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言语风格初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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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言语风格初探
《阿Q正传》言语风格初探
§0引言
0.1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是作者杰出的代表作之一。
《阿Q正传》发表于1921年。
它一问世,就引起了强烈反响。
半个多世纪以来,它的影响经久不衰,并且随着人们对它的认识的加深,愈益显示出了它的价值。
《阿Q正传》在世界其它国家也广为流传,已在几十个国家有近百种译本*。
这不仅是由于它那深邃的思想内容,那巨大的艺术魅力,还由于它那独特的言语风格。
本文试图就《阿Q正传》的言语风格进行一点浅显的探讨。
作者写作此文时值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小说发表六十周年,谨以此文表示对敬爱的鲁迅先生的诚挚纪念!
0.2要探讨《阿Q正传》的言语风格,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是言语风格。
什么是言语格呢?
风格学创始人巴利(charlesbaully1865—1947)认为:
风格是一定世界观的表达系统,即若干风格要素构成作家作品的风格系统。
他所说的表达系统是指各种语言手段表现的风格要素构成的系统。
在巴利看来,言语风格学就是关于表达方式的科学。
巴利在原则上规定了言语风格和言语风格学的内涵。
*《阿Q正传》的译本,在苏联有近三十种,在日本有近十五种。
参阅戈宝权《〈阿Q正传〉的世界意义》,见《徐州师范学院学报》81年第3期
风格学的研究在我国几乎是个空白。
五十年代虽然有些文章论及风格学问题,但对“风格”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由于多是从理论到理论地进行“名实之争”,几乎没有什么人对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言语风格进行深入的研究,毫无结果,不了了之。
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
有些人对风格学的外部规律认识不清,因而把风格学混同于文风学、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文章学、文艺学研究等;另一些人对风格学的内部规律认识不清,把语言风格和言语风格混为一谈;有些人虽然也对具体作品进行了研究,但只是停留在对作品个别词句的欣赏上,把作品所运用的诸种语言手段看成彼此孤立、毫无联系的东西,因而实际上也不能说明一部作品的言语风格系统。
我们怎样认识言语风格呢?
我们认为:
言语风格就是个人在运用语言手段进行交际(言语)的表达方式的特点所构成的系统。
言语风格学是研究言语风格的科学,它是语文科学领域内的一门边缘科学,是同文风学、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文章学、文艺学等相联系而又不同的一门独立的科学。
0.3我们把整篇小说看成是一个独立完整的言语作品。
小说中人物言语同叙述言语一样,是整个言语作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的风格特点也是整个言语作品风格系统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的表现。
但是,为了论述方便,我们把叙述言语和人物言语分为两个部分来讨论。
因为小说中人物言语是作家为塑造人物而根据人物的出身、教养、经历及人物在特定场合的心理状况摹拟人物口语设计的,它毕竟有着不同于叙述言语的特点,——虽然它们也出自叙述人的笔下:
a、它们一般都有特定的语境,因而大量存在着独词句、不完全句、断断续续或是重复等现象;
b、它们几乎都是口语体,因而大量运用口语词、语气词、感叹词等;
c、它们更多的是人物特有的语词、语句的使用,甚至常常是违反语法、逻辑的。
人物言语除包括人物的“说话”,还应包括人物内心活动的直接叙述(内部言语),情形仿佛戏剧中的“独白”、“旁白”。
0.4本文各章各节的标目只是为了便于提纲挈领地说明问题而加上的,并不是说风格特征就该这样分类。
有些术语是为了便于讨论问题而临时采用的,因为找不到适当的术语,不得已而为之。
§1人物言语
1.10语句
*歧义解释与一般所说的歧义句不同,一般所说的歧义句仅指语法上的多义句,排除了由句中多义词造成的多义句。
我们这里所说的歧义解释的句子,包括这两种类型,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歧义句”。
1.11歧义解释有些语句,可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义解释,我们称之为歧义解释。
*《阿Q正传》的人物言语中有不少这样的句子,有些是人物“有意为之”,有些则出于无意。
作者巧妙地利用这种句子,很好地揭示了人物心理。
“好了,好了!
”看的人们说,大约是解劝的。
*
“好,好!
”看的人们说,不知道是颂扬还是煽动的。
(P58)
阿Q和小D的“龙虎斗”持续了半天,一帮看客只是袖手旁观,寻开心,最后才说了这么两句模棱两可的话来。
“好了”、“好”既可表禁止,又可表赞许。
阿Q是喜欢听表扬话的,所以他自然不会把它们听成是劝阻的意思,只当是在夸奖他打得好,哪里肯就此罢手?
而“看的人们”正是摸清了阿Q这一性格特点才这样说的,要让阿Q听着是在表扬他,乐得坐山观虎斗,又要在表面装着是在制止他们的“龙虎斗”。
另外,这两句话都没有主语,就使得打架双方都听得是在鼓励自己,反而越打越凶,谁也不松手。
作者用这种歧义解释的句子,不但揭示了阿Q和小D的虚荣心,也揭示了看客的无聊——以他人相残为快事的心理。
“招了罢”,长衫人物也大声说。
“我本来要……来投……”阿Q胡里胡涂的想了一通,这才断断续续地说。
“那么,为什么不来的呢?
”老头子和气的问。
“假洋鬼子不准我!
”(P74)
这是阿Q被捕遭审讯时的一段对话。
《鲁迅〈阿Q正传〉日译本注释手稿》①(下简称《手稿》)注:
“我本来要来投(申请加入)……(因此长官误解为是来投案的)”。
“我本来要来投”可解释为“我本要来投(申请加入)革命党”和“我本来要来投案”两种意思。
阿Q要说的是前一义,审他的却听成了后一义。
下面几句也因此而产生歧义,结果弄假成真。
阿Q要来投革命党却被当成是来投案的罪犯。
按照
*本文用例引自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第6月第一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短篇小说选》第一册,例末所标数字均为该书页码。
所举各例尽量照录完整的句子,但有时为了引述方便,在不妨害原意的前提下,我们作了省略。
例末原文为逗号处,我们改标句号;例前例后,我们作了省略的,概不加省略号,例中有省略的加省略号。
“交际四原则”*的数量原则衡量,显然阿Q这句话提供的信息量太少,以至造成歧义解释。
如果他说清是来“要来投革命党”,就不会有这种“误解”了(对这句话的误解)。
作者用这种歧义解释的句子写出了阿Q向往革命,却又对革命毫不了解并因此而遭杀头的悲剧所在,也写出了反动官吏草菅人命的腐朽和昏庸。
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
“阿Q真能做!
”……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Q很喜欢。
(P45)
《手稿》注:
“阿Q真能做”,即“真是拼命干活”之意。
“阿Q真能做”明明是一句赞扬的话,为什么别人会“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
就因为这句话存在歧义解释,一种是正面赞扬,一种是反语,是讽刺阿Q的傻干劲。
而阿Q喜欢恭维,所以听不出讽刺的意味,很高兴。
1.12重复《阿Q正传》常常出现人物言语在不同场合的重复和同一言语在不同人物口中的重复。
阿Q第二第三次被审时,老头子都是问:
“你还有什么话说么?
”而阿Q两次回答都是两个字“没有”。
前后两次对话完全相同。
作者有意这样安排,写出对阿Q的复审不过是例行公式罢了,也反映出阿Q的麻木、不谙世故。
关于重复,阿Q和小D的对话情景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别人欺负阿Q时说:
“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
自己说:
人打畜生!
”阿Q却说:
“打虫豸,好不好?
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
而阿Q见了小D,又把那话搬来骂比他更弱的小D——“畜生”小D只好告饶:
“我是虫豸,好
*“交际四原则”(又称“会话原则”、“合作原则”)是Grice1976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次题为《逻辑与惯约》的报告中提出的。
“四原则”是:
质量原则要求说话者只说他认为是真实的内容;
数量原则要求说话者在一定语境下所提供的信息不多不少;
关系原则会话内容既与在以前的话语也与当时的语境有关;
方式原则要求话语意思明确,条理清楚,简短扼要。
Grice认为任何话语都要符合上述具体原则才能正常进行。
VanDijk提出异议,他注意到文学语言在许多方面违反CRIGrice所提出的“交际四原则”。
我们同意VanDijk的意见。
本文将用“交际四原则”对人物言语进行衡量。
参阅胡壮麟《语用学》,见《国外语言学》81年3期。
么?
”两人的言语何其相似乃尔!
阿Q在“强者”面前是“虫豸”,小D在阿Q面前又是“虫豸”;“强者”把阿Q看作“畜生”,阿Q又把小D看作“畜生”。
在这里,不同人物言语的重复,写出了阿Q欺弱凌强的性格,同时也暗示了小D做定
“阿Q第二”的悲剧命运。
小说写阿Q和小D的“龙虎斗”势均力敌,持续了很长时间,放手后是这样的——
“记着罢,妈妈的……”阿Q回过头去说。
“妈妈的,记着罢……”小D也回过头来说。
(P58)
两人的话完全相同,只是把“妈妈的”调了个位置。
虽是简单重复,却反映出两人谁也斗不过谁,谁也不服谁,都想在精神上压倒对方的心理。
重复有时是单个语词的重复。
阿Q在被小尼姑骂了“断子绝孙”后,这个过了大半辈子光棍生活的人,仿佛怀春伊始,情窦初开,想到“应该有个女人,”整天价不住地重复念叨“女人,女人!
”“女……”。
其实,阿Q想女人是怕“断子绝孙”,怕“死了之后没有人供一饭碗”。
按封建伦理道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作者在揭示阿Q这种思想根源的时候,让“女人”在阿Q言语中重复出现,使我们看到了阿Q深受封建思想和迷信的毒害。
1.13语句信息和语境信息的悖逆一般说来,语句信息和语境信息应该是一致的,即在某一语境条件下,人物说出的话应与语境相应。
但在《阿Q正传》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形,人物言语所提供的信息与其语境信息成悖逆关系。
当然,这是由人物性格决定的。
阿Q在静修庵的菜园里偷了萝卜被老尼姑当场逮住。
老尼姑责问他:
“你怎么跳进园里来偷萝卜?
”按理阿Q只能承认这一事实并做出说明。
而阿Q却说到:
“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卜?
”他否认了全部事实(时间、地点、事件、人物)。
考虑到他说话的语境(是在此时此地他偷萝卜被当场逮住,而且他衣襟里正兜着萝卜),就不难觉出阿Q说这句话的荒唐可笑。
阿Q颇有点“掩耳盗铃”式的愚蠢和“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聪明”。
阿Q见假鬼子来了,骂了声“秃儿。
驴—”,不料却因出了声被假洋鬼子听见而挨了他一“哭丧棒”。
阿Q赶紧指着近旁一个孩子分辩说“我说他!
”这也跟前一例的情形相同,叫做“背着牛头不认帐”,语句信息和语境信息是冲突的。
拿“交际四原则”衡量,这两例都是违反了质量原则,在真实场合说了假话。
作者正是以此再现出了阿Q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好护短,甚至在事实面前无理狡辩的性格特点。
再如,“赵司晨脑后空荡荡的走来”,作者写到:
“看见的人大抵说,嚄,革命党来了!
”实际上,语境并没有提供“革命党来了”的信息。
人们说“革命党来了”的根据不过是“赵司晨脑后空荡荡的走来”。
作者有意造成语句信息与语境信息的悖逆关系,巧妙地揭示了未庄人对“革命党”的肤浅认识——盘辫子的就是“革命党”。
②
1.20语词讹传有些事物,人物在讲述的时候,往往以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和用自己所熟悉的词语来表达。
这样,有时就改变了事物原有的名称,同时也赋予这个新名词一个新的含义。
他写了一封“黄伞格”的信,托假洋鬼子带上城,同时也给自己绍介绍介,去进自由党。
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
(P70)
“银桃子”就是自由党的微章,因为形状是桃形,人们便把它叫“银桃子”。
但人们又不知它的用处,以为它和清朝官阶标志的“顶子”是一样的,便把它叫“柿油党的顶子”,还以为它“抵得一个翰林”。
“翰林”是封建社会的高级文官,唐以后把皇帝的文学侍从叫翰林,明清凡进士入翰林院的通称翰林。
此时,帝制已被推翻,科举也已废除,但人们还习惯于把一些显赫人物与翰林相比。
反映了辛亥革命并没有在农村引起什么深刻变化。
“柿油党”就是“自由党”,鲁迅先生说:
“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
③在绍兴话里,“自由”和“柿油”读音很近。
老百姓不懂什么“自由”,就把“自由党”讹成了“柿油党”。
当时“革命党”帽子上有一圈白边,领子也是白的,老百姓便讹传为“白盔白甲”,说这是“穿著崇正皇帝的素”。
《手稿》注“穿著崇正(实为祯)皇帝的素(即为明朝向清朝复仇之意)”。
④崇祯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明亡后,许多人起来反清复明。
老百姓便以为辛亥革命也是在反清复明,“革命党”在为崇祯穿“素”。
仅用几个讹传,就写出了辛亥革命不能广泛发动、宣传和组织群众,以致造成老百姓对辛亥革命的不理解和与“革命党”的隔膜,形象地揭示了辛亥革命不能发动和依靠群众的失败原因。
阿Q到静修庵去“革命”,老尼姑两眼通红地告诉他:
“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你们要革的我们怎么样呢?
”原来,赵秀才和假洋鬼子已在阿Q之前来“革”过一次“命”了——打碎了龙牌,把老尼姑当满清政府敲了不少棍子和栗凿,并拿走了宣德炉。
这已经使老尼姑对“革命”有所领略,那不过是与“逼命”“要命”差不多(就象“文革”中有人说“老子他妈的,革你娘的命”那个意味)。
而阿Q又要来“革命”,所以,老尼姑说“革过一革的”。
她虽然没有给“革命”起什么新名称,但她把“革”和“命”分开说,显然已赋于它一种新的意义。
其它如赵秀才说:
“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国粹沦亡”。
《手稿》注:
(主张使用罗马字母的是钱玄同,说为陈独秀,系茂才公之错。
)⑤赵秀才把主张使用罗马字母的钱玄同说成了陈独秀。
另外,所谓“洋字”一说也大可商榷。
从文字学角度说,一种字母为哪个民族所采用,就成了哪个民族的字母,赵秀才把“国语罗马字”说成洋字,且以为因此而“国粹沦亡”,是他反对文字改革而又毫无文字常识,以至闹出这样的笑话。
阿Q把“麻将”弄成“麻酱”,也是讹传。
1.22措辞人物在特定场合针对特定对象说话时往往对语词进行特别选择。
*参阅徐思益《描写语法学初探》57页。
阿Q有癞头疮,因而他很忌讳“癞”以及一切和“赖”相近的音,后来“光”也讳,“亮”也讳,甚至连“灯”、“烛”都忌讳了。
阿Q越是忌讳,人们见他就越喜欢挑这些字眼说:
“亮起来了”,“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专门要犯一下阿Q的讳。
在忌讳上人们挑选字眼最是精心。
有时为避讳,有时则故意要犯讳,有时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忌讳往往反映着人们心中某种隐秘,犯讳会触发人的某种不快的感情,因而人们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在忌讳上往往反映出说者和听者的一种特殊微妙的关系和心理状况。
有时忌讳的措辞也可以说是一种“个人寄意”。
*《阿Q正传》里还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别人都把王胡叫“王癞胡”,因为他“又癞又胡”,而阿Q却给他去掉一个“癞”字,叫他王胡。
因为自己的讳而改了别人的名字,这跟中国历史上帝王的“名讳”差不多同样神圣不可冒犯了。
在阿Q看来,自己有癞头疮,那么“癞是不足奇的,只有这一部络腮胡子,实在太新奇,令人看不入眼”。
这正如鲁迅先生在杂文中批判的那样,便是无名肿毒长在了自己身上,也美如乳酪,艳若桃花了。
阿Q在王胡旁边坐下捉虱子,半天没有捉到一个大的,只捉到一个中的,放在嘴里一咬,又不如王胡的响,便说:
“这毛虫!
”虫就是虫,偏带上个“毛”(暗指王胡的络腮胡子);王胡马上回骂道“癞皮狗,你骂谁?
”狗就狗,偏带上个“癞”字(暗指阿Q的癞头疮)。
可见在护自己的短和揭别人的短这一点上,阿Q和王胡谁也不比谁差的性格特点。
阿Q光棍一条,“断子绝孙”一类是很忌讳的,而他调戏了小尼姑后,小尼姑专挑了这话来骂他。
称呼也是措辞的一种,后面我们在分析人物言语个性化特点时将谈到,此不详述。
1.23感叹词《阿Q正传》中有许多地方人物言语以感叹词表达对事物的感情和态度。
一见面,他们便假作吃惊地说:
“哙,亮起来了。
”(P46)
“哙”带一种夸张的口吻,好象新发现了什么似的,以示对阿Q癞头疮的惊讶,故作惊奇。
“你们可见过杀头么?
”阿Q说,“咳,好看。
杀革命党。
唉,好看好看,……”(P61)
“咳”、“唉”,表现阿Q在讲述“杀革命党”情形时那种“妙不可言”的赞赏的态度。
“嚄,阿Q,你回来了!
”(P61)
阿Q从城里回来,穿着新夹袄,带着现钱,因为和过去腰无分文光膀子的阿Q不同了,人们对他说话也变了神态,掌柜的在点头之后对他说话,先用了个感叹词“嚄”,表示对阿Q的突然到来和刮目相看的惊叹。
运用感叹词表现人物对事物的情感态度,刻划人物性格,在鲁迅先生其它作品里也比较常见。
《故乡》里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的言语中就有很多感叹词,仅仅是这些感叹词就使我们闻其声而见其人。
“哈!
这模样了!
胡子长这么长了!
”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P37)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
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台的大轿,还说不阔?
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P37)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P38)
1.30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我们把文艺学中的“个性化”的概念引入风格学研究中,旨在说明作家在塑造人物(设计任务语言)时除了采用他常用的在不同人物言语中普遍运用的手段外,还针对人物各自的特点(性格、惯用表达方式、特定场合的心理状况等)采用一些特殊的语言手段。
成功的文艺作品人物言语不能不是富于“个性化”的。
不言而喻,不同作家达到人物言语“个性化”或同一作家在达到不同人物言语“个性化”时所采用的语言手段是有差异的。
我们感兴趣的是作家是通过哪些手段达到人物言语“个性化”。
特别是针对人物特点而采用的语言手段是怎样的。
1.31阿Q言语阿Q是小说主人公,他的性格极其复杂,言语特点是多方面的,我们打算较详细地讨论。
a逻辑方面的特点:
阿Q言语中常常有虚假的判断。
阿Q爱说: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
”“我儿子会阔得多啦!
”阿Q没有女人,更没有儿子,“我儿子会阔得多啦!
”这一判断完全是虚假的。
正象我们不能根据“我儿子会阔得多”断定他的祖上是一个富翁。
阿Q是个“穷光蛋”,无法夸耀自己阔,只好夸耀那谁也见不着的他的“先前”和他的“儿子”,以此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他在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时,自己也不知“先前”祖上是不是“穷光蛋”。
在这里阿Q的言语也是违反了质量原则的,言语中提供的信息并不是现实中的内容,而是他明知虚假的内容。
这种虚假的判断,阿Q使用最多的是SAP判断。
具有某种性质或反映某种事物概念是不周延的,而把它作为判断主词使其周延,就必然成了虚假的SAP判断。
他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
(P53)
他对于以为“一定想引诱野男人”的女人,时常留心看,然而伊并不对他笑,他对于和他讲话的女人,也时常留心听,然而伊又并不提起关于什么勾当的话来,哦,这也是女人可恶之一节:
伊们全都要装“假正经”的。
(P54)
这些判断的主词都是周延的,违背了客观事实。
其实,并非所有尼姑都与和尚私通,并非所有在外面走的女人都想引诱野男人,也并非任何时候一男一女讲话都要有什么勾当,也并非伊们不理会阿Q就全都要“装‘假正经”。
在该使用SIP判断时,他也用了SAP判断。
并且阿Q在使用这种判断时,常在谓词前加“一定”、“全都要”之类的词,以强调其判断的不容置疑性。
这就不能不常常出错。
从思维规律的角度看,第一组判断与第二组判断也违反了矛盾律。
撇开主词周延与否的问题,显然要么第一组判断成立,要么第二组判断成立,两组不能同时并存。
阿Q言语中的推理也常常因为前提不真实或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产生错误。
“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
”(P51)
阿Q尤其“深恶痛绝之”的,是他的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
(P50)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P51)
这是你的(萝卜)?
你能叫得他答应么?
”(P59)
第一例是基于见了尼姑便要晦气一日这样一个错误的前提,因而得出晦气是因为见了小尼姑的错误结论,《手稿》注:
“晦气(迷信,据说,是见到老尼姑,便晦气一日)。
”⑥第二例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辫子的真假不能决定是否有做人的资格;假洋鬼子的老婆是否跳第四回井也不能决定她是否是个好女人。
第三例“和尚动得”这个前提本身是虚假的。
第四例纯属阿Q无理狡辩,以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为前提,并且前提和结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事实上谁也不可能把自己的萝卜叫得答应。
而叫得答应的东西不一定是自己的,叫不答应的东西不一定不是自己的。
阿Q在表述这种推理错误时,或是有意省略前提,仿佛事情本来如此(“见了尼姑便要晦气一日”,“有真辫子才有做人的资格”等);或是以反问阐明结论,显示其振振有词,不容置疑(“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或是省略结论(“你能叫得萝卜答应,萝卜就是你的”),以示其理所当然。
阿Q言语中往往偷换概念,把内涵或外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混为一谈。
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
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
(P47)
“第一个”和“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外延相同,内涵不同;“状元”与“第一个”也是外延相同,内涵不同。
阿Q用“第一个”代替“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又把“状元”与“第一个”混为一谈。
这样,在阿Q看来,“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和“状元”是同样光荣的,自己打了自己,也就在精神上慰藉了自己。
别人打了阿Q,他便说:
“儿子打老子”。
实际上,“儿子”、“老子”与“打阿Q的人”、“阿Q”两对概念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如果讲或然性,“打阿Q的人”或许是“儿子”,但也决不是“阿Q的儿子”)。
阿Q把“打阿Q的人”与“儿子”互换,把“阿Q”与“老子”互换。
这样“别人打阿Q”就成了“阿Q的儿子打老子阿Q”;赵太爷打了他,赵太爷就成了他儿子,他就因此而得意起来。
临死前画圈,一开始阿Q很为自己画不圆而懊丧,但一想到“孙子才画得圆呢”便高兴了。
把“孙子”和“画得圆的人”一换,阿Q便为自己画不圆而侥幸。
偷换概念的结果,使阿Q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
阿Q的偷换概念与别人不同,别人是欺人或自欺欺人,阿Q则纯粹是“自欺”。
b语词和语句
阿Q言语中有许多蔑称,他几乎对任何人都用一种轻蔑的口吻称呼,或是给起个带侮辱性的绰号,或是把人家的名字改了,或是用一句骂人的话称呼别人。
阿Q把“王癞胡”叫“王胡”、“毛虫”;把钱太爷的儿子叫“假洋鬼子”、“里通外国的人”、“秃儿、驴”,因为他去过东洋,剪了辫子,回国后又扎了假辫子;阿Q把小尼姑叫“秃儿”;把寡妇吴妈叫“小孤孀”,把小D叫“畜生”,把未庄的女人叫“娼妇”,把未庄所有的人统称“鸟男女”,把城里会打麻将的十几岁的人叫“小乌龟子”。
总之,在精神上,任何人阿Q也不屑一顾,“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里”。
因为阿Q鄙夷一切,所以言语中带贬抑色彩的成份很多。
他以“先前阔”为荣耀,便说别人“你算什么东西!
”他以“第一个(自轻自贱)”为自豪,便瞧不起别人:
“你算是什么东西!
?
”他先骂了王胡,王胡还了一句,他便感到受了辱,“这样满脸胡子的东西,也敢出言无状么?
”他嫌赵司晨的妹子“丑”,秀才的老婆“眼疱上有疤”,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而他爱过的吴妈也“脚太大”。
总之,一切都不合他的意。
好揭别人的短,好护自己的短,这就是阿Q的用词“标准”。
阿Q最常用的骂人话是“妈妈的”。
鲁迅先生在《论“他妈的”》一文中对这类骂人话做了解释,认为这是老百姓对“高门大族”的攻击。
⑦在阿Q的言语中,“妈妈的”几乎无处不可用。
他似乎是把“妈妈的”当形容词来用的,但要解释其确切含义是困难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阿Q几乎所有的愤懑都可以用“妈妈的”来表达。
他不满举人老爷,“实在太‘妈妈的’了”;他觉得肚子饿“委实是一件非常‘妈妈的’事”;他和小D打架未决胜负便说“记着罢,妈妈的……”;要革命了,他想:
“革这伙妈妈的命”;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他便骂:
“妈妈的,假洋鬼子”;尽管阿Q满腔愤怒,他又能向谁去说呢?
睡觉醒来,他“待张开眼睛,原来太阳已经照在西墙头上了。
他坐起身,一面说道,“妈妈的……”作者让“妈妈的”在阿Q言语中反复出现,表现阿Q那种复杂的说不清楚的愤怒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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