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对外投资关系研究.docx
- 文档编号:11336186
- 上传时间:2023-05-31
- 格式:DOCX
- 页数:14
- 大小:24.48KB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对外投资关系研究.docx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对外投资关系研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对外投资关系研究.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对外投资关系研究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对外投资关系研究
摘要:
构建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模型,结果显示:
我国从各国的进口贸易获得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显著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提高;通过外商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我国通过国内研发支出占比消化吸收后的我国制造业OFDI技术溢出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积极影响;通过服务业对外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显著为负。
关键词:
制造业;服务业;OFDI;技术溢出;产业结构高级化;全球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
F062.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2101(2018)04-0056-10
一、引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历史性突破,流量首次位列全球第二位,并超过同期吸收外资水平。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作用。
已有研究发现,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有助于自主创新提升。
肖黎明、赵刚[1]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OFDI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
王志超[2]的研究结果对中国各产业OFDI外国研发溢出与各产业生产率指数的灰色关联度进行排名,制造业排在第一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排在第六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排在第九位,批发和零售业排在第四位,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排在第三位,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排在第二位。
部分研究成果发现,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
姚战琪[3]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模型发现,我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口贸易获得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显著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提高。
王志超[2]发现第一产业整体、第三产业中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较弱,第二产业中制造业OFDI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作用相对较强。
但该成果未分析中国各产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赵刚[4]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被解释变量,发现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对OFDI的影响虽然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该成果也未把OFDI研发溢出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也未分析中国OFDI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从现有研究来看,第一,目前在学术界关于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对外投资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少,学术界主要直接研究O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而本文分别研究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和服务业对外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是否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
第二,本文使用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等变量与中国通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检验通过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通过制造业对外投资和服务业对外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
雷蒙德?
维农(R.Vernon)最早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揭示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一般在产品生命周期处于标准化阶段或成熟阶段时,就开始进行OFDI,为了给母公司让出更多的资源和市场进行新产品和新技术研发,必然会不断推动跨国公司的生产结构优化、产品更新和技术进步。
阿瑟?
刘易斯(W.A.Lewis)提出的发达国家OFDI“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促使发达国家通过OFDI将其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同时,相应也加快了其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
希里(Hiley)[5]、洛姆特拉特(Blomstrom)[6]等选取韩国和日本数据实证分析了OFDI的产业升级效应,认为作为两个战后复兴经济体的韩国和日本通过开展海外直接投资转移了在国内处于落后位势的比较劣势产业,在保持海外市场份额的同时推进了国内产业升级换代。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
在不考虑通过制造业对外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研发投资占比的交叉项和通过服务业对外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的交叉项的情形下,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和服务业对外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较弱。
(二)在考虑国内研发投资占比情形下,通过制造业OFDI获得的研发资本存量与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
冯春晓[7]通过构建测度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指标,分析了制造业OFDI对我国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结果发现,我国制造业OFDI与我国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OFDI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
但该成果没有分析中国通过制造业OFDI获得的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
王英、刘思峰[8]通过计算中国OFDI存量的行业结构与国内产业结构的灰色绝对关联度、相对关联度和综合关联度后发现,我国OFDI的行业结构与我国国内产业结构密切相关,OFDI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中制造业的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着更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方明媚[9]的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企业在进行OFDI时,应有层次、有重点、有步骤地选择投资地区,中国应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逐步建立制造业的国际生产体系,应在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重点投资资源密集型产业,创建资源开发国际化体系。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
通过国内研发投资占比的调节作用,中国通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
(三)在考虑人力资本情形下,通过服务业OFDI获得的研发资本存量与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
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外投资逐渐向服务业转移,世界服务业OFDI已超过制造业。
可见,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经济领域作用日益凸显。
但在学术界关于服务业OFDI获得的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的研究成果很少。
孟萍莉、董相町[10]使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认为生产性服务业FDI、OFDI与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我国生产性服务业FDI、OFDI行业结构对制造业产业升级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笔者认为,我国服务业OFDI主要流向国为34个发达国家,而流向高技术密集型国家的OFDI并不会带来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姜欢[11]也认为,我国服务业流向低技术密集型国家的OFDI能够带来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流向高技术密集型国家的OFDI并没有带来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
我国通过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存在逆向技术输出,中国服务业OFDI的正向技术输出总额通过人力资本分摊部分回收,因此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所产生的技术输出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阻碍作用。
(四)各省通过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
学术界主要从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产业发展效应、经济增长效应三个角度分析服务业进口的影响。
谢建国、周露昭[12]研究了国际研发投入通过进口贸易对中国省区的技术溢出效果,认为国际研发投入通过进口贸易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影响。
胡小娟、龙敏捷[13]采用我国1997―2012年工业面板统计数据,分别从工业总体和行业两个视角检验了中间产品进口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从工业总体看,中间产品进口有利于我国技术进步。
徐光耀[14]认为从总体上看,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中国进口服务贸易均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较为稳定的、正向的促进作用,但这种稳定的促进作用是以部分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另一部分第三产业受到巨大冲击为代价的。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
通过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
(五)各省通过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
唐慧[15]认为FDI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以及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FDI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该成果未使用通过外商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代替FDI变量。
王静[16]、周升起[17]、戴竹青等[18]也直接使用FDI变量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认为FDI显著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此外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入,外商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也有间接促进作用,该成果也未通过外商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角度研究FDI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
李平、苏文[19]以我国的OFDI为研究对象,考察OFDI对母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通过FDI溢出的国外研发存量对以专利申请授权数表示的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没有研究通过FDI溢出的国外研发存量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
霍忻[20]研究发现通过国内研发、进口贸易、外商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四种途径获取的国内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变量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但该文计算通过外商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与笔者不同,该文计算通过外商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时仅计算通过各国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没有计算通过流入我国各省的外商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
通过外商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建立
考虑到制造业OFDI对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依赖于中国研发投资占GDP比重,服务业OFDI对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可能依赖于中国人力资本,因此将综合考虑各省研发投资占GDP比重与通过制造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交叉项、各省人力资本存量与通过服务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交叉项的回归方程设定为:
INSit=C+β11LnRDCit+β12LnFDIRit+β13LnIMRit+β14RDGDPit×LnMOFDIRit+β15HUit×LnSOFDIRit+εit
(1)
具体考察制造业OFDI对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将中国制造业OFDI国别差异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方程设定为:
INSit=C+β21LnRDCit+β22LnMOFDIRit+β23LnFDIRit+β24LnIMRit+β25RDGDPit×LnMOFDIRit+εit
(2)
进一步分析服务业OFDI对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将中国服务业OFDI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方程设定为:
INSit=C+β31LnRDCit+β32LnSOFDIRit+β33LnFDIRit+β34LnIMRit+β35HUit×LnSOFDIRit+εit(3)
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高级化(INSit),解释变量为各省研发资本存量(RDCit)、各省通过外商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FDIRit)、各省通过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IMPit)、通过服务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SOFDIRit)、通过制造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MOFDIRit)、各省研发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RDGDPit)与通过制造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交叉项、各省人力资本存量(HUit)与通过服务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交叉项。
本文选取2003―2015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面板数据,构建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通过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计量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
选取的34国包括:
捷克、匈牙利、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爱尔兰、比利时、波兰、荷兰、西班牙、新加坡、韩国、巴基斯坦、蒙古、马来西亚、泰国、伊朗、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巴西、哥伦比亚、阿根廷、土耳其、墨西哥、赞比亚、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
这34国是我国主要的FDI来源国、国际贸易进口国。
截至到2015年末,我国对上述国家OFDI存量占总存量的比重接近80%,34国进口占比为63.05%,获得的FDI占比为61.11%,因此以上34国是我国主要的OFDI流向国、国际贸易进口国和FDI来源国。
(二)变量选取
SOFDIRit为i省t期通过对34国服务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
首先,借鉴LP的方法计算t期全国层面对服务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即SOFDIRt=(ajOFDIjt/GDPjt)RDOjt,其中j=1,2,…,34,OFDIjt为我国对j国的OFDI存量总规模,aj为中国对各国服务业OFDI所占比重,因该数据不可得,因此分别使用中国对各大洲服务业OFDI所占比重来代替。
GDPjt为t期j国的GDP,RDOjt为t时期j国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其计算方法和国内研发资本存量(RDCjt)计算方法相同。
其次,计算i省t期通过对服务业直接投资获得的研发资本存量,SOFDIRit=(OFDIjt×εt/OFDIt)SOFDIRt,其中OFDIit为i省t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由于各省服务业OFDI数据无法得到,本文根据商务部公布的1980年至今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名录中的各省境内投资主体在各国的境外投资企业名录,计算截至到2015年末i省在服务业对外投资企业数目所占比重εi,即各省在服务业对外投资企业数目所占比重,OFDIt为全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其他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MOFDIRit为i省t期通过对34国制造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
首先,借鉴LP的方法计算t期全国层面对制造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即MOFDIRt==(βjOFDIjt/GDPjt)RDOjt,其中j=1,2,…,34,OFDIjt为我国对j国的OFDI存量总规模,βj为中国对各国制造业OFDI所占比重,该数据也不可得,因此分别使用中国对各大洲制造业OFDI所占比重来代替。
其次,计算i省t期通过对制造业直接投资获得的研发资本存量,MOFDIRit=(OFDIit×γi/OFDIt)MOFDIRt,由于各省制造业OFDI数据无法得到,本文根据商务部公布的1980年至今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名录中的各省境内投资主体在各国的境外投资企业名录,计算截至到2015年末i省在制造业对外投资企业数目所占比重γi,即各省在制造业对外投资企业数目所占比重。
各省产业结构高级化。
INS=T(j),即对中国各省三次产业所占比重(Tj)进行加权求和,并按三次产业层次高低依次赋权,INS值越小,该地区结构层系数越小,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低。
m=1,2,3,n表示产业部门,Tj表示产业j占比。
用姚战琪(2017)使用的永续盘存法计算各省研发资本存量(RDCit)和34国研发资本存量(RDOjt)。
IMRit表示i省t期从34国进口贸易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
IMRit=(IMit/IMt)REtIP,REtIP=(IMjt/GDPjt)RDOjt,其中IMjt为t期我国从j国进口总额,IMit/IMt为t期i省进口额占我国进口额比重。
使用以下方法各省通过外商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
FDIRit=(FDIit/FDIt)REtFDI,REtFDI=(FDIjt/GDPjt)RDOjt,其中FDIit/FDIt为t期i省FDI占我国FDI总额的比重,FDIjt为上述34国FDI,GDPjt为34国GDP。
各省人力资本存量HUit=各省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比重×16,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RDGDPit为i省t时期研发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即各省研发投资与该地区GDP之比。
(三)数据来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各省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比重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源于世界?
y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四、实证结果
(一)相关性检验
表1为各变量的相关性检验,可看到,各地区通过服务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通过制造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研发资本存量、通过外商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通过进口获得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各省人力资本、各省研发投资占GDP比重各变量显著正相关,并且通过服务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通过制造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各省研发资本存量的相关系数大于其他变量,表明通过制造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规模越大的地区对服务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研发资本存量规模越大的地区对服务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也越显著。
通过变量间的两两相关系数可以发现变量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最大为0.8952,出现此情况是变量选择后出现的必然结果,之后的模型1~模型9的VIF检验值均小于10,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首先使用ADF方法对模型的所有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对所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发现除LnRDC以外的所有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
(三)面板估计结果
1.初步估计结果。
本文使用各省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滞后1期值和各省研发资本存量作为内生变量,使用通过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和通过外商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为GMM式工具变量,使用各省人力资本为IV式工具变量,得到系统GMM估计结果。
表3为式
(1)初步估计结果。
模型1为综合考虑各省研发投资占GDP比重与通过制造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交叉项、各省人力资本存量与通过服务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交叉项的估计结果。
模型2和模型3分别为不考虑各省研发投资占GDP比重与通过制造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交叉项、各省人力资本存量与通过服务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交叉项情形下,考虑通过制造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通过服务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估计结果。
可看到,通过制造业对外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通过服务业对外投资获得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均为负,说明我国制造业、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不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假设1得到验证。
但通过制造业对外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研发投资占比的交叉项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通过服务业对外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的交叉项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并且两变量系数均为正,这表明我国通过制造业对外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变量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发挥积极作用要以研发投资占比变量为条件,通过服务业对外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变量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发挥积极作用要以各省人力资本变量为条件。
那么,尽管通过制造业对外投资和服务业对外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均为负,那么在考察通过制造业对外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研发投资占比的交叉项和通过服务业对外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的交叉项的情形下,中国通过制造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和通过服务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最终影响有何不同?
2.中国制造业OFDI溢出效应和服务业溢出效应对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首先,通过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但通过外商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
模型4-模型6的结果显示(见表4),通过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显著为正,而通过外商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显著为负,因此中国通过从各国进口渠道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显著促进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
而中国通过外商投资渠道获得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并且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技术输出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阻碍作用,假设4和假设5得到验证。
其次,我国通过国内研发支出占比消化吸收后的通过制造业对外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积极影响。
模型6中,国内研发投资占GDP比重与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交叉项系数为0.33596,并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将INS对LnMOFDI求偏导,?
鄣LnINSit/?
鄣LnMOFDIit=0.01128+0.33596×RDGDP,将RDGDP均值带入得0.0149,假设2得到验证。
这说明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产生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我国通过国内研发支出占比消化吸收后的中国制造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积极影响,通过国内研发投资占比的调节作用,最终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获得逆向技术输出并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
最后,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的正向技术输出总额通过国内人力资本分摊部分回收,因此我国服务业对外投资所产生的技术输出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
从模型9可看到(见表5),LnSOFDIR和HU×LnSOFDIR的系数均显著,进一步分析服务业OFDI技术输出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净影响。
将INS对LnSOFDIR求偏导,?
鄣LnINSit/?
鄣LnSOFDIRit=-0.008098+0.000006×HU,将HU均值带入得-0.003,这说明我国服务业对其他国家OFDI的正向技术输出总额通过人力资本分摊部分回收,假设3得到验证。
因此,我国通过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所产生的技术输出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阻碍作用。
3.内生性检验。
为了检验内生性对方程可靠性的影响程度,我们使用滞后变量回归法,即使用2003―2014年的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变量和2004―2015年的通过制造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研发资本存量、通过外商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通过进口获得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各省通过制造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各省研发投资占GDP比重的交叉项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随机变量代入方程(见表6)。
同时使用2003―2014年的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变量和2004―2015年的通过对服务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研发资本存量、通过外商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通过进口获得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各省人力资本与各省通过对服务业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交叉项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随机变量代入方程(见表7)。
从表6和表7可看出,滞后变量回归法与方程2、方程3的统计结果相差不大,表明内生性问题不严重,不影响回归方程的可靠性。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相关模型,分别考察了通过制造业OFDI获得的研发资本存量和服务业OFDI获得的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
程度,得到以下结论:
在不考虑通过制造业对外投资和服务业对外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情形下,通过制造业对外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研发投资占比的交叉项系数和通过服务业对外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的交叉项系数均显著为正。
在考虑国内研发投资占比情形下,通过制造业OFDI获得的研发资本存量显著促进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
尽管考虑人力资本因素,通过服务业OFDI获得的研发资本存量也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
各省通过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显著促进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但各省通过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
本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全球 价值链 背景 中国制造业 服务业 对外投资 关系 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