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问题案例陈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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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问题案例陈述
千百年来,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血浓于水,唇齿相依,是须臾不可分割的两个名词。
然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农民不断从土地上剥离出来才是乡土中国现代化的惟一出路。
当我们把实现小康的希望放在城市化的道路上时,城市化、工业化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掀开了波澜壮阔的新篇章。
城镇的铺开,改变着土地上千百年来不变的生产方式,也剥离出一时间手足无措的农民。
一个新的社会群体随之迅速扩大:
失地农民。
说是农民,他们已经没有土地;说不是农民,他们却在城市的边缘徘徊;刚刚失去土地这条生存底线的他们希望能和城市人一样获得工作机会、社会保障来支撑起未来的生活,但却屡屡失望;他们处于弱势的生存、面对未来的无助,令我们忧虑,更激起我们的深思。
如何让"失地农民"不再失望?
直面现代化的阵痛,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
案例1:
失地又失业,前路在何方
初春的一个午后,村民姚芳香背靠着自家贴有深红磁砖的新房,挑拣着刚从田野里挖回来的野菜。
在她的周围,还有八九位男女村民蹲着晒太阳、闲聊。
姚芳香家里4口人,两个孩子,一个15岁,另一个11岁,但只有小孩子还在上学。
因为没钱,大孩子念到初二就辍学回家了。
既为生计所迫,也为打发时光,没事可干的姚芳香天天都带着自己辍学的孩子挖野菜。
这些野菜自家留着吃一些,剩下的全都拿进市区卖了。
一天只能赚上几块钱,以补贴家用。
姚芳香是西安市未央区麻家什字村的村民,这个紧挨着城边的小村庄仅有60户人家。
从1998年起,西安市建设绕城高速公路、扩建经济技术开发区先后征占该村大部分土地,每位村民分得补偿款万元。
目前全村人均可耕土地不足3分,大部分村民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
匪夷所思的是,姚家的新房连城里人都十分羡慕。
楼房上下两层,高门大院,水泥地面,瓷砖贴墙,建房一共花去了14万元。
姚芳香说:
"为了建房不仅花光了11万元征地补偿费,还借了钱。
我盖房子纯粹是打肿脸充胖子。
"
村委会主任贺春社说,征地款发下来的时候,也有人建议给集体留一部分,搞些生产项目,作为大家将来的生产和生活的依靠。
可是多数群众认为把钱交给村干部不放心,只好把几百万元的征地补偿款平分到户。
谈起将来的出路,贺春社说:
"村里多少年没有出大学生,中学生都比较少,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要技术没技术、卖苦力门路少,都在担心今后的出路怎么办。
"
一些村民肯定地说,如果大多数村民找不到活路,又享受不到城市发展的利益,麻家什字村的发展就难了。
现在刚分完征地补偿款,花钱还没啥问题,但超不过3年,越来越多村民的生活就会陷入困难。
与西安市郊区的农民相比,合肥郊区的农民处境更为艰难。
日前,记者走进包河工业园区,只见这里数千亩土地已被征用,到处都是征地拆毁的残垣断壁,一片片绿油油的田野也不再是丰收在望。
花园村的老会计吴玉平说,花园村有1800多个村民,老百姓有田地的话,上能养老下能扶幼,温饱能解决,生活就感觉有个依靠,而现在一人1万元就把我们的一辈子打发了,更何况这1万元到现在还没个影子。
他说:
"真不敢想象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
村民们算了一个细账:
以一个5口之家为例,一年至少要3000斤粮食约3000元;100斤食用油约300多元;就算一年到头不吃荤菜,现在的蔬菜价格也不便宜,每人每月至少花费10元买菜钱,一个5口之家一年就得600元。
这三项开支,对于有承包地的农民来说粮食、蔬菜和油都是庄稼地里长的,不需花钱。
而失去土地以后,这3900元就变成了硬性支出。
吴玉平说:
"而这只是他们的最低生活标准。
如果失地以后,又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恐怕他们连这最低的生活都无法保证。
"
一些年龄稍大的村民说,农村五六十岁的老人还能干点农活,而没了土地他还能干什么呢?
上班没人要,打工没力气。
现在生活勉强维持,如果遇到生病,生活就更艰难了。
今明两年村民靠吃补偿费过日子,过两年这些费吃完后,生活就麻烦了。
农民失地之后,不仅今后的生活保障无着落,有的还面临着居无定所的处境,远虑近忧让他们情绪极不稳定。
如果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生计恶化,势必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段应碧在谈到失地农民问题时忧虑地说:
"农民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最根本的就业岗位,在其它工作岗位上的竞争一般又都处于弱势。
找不到工作,基本生活就难保障。
今后的生活,忧!
忧!
忧!
"
案例2:
失地农民真实生活状况的一次深度调研
金华市金东区赤松镇石牌村位于杭金衢和金丽温高速公路的交叉处,离金华市区大约9公里。
全村有200多户,人口约860人。
在建造高速公路前有土地600余亩,人均土地亩。
2000年为了建设高速公路,全村被征用土地260亩,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农户被征用了土地,有近60户农户的土地被完全征用。
我们的调查就从这部分农户中抽取了30户家庭进行了抽样调查,再从这30户家庭中选取蒋**等几户家庭作全面深入的了解。
从中可以反映失地农民的真实生活的一个侧面。
蒋**,今年46岁,全家三口人,妻子和女儿。
征地前的1999年自有土地亩,加上1998年时为了造房子,在当时的03省道边,以每亩二万元的价格从其他村民手中买来的亩地,共有土地区亩。
主要种植粮食和蔬菜,还有一亩左右的葡萄,除满足自家需要外,还有部分蔬菜和水果可以在集市上出售,每年收入在5500元左右。
除了农忙季节和干点平时的农活,蒋师傅也到城里干点零工,在不太辛苦的条件下每年也有大约七千元左右的收入。
蒋师傅的妻子也在村子里的一个小灯具厂做点小工,每年收入大约在5000元左右。
当时一个女儿还在念高中,学费加生活费每年在3000元(饭菜基本上自己带)。
这样总收入在一万四千元左右,支出在六千元左右。
这样几年下来,蒋师傅家有了一定的积蓄,他们就有了造房的念头,于是在98年他们花了一万元钱在03省道边买了亩地。
正当他们要启动建军房计划时,1999年初传来了由于建造高速公路,村里土地要被大量征用的消息。
造房计划只得搁浅。
等到土地征用规范下来,他发现不仅他原来的承包地在全部征用之列,而且刚买来的亩地也在征用范围。
征用价格当时是每亩八千元,加上村里补助的每亩二千元(主要来源于水塘、山地的国家征地补偿金),2001年下半年一共得到了万元的征地补偿费,从这时起蒋**一家就成了失地农民。
所幸的是当时村里还另外划拔给他亩地的建房地基。
于是他用补偿金和积蓄在2002年盖了二间四层楼房(当时只是一个空壳),面积为280平方米。
建房耗用了他家的全部财力,又恰逢土地被征用而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证,再也没有财力给房子作简单的装修,并开始为生计发愁。
因为原来做小工的收入已经不足以维持家庭的支出,一切开支都商品化了。
于是在2003年他做了很多营生,比如开小饮食店,承包花圃种花,收过废报纸等,但都没有赚到钱。
从2003年底他得到一个亲戚的点拔,开始从事收购金属材料类的废旧物资,经过几年的摸索,在这一行中渐渐找到了门道。
05年的纯收入大约在15000元左右,今年上半年已经赚了8000元左右。
2005年他女儿高中毕业就不再继续升学,也是因为无力升学,而到了市区的一个商场帮人卖服装,每月收入1100元左右,基本维持她本人的开支,同时参加电大的函授课程学习,以实现升学之梦。
这个变化对于缓解家庭经济的窘境起了很大的作用,于是06年3月份开始着手简单装修已空置了好几年的房子。
但天有不测之风,就在这个时候,蒋师傅的胆结石已经到了非开刀不可的程度,3月下旬他住进了金华市某医院动手术,共花费医药费11000多元,另外还有夫妻俩的二十多天的误工损失。
这笔开支对他们家来说无疑是巨大和意料之外的,已经动工的房屋装修又不得不临时停工。
出院后这笔医药费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了15%,商业大病保险报销了50%,自负4000元左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危机。
出院后未等身体完全恢复,蒋师傅就开始更加繁忙地操劳。
一方面要装修房子,另一方面要收购废旧物资,通常是只要一有废旧物资和机械的线索就要赶过去估价和谈判,这是一项需要具有经验并带有风险的工作,常常顾不上吃饭和和休息。
我们的采访也只能定在晚上。
我们要他谈谈失地后的最大感受,他认为最大的区别是现在失去了生活的把握感,以前有地的时候,如果在外面没有事做也不怕,过过日子是没有问题的,至多生活艰苦一点。
现在不行了,一天不干就可能会没饭吃,有一种生活的紧张和局促感。
最大的担心是家人生病,一旦生病那么生活的链条就有可能中断,这个担心虽然失地前也是有,但没有现在这么大。
最大的愿望是政府能为他们提供一定的保障。
叶**,男,53岁。
当我们来到他家的时候,所有人都有些吃惊,一家五口人住的是泥坯房,上下两层,大约60多平方,残破不堪。
房中除了二张床铺,一张桌子和两台电扇外,几乎没有其它值钱的东西。
老父92岁,老母83岁,都不能干活了,老婆是二婚的,眼睛不好,现在没有工作,有一个小孩子,13岁,上初中,学费减免。
原来失地前有两八分亩地,主要以种粮食和蔬菜为主,也有几棵桔子树,夫妻俩辛勤劳作,生活倒也过得平平稳稳。
而现在被征了二亩多的土地,除得到二万多元土地补偿金,只剩下四分地。
这时一家人的生活马上就起了变化,首先是口粮问题无法解决了,四分地只能种点蔬菜,口粮要到集市面上买。
其次老婆的劳动能力无法利用了,生活沉重的负担就这样压在叶小华一个人身上,他不得不每天都去城里找小工做,以补贴家用。
可不幸的是叶小华在2005年3月在往城里的路上出了严重车祸,十根肋骨折断,肇事车辆逃逸。
虽然交警部门作了努力,但到目前为止还未抓到肇事者,因此赔偿问题也得不到解决。
现在他已基本丧失劳动力,只能看门赚点钱,每月工资400元。
他老婆现在带着眼疾从义乌进发夹来做,9毛钱一斤,一天做2,3斤,赚取微薄的收入。
目前他家有合作医疗保险,40元每人每年。
但仅仅是这些收入和补助对这个贫困而负担重的家庭而言是远远不够的,生活只能维持在最低的标准上,而且还有治病时欠下的几万元的债务等待偿还。
据我们观察这是石牌村最典型的,最贫穷的失地农民家庭之一。
至今他家破烂的、家徒四壁的房屋,老人孤单苍凉的背影,仍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农民的生活轨迹由于政府的征地行为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同程度的发生了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遭遇到原来不曾遇到的困难。
在此我们是否可以建议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潮中,有关政府部门可以切实做点事情。
当然,我们在调查中也欣喜地看到,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认识和动作,比如金东区政府已经为本区域内的失地农民设立了养老金,标准是男50岁后,女45岁后每月补助45元,尽管金额不大,但对失地农民来讲确实是一种心理安慰,毕竟国家政府还在关注他们。
我们深信解决失地农民的遗留问题是化解社会矛盾,建设和谐新农村的一个关键问题。
案例3:
十万农民“变身”新市民
被征地拆迁时,他们一度身份“尴尬”: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没有了土地也就没有了安身立命的“主业”,他们曾经努力寻找着新的工作、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新的定位。
而今,他们大多数人住进了城市化小区,习惯于像城里人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有些人还自己创业当起了小老板。
与从前相比,他们更关心哪里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如何通过“充电”提升自己的技能?
短短几年,数量曾占到全南京三分之一的江宁9.5万“失地、失业、失居”农民,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成为融入城市的新市民,成为代表着整个市民群体的新生力量。
“饥渴”型择业少了,理性选择的多了。
天景山公寓,目前南京最大的农民复建房小区,居住着2001年以来江宁科学园征地搬迁来的6万失地农民。
在物业齐全、商业绿化配套完备的小区里,他们已经过了两年的城市生活。
30岁的失地农民李东萍为了更好地照顾年幼的女儿,刚刚辞掉了工作,“老公一个人的收入也够了。
”
“现在和以前不同了。
”东山街道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开发区征地高峰期,一个月被征地农民达到几千人,那时候,“农民天天来找街道干部,一个岗位几十个人争。
”
今年3月初,一场招聘会开进了天景山、殷巷两个农民复建房小区,向居住在这里的失地农民“推销”2400多个岗位。
与几年前就业岗位供不应求“捡到篮里就是菜”不同,来应聘的居民们就收入、待遇等问题与用人单位展开了双向选择,结果,600多个岗位没招到人。
“江宁失地农民身份转型已经完成,大部分已经实现稳定就业。
”主管就业的区发改局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江宁5.9万“三失”劳动力中已经实现转移就业5.5万人,整体就业率达到94.8%。
靠体力打工的少了,靠技能赚钱的多了
秣陵街道辖区内有江宁开发区和江宁科学园两大园区,失地农民数量居江宁之最,比例占到全区的90%以上。
“农民就业的最大障碍就是自身素质。
”秣陵街道党工委书记王登华说,现在,企业、高校来的多了,岗位也越来越多,但是相当一批失地农民因为文化程度低、就业技能差,只能从事保洁、保安等“体力活”,收入水平仍然很低,加快失地农民就业从“体能型”向“技能型”、“智能型”转变才是实现农民真正转型的关键。
针对失地农民的各类培训在全区展开:
江宁开发区、科学园组织企业开展订单培训,把失地农民培训为符合外资企业需要的技术工人;街镇组织的数控、电工、机械类培训常年免费开办,邀请技校老师授课,安排到企业实习。
35岁的太平社区农民许刚,就是通过社区举办的免费钳工技术培训,获得了中级技术资格证书,被开发区一家企业录用,月收入近3000元,这样的故事在江宁的失地农民中并不少见。
据统计,截至目前,江宁全区累计组织开展各类农村劳动力培训994期,培训劳动力7.27万人次,培训就业率80%以上。
开发区管委会一位负责人认为:
“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在练就技能的同时,摆脱了耕田锄草时的随意,他们懂得了什么是工序,什么是精确。
”
靠政府包就业的少了,自己想办法的多了
“现在农民就业不找我们了。
”区劳动就业中心主任刘庆林告诉记者,目前,江宁全区已经建立了延伸到社区的劳动就业服务站,所有岗位信息、劳动力信息全部上网,想就业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查到。
去年,江宁全区3万个新增就业岗位已经超过了失地农民就业需求。
现在,政府部门的主要工作是忙着购买岗位,补贴税费等,为一小部分就业特别困难的农民找工作,同时为无就业能力的失地农民做好保障。
“靠政府包的少了,自己想办法的多了”,33岁的殷永成在征地拆迁后创办了一家机械厂,如今6年过去了,这个厂吸纳了失地农民33人,年产值600多万元。
汤山街道李岗头村农民创业形成了相互帮带的“葡萄串”效应,村民创办的塑料企业达到30多家,就业农民达1100多人。
4月初的一天晚上,清水亭中学一间教室仍然灯火通明,正在这里上“夜校”的是48名已经创业和打算创业的失地农民,河海大学商学院专职教师为他们讲解财务管理、营销计划、风险意识等创业课程。
在政府部门举办的创业培训、创业扶持下,越来越多的江宁失地农民丢掉了因循守旧、畏惧风险心理,成为勇闯市场的创业者。
从自给自足生产口粮蔬菜,变为在专业分工中体现自己更高的价值,1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却被更紧密地纳入到市场经济的体系中来。
随着新市民群体的崛起,“失地农民”这个名词正渐渐地走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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