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党课讲稿文化产业的本质的思考最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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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党课讲稿文化产业的本质的思考最新
(精)党课讲稿:
文化产业的本质的思考(最新)
什么是文化产业?
我们的时代为什么需要文化产业?
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对于我们今天时代的价值何在?
是什么?
这就涉及关于文化产业的本质这一命题。
本质问题是所有科学研究必须探讨的问题和回答的问题。
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同样不能例外。
文化产业的本质是什么?
在迄今为止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中,似乎尚未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至少是在中国的学术界和业界、甚至于文化政策界,关于文化产业是什么和关于文化产业的发展依然是众说纷纭。
这带来了一个后果,那就是在关于文化产业外延不断地扩张过程中,尤其是在文化产业科技化、资本化和文化产业旅游化的进程中,文化产业的本质似乎被人们遗忘了;似乎也没有人、或者说根本就对此问题的探索不屑一顾。
从而使得文化产业的本质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本质路径不断地被消融于科学技术和经济指标的形式之中:
为了GDP而忘记了价值,为了科学而遮蔽了文化,构成了当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场景。
一、“文化工业论”引出的问题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出的“文化工业”这一概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工业论”,被普遍认为是“文化产业”这一概念的来源。
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
虽然20世纪90年代《文艺报》上曾经有过一次围绕“文化工业论”的学术争鸣,但是,这一次争鸣的影响非常有限,非文艺学研究领域里的学者很少有人知道有过这一场短暂的学术争鸣。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论”的提法和说法,许多文化产业研究者大多是由别人的研究文章知道而转述的,真正读过《启蒙辩证法》的学者并不多,对“文化工业论”深入研究的就更少了。
倒是许多非文化产业研究者对此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常常不为文化产业研究者所关注。
“文化工业”在《启蒙辩证法》中是作为一个否定性命题提出来的:
“文化工业:
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
”“文化工业论”就是在这一命题下展开的。
“文化工业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显然与今天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有着显著的差别。
人们之所以会把“文化工业”和“文化产业”联系起来,看作是对一个对象的不同文字表述,其中一个重要的表象就是“文化工业论”所批判的对象都是今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主要对象与核心领域。
特别是随着“创意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提出,“文化产业”的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进而成为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纷纷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项用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和社会发展结构,从而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文化政策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批判的理论与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渐行渐远。
然而,这并不完全影响“文化工业论”在中国的影响。
至今,仍有研究者没有跳出“文化工业论”的“学术之坑”。
动辄言必称“文化工业论”的学者少了,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批判思维和思维方式,却在一些学者研究中根深蒂固,依然对发展文化产业持批评性态度,依然是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
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的学术立场,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启蒙主义神采。
问题是,当年阿多诺、霍克海默提出来的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是不是一个问题?
在今天是否还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为什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产业定义(“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②和中国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③,都与“文化工业论”的立场和精神截然相反?
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当今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一项发展政策的合理性究竟在哪里?
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来的“文化工业批判”当然是一个问题。
在今天依然有它的价值和警示意义。
但是,当今国际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选择也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面对同一个对象领域会存在如此大的分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涉及了关于文化产业本质的认识,即“文化产业本质是什么?
”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本体论意义。
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才能找到和发现“文化产业”与“文化工业”间的本质区别。
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工业论”对文化产业所持的否定性立场,相比较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政府(文化部、国家统计局)的描述性定义,则更是属于关于文化产业本质问题的研究。
这就是本文所试图探讨和回答的。
二、文化产业是文化产品生产与服务的社会文化系统
1.文化产业是由文化产品与文化产品的生产来定义的。
没有文化产品和文化产品的生产,也就没有文化产业。
这是我们讨论文化产业本质的前提。
一个产业的本质属性是由该产业的核心产品的生产、分配与交换所决定的。
在所有的产业形态中,文化产业与农业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二者的核心特点都以生产人类社会的必需品定义自己。
所谓必需品是:
有了它不一定行,但是,没有它一定不行——有了粮食人不一定不死,但是,没有粮食人一定饿死。
农业以五谷杂粮为主的粮食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为核心,而“农具”则是用来耕作的辅助性劳动手段。
毫无疑问,农具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重要形态。
农具的使用可以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但是,农产品的质量还是要通过对农产品的创造性培养来实现。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就是一例。
人们为什么对转基因农产品有恐惧感,是因为转基因农产品的使用可能导致和造成对人类种族繁衍的危害与伤害,尽管一部分科学家再三声明说转基因农产品是安全的,还是依然无法消除人们对“粮食安全”的恐惧。
文化产品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第二种生活必需品:
定义人之所以为人的唯一标识物。
有了它,人不一定能获得全面发展,但,没有它人一定不能获得全面发展。
人与人、族群与族群、社会与社会乃至文明与文明之间都是由文化产品的生产、分配和交换来定义和建构的。
没有文化产品这一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必需品,人类社会与人类文明就无法进化、也就无法发展。
这是人类从灵长类动物种群中发展成完全独立的种群的关键。
正是这一关键在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中缔造了“人类社会”这一生态系统——文明。
广义的文化产品包括人类社会所有的人的劳动产品,但是,当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逐渐分离发展出一个独立的生态运行系统的时候,文化产品的生产主要就是指满足人的属人的社会性存在的观念性劳动产品,以满足人的精神心理需求为特征和主要功能的文化产品。
而所有关于它的生产、分配与交换构成了与一般的粮食产品需求既相一致,又特立独行的产业形态,即文化产业:
以文化产品生产、分配与交换为核心功能的社会系统——精神心理与表达载体构成体系。
而“文具”——机器与载体——则是用来文化创作和生产的辅助性劳动手段。
同理,“文具”是提高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形态。
正是因为工业革命和互联网革命所提供的“机器”和“网络”这一“文具”形态,这才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社会的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生产率。
但是,文化产品的质量还是由文化产品所提供的创造性与创新性程度决定的。
这就是电视机和思想的本质区别。
而恰恰是后者规定和决定了文化产业的本质和本质属性。
“文具”的先进性和现代化程度并不能决定文化产品的创造性和满足人的对文化产品消费需求的“必需性”。
2.文化产业是文化产品的社会生产系统,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机制之一,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
文化产品是人类为解决共同的生活问题而创造的一种交往手段,一种意义表达与沟通形式,以便于传播与记忆,进而传递,保障共同生活的有序、连贯和可持续,因而又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一种空间形式:
文化的生活着。
这种空间形式是精神的,与物质生活空间相对应。
在这个空间形式里,人们得以诗意地栖居。
人类共同生活发展的需要不断创造出形态和形式无限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以展示和展现人们共同生活的丰富多样性与复杂性。
因此,文化产品也就自然地成为人类一切生活的阐释与演绎。
一部人类文化产品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社会的生成、演化、阐释与演绎史。
人类社会的各种形态在这个空间里得以展示和展现,并且把在现实的物质空间中不能展现和表达的东西,在文化产品中展现和表达了出来,从而建构了一个与人们的物质生产不一样的精神生产世界,甚至是一个与物质世界相对抗的精神世界。
于是,在物质的现实空间生活中有多少内容,在文化产品中也就有多少内容;甚至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世界中没有的内容,在文化产品中也有深刻而丰富的表现。
离开文化产品这样一个人类社会的精神性存在,便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
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是存在于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产品的世界之中的,即所谓别一种意义上的“想象的共同体”④。
是在今天仍还存在的那些史前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产品身上,我们才能证明人类在多少万年前至今的存在史。
文化产业是文化产品的生命之树,文化产品是文化产业生命得以存在的循环系统,这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具有内生动力的循环系统,离开了这一动力循环系统,文化产业生命之树也就死了,因而是文化产业生命存在的全部依据。
选择什么样的文化产品,实际上涉及向消费者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思想,以及生活态度、生存方式等问题。
这些问题,无论你是主观有意,还是主观无意,它都客观存在,影响着每个人的思想、每个消费者的思想。
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长期的,最终会发生爆发式的转变,产生和出现一个文化大爆炸时代。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五四运动莫不如此。
一部《共产党宣言》改变了一部现代世界史的进程,也改变了一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而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改变了中国面貌的同时,也改变了世界的文化面貌。
文化产业便是这样一种生活的社会生产系统,通过文化产品和服务给人类社会提供有效帮助、提高工作效率和价值实现的精神供给系统,一个能满足人类社会各种需要的精神生态系统和生产机制。
文化产业是人类解决精神与物质交往问题的一种意义生产载体,文化产品就是人类共同生活的空间形式、精神与心灵居住的地方。
一开始是为自己的,后来便发展成为在为自己的同时也为他人,从而建立起一种彼此交流、沟通、了解与对话的方式。
文化产品内容的千差万别是因为人的精神与心灵居住方式的千差万别,但也正因为是人的精神与心灵居住的地方,因此,不同的文化产品可以起到对人的心灵共同慰藉的作用,也正因此,不同的人之间可以通过文化产品来交流与沟通,彼此了解和认识对方,并且在同一个地球上共生。
文化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是有生产而无产业。
产业是一种系统性社会生产形态和体系,就文化而言,所谓系统性社会生产形态和体系就是说有关文化产品的生产超越了个人生产的范畴,而成为社会集体性共同行为。
这种集体性共同行为意味着关于某种文化产品的生产,不仅有普遍的自我需求,而且有关于该类文化产品生产的某种规范性要求,获得了普遍性认同,包括它的性质、形制、审美、伦理等等。
这是一种社会演化最重要的动力机制转化过程:
个体向集体转化,单一的力量体系向集合的力量体系转化。
社会发展的一切产品的生产只有获得普遍性认同,才有可能在生产方式的选择上表现出群体性选择的生产力特征,并且以这一选择获得彼此的类的认同和交流,进而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价值交换。
社会系统进而社会文化系统的进步,就是在这个动力机制的演进过程中实现和完成的。
不能实现精神价值交换的产品不是文化产品,关于这一类产品的生产不是文化生产,它的系统性形态当然也就不是文化产业。
它是由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内生的一种动力机制。
3.文化产品是表达自由的实现与方式。
文化产品生产是表达自由的实现行为与过程。
文化产品的丰富多样性及其生产机制和生产系统,构成了文化产业与表达自由复杂的社会关系。
对文化产业的权利是人权的一种,是人通过改变文化产业来改变自身的一种权利。
既是一种经济权利,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权利。
这是一种以表达自由为核心的文化精神权利。
谁以及哪些人有权赋予文化产业的意义?
它们又给文化产业赋予了什么样的意义?
这是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法律命题。
表达自由与言论自由是人类社会制度的重要文化形态和社会发展机制。
但是,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抽象的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
一切所谓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一定社会制度下定义的自由形态,也就是说,都是法律制度下的言论自由与表达自由。
只要有家庭和私有制、只要有法律和国家,就没有抽象的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
一切的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具体的,都是家庭、法律和国家制度下的。
有责任就没有自由。
反抗责任就是反抗自由。
当责任成为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的时候,不履行法律义务就必然遭受法律惩罚。
而惩罚就是对某种自由的剥夺,即你没有反抗责任而不履行义务的自由。
那种动不动以自由来要求别人和教训别人的人,无疑是自欺欺人。
目的是他的自由,而剥夺别人的自由。
由于表达自由与言论自由同时又是一个政治法律问题,因此,这就提出了一个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政治文化传统问题。
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下其政治文化传统是不一样的。
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不同国家的形成条件规定和决定了文化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形态,而文化产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这些国家不同社会文化系统的表现方式。
文化产业是社会的表达形式与表达载体。
从言语表达、物质载体表达到符号表达、意义表达,文化产品的出现既是表达自由的最高形式,也是它的最低实现与表现。
由于所有的文化产品形态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结果,因而,也都是一定条件下社会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历史形态,都集中表现和表达了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表达自由、言论自由的认知、理解、接受与表现。
毫无疑问,是当时条件下社会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体制与制度的表现。
这是以往一切历史文物品对于今天的价值与意义。
离开了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社会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整体性进步与发展而提出的文化发展的要求,抽象的谈论表达自由与言论自由是没有意义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文化产业的产业形态和文化生产力形态也都是文化的社会体制形态。
以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传统文化生产力形态和传统文化产品体系,就是它的文化社会体制和社会文化系统的一种非物质存在方式和依据;而以大规模机器复制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现代文化生产力与现代文化产品体系,则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文化生产体制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系统的折射。
文化产业发展与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的实现程度与实现方式就存在于这种具体的历史形态之中,和产生于这种具体的历史形态之中。
历史的文化产业是如此,今天的文化产业同样也是如此。
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就可以对今天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与社会文化制度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历史的维度,从而有助于我们克服和消除在文化产业发展与表达自由的关系问题上超历史主义、脱离历史实际的局限性,而更好地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发展我们的表达自由、实现我们的表达自由和维护我们在法律下的表达自由。
三、文化产业是社会发展的文化生产力形态
文化产业是文化生产发展到原有的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形态不足以满足文化的发展而生成的文化生产力形态和文化的社会体制形态。
1.文化产业是社会发展的文化生产力形态和文化发展的社会体制形态。
文化发展的生产力形态经历了前工业化形态、工业化形态与后工业化形态三个历史阶段。
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形态看作是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三个阶段的话,所谓前工业化形态也就是前文化产业形态。
这是一个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人类社会最主要的文化发展形态。
在这一阶段,文化生产力是与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生产力相适应的,那就是以农耕文明基础、以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传统文化生产力形态。
这种文化生产力不仅一般地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文化制度系统,而且也与社会发展对文化的基本动力需求相一致。
但是当这种需求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社会生产力形态的巨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发展对于文化的基本动力需求革命性变化,而原有的文化生产力形态和手段已经无法满足和适应这种新的文化需求的时候,变革文化生产力形态以适应变化了的文化发展需求便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无论是古登堡现代印刷技术革命的发生,还是电影工业的出现,以及在今天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无不印证了这一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因此,我们说,文化产业并不是外在于文化发展的某种异己力量的产物,而是文化自身发展到需要进行革命性变革来实现自己更高阶段发展的表现形态,是文化发展规律的必然的历史形态和历史阶段。
由于文化的生产力形态直接关系到一定社会形态的界定,以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文化生产力形态是与农耕社会体制或者说乡村社会体制相一致的话,那么,以工业文明为基础,以大规模机器复制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现代文化生产力形态也就成为工业社会体制或者称为社会体制的内在结构相一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文化产业看作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看作是现代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
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用来衡量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一个历史性尺度。
当中国的发展登上21世纪的历史阶梯的时候,提出要发展文化产业,并且把文化产业发展列为国家战略和国家发展规划,这就标志着中国的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体制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以现代化为主导的历史发展新阶段,并且使之与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的文化生产力形态相区别,从而成为中国文化进步与发展的一个现代标志。
文化产业作为社会发展的文化生产力形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与动力形态;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创造性提供动力源。
这种动力源就是由文化产业的产品生产系统所供给的精神思想,以及由这种精神思想推动的社会变革。
中国是印刷术发明的母体,但并未引发如欧洲那样的新教革命。
手工生产率的低下,导致印刷品的传播速度和扩散速度的慢和小,从而使得催生大规模的社会思想革命成为不可能。
这是印刷术虽为中国所发明,却未能引发中国社会革命与思想变革的重要原因。
欧洲资产阶级的新教革命与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直接相关。
在这里,印刷生产力,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出版业与思想革命爆发之间构成正相关关系。
思想生产的能力越大,传播、扩散速度越快,社会变革与革命越容易发生,越有助于新兴的社会生产力登上历史的舞台。
《新青年》为什么率先在上海创办、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在上海成立?
现代出版业为什么会是在上海率先诞生。
这与近代工业在上海的发生所创造和提供的现代生产力相关。
大规模机器印刷需要能够提供大规模能源动力的支持。
上海近代能源工业的发展规模为这种大规模机器生产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与可能,电影业、唱片业等文化产业在中国的早期发展速度和规模与此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这就使得以上海为基地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走在了亚洲的前面,上海的社会变革与创新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农业、工业不同生产力文化形态的构成成分,影响和决定了其在今天的影响力的构成。
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思想及其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并且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很大的影响。
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既是中国社会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现代化发展的阻力,具有很强的历史惰性。
这种惰性是文明型惰性,非经过一个长时段的现代文明的演化与改造而不会消失。
这是今天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生产力文明与精神价值观文明的重叠与冲突。
文化产业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这种重叠与冲突的集中表现。
一方面我们要发展文化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又是用一种“跑马圈地”的落后方式来发展文化生产力。
这就构成了发展文化生产力与发展这个文化生产力的方式不相适应之间的矛盾。
正是这种矛盾与冲突,一方面构成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张力和狂野之气,同时另一方面也就不可避免的构成了对文化生产力发展内生需求的破坏。
文化与科技相结合的重要战略价值就是要从根本上重塑和重建文化生产力形态,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推进新兴和新型文化产业业态和形态的出现。
2.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社会生产力形态之一,也是文化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文化生产力形态。
一部文化产业发展史某种程度上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史的文化表现形态。
印刷术产生了以印刷品为代表的出版物和出版产业,机器的发明和能源动力系统的应用以及化学工业的出现,催生了“电”和“影”的结合——“电影”这一与文字符号系统为主要表达方式截然不同的意义生产系统和表达系统,并最终形成了电影产业;无线电技术的发明催生了广播和电视产品及广播电视业,而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明则建构了一个与传统文化产业完全不相同的产品形态与文化产业形态——网络文化产业。
在欧洲,正是印刷术的“古登堡机器革命”,这才使得印刷品的大规模出版和印刷出版产业的兴起成为新教革命的直接动力,并最终帮助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实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次空前的社会革命。
离开了印刷术传入欧洲和印刷出版产业在欧洲的兴起,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是不可能的。
正是由于文化产业在社会生产力构成中不可替代的革命性意义,不断地把科学技术成果积极的应用与文化产品形态的创造性生产,从而通过全新的文化产品形态和文化产业形态来促进和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也就成为人类社会后来发展的自觉行为。
科学技术是社会分工最重要的动因之一,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生产分工的直接制造者。
传统、现代、新兴三种文化产业形态既互相影响,又互相区别,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文化生态系统。
现代从传统中生长出来,又不断地与传统一道催生新兴的产业形态。
创意产业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传统文化产业与现代文化产业互相催生的产物。
他们相互之间构成了一个张力系统,既互相竞争与排斥,又互相补充与接受。
各以对方来丰富自己,强化和突出自己的存在。
在这里,内在的现代性指向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信息文明社会的到来。
以信息文明为基础,以数字技术与互联网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新兴文化生产力形态、或者说后现代文化生产力形态,正在成为文化产业发展全新的文化生产力特征,正在而且必将引发人类社会自有文化产品和形成文化产业之后的“第三次革命”。
与前两次文化生产力革命一样,以互联网为主要标志的文化生产力革命将又一次重构文化发展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的文化生产力形态。
3.人是最根本的文化生产力。
文化产业是由人的创造性文化生产建立起来的,没有人的地方就没有文化产业,当然也就没有文化生产力。
人在空间上的分布及其数量和质量构成状况,是文化产业作为文化生产力在空间分布及其数量和质量构成状况的决定性因素。
“胡焕庸线”是一条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从云南腾冲直至黑龙江瑷珲(今称黑河),将中国划分为东和西两个人口分布空间形态。
该线以东43%的国土上生活着94%的人口,而该线以西则57%的国土仅生活着约6%的人口。
这一人口地理分布的“胡焕庸结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土空间依据,也是今天中国文化产业国土空间结构的主要存在形态,即中国94%以上的文化产业分布和集中在中国东部43%的土地上,而只有不到6%(甚至更少)的文化产业分布和集中在57%的国土上,其文化产业空间布局悬殊之大世所罕见。
而恰恰是这样一种国土空间的人口分布结构,决定和造就了中国文化产业存在与发展的文化生产力构成及其数量与质量关系。
其原因极为简单:
没有人口的地方是没有文化产品和文化的精神生产的;人口总量的多寡影响和规定了文化产品的社会生产能力和社会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能力。
作为文化生产力空间关系的文化市场是由人以及人的数量建构起来的。
人口的基数越大,文化市场的规模越大;人口的基数越小,文化市场的规模越小。
因此,对一个文化生产力空间资源相对狭小和有限的国家与地区来说,拓展空间就往往成为其对外文化扩张的重要动力。
生产力的构成包括自然条件所提供的物质能力,自然条件和环境的宜居性在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人口的集聚性程度实际上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相宜性程度的表现。
中国人口地理构成的“胡焕庸结构”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文化关系性结构的典型表现,并也由此而锁定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生产力关系的空间构成。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由此而形成的中国文化产业国土空间分布结构实际上也就反映了人与自然和社会文化生产力之间的空间构成性关系:
东部集聚,西部分散。
这就使得“胡焕庸线”不仅是一条中国人口地理的分布线,而且也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在国土空间关系上的文化生产力构成:
东部集聚而西部分散,以及在文化产业空间发展关系处理上必须遵循的一条具有规律性原则。
任何对于这样原则发起挑战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都是“反胡焕庸线”的,即反中国文化产业在国土空间形态上文化生产力布局规律的。
一定要在那些生态环境极为脆弱、人口稀少、文化市场基本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的地区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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