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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
教化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
【内容提要】文章通过分析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文化意识转变的现象,对儒学的现代命运做了深入反思和重新定位。
指出历史上儒学的现实载体虽在制度,但作为教化的系统,其真正的根基是在民间。
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学术和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化,导致了儒学的断裂。
近年中国人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民间儒学的兴起,说明儒学并未成为“游魂”。
儒学的核心是教化。
儒学教化思想的根基是一个既超越又内在的本体。
就个体而言,教化就是本体对实存的转化过程;教化的观念落实到社会生活上,则是通过经典传习、礼乐等方式达到一种本于人性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教化。
通过“文脉”和“血脉”的融汇来重建儒学的当代形态,以“顺取而逆守”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世界文化价值方向的调适和转向,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儒学的发展,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关键词】儒学/教化/文化意识/现实载体/民间儒学/文脉/血脉/顺取逆守
一、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化意识的反思
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的文化意识都沉浸在文化激进主义或反传统的状况中。
余英时先生在一篇题为《现代儒学的困境》的文章里,对现代儒学的境况做出这样一种判断:
儒学在现代已经魂不附体,失去其寄身之所而成了一个“游魂”。
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也提出他的“博物馆说”,认为儒学已经进入历史,仅仅是一种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正因为它已成为陈列品,才能保存下来。
这两个说法,当时在中国学术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多数学者都对儒学的现代命运持一种悲观的态度。
但是,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的文化意识发生了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例子来了解这一点。
第一个例子,北大的张颐武教授提出一个说法:
对传播中国文化来讲,一万个孔子比不上一个章子怡。
此话一出,立即引发了激烈的网络争论,而绝大多数人对之持批评态度。
当然,张教授的说法有其自身的语境,我们不去评说。
但这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孔子作为中国文化代表这样一个形象或人格标志,开始表示认同。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代表其文化价值的标志。
但是,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却把两千多年自身文化的这一人格标志打倒并踩在脚下。
这一争论表明,中国人已开始回归对孔子这一文化人格标志的认同。
另一个例子是“于丹热”。
这并非一个孤立的现象。
近几年,包括儒学在内的古典文化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学术明星。
不同类型的明星,代表不同时代的精神取向。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明星。
比如,抗战时期的明星就是抗日民族英雄。
文革时期的明星,是像王洪文一类的造反派。
在我们这个人欲横流、物质享受至上的时代,涌现出一大批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学术明星,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现象。
它说明,经过一百年的思考,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意识正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已经开始觉醒。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对过去有关儒学在现代命运的定位,比如“游魂”说、“博物馆”说这样的结论作一种新的反省。
应该说,余英时和列文森的说法,描述了当时中国文化的客观现实,但是,其对此现实所以产生之因缘的分析却未见正确。
为什么把儒学比作“游魂”?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有这样的分析:
传统儒学的特色在于其全面安排人间秩序,只有通过制度化才能落实儒学。
传统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都存在政教合一、政教不分的状况,这样,儒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时的政治制度。
制度因此成为儒学在现实中的载体。
儒学不是宗教。
传统政治制度的解体,使儒学失去了它的寄身之所而成为一种无体的“游魂”。
西方宗教的状况便与此不同。
西方中世纪也有过宗教干预现实、政教不分的情况。
近代以来,政教逐渐分离,宗教回归社会,成为一种社会的、人的精神生活的事务。
政教分离以后,宗教保有教会的系统作为自身运行的体制,所以仍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但我们从近年来儒学研究状况的发展变化,可以对儒学的现实意义有新的认识。
近年来,民间儒学有兴起的趋势,比如各地书院、精舍、讲堂、义塾、会讲、读经等民间学术组织和活动逐渐兴起,大学里的一些儒学研究也逐渐具有了民间的性质。
这样民间性质的儒学,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可见,儒学精神并没有完全在社会生活中失去影响力!
为什么中国人的文化意识在短期内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儒学活动一呼百应,在民间会这么快兴起?
我的理解是,儒学的根源在民间,核心在教化,它的载体不仅是制度。
教化的实行,使儒学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有非常深厚的基础。
从历史上讲,文化生命的存在在于其生生不息的创造。
这个创造,我概括为两条线:
第一条线是“文脉”,每个时代,人们都在不断进行学术、理论的创造。
例如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儒学,都在创造性地延续着自身的传统,按现代新儒家的说法,叫做“返本开新”。
另一条线是“血脉”。
血脉表现为社会生活、个体精神生活的历史连续性,表现在社会中“以身体道”的阶层或群体的存在及其教化的作用。
传统就是一个活的不断创造的过程。
有了这样一个创造的过程,儒学才能真正契合于世道人心从而引领社会生活的方向。
过去儒学的断裂,最严重的一点,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政治意识形态化所造成的儒学“血脉”的断裂。
历史上儒家很重视礼乐的系统和教化作用。
我们可以把这个礼乐系统理解为一种“生活的样式”。
任何教化的理念本身都不仅是一种理论,而是通过仪式、仪轨、习俗等方式,把自身蕴涵的文化信息带入人的实际活动,从而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教化的作用,影响到个体的人格塑成和生命成就。
比如西方人结婚去教堂,与中国人传统家族性的婚礼,拜天地,拜高堂等,其中的文化意义是不同的。
再比如过去在农村,堂屋里要供上天地君亲师一类牌位。
这种文化意义是通过具体的生活样式、礼仪形式汇入我们的精神生命中的。
但是,孝道和这些仪式“文革”以后都被当作“封建”的东西连根挖掉。
中国原有的生活样式在上个世纪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这样传统就失去了它的存在基础和生命连续性。
中国文化在这个层面上发生了断裂,以至于儒学在当代被定位为无体的“游魂”和“博物馆的陈列品”。
我们不否认制度作为儒学载体的意义,但儒学的载体不仅仅是制度。
西方在近代政教分离后,宗教作为社会和个人精神生活的事务,有独立的空间,能够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关键是因为它有许多信众,可以影响到民众生活。
如果信众少,即使有宗教的组织在,也不会成为文化的载体。
所以宗教也好,学术也好,主要是通过某种形式,影响民心,影响生活。
所以一种文化理念,它最终的依托在民众生活,而不在制度本身。
中国传统的教化是政教合一的,但这政教合一的基础也是在民间。
在先秦,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传统,其影响开始当然是在民间。
后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逐渐形成“独尊儒术”的局面,儒学始由私学转变为官学。
此后的儒学,成为靠意识形态强力推行的东西,逐渐趋于形式化、固定化、教条化,其教化的作用由此亦被弱化了。
不过,儒学在成为官方学术后并没有失去其民间性的基础,民间学术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成为消解官方学术意识形态化之僵硬性的一种力量。
胡瑗是宋初着名的教育家。
他在民间讲学,学生数千人,后来在朝做官的有几十人,这使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对当时的学风产生很大影响。
朱子的《四书集注》元代以后成了官方的教典,统治整个学术界、思想界六百年之久。
但开始时他的学术也不是官方学说,甚至一度被打成“伪学”,但他自信其学说的正确性,冒着杀头的危险,照样讲学。
当时的学者就有这种自由的精神。
中国传统学术的根基在民间,民间学术的特点就是“自由”:
自由的讲学,自由的讨论,在价值观上自由的选择。
一种学术和文化,只有具有了这样自由的精神,才能真正发挥教化的作用。
以前国内哲学界流行一个很不好的观念,这就是所谓的“内化”说。
“内化”的意思,就是把外面的东西“化”到个体生命里面来。
这个观念大概来源于列宁。
列宁有两句着名的话:
“先进的思想只能靠灌输”;“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就会变成逻辑的格”。
从哲学上说,人的价值观念的挺立要靠自由的选择,而不是外面强加进来的东西。
教化的根据在人性。
外在的灌输可能使人形成一种习惯,但不合乎人性的单纯外在的灌输,会造成人格的两面化或多面化。
文革时有两句话很流行:
“把最高指示落实到行动上,融化在血液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就是所谓的“内化”。
这种方式,不可能挺立起内在的价值信念,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合理的价值秩序。
我们现在强调建立正确的荣辱观,这很必要。
人要知荣辱,有羞耻心。
孔子讲“知耻而后勇”,孟子讲“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孔孟讲“知耻”,却并不教人什么是“耻”。
人都有羞恶之心,羞于做坏事,这是“四端”之一,它根源于人的本性。
人反躬内求,良知发现,把这良知本心挺立起来,由它来做决断,无须外在的权威告诉什么是“耻”。
人内在的良知显现并挺立起来,自己一念发动处,自然知是知非,知荣知耻;凡事便能“是而是之,非而非之”,随感而应,恰到好处。
这是听凭良知、良心的一种自由选择和决断,不是由外面“化”进来的东西。
我们多年来道德教育最根本的失误,就根源于这种哲学上的“内化”观念。
不是让人反躬内求,依据自己的良知、理性自作抉择,而是根据外在的标准去做判断。
民间学术根本的精神就是自由。
通过这种自由的讲学、讨论、思考和价值上的自由选择,才能真正把价值基础挺立起来。
这种思想、学术和价值才具有教化的作用。
把内在的价值基础挺立起来,人整个的存在,由内到外都会发生一种转变或变化,这就是教化。
长期以来,我们学术的民间传承断裂了,学术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社会没有了容纳民间学术的独立的空间,真正意义的教化和文化重建,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我不赞成儒学已成为“游魂”这个判断。
儒学在历史上有过对制度的依存关系,但儒学教化的根本不在制度。
现在看来,传统的断裂和儒学的花果飘零,原因在于我们长时期的反传统,以及社会生活、文化学术长期彻底的意识形态化。
这种意识形态化,一方面造成文化“血脉”断裂,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文脉”的枯竭,文化缺失了它的原创力,而退化为一种单纯的、并且缺乏真实性的历史“知识”。
我们并不否定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非常重要。
我给意识形态下的定义是:
“不管是对是错都要坚持的东西”。
很多美国人都反对打伊拉克,但一旦决定下来要打,大家都支持总统,这就是意识形态。
中国有中国的意识形态,我们也要坚持。
但关键是必须把意识形态与文化、学术分开。
文化、学术的建设,重在自由的选择和文化生命的历史连续,而不能靠强力的推行和外在的灌输。
一个民族要把它内在的价值挺立起来,真正建立起至善的超越基础,就须把两者区分开来。
二者的关系是分则两立,合则两伤。
一支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血脉,不可能被轻易斩断。
近年来中国人文化主体意识和认同意识的苏醒,民间学术的兴起,就表明了这一点。
儒学本来没有死,用一种合理的方式把儒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重建起来,儒学之“魂”乃能附其“体”;同时,中国文化亦才能有其“魂”,从而真正实现它的现代转化。
二、儒学的教化观念
现代中国大学是按照西方的学术标准来划分学科的。
上世纪初以来,我们基本上把儒学纳入到哲学的框架中来研究。
其实,儒学并非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纯粹的理论哲学,它的核心是“教化”。
什么是教化?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讲,教化是个体通过异化而使自身成为普遍化的本质存在。
人不能停留在单纯的自然状态,要从中走出来。
孔子说: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是人的自然的方面,“文”则是其文化、文明的方面。
文质彬彬,即自然和文明两方面要结合得很好。
质的方面偏胜,就过于朴野;文的方面偏胜,则会琐屑空疏。
一定要文质彬彬,把自然的状态加以升华,在文明的层面复返归于自然,才能达到人格的完成。
这就是一种教化。
孟子则说: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老子也讲复归于自然,复归于婴儿,但这复归,不是“回到”自然状态,而是把婴儿的状态在文明的层面加以敞开,并保持住这份婴儿般的纯真。
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个体通过异化或社会化而普遍化自身,这样的人才是有教养的人。
这就是教化。
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罗蒂强调了“教化”的另一重涵义。
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书中提出两个概念:
“系统的哲学”和“教化的哲学”。
他认为,西方传统哲学从主流来讲是一种“系统的哲学”。
系统的哲学,其关注点是基于认知的建构活动,通过认知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一种“普遍的公度性”。
“教化的哲学”在西方是非主流的,它所关注的是人的内在精神生活的转变。
罗蒂所谓“教化”,强调了一种“转变”的观念。
把黑格尔和罗蒂这两种“教化”的观念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较全面地理解儒学教化观念的内涵。
罗蒂强调“教化”之引发人的精神生活变化和转变的意义;但其所谓教化的旨趣,则着重在通过继续不断的谈话引起精神生活的变化,而非“发现客观真理”。
他所倡导的,是一种相对主义,非基础主义和非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念。
黑格尔承认有一个普遍性的本体,他的教化观念,着重于人的存在的普遍化。
儒家的教化,旨在为人的存在寻求真实,实现和建立超越性的基础。
它要在人的实存之内在转化的前提下实现存在的“真实”,由此达到德化天下,以至参赞天地化育的天人合一。
现在,已有学者注意到儒家的教化思想,但却往往仅从宗教的意义上来理解,因而主张把儒家建设为一种现代宗教乃至国教。
我认为这有失偏颇。
政教分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进步,人类不能再走回政教合一的老路。
《孟子·尽心下》有一段话,可以说概括了儒家整个教化思想的系统: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我们就用这六句话做纲维来讨论儒家的教化观念。
“可欲之谓善”,讲善的根源之所在。
后面五句,实质都与这一句相关,都是讲“化”的过程和结构,也就是内和外统一的问题。
第一句“可欲之谓善”,讲善的根源问题。
善的根源、本体在哪里?
西方人讲善的本原在上帝,而“凡有血气之属”,不能靠自己的行义而使其行为有肯定性的价值。
儒学的观念与此不同。
在儒家看来,善固然出自于天,但同时亦内在于人。
讲“可欲之谓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可欲”两字。
今人望文生义,认为这句是讲可欲望的东西就是善。
食色名利皆可欲望,但这显然不是儒家所讲的“善”。
在夏商周三代的观念中,善的本原是在上帝。
《尚书》有两句话,一句是“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人要行德以求天降下大命;一句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只降福给有德的人。
人行德,目的是求功利。
就是说,善原白天或上帝,人则是一种功利性的存在。
这是孔子以前的价值观念。
这一观念在孔子这里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向。
他有几句很重要的话: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
我未见力不足者。
”这几句话,表现了孔子对人的一种全新的理解。
在这里孔子指出,行仁,是人唯一可凭自己的意志决断和力量,而非借助于外力所能决定的事情。
借用今日哲学家的话说,这是人最本己的可能性。
而“命”,或人的功利性的结果,其实现,却受制于种种外在的条件,而不能由人来决定。
由此,行仁行义,乃是人的天职。
以后,孟子对这一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得出了“性善”的结论。
孟子用“性、命”的关系来说明这个道理。
《孟子·尽心下》: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一般说来,人的耳目口腹之欲和仁义礼智圣诸德,都是“性”,同时亦是“命”。
但为什么君子只把仁义礼智圣称为“性”,而不称它为“命”;只把口腹耳目之欲的满足称为“命”,而不称它为性?
孟子区分“性、命”的标准,与孔子是完全一致的。
《孟子·尽心上》说: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仁义礼智圣,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求在我者”,即主动权、选择权、决定权在我。
所以称之为“性”,而不称之为“命”。
而耳目口腹之欲的满足等功利性要求,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其决定权不在我,是“求无益于得”,“求在外者”。
所以称之为“命”,而不称之为“性”。
这和孔子对人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
仁义礼智是人性的本质内涵,是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本性。
用今天哲学的话语讲,仁义礼智是人最本己的可能性。
康德讲人有自由意志,使人能够打破自然律的链条。
举例来说,你踢狗一脚,它跑了,但给它根骨头它还会回来。
但人不食嗟来之食,一个乞丐为了尊严宁肯饿死。
《孟子·告子上》说: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饿了必须吃,这是自然律。
狗所遵从的就是自然律。
人有能力打破自然律的链条,这就是人的自由决断。
这个自由决断是人唯一可以不靠外在力量而自身具备的,这是人的自由意志的表现。
自由意志在康德是理论上的假设,但在儒家是存在性的事实。
仁义是人凭自力可求或可欲的东西,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可欲之谓善”。
这个“可欲之谓善”当然来源于天,但同时亦内在于人,为人性所本有。
“可欲之谓善”讲教化的前提和基础,下面五句讲的就是教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包括内和外两个方面。
“有诸己”,指善的本体的实有诸己。
人要返归本心,发现良知。
但这还不够,还要有一种保任的工夫。
这个保任的工夫,就是通过实践的活动推动人的内在精神和肉体实存的转变,使之达于精纯。
孟子论性之实现,提出“践形”之说:
“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
”“践形”是由内到外,包括情感、气质在内的一系列的实存的转化。
孟子又讲:
“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
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
”“了”就是清澈透明,“眊”就是不明,糊里巴涂。
内在的德性,会表现在形体面貌上,眼睛作为心灵的窗口,其表现尤为清楚明白。
“践”是实现的意思。
本体挺立起来,会引起和推动人的情感和肉身实存产生转变,使之不断地趋于精纯。
这也就是古人所说学问之道在于“变化气质”。
做学问不仅是知识的问题,一定要有工夫。
儒家讲心性论,它的本体是对应工夫来讲的,这与西方哲学以实体对应属性那种认知论的讲法完全不同。
通过工夫来实现、拥有和显现本体;本体推动人的存在发生转化,然后在这转化了的存在上把自身呈现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教化。
人格的完成不仅是一种内在性,“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其外显的一面。
《孟子·尽心上》说:
“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
”《礼记·中庸》说:
“诚则形,形则着,着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
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都是讲这个“化”最终要落实为一种移风易俗,德风德草的社会教化。
比如,我们看到,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温总理马上到灾区,慰问灾民,指挥救灾,一下把整个国家的人气都带动起来了。
这就是“唯至诚为能化”,或“充实而有光辉之为大,大而化之之谓圣”。
什么叫“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就是能够形成良性社会氛围的一种感化感通的作用。
孔子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必偃。
”又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过去我们认为这个讲法是愚民政策,其实不是。
“由”是自由,老子也讲: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意思是,最好的治道,是顺乎人性人情之自然,由此形成良性的社会氛围,如春风化雨,百姓自然向善,用不着每天谆谆教导。
所以儒家讲“由之”。
孟子说: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由仁义行”,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时,已没有外在的必须服从规矩的痕迹,完全是自由的行为,这才是“化”。
儒家的这个“化”,在社会生活中有很多样式,择其大要,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是经典的传习。
孔子讲: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这六艺之教,着重的都不是知识,而是身心的教养。
任何一个社会、文化都有它的经典,经典要经常诵读,而不光是研究,我们过去就有诵读经典的传统。
近年民间出现少儿读经的活动,有人对此产生疑虑,担心少儿诵读经典,老早就背诵那些“教条”,会不会把孩子教坏了。
我曾用“开窍”这个词来概括经典诵读的作用。
孩子从小诵习经典,或到教堂里唱圣诗,听布道,在他的生命里会有一种东西种下来,等他后来遇到现实的问题,经历具体的事情时,就可能会突然明白,啊,原来人生的道理是这样!
经典就起到这样一种“开窍”的作用。
我们这一代人就不行,从小没有经受传统的熏陶。
我现在研究儒家,是到了大学以后才开始读书,自己体悟一点东西,但根基不行,缺乏传统的教养和文化的氛围,这就不行。
老一辈的人就不是这样,我的老师金景芳先生,很多经典都能成诵。
他讲他的老师,当代大儒马一浮先生,通读《四库全书》,诗词、书法等方面都自成一家,甚至能诊病开药方,不仅如此,还通七门外国语,更是很了不起。
他们是从小就读、背诵这些经典。
从《三松堂自序》里我们知道,冯友兰先生有家学,父亲是前清进士,当过知县,爷爷是诗人,出过诗集。
冯先生说自己小时就会背四书五经,但是当时并不懂,等到了北大哲学系读书时,才开始去理解。
这就像牛吃草一样,先吃进去,然后慢慢反刍。
按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他们是被中华传统的文化所化之人,从里到外都已经熟透了。
就像我们吃烤鸡,速成的就不好吃,因为它皮焦里生。
老一辈学人是从文化传统里面熏陶出来的,里外都透了,这才香啊!
第二点就是礼乐教化。
礼是社会生活的样式,携带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同时,它作为一种生活的样式,与民众生活具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性,能够对人的教养和良性社会道德氛围的养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这就是“民可使由之”的道理。
孔子很注重礼乐文化的重建及其历史连续性。
他所生活的春秋末年,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
孔子曾到夏、商之后的封国杞国和宋国去考察礼制。
考察的内容包括“文”和“献”两方面。
文就是现在讲的文献或经典,献者,贤也,指那些前朝的遗老,作为那个文化载体的贤人。
文化不仅是一种抽象理论性的东西,而是通过一定的生活样式渗透在人的行为里,体现在一定的以身体道的群体中,它才具有活的生命意义,具有教化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儒家的礼乐教化和一般的宗教仪轨的作用不同。
宗教的仪轨一方面具有某种排他性,同时它在信众群体上亦有局限性。
但是儒家所据以行其教化的礼乐系统,是社会本来就有,并且普泛地渗透于整个社会的东西。
《仪礼》中讲到八种礼:
冠、婚、丧、祭、乡、射、朝、聘。
古人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
可以说,在孔子之前,这个礼的系统,已普泛地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儒学因任这些本有的社会生活样式,既强调礼制的历史连续性,又主张因应社会的发展,对这些礼仪加以适当变通和重建,以切合特定时代的要求。
儒家也并不否定巫史之事等民间信仰对民众生活的作用,它用“神道设教”的方法来升华和调适民众生活。
孔子“百占而七十当”,可见他也精通卜筮之事,但他说,我与“巫史同途而殊归”,他所追求的是“德义”而不是巫蛊小道。
民间信仰多有功利的性质,也有迁善改过的影响,但须引导和升华。
要引导民间信仰、民众生活,就要有一套与之相契合的教化的理念,这样才能提升点化它,使之不至于陷入巫蛊小道。
如果完全把民间的生活样式和信仰都打成封建迷信,打击它,它反倒会转入地下,变成一种黑暗和惰性的力量。
儒家的“神道设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化方式。
第三个方面就是重视家庭教育,女性妇德。
儒家文化就特别强调孝道。
比如《孝经》第一章开宗明义:
“子曰: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孟子讲: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戴札记·礼三本》云:
“礼有三本:
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
三者偏亡,无安之人。
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孝是人最自然真挚的情感。
当然不是局限在孝,而要推广开来,所以孟子讲“亲亲仁也,敬长义也。
无他,达之天下也。
”孝能够推扩到天下,有一种普遍的价值。
儒家主张,通过敬天法祖的路径建立起人我、人物、天人一体之超越的基础。
过去儒家道德教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家庭教育。
所以要特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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