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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发展中区域二元结构的形成及其特征研究
金融发展中的区域二元结构,是二元结构在区域金融发展中的体现。
所谓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
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一样,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国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种客观现象,也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从理论上说,由于金融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在空间分布上的二元结构特征,金融运行必然具有二元结构特征的特点。
金融发展中的区域二元结构,是二元结构在区域金融发展中的体现。
所谓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
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一样,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国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种客观现象,也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从理论上说,由于金融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在空间分布上的二元结构特征,金融运行必然具有二元结构特征的特点。
但是,经济学中已经形成的区域经济理论,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物质资源的区域化运行与配置规律的研究上,而对于资金的区域化运行问题、对于区域金融发展中的二元结构问题并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
从实践角度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价值流引导实物流运行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地区经济金融发展二元性(或者说多元性)一直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这是由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决定的,其中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与内地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一、区域经济的二元结构与区域金融发展中的二元结构的互动
(一)区域经济运行对区域金融运行的决定作用
从最为简化的一般意义上说,基于经济运行和金融运行的互动作用,区域经济的运行状况基本上决定了区域金融的运行状况。
换言之,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行政式的人为的区域经济平衡格局,就相应决定了当时区域金融运行的行政式平衡格局;经济转轨所形成的以利益为导向、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和基于比较利益原则基础上的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的发挥,必然决定了经济转轨时期区域金融运行将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实现区域之间金融活动分工与协作关系的重新调整,主要表现在金融活动向局部地区集中,并出现局部性和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形成新的不平衡的区域金融运行格局。
从我国区域经济运行的发展历程看,我国在70年代及其以前的发展时期,中央政府是经济布局的主导力量,追求国家的整体利益和产业的平衡布局,其依靠的主要手段是行政机制,而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通过行政手段实现区域经济金融的人为平衡是能够实现的,尽管其牺牲的是整体的效率。
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运行日趋市场化,原有的人为平衡布局逐步被打破,地方政府开始成为影响产业布局调整的重要力量,地方利益在布局调整中的影响力趋于扩大;市场因素成为影响区域经济金融布局的重要力量。
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的区域经济运行逐步转移到以市场为基础的运行机制上来,在不同地区之间、地区和中央之间进行利益协调时,逐步遵循以利益为导向、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原则;通过运用比较利益原则,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实现区域之间分工与鞴叵档闹匦碌髡偈拐寰美娴淖畲蠡U庖痪酶窬值谋浠苯油贫饲蚪鹑谠诵懈窬值南嘤Φ髡?
(二)在区域经济中经济运行和金融运行表现出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
区域金融运行的实际状况却使得这种互动关系复杂化。
具体来说,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差异直接形成了区域金融活动的差异。
另外,金融的主动性作用越来越明显。
经济信用化的进程在不同区域常常是不同步的,这必然会引起金融资源的倾斜流动,这一方面迫使不同区域的金融地位进行调整,同时也拉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经济货币化金融化的进程中,金融的增长常常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在货币化金融化发展较早的地区,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就能够获得更大的金融支持,从而发展就更快。
因此,在许多情况下,金融相对地处于支配性的地位。
这样,区域经济的差异,常常与区域金融成长率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金融发展程度在不同地区常常是存在差异的,这也就决定了实物资本的金融化进程存在差异,从而引起金融资源的区域间流动,一方面打破了地区之间资金供求关系的静态平衡,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地区发展差距,这是由于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金融增长相对较快,从而使得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获得更大的金融支持。
二、计划经济条件下行政性区域金融平衡运行的形成
从我国区域金融运行的发展趋势看,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区域金融基本上处于行政性的平衡状态中,表现在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按照行政区划设置,货币与信贷资金运行按照计划要求进行行政式的配置,地区间金融发展的差异并不明显,这可以说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决定的。
在这一时期,我国建立了一切信用集中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大一统的社会主义计划金融体制,其特征主要表现为金融结构的单一性、机构设置的行政性、资金调度的集中统一。
这一体制也就相应决定了当时条件下的区域金融运行格局,即区域金融结构高度趋同,如金融机构行政化设置、金融活动的类型和规模差别有限等;社会资金的配置和调度按照刚性计划机制进行自上而下的纵向安排,各个分支机构之间和地区之间不能进行横向融通和调剂。
应该说,这一区域金融格局是与当时的经济条件相适应的,这一格局不仅为当时的经济环境和经济体制选择所必需,而且也为有效支持计划经济金融体制提供了保证,集中了绝大部分财力物力的中央政府对区域金融运行的调节也基本上可以说是灵敏有效的。
但是,作为特定社会经济环境的产物,传统的大一统区域金融运行格局的运行状况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力,会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乃至逆转。
如果说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市场体系不发达的条件下,大一统的区域金融运行格局具有现实的合理性的话,那么,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复杂化和市场的不断发育,这种区域金融运行格局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就会逐步丧失,进而成为制约经济金融发展和宏观金融调控有效实施的根源之一。
从金融运行的角度看,在金融市场不够发达的条件下,银行和财政是政府投资资金的两个基本来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在性质和运行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界限,银行信贷资金的运作是以流动性、盈利性和安全性为标准的,而财政资金的运作则是以政府的公共政策为依据的。
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资金程度不同地被按照财政资金的性质和目标进行运作,从属于政府的区域政策、产业政策和其他公共政策,形成银行信贷资金的财政化运行。
银行信贷资金的财政化,使得资金的接收地区在事实上获得了一种“补贴”或者福利品,在使用上基本无须付出代价,这一资金运行机制一方面引发各地政府普遍向中央政府要资金,另一方面诱导地方政府严格防范和限制本地资金的外流,从而形成社会资金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的政策壁垒,使得传统的区域融资机制具有强烈的区域封闭性。
在这种资金运行机制上形成的区域经济金融运行格局,抑制了资源向具有更高使用效率的地方流动,从而使得资源配置必然会不断偏离基于区域专业化分工和地区比较优势所内在要求的合理布局格局。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条件各有不同,因而各自具有独特的经济潜力和相对优势。
宏观当局必须最大可能地发挥每个地区的发展潜力和相对优势,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全国范围内的空间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分工,增强区域间的相互联系和生产的地区专业化。
实收这一战略的关键是创造一个完善的制度结构,实现地区和区域性市场体系向统一的全国市场区域体系转换。
事实表明,国家运用其行政力量有计划地配置资源,使生产要素在各个区域间平衡分布,有助于克服发达区域积聚不经济的弊端,推动欠发达地区的开发,使各个区域的发展差距相对缩小。
但是,如果这种政策干预完全排斥市场的作用,那么即使是实现了所谓的区域平衡增长,也是低发展水平的,是以牺牲宏观经济效益和支付巨大机会成本为代价的,再次基础上进行的宏观金融调控必然是低效率的。
三、转轨时期区域金融发展二元结构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计划、投资等体制的改革推动了社会资金在不同区域间的大规模流通,区域间金融市场的发展,整个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打破计划经济条件下行政化的区域金融运行平衡格局,推动了区域间金融运行格局的调整。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区域金融逐步发展成为市场化的、具有二元结构特征的不平衡状态,主要表现在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崛起和区域性不平衡金融格局的形成。
在经济转轨时期,对于区域金融运行格局形成强烈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方政府对区域金融运行的影响趋于强化
在市场利益的推动下,中央政府开始逐步推行区域分工的布局。
从改革中获得大量权力和财政利益的地方政府,开始明确地追求地方利益,使得地方政府在资源空间配置和区域经济金融运行中成为举足轻重的行为主体。
相对于传统的集中管制而言,地方政府的介入无疑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但是,在体制和比价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的条件下,在地方利益导向下的区域金融运行,会使地方保护主义有所加剧,反过来对区域金融运行形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地方政府干预区域金融运行的重要驱动力,就是地方财政利益的最大化。
1980年财政开始“分灶吃饭”,1985年实施“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包干体制,从而刺激了地方的财政利益,推动地方政府大力大战投资少、建设周期短、附加价值高的加工项目,并设法将部分财政负担以不同形式转嫁到银行体系(如“十五大”以后各地大力推进的资产重组活动中,许多逃避银行债务的企业重组方案就是由地方政府直接设计和推动的。
)1994年实施的财政改革推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将原来主要的两大税种-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收入的主要部分划归中央,但是其中仍然有不少中央与地方妥协和折衷和痕迹,如企业所得税仍然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划分,从而未从财政体制上消除各地盲目发展高利税加工业的财政刺激。
(二)金融机构区域布局日趋不平衡
1997年底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一系列金融改革的方案,可以说是对前一阶段金融改革探索成果的总结和深化,同时也必然对现有的区域金融运行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目前看来,这一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有银行逐步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
(2)新兴金融机构基于效益标准,主要按照经济合理性设立分支机构,其业务布局主要在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
(3)在金融活动向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集中的同时,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运行呈现出相对的落后性,金融发展处于较低水平,金融活动的数量和规模明显偏低;金融形式比较落后,民间借贷等较为普遍;对政策性金融的依赖性增强。
首先,新兴商业银行和其它商业性非银行金融机构从开始就体现了按经济理性原则配置分支机构和不平衡的区域布局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有些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从整体上就是作为区域性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而出现的,如深圳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而且还体现在新成立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如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等的分支机构也是按经济发展程度和市场化要求而设置的,其机构设置主要向沿海、沿江开放地区和中心城市倾斜,这从增量的意义上改变着原有的平衡性区域金融机构状况,促使其进一步向市场不平衡的方向发展。
其次,对于全国性商业银行,其资金来源于全国,却集中投向了发达地区;对于区域性商业银行,其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也基本在本区域内;对于非银行金融机构,虽然它不能吸收一般存款,但可以通过委托存款或从其它金融机构拆借取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国有商业银行漏出的信贷资金),同时其资金运用不受国家信贷计划的制约,其利益导向决定了其不可能大规模投向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欠发达地区。
第三,我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也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发达地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些机构的经营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对经济的发展将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与外资金融机构的分布紧密相连的是,我国外资流入的区域分布同样是不平衡的。
统计表明,外资在中国的地区分布结构严重失衡,到1995年底,全国外资存量最多的五个省市(广东、江苏、福建、上海、山东)占到全国外资存量的67•5%。
研究表明,在区域分布方面,国有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之比每增加1%,外国直接投资就减少2•8-3%,这表明外资倾向于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同时,交通、通讯、服务业和基础设施,以及由城市化而带来的积聚效应和规模经济对外资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另外,经济较发达地区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导致的竞争也提高了其金融效率,特别是资金使用效率,从而造成地区金融效率差距拉大。
(三)金融监管的区域性差异是推动区域金融不平衡加剧的重要原因
我国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十余年来一直以合规性检查为主,由于新设金融机构大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所以对经济较发达地区金融监管的重点在市场准入层面,而对金融机构业务运营的监管有所忽视,这为经济较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的违章拆借、乱回购、广敛资金提供了机会,相反,欠发达地区金融监管则着重于经营的合法性和风险性等方面,监管的手段侧重于行政性,如通过行政措施封锁本地区资金的外流,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本地资金,但因投资引诱不足,实质上造成了资金的沉淀,增大了银行的负债成本,而且行政监管虽能限制住正规金融,却难以控制隐性金融,使经济欠发达地区资金在高利的诱使下通过各种隐蔽的渠道流向经济较发达地区。
现实地看,这种金融监管制度的差异使经济较发达地区在我国金融秩序尚未走上正规的过程中通过种种违规行为聚敛了一大批资金,加速了其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
(四)货币化进展的区域差异与区域金融运行
所谓货币化,是指非货币化经济向货币化经济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量和质两个方面的规定。
从量上看,货币化是指在一国全部总产品中,通过货币进行交换的产品所占比重的扩大。
从质上看,货币化是指货币积极程度的提高,即货币功能的深化,并非充当象征性意义上的简单的核算工具。
6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和现代金融理论所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都证明了以金融资产结构变动为中心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将形成广泛的影响。
现代金融理论在金融发展方面达成的共识之一,就是认为所有形式的金融资产都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并通过银行体系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中介与分配作用,形成某种类型的乘数过程,从而对总需求形成倍增作用,不同形式的金融资产(如现金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等)的差别只是在于乘数的大小和中介过程的区别。
从这个角度看,各种金融资产的种类和规模的增加、不同金融机构的发展对于总需求的扩张会形成某种推动作用。
显然,货币化程度的区域差异,是区域经济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同时又是影响区域金融运行的关键性因素。
现实地看,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在我国区域间发展的结果和速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东部地区的货币化程度较高,不仅表现在量的方面,更表现在质的方面。
由于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的货币化进程方面进步较快,市场发育程度较高,以此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进而相应推动了金融结构的显著调整。
这是的货币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经济核算的工具,而是具有资产的功能,对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货币的功能会得到充分的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资产的总量保持了高速的增长,但是金融资产在不同区域间的分布是不平衡的,经济货币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明显处于优势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扩大,一般认为是由于国家对沿海和内地实行了有差别的发展政策。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东部沿海地区在享受地方财政包干、外汇留成等地区差别优惠政策以外,还更多地在货币化方面更为领先,从而直接推动了东部地区在资源配置中引入了市场机制,东部地区经济从货币化的不断推进和市场机制的引入中获得的增长效应要比从优惠政策中得到的增长刺激更有意义。
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在全国各个地区全方位展开,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特殊优惠政策减少或者被取消,但是由于沿海地区货币化程度更高,市场机制更为完善,地区间经济差异反而比80年代更大。
就体制差异对资金流动的影响看,在80年代实行以“分灶吃饭”财政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地方分权改革过程中,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区所动员的基本上限于本地的资金,外地资金则因为市场分割而难以流入。
进入90年代以后,全国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地方分权壁垒削弱,不以地方利益为目标而以市场盈利为原则的市场型跨地区投资经营活动发展起来。
特别是1991年以后,金融市场的发展,多样化的金融工具的出现,为资金的跨地区流动提供了便捷的媒介和渠道。
这样,1992-1993年东部沿海地区较高的货币化水平以及资金盈利机会及其预期的迅速的上扬,使得而中西部地区的大量资金被吸引到沿海发达地区。
随着货币化的推进,大量的实物资本开始取得相应的金融资产形式,最主要的是证券市场,这就使得资产的流动性增加(或者说使得原来固化的资产结构趋于“软化”)。
从理论上讲,证券市场的发展使所有权采取有价证券的方式进入市场,使区域产权金融资产化,不仅在技术上解决了实物形式资产转让中的各种困难,而且可以打破所有制、地区和行政隶属关系的界线,按照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并且使企业的产权明晰化,但我国的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经济较发达地区,而广大的欠发达地区所占比例相对较小。
历史地看,欠发达地区曾是我国“一五”时期,“三线”时期经济建设投资重点区,形成了一批有实力的企业,雄厚的实物资本积累长期以来缺少向金融资产的转化,难以同地方经济的比较优势有机结合,难以达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进行资产重组具有很多现实的困难。
同时,经济较发达地区货币化的推进和较高的回报水平,吸引了大量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中西部地区的资金。
与货币化进程直接联系的是不同区域资本形成的规模与效率。
理论上说,资本形成的规模与效率是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从理论上说,储蓄只有转化为生产资本而增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储蓄资本,才能发挥储蓄的作用,储蓄资本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储蓄数量,二是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
前者取决于收入水平,后者取决于金融机构的效率和金融产业的完善程度。
中西部地区金融效率的低下是十分明显的。
同时,在大幅度增长的居民储蓄中,不同地区的分布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从统计中可以看出,东经济欠发达地区存款之间的相对差异逐年上升,至1994年已达4.49,而且逐渐形成的统一市场、居民对投资收益的追逐、以投资收益率为导向的金融市场交易行为促使了欠发达地区储蓄向经济较发达地区分流,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储蓄格局的不平衡,同时使得欠发达地区的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规模与效率都严重滞后于经济较发达地区。
(五)银行体系的资金运行与区域金融不平衡的发展
从中国金融资产的变化看,银行(主要是国有银行)发行的金融工具占有主导性的地位。
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国家银行的迅速发展和业务扩张是中国金融深化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是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对国有银行的依存度相当高。
从区域金融运行的角度看,国有银行的行为对区域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仍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国有银行的商业化,以及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分离,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的影响将是十分明显的。
正是由于国有银行对区域金融运行的影响较大,不同地区对国有银行采取的种种干预措施,常常使国有银行承担了一些局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成本。
首先,从理论上说,金融机构的设置原则是当地经济活动的集中程度和发育水平提出的要求,既是金融机构进入该区域的需求,又是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需求。
但我国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国有银行)同行政区的设置却在相当范围内是一致的,这种设置首先使国有商业银行不可避免地受各级政府的影响。
国有银行分支结构的行政化设置为追求短期、局部经济增长政绩的地方政府倒逼银行违规、过度放款提供了条件。
可以说,在政府的职能没有真正转换、地方政府依然过深地介入微观经济运行的条件下,即使采取上收党的组织关系等重要措施,地方政府出于区域经济运行的需要,依然会采取种种措施干预银行的分支机构的经营活动。
进一步说,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集中向局部地区放款,经济增长的实绩表现在地方,但是由此可能形成的亏损或者通涨压力、金融秩序混乱等问题则常常由全局共同承担;这在事实上鼓励和纵容了局部地区的投机行为。
1995年以来,在国有银行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实问题是,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国有银行系统的亏损问题却高踞全国各省的前列,如广东、山东、湖北等的国有银行系统的亏损处于全国的前列。
其次,国家对国有银行行政化管理导致国有银行总分行之间的约束关系软化,分支机构的行为常常徘徊于上级行的统一管理与地方政府的局部要求之间,在一级法人体制下,分支机构形成的亏损必须由总行统一承担,除了人事方面的任免权力外,上级行缺乏对下级行的硬约束,这就从体制上为区域金融活动与整体金融运行的冲突创造了条件。
第三,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对欠发达地区不多的业务量进行的无序竞争在丧失规模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丧失了区域经济效益,为了在有限的市场上争夺一定的市场份额,各金融机构常常被迫不计成本进行各项业务竞争,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有限资金在各金融机构的分散经营下,难以发挥出应有的规模效益。
因此,中国区域金融格局的调整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正是在上述各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格局才开始打破传统的行政式人为平衡格局,并开始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整。
应该强调的是,这一区域金融运行格局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传统的区域金融行政式人为平衡格局被打破;金融交易的规模和数量在区域间的差异不断扩大,区域金融运行的不平衡状态趋于明显,为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能够体现区位比较优势的、同时能够适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的区域金融运行格局创造了条件,也现实地要求宏观金融调控作出调整,以适应新的区域金融发展格局。
四、区域金融发展二元结构下的货币政策
显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经济的同质性已被地区差异性所代替。
在区域经济运行状况变化的同时,区域金融运行状况的二元结构特征越来越明显,并且成为影响现实经济金融运行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金融运行环境已经出现显著变迁、区域金融运行日趋不平衡的背景下,宏观金融调控方式更多的依然是以区域经济金融运行的一体化为假设前提的,这就必然影响到宏观金融调控措施的现实效果。
可以说,正是由于宏观金融调控方式一直比较忽视区域金融运行非平衡化的现实,并且不能根据区域金融不平衡发展的现实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货币政策有效性明显降低,并且在局部地区还可能出现与预定的宏观政策目标相背离的政策效果。
因此,传统的宏观金融调控方式在新的金融发展中的区域二元结构特征下遇到了挑战。
事实上,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和经济制度转轨步伐快慢各异,直接造成了经济运行状况在地区间呈现出较大差别,从而使得不同地区对同一金融政策的反映不同,同一政策对不同地区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以宏观金融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性为代表的传统宏观政策的表面上的平等,在具体的经济环境中反而有可能产生比较剧烈的不平等,诱发地区经济金融利益的冲突与磨擦,进而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具体而言,在区域金融运行不平衡的背景下,传统的单一货币政策有效性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和制约。
(一)同一宏观调控措施对不同区域的经济金融运行产生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
由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在我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经济波动与我国的整体经济波动呈现出基本的一致性,因此,我国单一的宏观金融政策的制定更多的是以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经济运行为参照系,但欠发达地区在金融制度和所有制结构上的差异使我国覆盖全国的宏观金融政策在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效应。
经济较发达地区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大(1994年达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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