋宣和年间“朱勔以花石纲媚上,人多出其门,竞为刻剥,深山穷谷之民,罔克奠居”。
东南地区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当时在民间传播着食菜事魔教,该教教规之一是“不事神佛祖先”[②f]而主张“同党相亲相恤”[③f]。
以“同党”取代同祖,直接与宗法观念相对抗。
方氏族人方腊利用食菜事魔教,组织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所谓“腊得妖书,藉以倡乱”。
关于方腊,建国后尤其是“文革”后曾就其出身和籍贯发生过争议[④f],但是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即方腊乃歙淳方氏的族人。
方腊起义是由造宗族的反开始的,《方氏会宗统谱·佘坡分派世系》方有常小传载:
“邑人方腊者向佣于家,宣和初腊得妖书,藉以倡乱,因令次子世熊首于县大尹,陈公光不察,反坐诬系世熊于狱,腊觉即杀其家人四十余口,惟第三子庚及孙文忠、文毅,并在狱之世熊得免。
”方有常(44世)系自苏村始迁淳安帮源桂(41世)的曾孙。
佘坡分派世系方桂小传载其“承父遗业,服贾青溪万年镇,即今威平,得膏腴产于帮源,曰姑婆宅,因挈家帮源居焉,时宋仁宗天圣癸亥岁也(1023年)”。
桂因经商致富购地过居帮源,这是方氏12大派中唯一以经商始迁,又以战乱再迁定居的派系。
三传至有常已是帮源的大地主了。
宣和二年(1120年)秋,方腊杀有常一家后,“数日之间,啸众至数万人”[①g],不久便“众殆百万”[②g],席卷东南。
三年(1121年)4月方腊被韩世忠部俘获,起义失败。
《桂林方氏谱序》(1685年)有方庚助韩世忠破方腊的记载:
有常季子“庚公乃奔命江淮,逆王师为韩忠武先导,诱擒腊并其党羽,东南以平。
余读宋史尝观腊寇之变起于仓卒,聚群不逞之徒,伪据吴越,欲凭江为阻窥视中原,已而王师直指,忠武为王渊裨将,以素未经涉之地,独能卷甲疾趋攀崖度谷,不浃旬而捣其巢穴,意必有卓荦非常之士,奋忠义以为先者,今乃知皆庚公力也”。
有象征意义的是,方腊起义是以打击宗族势力开始的,也是在宗族势力的打击下结束的。
宗族在变乱中,有极强的应变能力和复制再造能力。
在方腊起义的过程中,
受打击的另一支方氏是柘田派。
《柘田分派世系》方愚(45世)小传载:
“宣和之难,奉亲避于穷山,兄弟被戮,室庐灰烬,创兴于平复之后,葺墓修谱,追溯渊源,后世赖以传焉。
”柘田方氏所受的打击是双重的。
《续方氏家乘序》(1464年)云:
“愚祖遭兵燹,后获抵升平。
”[③g]遭“兵燹”而不称“寇”,是指柘田受方腊的株连而遭宋兵打击。
这是明代天顺年间写的序,而当事人在宋代却未便称“兵燹”,只是强调自己“清白相承”,这是可以相印证的。
同时,方腊对柘田本家的叛逆和打击,也可见于愚的谱序:
“蒙又以族系日繁不可具载方册,略书世代名行纪于家谱之后,自元英先生干以来至我高祖承之,祖行共十一世,叙成一图,传宗人之家各图诸壁,庶几举目知敬,不幸贼炬一焚,悉为煨烬。
”谱图付之一炬,这是方腊对宗族统治的宣战和讨伐。
柘田方氏在经历方腊和宋兵的双重打击之后,迅速地重建宗族统治,《方氏谱牒序》(1130年)云:
“渐创屋业,会骨肉于离散之后,定宗盟于扰乱之余,亲族得以再聚。
”愚小传所称“葺墓修谱”都是宗法统治重建的象征。
《方氏族谱序》(1700年)指出祠堂、谱牒可以“济宗法之穷也”:
“吾乡聚族而居,居必有祠,而大宗祠必建于始迁之族,与庶子祭必于宗子之家义犹相近,而谱牒因此以系,凡昭穆继序、嫡庶相承、尊卑长幼、爵位名号与夫忠孝节义、幽贞阃范斑斑可考,虽数千年之族,松分叶散,而入其祠观其谱凛然有不可犯之色,则宗谱者所以济宗法之穷也。
”在徽州宗族社会,一个个富有张力的生存系统,在祠堂、谱牒、祖坟的维系下,不断地延续、再生,“以静制静”,从而构成农村社会“静态”的景观。
三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始于16世纪,其标志是资本主义萌牙的诞生。
由于传统社会特有的结构,直至19世纪中叶,新经济的因素仍处于萌芽阶段,因此社会转型始终是沉重而难以启动。
传统中国特有的结构之一便是农村宗族制度。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宗族自身又有什么变化呢?
这一变化对地域社会的影响如何?
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将历史的视角稍往前拉,从转型前最后一次王朝交替,即元明之间的动乱开始观察,以便作出比较,把握转型期的特征。
方氏宗族受族人方腊的“连累”,致受沉重打击。
除了柘田、佘坡外,其他方氏派系也不同程度受“连累”。
《联墅方氏源流序》(1308年)云:
“独怅祖宗文集家传谱记毁于五季及宣和。
”方村《锦庭方氏家谱序》(1242年)云:
“干戈纷乱之后,版籍图书大都厄于兵燹。
”方氏所遭打击是普遍而深刻的,以至理学家郑玉在为这个“东南为第一大族”的《方氏族谱》(1324年)撰写序言时,告诫方氏子弟:
“立身修德以光大其门闾,使家声复振,斯谱之传不坠,此则谱外意也,方氏子孙勉之。
”可见直至元代,方氏“家声”仍未“复振”。
元未明初,改朝换代的战争也给这个山区宗族带来巨大的灾难。
《临河方氏本宗源流考》(1484年)载:
“元朝之乱抽点富民婴城固守。
后归我太祖高皇帝遂籍于兵,调征不停,既成混一,分隶诸卫,无复得守乡土,纪于载册。
吾宗富盛之族全徙于军者七去其五,加以贫乏不能自存,流散走死,不知其有几也。
所得存于临河者是亦其幸欤。
”《方氏会宗统谱》联临分派世系没有具体披露元末明初方氏被“乱抽点”和“籍于兵”的情况,但其他分派世系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例如《柘田派居马源》载,第54世聚师(1342-1414年),“父以有司令拒红巾贼,死于饶州,时聚年甫十二,能哭奔贼寨,获父首归葬”。
聚师第4子春童(1363-1401年)“建文三年辛巳充百长,部领赍粮赴德州,回至徐州卒”。
这些资料可以印证元末“乱抽点”和明初“徙于军者七去其五”之说的真实,以及动乱对地域社会,哪怕是群山怀抱之中的地区,也是影响深刻的。
撰于明永乐戊子(1406年)的方氏《家谱续通序》惊呼:
“数十年间尊祖之义扫地矣!
”元末明初战乱后,方氏宗族的重建其方向仍是农村到农村。
到15世纪末的弘治年间,徽州农村社会又恢复了本文开头所引的“闾阎安堵”、“比邻敦睦”的情景,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再度突出。
16世纪初的正德、嘉靖年间,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给了徽州前所未有的震荡,其深度和力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乱和灾异。
首先是宗族迁徙和重建的方向转为以农村到城镇为主,这与社会转型是合拍的。
方氏因经商而迁徙的城镇几乎遍及全国,而以江、浙、赣、鄂、川以及闽、粤、鲁地为盛。
我们知道,徽商的兴盛是与其对盐业的把持相关的。
方氏经营盐业起于明初,柘田派等55世赵童(13
62-1414年)“洪武间诏济边储,时甫弱冠,资装赴甘肃易粟输公”[①h]。
这是方氏以边商身份开中纳粟经营盐业最早的一例。
因边地遥远,方氏为边商者不多。
弘治间开中折色,内商兴起,徽商得地理之便,在两淮盐场迅速崛起。
迁徙于扬州、江都、泰州、仪真等城市的方氏都直接与盐业相关。
而迁徙于汉口、荆襄、江西等两淮引盐销售口岸的方氏其经营往往也与盐业有关。
这是方氏迁徙的一个重点方向。
以联临派为例,16世纪前,联临方氏的迁徙主要是在徽州境内及境外近地。
联临派居联墅钟英门最早迁扬州的是44世祐孙,时在明初。
其后从16世纪下半叶的万历年间到18世纪上半叶的乾隆初年,即从53世到59世,临联方氏不断地迁往扬州。
山东也是方氏迁徙的一个重要方向。
联临派居联墅黑楼门55世嘉言、嘉训同迁济宁小闸口;承庆门50世雄才、僖、*[仁去二加郊],51世文@⑨嘉靖年间“俱迁临清”;新屋门45世九皋迁临清;慎业门居信行第50世符“迁居临清,符之次子元修由恩贡授北直深泽令”临清、济宁均为运河边上的重镇,商业素称繁兴,是徽商麇集之地。
谢肇浙《五杂俎》称,“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
商亦籍也。
往有一学使苦欲逐之,且有祖父皆领山东乡荐,而子孙不许入试者,尤可笑也。
”方氏迁居山东,经商致富,延师教子,子弟科举入仕。
这种局面说明方氏在临清已颇为得势。
方氏联临派从嘉万至乾隆初向远地的迁徙,除集中于扬州、临清处,还涉及四川、贵州、汉口、襄阳、海州、湖广、天津、镇江、常州、苏州、通州、常熟、湖州、孝丰等地,只是较扬州、临清人数为少。
方氏每一派别都有重点移徙的方向。
如潜口派以赴荆襄经商为多,环岩则以扬州为主,瀹坑迁闽粤、两浙、济宁为盛。
各派的迁徙也有相交叉的集中地。
在《方氏会宗统谱》卷一七《科第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方氏在移居地占籍或以商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最新 徽州 社会变迁 地域 社会 传统 中国 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