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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渣泛起的危险信号也说纲常
沉渣泛起的危险信号
——也说“纲常”
“纲常”,是“三纲五常”的简称,是中国封建社会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准则及行为规范。
几千年来,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统治和毒害中国人民的思想工具和精神鸦片。
早已随着封建社会制度的彻底灭亡,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然而,在中国社会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以法治国,建设法治型社会的关健时刻,有人打上弘扬“传统文化”旗号,采取化整为零手段,偷偷摸摸地乔装打份,进行“纲常”宣扬活动。
沉渣泛起,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不能不引起高度关注与警觉。
一、何谓“纲常”
所谓“纲常”,是“三纲五常”的简称。
所称“三纲”者,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规。
纲,即绳,网上的大绳也。
转指事物的主体,居支配地位。
即是说国君、父亲,丈夫居主体与支配地位,是主宰者。
“三纲”为封建社会中三种主要的社会关系。
所谓“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
西汉大儒董仲舒称:
“五常之道,王者所以修饬(修饰之意)也”。
即是说,仁、谊(义)、礼、知(智)、信这五种规范,为王者必须掌握着,以掌控统治阶级内部及广大人民群众,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保证国家权力在世袭制家天下的轨道上运行。
下面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分别予以简介。
所谓“仁”,《说文解字》解释,本指“亲也”。
孔子称,仁指恭、宽、信、智、惠、勇、忠、恕、孝、悌等内容。
又称,“仁者、爱人”。
仁能好人,能恶人。
“克己复礼为仁”。
《中庸》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所谓“仁”,本指人与人之间的亲亲关系。
五代文字学家徐铉解释:
仁者兼爱,故从二。
二人应当亲爱,能够兼爱。
又称二为天地之意。
(此种解释,未免牵强附会,二人为亲,为兼爱。
那么“仨、伍、什、佰、仟、亿、佻”者,又作何解释。
岂非更仁,更兼爱。
何不称,仨者,爱人也。
什者、佰者、仟者、亿者、佻者,更爱人也——编者)
据此,孟子提出了“仁政”政治主张,认为统治者不仅要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更要实施“仁政”,争取人心。
(《孟子·梁惠王上》此为大意)
徐铉(916——991)五代宋初文字学家,字鼎臣,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官至散骑常侍,精通文字学。
所谓“义”,指“威仪也”,与善同意,自身的威严与气度。
我,表示自己,羊表示善(指繁体字“義”)即表示自己善美。
徐铉认为,义与善大致相同。
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儒家认为,义者事之宜,即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标准。
《礼记》称,义者,宜也。
舍生而取义者也。
因此,义又写作谊,指恩谊,情谊。
《易经系辞上》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若兰”。
“义结金兰”出于此。
即指气味相投之意。
其实,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所谓狭义,即指个人行为,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即哥儿们义气,或匹夫之勇。
如侠客,仗剑者大属此类。
而广义之义,指人民大义,革命大义,国家大义,民族大义。
人民大义与革命大义,指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进行反抗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斗争。
民族大义指抗击外来民族侵略,即反侵略之革命斗争。
如抗击倭寇,鸦片战争,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皆属此类。
这样的大义,为“正义”之举。
由此可知,像刘备、关羽、张飞的“桃园三结义”,属难兄难弟,相依为命,义结金兰,为保活命的小团体而已。
荆轲刺秦王的“侠义”,是为燕太子丹报私仇的亡命之举及匹夫之勇。
这些显然与盗跖领导的奴隶起义以及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有着本质的不同。
所谓“行侠仗义,仗义疏财”即为个人行为,自己为善之义。
笔者并未看到有“大侠”之类人物领导农民起义者。
那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其为大宋提辖官,“三侠五义”之五鼠闹东京者,保的是大宋江山。
那种以义为名,结为派别,如武当、衡山、华山等,或为争夺霸主地位,或为争夺地盘、划分势范围,或为争夺金银珠宝财物,甚至于争夺女人而争斗不休,成为地方势力,霸据一方的霸权者。
所谓“打遍天下无敌手”“天下第一、世间无双”盖世英雄,纯属狂言。
须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强中自有强中手,好汉死在好汉手。
因此,韩非称“仗剑者”以武犯禁,与以文乱法的儒者皆为“五蠹”,同属蛀虫,主张将其除掉。
所谓“礼”,即“履”也。
所以事神致富也。
引伸为表示敬意。
礼、礼仪,即行为准则,就像脚上穿的鞋行走,人们要按照礼制行事。
《礼记·曲礼上》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是以君子恭敬,撙(抑制)节,退让以明礼。
”
《礼记·礼运》称:
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
达于衷、祭、射、御、冠、昏、朝、聘。
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
由此可知,礼仪之起,源于敬神,敬神以礼,求神赐富。
又为“君之大柄”,治国治本。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统治者以此制订贵族等级制的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周礼》《仪礼》和《礼记》称作“三礼”,就是这种礼制的范本。
所称“礼治”,成为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用以维护统治阶级等级秩序,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官员安于各位,遵守礼制,不得僭越,以巩固统治阶级的内部秩序,从而有效地统治人民,巩固统治地位。
如此,所谓的“礼”,是为统治阶级所制订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
“礼不下庶人”即是说并不是为普通的老百姓制订礼仪。
显然与人民大众无关。
况且,礼制对于占人口一半的妇女,更是歧视与压迫,所谓“三从四德”就是出自《周礼》和《礼记》。
《周礼·天官》要求妇女服从男权,遵守所谓的“品德、德令、仪态和手艺”的闺范,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大戴礼记·本命》称,孔子曰:
“女子者,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理者也,是故无专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
幼从父兄,即嫁从夫,夫死从子,言无再谯(改嫁)之端。
教令不出于闺门,事在供酒食而已。
”同时还规定女有“五不取”(指嫁娶)七出三不去等清规戒律。
几千年来,有多少妇女惨死在这封建礼教之“软刀子”之下,又有多少女子幽禁在这非人的“礼”字天牢之中。
在古代,神是世界万物生灭变化至尊。
敬神得神保佑,得神之助,可以获福。
由此引出敬神以保护社会的等级制度。
在奴隶社会,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
官位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等。
孔子又将人分为五等,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荀子·哀公》)《左传》称: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为维护这种等级制度,便制定出礼仪规范。
孔子称“不学礼,无以立。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由此形成一整套封建礼仪、礼节、礼规、礼治、礼教之准则。
这便是“克己复礼为仁”的宗旨之所在。
从而,把敬神与敬人联结在一起,形成人与人之间严格特定的等级关系,即孟子所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人际关系。
然而,“礼不下庶人”,普通之民众“怀土”的“小人”“野人”,是不准也就不能“知礼”的。
这样,世上绝大多数人是不能不准知礼,而只有少数的圣贤君子“知礼、遵礼”。
这便是“礼”之常理了。
所谓“智”,本指聪明智慧。
在古代智与知同义。
知,即指知识,知道之意。
本来,对于知识,人人都可学而知之。
但被定为“五常”之知,便有“生而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孔子还说:
“男子者,任大道而长万物者也知可为,知不可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可不行者。
是故审其伦而明其别,谓之知,所以效匹夫之德也。
”(《孔子家语·本命解》,原为《大载礼记·本命》内容)男权意识与男尊女卑不平等关系因“礼”而成。
如此,把知识归于统治者所有,归君子所有。
人民大众被剥夺了学知识受教育学文化的权利与机会。
使“上智”与“下愚”,为天生不能改变而合法化。
不能让民知道,这样“下愚”便不可以知道,这是富者永富,贫者永贫,智者永智,愚者永愚,愚者永远处于“下愚”境地,这便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知与智之“常”理了。
“愚民政策”彰显于此。
所谓“信”者,诚也。
诚实无欺,言必守诺之意。
孔子弟子有若说“信近于义、恭近于礼”。
这样,信、义、礼结为一体。
按理,言必信,行必果,诚实守信,是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
孔子却称:
“民无信不立”。
将“信”作为国君的行为准则,失信于民什么都没有了,甚至失权而亡国。
所以言“信”,是在为国君治国理政献计献策而已。
然而,孟子却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离娄下》)已无信可言。
孟子曰:
恻隐之心,仁也,羞耻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给)我也,我固有之也。
表明“仁义礼智”是孟子天生就有的。
上述便是“三纳五常”的基本含义,被儒家奉若神明,金科玉律,天生之本。
为统治者当作护身之术,传世之宝,在中国传承了两千年。
南宋理学家朱熹断言:
“纲常万年、磨灭不得”,足见“纲常”“至宝之至”了。
二、“纲常”的形成
“三纲五常”之道,从发生到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纲常”起源于奴隶社会末期,即春秋末到战国时期。
此时,中国的奴隶社会已经历了一千多年,正值走向灭亡,封建社会制度从萌芽走向确立,社会制度正处于大变革的关健时期。
诸侯争霸称雄,战乱不断,动荡不安,周室架空,民不聊生。
孔子称“吾道不行矣”,“礼崩乐坏”,史学者称之“据乱世”。
为维护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巩固周朝的统治地位,孔子在齐景公问政时,便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关系的主张。
这便是“纲常”的首次提出。
随着时代的变化,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治国理念。
孟子提出“仁政”主张。
战国时,《周礼》《仪礼》应运而生,到西汉时期,博士载德、载圣叔侄二人作《大载礼记》和《小载礼记》即《礼记》,将《周礼》《仪礼》延续拓展,加进了秦汉礼仪制度,提出圣人作君臣以纲纪之理念。
到东汉,史学家班固《白虎通、三纲含义嘉》中正式提出三纲仪礼。
至于“五常”,孔子提出的内容比较多,但以“仁”与“礼”为核心。
孟子称自己固有“仁义礼智”之德。
到西汉汉武帝时,博士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五常”之说。
“夫仁、谊(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
”到此,“三纲”与“五常”齐备,儒家将“三纲”与“五常”合为一体,便成为“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
到了宋代,经过朱熹的解释与传授弟子门生,将“三纲五常”推向了顶峰。
有人将“三纲五常”编入启蒙读本《三字经》,成了教化弟子的基本教材。
从上述可知,“三纲五常”起源于奴隶社会末期,而形成于封建社会初期,即汉代,而兴盛于唐宋。
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为巩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和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应运而生的思想文化产物,从起源到成“正果”经历了上千年。
只因儒家思想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受到统治者所青睐与独钟,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
而“三纲五常”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成为“贡品”和“御品”,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为诸子百家中唯一的幸运儿,独享“皇封”“正统”,独食皇家奉禄的独派的道德准则。
三、本质与特征
太凡事物都有着表象和本质属性两个方面。
所称“三纲五常”,其本质属性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即封建社会上层建筑范畴,是封建经济基础上的产物。
一定的社会制度,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同的社会制度,有不同的经济基础。
不同的经济基础,又产生了不同的上层建筑。
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个历史阶段,在中国由于帝国主义殖民者的入侵,只有原始、奴隶、封建社会而未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却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由此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级。
然而,无论哪种社会制度,都有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当然也就产生了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
儒家思想,包括“三纲五常”,产生和形成于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经过儒家一派不断传承,包装,已成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产物,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
其本质属性明显属封建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且具有自己的诸多特征。
其一“三纲五常”的时代性,前边已经说过,“三纲五常”起于奴隶社会末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封建社会初期,即汉代,为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当然具有鲜明的封建社会时代的特征。
其二,“三纲五常”的阶级性,属封建地主阶级思想体系与道德范畴,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与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
只是有些人不愿承认阶级社会的存在,因此也就不承认“三纲五常”的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属性罢了。
其三,“三纲五常”作用的双重性。
因其属意识形态范畴,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的作用具有双重性。
这一点,大凡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会明白。
在封建社会的确立、发展与巩固阶段,“三纲五常”对此曾经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即起着推动社会发展前进的积极作用。
它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保驾护航,由此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与独钟,从而占正统地位。
然而,当封建社会由上升走向灭亡的过程中,“三纲五常”一方面千方百计阻止封建社会制度的灭亡,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阻止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及社会历史前进与发展,它又起着相反作用,阻挡社会历史的前进。
在这里既表现为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阻止社会前进的反作用的双重作用,这便是中国社会发展缓慢及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年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四“三纲五常”的相对独立性。
“三纲五常”作为上层建筑内容,有着相对独立性特征。
这即是说,它并不随着经济基础的灭亡而灭亡。
像那孤魂野鬼之游灵,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甚至会长期存在下去。
像奴隶社会所产生的“六经”(又称六艺)《诗》《书》《易》《礼》《乐经》《春秋》,并未随着奴隶社会的灭亡而灭亡。
反而经过儒家的解释作传,包装,竟然变成了“儒家经典”,教育儒家门生弟子的教科书,封建“科举明经取仕”的教材与必读之物。
封建社会制度在中国早已灭亡百年,“三纲五常”虽然受到批判与冲击,但它还依然存在。
儒家“尽忠报国”之心永远不变。
这恐怕就是其独立性的具体表现。
无论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朝代变了一代又一代,儒家保了汉朝保唐朝,宋朝亡了保明朝,永远是个都喜爱的金娃娃。
虽说不是长生不老良丹妙药,也算得延年益寿之“灵芝仙草”。
虽说没有阻挡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没有保护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灭亡,但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年,不能不说是儒家思想与“三纲五常”尽忠报国之“功劳”。
南宋经学家朱熹说“纲常万年,磨灭不得”,恐怕就是这个意思了。
其五,“三纲五常”属唯心论范畴。
“三纲五常”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以主观唯心论为其思想基础的。
主要表现:
一是“天命论”,认为人们的一切是由上天,天帝天神决定的。
所谓“礼”就是祭祀天帝,敬鬼神之意。
孔子有“畏天命”“五十而知天命”,“死生由命,富贵在天”。
(《论语》)“死生者,命也”(《孔子家语·在厄》)之论。
董仲舒称“王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
所谓“天子”,就是天帝之子,君权神授是上天派其统治人民的。
二是“天道论”,董仲舒有“道是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论。
三是“天人感应论”,将世间一切与上天联系在一起,各种天象,灾异变化,都是上天之意,警示帝王及官员,其行为若违背“三纲五常”而“逆天”,便会遭到天意的惩罚。
“而这天意也者,又偏只有儒者们知道的”。
(《谈皇帝》鲁迅)董仲舒以各种灾异对策。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
草稿未上,中大夫主父偃侯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
仲舒弟子“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
仲舒遂不复言灾异。
”(《汉书·董仲舒传》)东汉司徒丁鸿以灾异之变上奏,而置大将军窦宪于死地。
北宋时,守旧派以灾异之变归罪于王安石变法,压宋神宗致变法失败。
关于灾异之变,“正史”中比比皆是。
四是大兴封神造神运动,从姜太公封神开始,庙宇神灵遍及天下,什么玉皇大帝,天兵天将,风神雨神,雷公电母、土神、门神、河神、山神、灶君、财神等五花八门,神灵无处不在。
甚至连世间活人死后也升天成神。
如孔子称“至圣先师之神”;关羽本为杀人逃犯,也封为天君(协天大帝);秦琼、敬德二人本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也因保唐太宗李世民有功,升华为日神、月神。
五是主观意识决定一切、高于一切。
孔子诛杀“闻人”鲁大夫少正卯,就是“君子以为当诛”,以“君子之诛”,代替以法行刑,将主观意志凌驾于国法之上,君子可以于国法之外随意杀人。
本来,在古代,由于科学文化技术极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对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变化,不认识、不了解,不理解,认为有什么神仙、妖魔鬼怪作祟,便产生了许多神话故事与传说,这是应当理解的。
况且,文化教育又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奴隶与农民阶级因为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自己的上层建筑。
他们失去学文化受教育的基本权力,成为“小人”“下愚”“愚民”,又“礼不下庶人”,所以,他们只能处于被统治、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被愚弄地位。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也(孔子语)这阶级的对立,使他们永远处于“下愚”的可怜悲惨境地。
几千年来,有多少善良而无知不明的人们惨死在这“天命”“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命里注定”等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之下。
那祥林嫂惨死在冰天雪地里的惨景一幕,永远挥之不去!
这一切,源于封建迷信,主观意识的扭曲以及唯心论使然,却与辨证唯物论背道而驰,格格不入,必然会被唾弃与拼弃,被科学理论所代替。
其六,“三纲五常”的虚伪性与欺骗性。
这主要表现为伪装性,人性论与亲情化金字招牌,一是纲常提出者的圣贤招牌,即最初由孔、孟提出。
但不为奴隶主贵族所看好,并未能挽救奴隶制社会的灭亡命运,却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经过一番包装,被“圣贤”化,孔子也由“丧家犬”变成了“至圣先师”。
孟子也成了“亚圣”,同享“圣贤”赞誉。
人们看到孔子吹捧尧舜,周公旦为“圣贤”起家,孟子吹捧孔子自有人类以来,未有超过孔子,并宣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这王者,圣贤就是尧舜、商汤,周文王,孔子。
到孟子时,已经七百余年,超过时限。
为此,孟子说,“当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岂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虽未成为“王者”,却也落了个“亚圣”美称。
圣人之言便成为千古不变的金科玉律。
鲁迅先生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二是被神化,敬天敬地敬鬼神,敬帝敬王敬圣贤,这就是“仁”与“礼”,不懂礼,不知礼数为大不敬,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这是“天意”。
三是被正统化。
儒家思想在“罢黜百家,独等儒术”之下,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为御用工具,包括“三纲五常”,独享“青睐”与“独尊”。
这封建正统的东西,神圣不可侵犯。
大明史学家李贽就因反对儒教批判孔孟之道,被捕死于狱中就是明证。
四是亲情化,人性化。
用人与人之间的血亲,姻亲等人际关系,来扼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不公平不平等的阶级社会就是等级制度社会,如今又用“纲常”伦理道德这种不公平合法化,扼杀了人的权力与人格尊严。
这一点,绝大数人并未能从自己的人格,人权上来理解。
反而被这种人情,亲情所蒙蔽,所欺骗,所愚弄,所利用,所侵害。
由此而心安理得,麻木不仁,安于现状,并以认可与服从。
五是文字的科学性及文字的多样性,造成理解上的差异性。
中国的文字本身并无阶级性,它是人们互相交流的语言工具,具有科学性与实践性,任何人任何阶级都可使用。
文字又往往一字多义,人们可有不同理解。
这理解上的差异与文字的多义性交织在一起,就造成人们对“三纲五常”理解上的不同而被愚弄,被欺骗。
就字面讲,“三纲五常”并无恶意与贬意,似乎属人之常理,任何人都应当遵循,都应当讲仁,讲义,讲礼,讲智,讲信。
这就使人们看不到提出“纲常”者的真实用意与本质,从而被迷惑,盲从与服从接受。
再就“仁”字讲,本指“亲”。
亲有血亲姻亲,乡亲和义亲等。
亲者相爱,人之常情,讲仁爱,但这种仁与爱之间是以亲情为内在联系之纽带。
这样说仁爱可理解。
仁为亲,亲相爱也说得通。
但是人有亲与非亲之分,且世间非亲者为绝大多数。
非亲非故,也就非仁非爱,仁与爱之间无亲为内在因素,就无必然联系。
所以“仁者爱人”的命题就不能成立。
况且,往往亲者都有非爱不义之状况,何况非亲非故乎?
人们从现实生活中看到,血亲与姻亲都互相残杀,互为政敌、情敌。
周公旦杀其兄管叔,李世民杀亲兄弟及其亲侄,李隆基屠杀三个亲生儿子,赐死宠妃杨玉环姐妹三人,已证实亲者都无仁义无礼可讲。
“为富不仁”“不仁不义”“仁至义尽”“你不仁我不义”这“仁义已尽”,却教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仁义之人都不复存在,生者都没了仁义,却以死拼仁义,人生不存,存仁义何?
在此不难看出,不仁不义,仁与义都无法解决,仁义者又不需仁义说教,如此,宣扬“仁义”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礼崩乐坏”礼之不存,何以教人?
至于“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如此还有多少人有智有知?
“民无信不立”,一国之君都不讲诚信,什么都没有了,甚至失权亡国。
说到“纲”,孔子因不分给祭肉,便不告而出走别国,已无“君为臣纲”可言,无“礼义”可讲。
大汉、大唐、大明有多少皇帝为外戚,宦官手中玩偶,早已“纲常”颠倒。
孔子还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鲁迅先生问,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但不知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
是“女人”,当然包括在内。
如此,连自己亲生母亲都当做“小人”一般辱骂,这“仁”在哪里?
况且,这“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如何能做到不近不远的合适距离。
这远了,不能生儿育女,近了又“不逊”,确实为“难”。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不视不听不言不动,又如何得知和区分“礼”与“非礼”,又如何“复礼”?
若此,那瞎子、聋子、哑巴与木头人都可分辨“礼”与“非礼”,还可“复礼”了。
六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霸道与狠毒行径。
在这里,且不说奴隶们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任人买卖与屠杀;且不说原来一万多个诸侯国被吞并被消灭仅余七个争霸雄国,有多少人倒在战乱的血泊之中;且不说宫中皇子争位,妃子争宠,臣子争权,父子相残,兄弟失情,血染皇宫;且不说几千年来大大小小上百次农民起义被镇压,被屠杀,有多少农民阶级兄弟惨死在统治阶级“仁政”的屠戮之下;且不说那些圣贤,君子口称“仁义道德”,“仁政”,却手挥屠刀,干着杀戮不同政见者的两面派勾当;且不说那些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假仁假义的伪君子的虚伪性,仅就西汉董仲舒这位大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馊主意,凭借“皇权”将同属一个阶级的其他派别统统打压下去,而儒家从此依附封建王朝,阿谀权贵,成为正统及独家之言。
鲁迅先生说:
“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
宋元以来,尤其厉害。
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的话。
(《我之节然观》)这“独尊”之道,本身就是不仁不义,无礼缺德之霸道行径,是独霸天下,独占文坛,独霸舆论世界之专横,强权勾当与唯我独尊,权欲熏心的彻底的大暴露,却侈谈什么“纲常礼仪”仁义道德,简直是莫大讽刺及对仁义礼智信五个绝妙好辞的极大辱没与践踏!
七是文贼作派,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却侈谈“仁义”道德。
本来,《诗》《书》《易》《乐》《礼》《春秋》为奴隶社会之经典,儒家竟然据为己有,经过一番包装,解释作传变成儒家经典。
《庄子·天运》中称,孔子谓老聃曰: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说孔子自称研修“六经”并未说是编修“六经”。
而《尚书孔氏传》有人说是孔子后裔孔安国所献,并写有“传”,称“六经”为孔子所修编,从此,便人云亦云,直炒作到现在。
然而,宋代朱熹怀疑,清代惠栋认为属伪作,目前多数人附和此说,定为伪作。
谁知中华书局新版《四书五经》仍以伪作,《尚书孔氏传》为版本,却不敢承认孔安国之伪作,也不敢用《尚书大传》,以此糊弄读者。
既然认为孔子所编修为儒家经典,那么,原“六经”在哪里?
再则《周礼》《仪礼》为《礼》,汉代戴德,戴圣二人以二“礼”为本,又作《礼记》,便成了儒家之《礼》,又称“三礼”,再次《春秋左氏传》(即《左传》)并非儒家经典,也编入《四书五经》中,变为儒家经典,如此,公开盗窃他人之作为己有,以伪作作为经典,实属“文贼”作派,却妄称“仁义道德”,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儒家盗窃他人经典据为己有,却侈谈什么“仁义礼智信”以掩人耳目,岂非“盗之有道”乎?
八是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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