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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及其背后的利益博弈
气候变化及其背后的利益博弈(组图)
来源:
解放网-解放日报
2011年04月10日06:
07
思想者
气候变暖号称是全球当今的第一问题,这个议题的重要性可能超乎了大家的想象。
气候变暖已经不单单是科学问题,实际上它已经延伸到了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哥本哈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大家可能还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它会不会延伸到宗教这个领域?
让我们接下来看有没有这种可能。
围绕气候变化及有关问题的故事很长很长,我现在只能是把框架性的东西讲给大家听。
我可能会说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话,说错的话,你们可以对我进行批评,我非常喜欢别人对我的批评。
二氧化碳不是污染物
二氧化碳不是污染物,假如没有二氧化碳,地球上的生物是不大可能存在的。
为什么一些国家一些人要宣布二氧化碳是一种污染物呢?
为了推动减排。
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背景。
气候变化是由二氧化碳来的,那么二氧化碳是大气当中一种微量成分,它是以ppm为指标存在的。
目前的二氧化碳的浓度是387ppm,工业革命之前是280ppm。
同时二氧化碳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温室气体,假如没有二氧化碳,我们目前地球上的平均温度只有零下16℃,我们现在的平均温度是零上15℃,也就是温室效应提高了31℃。
假如没有二氧化碳,地球上的生物是不大可能存在的。
没有二氧化碳,也就是没有光合作用;没有光合作用,也就没有了生命的存在。
所以说二氧化碳对于地球来说,是必须要有的一种气体。
在地球的历史上,二氧化碳的浓度是一直在变化的。
我想说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二氧化碳不是一种污染物。
二氧化碳对于人体是没有任何直接伤害的,不像二氧化硫,以及排放出的重金属、大气中的粉尘,这些是对健康有伤害的。
但是现在很多人把二氧化碳当作是一种污染物,尤其是美国,奥巴马上台以后就宣布二氧化碳是一种污染物,为什么呢?
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政府所有的减排行动都需要国会的批准,奥巴马为了推动减排,就把二氧化碳当作是一种污染物。
之后众议院新上任的参议长说,把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是近乎可笑的一个决定。
如果让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决定。
还有几个常见的名词:
第一是IPCC大家常会听到,它是指不同国家政府间的气候变化委员会,它定期会对气候变化进行评估,其结果作为外交谈判的一个依据。
所以IPCC尽管是由不同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但是它实际上还是以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科学家为主导的,也是有倾向性的。
第二就是联合国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这个公约从1990年开始进行气候变化谈判,在1992年正式签署的。
这个公约是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所以我们中国现在特别强调要坚持公约。
第三是京都议定书,是1997年在日本签署的。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当时克林顿政府其实是签署了京都议定书的,后来国会没有批准,美国政府又退出了这个议定书。
所以美国政府不是京都议定书的签约国。
美国外交上很多行动,都要绕过或者是打掉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里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句话大家经常听到。
所谓“共同的责任”,就是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那么“有区别”的责任是什么?
那就是谁排放得多,谁的责任大;谁排放得少,谁的责任小。
所以发达国家应该拿出技术、资金支援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这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
第四就是2007年的巴厘岛路线图。
巴厘岛路线图,是对接下来的气候变化怎么谈判的一些原则性的路线,是从程序上规定的。
美国政府是在最后一刻签署的,这一点很关键。
当时美国政府谈判代表坚决不愿意签,但是有几个发展中的小国指责说,假如不愿签署,那么就请不要在这里谈判了。
所以美国政府在最后一刻迫于压力签了。
但是美国政府也是想要把巴厘岛路线图打掉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目标。
第五是哥本哈根会议。
2009年开的,实际上没有任何成果。
气候变化是怎么回事
气温上升的趋势跟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是有关系的,不过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所谓的“敏感性”研究很复杂。
气候变化的好与不好没办法说清楚,气候变化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评价。
接下来进入正题。
我们先看看科学问题,因为政治、经济、外交都首先要从科学开始。
气候变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简单地和大家讲一讲。
IPCC提出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理论有三本书,很庞大,总共几千页,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从头到尾全部都看过。
我对这个理论有个总结,其实很简单,就是四点。
第一点:
人类过去的百年变暖,是二氧化碳造成的。
如果二氧化碳继续增加一倍,也就是从280ppm到560ppm,那么全球就会增加3℃。
这个是IPCC的逻辑起点,所有的工作都是从这个逻辑起点展开的。
第二点:
增温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包括海平面的上升,粮食资源的紧缺,水资源的匮乏,物种的灭绝,传染病从南到北的扩展,冲突和战争等等,这是他们的预测。
第三点:
要将增温控制在2℃以内,二氧化碳浓度不超过450ppm。
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但是还有其他的温室气体,比如甲烷、氧化亚氮等。
不同的温室气体有不同的增温潜力,把它转化成二氧化碳,这就是CO2-e,所以这个450ppm指的不是二氧化碳,而是CO2-e的浓度,那么二氧化碳的浓度就必须更低。
这是他们的判断,可以说是价值判断。
第四点:
要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拯救地球,这是他们的路径归属。
整个理论都是围绕这四个大的方面,所谓的政治、经济、外交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第四点,其实就是减排,而减排则是为了拯救地球。
那么,大家争论的点在哪里呢?
首先,增温是一个事实,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是一个事实,增温和二氧化碳有关也是事实。
因为有温室气体必定有温室效应。
争论的焦点在于“敏感性”,其实就是表明温度变化同二氧化碳浓度的关系。
对于“敏感性”,科学家的定义是,假如二氧化碳浓度从280ppm增加到560ppm以后,温度会增加多少。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入手:
第一个是模型,把物理模型拿到计算机上去算;第二是从记录上进行研究。
这两条路子都有不少研究,但是结果是不一样的,并且差别很大。
我个人认为气温上升的趋势跟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是有关系的,不过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所谓的“敏感性”研究很复杂。
我认为IPCC的“敏感性”是很不确定的,气候变化这个科学研究还很年轻。
第二点,增温会带来什么后果?
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么可怕?
这要先问几个问题:
一是工业革命前、人类没有排放二氧化碳的时候,气候是怎么变的?
二是以前老说变暖不好,那么我们要问,变冷好不好?
如果都不好,那么是不是地球现在的气候就是最好的?
另外,针对认为变暖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的观点,这100年气候已经在变暖了,是不是已经产生了灾难性后果?
首先来看历史上的温度是怎么变的。
历史上大多数时期温度比现在都高很多,二氧化碳浓度也高很多。
这是地质研究做的,二氧化碳浓度最高时候是几千ppm,温度有冰期、间冰期变化。
现在是属于历史上最冷的时期,也是二氧化碳浓度最低的时期。
短一点时间看,从5500万年以来,变冷是大趋势。
南极冰盖形成之前,大概是3600万年前,那里是有植被的;而北极,加拿大出土了6000万年前亚热带条件下才有的化石。
由此可见那时地球是一个温暖的大环境。
距今260万年以前就是冰期、间冰期的波动。
我们现在是处在间冰期当中相对冷的时期。
总之近260万年以来地球气候是处在冰期、间冰期波动的。
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
可以看一张图,北半球的高纬度地区,两万年之前,整个加拿大覆盖在3000米厚的冰盖下,先民是生活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的。
既然有这么大的冰盖,而地球上的水由于总量是固定的,所以液体的水转化成固体的水,海平面肯定是下降的,全球的海平面比现在低120米。
渤海当时是一片陆地,当时台湾只不过也是与大陆相连的一个小小高原而已,没有海峡阻隔。
距现在一万年的情况,最暖是在6000年前,到距今4000年左右开始变冷,但是也有波动。
汉唐的时候温度都比现在要温暖,从马家窑的彩陶可以看出。
那个时候从山东连到甘肃、青海这一片地区属于亚热带,温度比现在大约高两度。
再看《史记》中记载,“山西”有竹子,那里现在是没有办法长竹子的。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这个“竹林”便是在今天的河南焦作一带。
唐朝杜牧的“无人知是荔枝来”,有人写散文说荔枝是从岭南来的,其实不是,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唐朝的成都平原过去的。
历史的很多记载都表明,汉唐雄风时期是比现在温暖的。
气候变化的好与不好没办法说清楚。
简言之,气候变化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评价。
海平面上升肯定是不好的,会淹掉陆地。
但实际上海平面上升的幅度是很慢的,17厘米其实是很小的幅度,因为海平面是受两极的冰盖控制的。
冰盖有一条平衡线,长年累月大部分时间都在零度以下,大部分时间是不融化的。
温度增加会使平衡线往北移,但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很慢的。
托马斯预言说,如果升温两度以后,27%的物种都会灭绝。
其实他忽略了,气温是慢慢变化的,这个过程中物种都是会移动的。
变了以后又会出现一种新的生态系统,什么样的条件下都会出现它对应的生态系统。
还有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极端气候要增加”的观点,但从地质学的研究角度说从来没有出现过。
凡是暖的时候,极端天气特别少,大气结构都比较稳定。
至于传染病会不会北上,最近有一篇文章调查了几十年以来疟疾发病的范围,最后的结论是疟疾在五十年中减少了,并没有随着变暖而增加。
总而言之,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我的观点是变暖比变冷好。
减排背后的利益博弈
那些交通已经健全的发达国家,仅交通排放一项就是每人1吨碳。
而当今我们国家人均排放量是1.4吨碳,这个数据囊括了大量的制造业、交通等所有的排放量,我们这些都是属于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
他们是奢侈排放,我们是生存排放。
刚才我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谈了我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理解。
接下来我想说说,为什么气候变化会从科学问题延伸到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外交问题,甚至宗教问题?
我想对此做一点解析。
首先是经济问题,实质就是一个能源问题、发展问题。
能源是关系到人民福祉、社会繁荣的标志。
美国不愿签京都议定书就是要保证能源安全。
所以充足而相对廉价的能源持续供应,是国家发展的基石。
没有一个国家其发展不是通过大量的耗能,到现在为止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
所以经济问题,真的就是能源问题。
排放,是能源使用中化石能源产生的。
我收集了很多数据,就是要说明减排是不太现实的。
每个国家每年都会有二氧化碳人均排放数据,我收集了从1990到2005年的人均排放数据,把每年的人均排放合在一起就叫做人均累计排放,把它和15年的人均GDP放在一起就是很不错的一个统计关系。
现有的经济水平是与历史的累计排放密切相关的。
再看世界上的几个发达国家,人均GDP高的,人均累计排放都相对较高。
美国的工业化差不多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从那时开始,工业排放迅速增加,此后只有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有所下降,还有就是近几年把高能耗的企业转移向其他国家。
1900年,美国人均的碳排放量是2.4吨,我国现在才1.4吨。
中国的总排放量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人均累计排放量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那么排放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我想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思考,个人认为就是三个:
人口、人均能源消费、能源结构。
先看人口,现在世界人口是65亿,2050年联合国预计是要达到90亿。
再看人均能源消费量,社会的发展最主要的任务,不管是政府也好,还是我们科学工作者也好,就是要为普通人民提供享受现代文明的机会,大家都要过好日子,那么能源的人均消费量以后肯定是要增加的。
要解决的主要就是能源结构,这是可以调整的,但需要时间。
当下的困境在于新能源是不能零排放的,比如太阳能,生产太阳能的电池板,生产过程中的高耗能,生产完了要用二十年才能把生产过程中的耗能补回来。
但是这个电池板能不能用二十年还是个问题。
低碳发展现在说得很多,低碳过去没有过,以后一段时间也不会有,这是我的预测。
欧洲的排放是我们的两倍,他们也并没有低碳。
我们要发展也不可能真正低碳的。
我们的减排是要减缓二氧化碳的排放的增长。
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基本建设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我们现在面对一个问题就是:
能源结构有没有可以调配的部分?
能源结构可以调整,只是速度很慢。
首先是它的周期性很长;其次,新能源的探索工作并不是那样的简单。
现在中国大量地使用煤,其实煤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现在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阶段,我们要关注的一是创新能力,二是社会需求。
中国人最需求的就是基本设施,大家要解决住房、交通等基本问题,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能源,肯定需要排放量。
那些交通已经健全的发达国家,仅交通排放一项就是每人1吨碳。
而当今我们国家人均排放量是1.4吨碳,这个数据囊括了大量的制造业、交通等所有的排放量,我们这些都是属于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
他们是奢侈排放,我们是生存排放。
其实,中国不是一个能源浪费国家。
那可不可以做到能源的零排放呢?
长远来说,是可以实现的,当能源能做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时候,就能够做到了。
所以二氧化碳问题正和环境问题一样,环境问题来自于能源的利用强度在提高。
环境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
其实它也是当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时候,这样所有的问题都能处理了,我相信这个会被科学解决。
那政治问题是什么呢?
发起人不在美国,也不在中国,而是在欧盟。
欧盟希望借助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平台,重新构建世界的政治经济新秩序,固化现在世界上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异,这是他们的目的。
我个人认为是,欧盟希望一手压美国,一手压中国。
这是由欧盟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理论所决定的。
在他们的政治理论中,单极世界是最危险的。
欧盟经常强调多元世界。
同时,压制中国也是他们的一个政治理论:
凡是崛起中的大国,都将对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作出重大的调整。
从一开始的葡萄牙、西班牙到后来的英国、法国,到现在的美国,这些冒出来的大国都挑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国是属于崛起中的大国。
欧盟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增强他们的认同感,在统一的过程中,要让成员国认同自己是欧盟成员,就需要寻找一套共同的价值,并有利于自己的发展。
气候环境恰好成为了他们共同的价值,并将这种价值当作有别于他国的一种导向。
另外,欧盟可以集中各国的技术优势,同时消除别国的经济优势。
所以现有的减排方案,我们称之为“G8方案”,是2009年6月份时,由8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共同提出的方案,方案表达了“到2050年之前,全球减排50%”和“我们先减80%”两个想法。
其实分析该方案,我们发现这就像是切蛋糕,最先减排的就最先占据排放额度,余下来的才属于其他国家。
最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构成3.8倍的局面,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只有10年的排放空间。
所以,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不能签署这个方案。
外交方面其实就是关于排放权,核心的问题是未来排放权的大小之分。
减排分两类:
发达国家要减排,发展中国家要减缓。
第二,发达国家应该拿出一部分的技术和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但现在一分钱也没到位。
第三,就是透明度,美国提出减排要实现“三可”:
可测量、可报告、可检查,其目的是为了转变谈判的焦点,把矛头引向中国。
所以说,外交关系十分复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计划。
那么现在的核心关键问题就在于,只有把谈判焦点从“减排”转移到“未来排放权的分配”,中国才能真正取胜。
现在气候变化问题被一些人放在神坛上,受一些人顶礼膜拜。
我相信,科学精神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客观主义和怀疑主义。
我非常希望国内众多的支持者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去解决这些问题,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人云亦云,应该秉承求是创新精神。
最后要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应对气候变化从本质上来说,国际国内是不一样的。
对国内来说,是如何统筹绿色发展的问题;对国际上来说,则是一场斗争。
我们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要适应它。
(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整理人:
覃亚琦朱海洋)
作者:
覃亚琦朱海洋来源解放日报)
思想者小传
丁仲礼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
1957年1月出生于浙江嵊州市,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地质系。
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市第十届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兼任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副主任,国际IGBP-PAGES执委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第四纪地质学、古环境学、古全球变化。
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30多篇,被国际SCI收录的论文引用达800余次。
1997年获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一等奖,同年获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优秀科学家奖、1999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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