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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功能和陷阱
语言的功能和陷阱
——在复旦大学“文史讲堂”的演讲
王蒙
语言的(头几个)功能大家都知道。
一是表达的功能;二是交流的功能,它是一种交际的手段;三是记忆的功能,它是一种历史的记忆,历史最终是靠语言记载下来的(当然也有物质的负载,但文物如果没有语言,它就不成其为历史)。
语言是文化的承载,如果讨论中华文化,就要研究汉语和汉字,很多很多东西都是从这来的。
但这些我都不讲了,我从第四个功能开始讲。
语言的第四个功能是它还有一种发展、构建、延伸、自我审视、自我检验和调整的功能。
我杜撰了一个词,叫做“种树定律”。
什么意思呢?
语言是人造出来的,就好比人种了一棵大树,这棵树种下去,它自己会生长,会往大了长,它会遮蔽这个人,也会帮助这个人,它也会自我检验,也会有所调整。
语言出现以后,有一种生长和变化的能动性,任何一个语言结构,任何一个思想命题本身都是可以组合和变化的。
周谷城老师给我讲过这么个故事。
说是北京一解放,他到北京见毛主席。
这时候毛主席踌躇满志,告诉周谷城,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啊。
这话说得对,你看革命失败了多少次,现在成功了。
毛主席说: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一切反动派的规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是人民的规律。
”我就一直研究这个问题,反动派那个好理解,但人民这个呢,我想如果我是语录的撰写者,我就会写:
“斗争,胜利,再斗争,再胜利,直至彻底的胜利,这是人民的规律。
”但其实人民一上来很难胜利,办不成事,往往是先失败,最后才是胜利。
你想那个楚汉战争也是这样,项羽一直胜利,刘邦一直失败,但最后刘邦胜利了。
所以毛泽东深有体会,就是无数次失败之后才是胜利。
估计周谷城这时和毛主席的关系还比较亲近,说话比较随便,就说,可是成功也是失败之母啊。
毛主席就问怎么讲,周谷城说成功的人容易骄傲,容易腐化,所以成功之后很可能带来失败。
这时候周谷城觉出毛主席的神色“不甚愉悦”,赶紧又补充了一句:
“主席例外!
主席例外!
”但毛主席还是认真地思索了一下,我想当时毛主席还是谦虚的,他大喝一声:
“你讲得好!
你讲得对!
”所以我就想,“失败是成功之母”可以有多种组合。
“失败是成功之母”,而周谷城的命题是“成功是失败之母”;还可以是“失败是失败之母”,一次失败,你不总结经验教训,下来就是更大的失败;“成功是成功之母”,这也有可能啊,小成功之后是大成功,积小胜成大胜。
据说下棋是讲究“成功是成功之母”的,就是你每一步都占点小小的先。
象棋里俩人拼一个子儿,本来你是后发,现在就变成了先发,一点儿一点儿,最后把对方完全控制住。
还有一种可能,成功与成功、成功与失败、失败与失败,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谁也不是母,谁也不是子。
所以语言的文字稍微调换一下,会产生出许多思想。
语言还会自我调整。
如果我们研究中国的成语就会发现,有的成语在流通的过程中不断地变,以至于失去了原意。
比如成语故事里“争先恐后”本来是指一个人患得患失,赶马车又争先又恐后,是说人私心杂念多、患得患失。
可现在说争先恐后是指踊跃、积极向上。
“焦头烂额”现在是形容一个人很忙碌,原来是说,有一家的柴火和烟囱挨得很近,因为烟囱太直,火苗又密,于是手底下的人就建议把柴火搬走,把烟囱修成弯的,让火星出不来,否则会有火灾的危险。
后来这家真的闹了火灾,原来提建议的人没得到奖赏,救火的人反而得到了奖赏,因为救火的人焦头烂额了。
可现在这个成语变成了忙碌的意思,是指日理万机或工作不好做。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我们平常说的“以讹传讹”实际上是语言的一种自我检验和自我调整。
“以讹传讹”符合老百姓的心理需要、认识水平。
这些成语的意思都没有原来的好,我刚才举的“争先恐后”和“焦头烂额”,原来的故事多么可爱、多么富有智慧,但后来变得很肤浅。
但没有办法,这就是我说的“语言树”,它生长的过程中,哪边阻力最小它就往哪边长。
上个世纪60年代,冰心老师曾在《北京晚报》上写文章,想纠正一些成语,她的文章影响也很大。
比如她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原诗不是这样,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但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比起“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对人生某种境遇的理解上没有老百姓理解得准确。
当然作为诗还是山重水复好听。
所以我就发现,语言在流通过程中常常会走样,这谁也没有办法。
这也就是我说的“种树定律”,这树要怎么长,你不可能完全掌握它。
下面讲第五个功能,就是语言的审美功能。
语言在各种审美功能中起一种解说和表达的作用。
听音乐和说话是两回事。
听音乐你觉得好听,说明你已经有很好的音乐欣赏水平了。
但我们俗人总是要求你在听完音乐后能说出几句话来。
说这段音乐它的主题讲的是命运,它的第二主题是对命运的挑战,进入第三乐章以后表达的是激烈的搏斗,又进入什么什么乐章后,表达的是喜悦,是人民的欢乐,等等。
讲老实话,这种解说对于你欣赏音乐未必有多大好处,但是有了这种解说后,这音乐你就听得放心一点儿了。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听懂了,我明白了。
我们看一张画,原来画上画的是一棵白菜,没什么特别的。
但现在给你一个解说,说这个线条如何、明暗如何、三维空间的表现如何,说这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是对人生的肯定,是对当时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一种反叛,表达了乐观,表达了青春的力量,表达了作者朴素的、高尚的人生理念,而又是大众化的、和白菜一样的、美好的情操。
这样一来你也很放心,很高兴。
所以我说,用语言来解释其他审美功能,就好比用硬通货来换软通货。
在没有得到语言以前,你对审美的感受是不可兑换的,但被语言解释以后,它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最喜欢有语言的解释。
相对而言,外国人只要对语言有感觉就行。
我在国外曾被邀请参加文学作品朗诵会,没有翻译,各念各的,西班牙文就念西班牙文,英文就念英文,印度尼西亚文就念印度尼西亚文,中文就念中文,韩文就念韩文,每人朗诵一段,但中国人就受不了。
世界上有许多事物是通过语言的描绘以后,才给人一种美感的。
比如我们对月亮的美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床前明月光”、“明月几时有”、“呼作白玉盘”、“碧海青天夜夜心”、“月光如水”。
再比如“雨”,美好的感觉多来自“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帘外雨潺潺”、“红楼隔雨相望冷”、“山色空蒙雨亦奇”等等。
现在我要杜撰第二个定律——“修辞定律”。
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就是一种修辞。
有了修辞,这文化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看《红楼梦》常常比较两个人,贾宝玉和薛蟠。
贾宝玉和薛蟠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个人都很任性,两个人都是公子哥儿,两个人都既对异性感兴趣,又对同性有兴趣,你看薛蟠对柳湘莲,其实他也没对柳湘莲做什么,但是被柳湘莲痛揍一顿。
贾宝玉对秦钟,他一看见秦钟就产生了自卑,觉得自己不过是“泥猪癞狗”,贾宝玉就够漂亮的了,可他一见秦钟呢?
觉得秦钟长得太好了,同性恋他见到自己心目中的美的人时,有一种激动,他的眼神、面孔、呼吸、心跳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贾宝玉见到秦钟就是这样。
薛蟠跟贾宝玉相比其实还有些好的地方,他比较直爽,显然薛蟠的身体也比宝玉好,两个人要摔跤的话,贾宝玉很可能不是薛蟠的对手。
而且薛蟠还要出去做做生意,也还办点儿实事,但两个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修辞”上。
贾宝玉能做很雅的诗,而薛蟠的诗呢,恶搞!
我看《阿Q正传》时,就更这么觉得了。
阿Q最令人痛惜的不是他打不过小D、王胡,被钱秀才、赵太爷欺负,我看最可惜的就是他向吴妈求爱没有成功。
他向吴妈求爱这是很正常的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而且吴妈是个小寡妇,但是他缺少语言的审美能力,他没有修辞。
他平常也不跟人家说,突然有一天就跪在吴妈面前:
“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
”多么恐怖嘛。
相反,我设想如果他要懂修辞呢,应该先给吴妈背一首徐志摩的诗,说“吴妈,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也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多好啊。
如果他懂英语呢,就说“Mysweetheart,Ineedyou,comeon!
”然后吴妈回答,“Whynot!
”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想阿Q起码能过上三个月幸福的爱情生活,在那个时代,能过上三个月幸福的爱情生活,被枪决都值啦。
所以语言的魅力就有这么大,语言改变命运,语言决定成败,语言决定品质。
第六个功能,我得说一下语言的政治功能。
语言的政治功能首先是激发动员。
到现在为止,我认为《共产党宣言》是写得最好的抒情散文,“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让资产阶级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吧,我们失去的只有锁链,而得到的是全世界!
”最后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它的这种激发动员的力量,太大了。
当然这是翻译家煽情的话,我去英国的时候参观马克思墓,英语的原文只有很简单的几个词:
“Allworkers,unite!
”我去匈牙利的时候,那时候中苏关系还没有完全正常,珍宝岛事件以后,匈牙利流传一政治笑话,说马克思托梦给匈牙利领导人,说你们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成“全世界无产者你们互相离得远一点儿吧”,挨得近他老打架呀。
我看季米特洛夫,在国会纵火案的审判中说:
“在未来的斗争中,不做铁锤就做铁砧。
”就是说,你不去斗争,就要挨斗。
伽利略弥留时还说,“可是,地球还是在转动。
”这种正义、正气都很能鼓动人心。
我们钦佩文天祥,除了他的事迹,还有《正气歌》。
我们佩服岳飞,和岳飞的《满江红》分不开,尽管有人考证说《满江红》是伪造的。
可就是伪造,它也伪造得好啊,中国伪造的诗都能伪造出岳飞的气魄来。
语言在政治上除了激发动员外,还有妥协、折中的功用。
有许多政治谈判到最后就变成了选择词汇的斗争。
比如《中美上海公报》就为一句话拖延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基辛格想出了解决的办法。
他说“美国承认,海峡两岸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说“承认”,但不用“recognize”,而用“acknowledge”,这个就像是平常的用语,你可以当承认讲,也可以当知道讲,还可以当获悉讲。
美国人最会搞这一套。
它不是一个外交上的用语,但是它又有承认的意思,这就能让中国大陆、让周恩来接受。
他又不说他承认一个中国,而是说他承认“海峡两岸”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此“不持异议”。
我觉得最精彩得还不是这些,最精彩的是政治家在处于不利地位时,他需要有一些语言来“遁解”,来“解困”。
这方面毛主席是大师。
中国和苏联分歧越来越大,这不是一个小事情,这在国际共产主义来说是个很凶险的事情,怎么解释和苏联的分歧呢,毛主席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无可奈何花落去是说苏联,无可奈何,苏联这朵花落去了,它不革命了,它修正主义了;似曾相识燕归来呢,国际共产主义的执牛耳者,真正的革命导师来了,燕就是中国。
林彪事件又是个凶险的事件,而且许多人认为这件事对毛泽东主席的刺激非常大。
但不管怎么样,口头上毛主席很稳重,满不在乎,他说“天要下雨鸟要飞,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这也绝了,这几句话它什么都没解决,可你听了你觉着放心,伟大领袖满不在乎啊,天要下雨那就下呗,不想让它下它还是要下,那怎么办呢,鸟要飞,鸟总是要飞的。
这还有点幽默哩。
有时候这也遇到困境啊,咱们以前有个劳动模范,永贵大叔,是山西大寨的领导,他有一句名言,说对于自然灾害,“一,承认;二,不怕;三,克服它。
”纯粹废话啊,什么叫“承认”呐,你不承认行吗?
雹子已经把你的庄稼给毁了,怎么还—二三呢,纯粹是语言游戏啊。
但是当时我不敢说这是废话,我就觉得这人水平真高,遇到什么困难,就是“一承认二不怕三克服它”,哪天得了癌症了,一承认,二不怕,三克服它,四克服不了就变成骨灰吧。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如我最佩服的拉姆斯菲尔德。
二OO三年布什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但是后来找不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二OO三年底或二OO四年初,记者就向拉姆斯菲尔德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你们到底能不能肯定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拉姆斯菲尔德就回答了一段话。
这段话我建议在座的都把它背下来,这又是绕口令又对学英语有极大的好处:
““Reportsthatsaythatsomethinghasn'thappenedarealwaysinterestingtome,becauseasweknow,thereareknownknowns,therearethingsweknowweknow.Wealsoknowthereareknownunknowns,thatistosayweknowtherearesomethingswedonotknow.Buttherearealsounknownunknowns-theoneswedon'tknowwedon'tknow.”太棒了,拉姆斯菲尔德这个构词能力真叫强。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我们所不知道的,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
”当年的记者俱乐部把“文理不通奖”授给了拉姆斯菲尔德。
可是我个人越读这段越佩服,我准备把它当名人名言给记下来,它对人的认识论的启发太大了。
有一件事儿,让我产生了对美国总统布什的一点儿好感。
就是布莱尔,他在临下台前最后访问了一次美国,华盛顿的记者就问布什,说这个布莱尔提前下台就是因为伊拉克战争,你认为你对布莱尔的提前下台是不是应该负责任?
布什就问,噢?
你们说我要对他的下台负责任吗?
“Idon’tknow.”他说“我不知道”。
我忽然发现这个乔治·布什有时候还真老实。
第七,我再讲一下语言的心理调节的功能。
我本人喜欢一个叫约翰·契佛的美国短篇小说家,契佛的女儿在他死后写过一个关于他的回忆录,我有一年生病住院时就看她这部回忆录,她在前言里说,“在我小时候,遇到不高兴的事时,我父亲就告诉我说你可以跪下来祈祷。
后来我又大了一点儿,我父亲告诉我说,如果你有不高兴的事,你就把它写下来。
”然后她说:
“我现在遇到了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离开了我的父亲,所以我要把我所知道的我父亲的事写下来。
”她通过书写,心情得到很大的抚慰,获得了健康。
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这个作家通过书写,把悲观、绝望、空虚、失望的痛苦都“贩卖”给了读者,但他自己未必过得那么坏。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歌德。
歌德写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影响非常大,德国很多青年凡是失恋的砰砰砰都自杀了,有些男人自杀时完全用的是他小说里描写的那种方式。
但是歌德并没有自杀,不但没有自杀,而且活得还很长,八十岁的时候还和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谈恋爱。
所以要是看到那些特别痛苦特别绝望的文学作品时,你们要明白他绝望完了以后,他写完了以后,他舒服多了,难受给了你啦。
这说明书写、倾诉对一个人心理的健康有很大好处。
我年轻时爱看契诃夫的一篇小说叫《苦恼》,说那个马车夫的儿子死了,他赶着车就跟坐车的人说,“老爷,我太悲伤了,我儿子死了。
”老爷就很生气,说,“住口,少跟我废话,烦我干什么呀!
”不让他说。
他就一天没有机会跟乘车的人说,晚上他就跟他的那匹老马说,抓着老马的脖子说,“马呀,我多么不幸啊,我的儿子死了。
治了很长时间,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治不好,他死了。
”这个描写特别让人感动,就是一个人他要说话,一个人要把自己刻骨铭心的感觉告诉旁人。
相反,如果不让人说,不让人抒发那些心里不健康的东西,就会更加不健康。
一旦能把心里那种负面的东西说出来,也许就要好得多。
第八,我再想说一下语言的哲学和神学功能。
我们感觉上达不到的东西有时候用语言就能达到。
比如“无限”,在感觉上你是达不到无限的,你能感觉到的都是有限的,但是构建反义词的规律使我们在面对许多许多的“有限”之后,能在脑子里产生出一个词来,这个词就是无限。
同样是构建反义词的规律使我们能造出一个超越了所有的段落的“终极”。
所以感觉上达不到的东西语言就能达到:
“无限”、“永恒”、“终极”、“最高”、“最大”、“辽阔”等等。
因此如果没有语言你就很难有哲学的思想,很难有神学的观念,很多不同的民族都相信某些语言具有神性。
比如有些中国人在自己家里竖一块石碑,上面写“泰山石敢当”,我们认为这个话里包含着某种神秘的意思,可以帮助你驱邪。
前些日子我去韩国,韩国很时兴挂两个小木人儿,木人儿一个上面写着“天下大将军”,一个写着“地下女将军”,这是他们的守护神。
如果有这两个木人儿,不看这上头的字,你感觉不到它的威力。
刚才说的祈祷,祈祷中有许多动人的词句,祈求上帝的怜悯,歌颂主的光荣和伟大。
这些语言所引起的你的那些崇敬、依赖、盼望,甚至相信的那情绪,是别的东西无法比附的。
有一种语言呢它具有某种神性、神力。
而且有一种语言它可以带给你形而上的观念,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形而下的,都是具体的,有具体就有抽象,你看不见抽象,但语言上有抽象,语言上有无限。
从这个方面说,语言对我们的思维、理念、信仰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九,我说—下语言的游戏功能。
这是我要杜撰的第三个定律,就是“快乐定律”。
人类创造的一切都有一个功能就是使人类快乐,有很多语言它没有意义,但它有游戏功能。
我发现侯宝林的相声里头有个绕口令叫“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这个非常后现代,因为除了汉族以外,其他民族包括欧洲人美洲人,都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而且从营养学上讲吃葡萄皮儿非常好。
但是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这个后现代,太超前了,你不吃葡萄还能吐出葡萄皮儿来。
但是我把这个查出来了。
一九九六年我去波恩,住在一个汉学家家里,在他家我找到一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个德国人写的关于北京成语、歇后语,俚语的研究,里边就有这个。
它原来是“您吃葡萄就吐葡萄皮儿,您不吃不吐葡萄皮儿”,这也是绕口令,因为“葡萄皮儿”这几个都是唇音么。
但是侯宝林进一步把它荒谬化了,把它“去功能化”,他说的不是你吃葡萄的方法,念着好玩儿,没有意义。
在我的子女那一代小的时候,学校老师教很多红色歌谣,但是他们都不喜欢讲,他们最喜欢讲的一个歌谣是什么呢?
说“一个小孩儿写大字,写,写不了;了,了不起;起,起不来;来,来上学;学,学文化;画,画图画;图,图书馆;管,管不着;着,着火了;火,火车头;头,打你一个大锛儿头。
”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也是“去功能”,但是大家都喜欢讲这句话,它就是好玩儿,有时候说一些话就是为了好玩儿。
现在的儿童,回来给我讲一些童谣,我觉得很好玩儿。
他们很喜欢拿李白开玩笑,我不知道为什么。
其中有一个就是“李白唱歌不给钱,叫人扑通推下船”。
可能这船上有卡拉OK厅吧,他到那儿唱歌不给钱,就让人给推下来了。
还有一个:
“日照香炉生紫烟,李白来到烤鸭店。
口水直下三千尺,摸摸口袋没有钱。
”这都是跟我外孙学的。
还有一个是,“太阳当头照,小鸟枝头叫,你去干什么,我去上学校。
上学干什么,带着炸药包,轰隆一声响,学校炸没了。
”小孩儿就爱说这些,它有一种游戏的功能。
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一个小孩子要受到很多压力,父母要教育他,老师要教育他,班长要教育他,少先队要教育他,每天都要受教育,他只有说这些胡话的时候亵渎一下,精神放松一下,如果连这点儿放松都没有,从小就得得“躁郁症”了。
语言的游戏功能还很大,我在这儿不多讲了。
我再讲一个,就是语言的编码和解码功能。
本来语言是这样的吧,你偏偏把它当密码来看,或者它可能是蕴涵着某种密码。
我想举的例子是一本书,叫《圣经密码》,据说非常先进,还请了中央情报局的密码专家,用很特殊的方式解码,然后认为《圣经》里头对一切事件都有预言,第一次中东战争,第二次中东战争,说《圣经》里头都已经写好了。
我们现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也有一种趣味性的研究,就是把《红楼梦》当密码来看。
古有蔡元培,今有刘心武,他就是把《红楼梦》当密码,说这个是象征这个,那个是象征那个,这很有趣,有些红学家很气愤,但仍然有很多人有兴趣,刘心武跑到美国去讲《红楼梦》,连夏志清都去听,你说夏志清信他的么,不信他,但是听着很好玩,好玩就好。
明明它是说的这个,你非得把它解释成那个。
这个密码和解码呢,这就比我刚才说的那种“去功能”的亵渎和废话又高级一步。
我再讲语言的陷阱。
就是我杜撰的第四个定律——“不准确定律”。
和人生跟世界相比,我们最丰富的语言仍然是不够丰富的。
当我们说“人”、“老师”、“白颜色”、“可恶”、“我爱你”的时候,不知道漏掉了多少东西。
我们说一个老师的时候,说他是“好老师”、“坏老师”、“笨老师”,“漂亮老师”、“丑老师”、“表面上漂亮实际丑的老师”、“表面上丑实际很吸引人的老师”、“头发黑的老师”、“褐色头发的老师”、“染了头发的老师”,这些我们全都得省略掉。
你说得越多,丢掉的也越多,不可能把什么东西都说出来,所以它是不准确的,这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言”、“意”、“文”之间是错位的,常常不可能是你想的是什么,就能说出什么。
古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孔子讲“述而不作”,就是只说不写,因为写就更离开了说的环境、语气、针对性,就更令人觉得遗憾。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这也是讲语言的限制性,你讲出来的那个并不是永恒的道理,你所制定出来的那个概念并不是最准确的概念。
所以我们还讲“得意忘言”或者“得言忘意”等等。
李白的诗《嘲鲁儒》说“问以经济策,茫如堕烟雾”。
仅仅靠你掌握的那些话语的财富,你无法把这个世界讲清楚。
我们还讲“尽信书不如无书”,说明我们对语言的有限性是深深理解的。
《庄子·天道》有个“轮扁论斫”的故事,说有一个叫扁的人,因为是做车轮的,所以叫轮扁。
他看见国王在那儿读书,他从那儿过就笑了—下——这说明那个时候中国君主的威严远远不像以后,国王完全可以和木匠聊天一一国王就问,你笑什么?
轮扁说,请问您在这儿读什么书啊?
国王说,圣贤之书。
轮扁说,糟粕而已。
国王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圣贤之书怎么能是糟粕?
轮扁就说,比如我们做车轮吧,“徐则甘而不固”,“徐”就是力量用小了,就“甜”了;“疾则苦而不入’,这个“苦”到现在北京还用这个话,比如你裁衣服,袖子有点儿长,剪下去,说你“剪苦了”,这就是剪多了,可是你要是剪少了就是“剪甜了”,甜了就是劲儿小了,楔子就松,苦了楔子就插不上,轮子就不转了,就是这么点小事,“得之于手而应于心”,是靠手上的劲儿来掌握,而语言是不能传达的。
所以你让我给你讲怎么用那个锛子砍木头,我是无法讲的,一点小事儿语言都无能为力,何况大事呢,治国平天下难道能讲给你?
轮扁讲得真是高级,语言和实际之间总是有距离。
我还要说的是,语言有时候是脱离实际的。
中国也好,欧洲也好,都有这种说法,说某人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屠格涅夫的《罗亭》就说罗亭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想了很多大道理,但却不敢爱自己心爱的姑娘。
语言也常常超出实际。
这一类的多了。
最典型的就是大跃进,那讲的各种话都已经到了极点了。
大跃进时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里有个很有名的歌谣,对这个歌谣我至今仍抱怀疑态度。
歌里说: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说这首诗是农民写的,绝对不是,这是记者写的。
我们有很多被传送的“伟大语言”都出于小报记者之手,农民要是写诗,他起码要弄成个顺口溜。
最后三个字怎么能是“我来了”呢。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这个像农民的话;“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这个就已经不像农民的话了,太豪迈了;“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然后突然变成三个字“我来了”,还不押韵。
这不是农民的诗。
那时候还有许许多多这种牛皮的话。
语言会控制人的思维。
比如中国人从小就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然后你长大了,你一看月亮你就想故乡,这并不是人的本能,这是语言的控制。
外国人看见月亮不会思乡,望月思乡,这只有中国人才有。
“每逢佳节倍思亲”也是中国人的想法。
语言的陷阱呢,还有一个是:
有时候荒谬的语言比正确的语言还有魅力,“荒谬化”是语言的一个极大的诱惑。
有时候我就想,是正确的语言更有力量呢?
还是荒谬的语言更有力量?
正确的语言太“一般”。
比如我给大家讲,每天要吃饭要喝水要睡觉,这有什么意义啊。
如果我今天跟大家讲,我们吃什么饭?
根本就不需要吃饭!
只有庸人才吃饭!
只有动物性的人才吃饭!
只知道吃饭和动物有什么区别!
我们从今天起再也不需要吃饭了!
即使我讲的施行不了,但是能给你们留下相当深的印象,你能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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