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人闯关东与乡土观念的变化.docx
- 文档编号:10693921
- 上传时间:2023-05-27
- 格式:DOCX
- 页数:9
- 大小:24.70KB
山东人闯关东与乡土观念的变化.docx
《山东人闯关东与乡土观念的变化.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山东人闯关东与乡土观念的变化.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山东人闯关东与乡土观念的变化
山东人“闯关东”与乡土观念的变化
【内容提要】山东人从清初就开始“闯关东”,近现代时期更是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闯关东”浪潮。
这些浪潮虽然都与山东同年份严重的旱灾和战乱有直接的关系,但却反映了山东人乡土观念的变化。
鸦片战争之前,乡土观念中的土地情结和宗族观念非常严重。
近代以后,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山东,使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在市场规律的整合作用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地缘与血缘关系的范围,农民的乡土观念发生了变化,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摘要题】现代社会史研究
【关键词】山东/“闯关东”/乡土观念/变化
【正文】
“关东”是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
因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称。
山东从清代起就有了“闯关东”一词,它是人们对移民东北这一现象的俗称。
移民关东之所以被称为“闯”,第一是因为它在清初是一种越轨犯禁的行为,第二是因为去关东的人要面临远离家乡、艰难谋生的诸多挑战。
“闯关东”从清初开始一直持续到民国,绵延近300年。
仅民国时期,山东移民东北的人数即达万人。
[1](P51)在乡土观念非常强烈的山东,出现如此大规模的移民迁徙,有着复杂的社会、自然原因,当然与乡土观念也有着微妙的关系。
它是乡土观念发生变化的产物,同时,这一移民大潮又使变化中的乡土观念具有了新的特点。
关于山东人“闯关东”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研究者大多从经济史、社会史的角度进行论述,而从文化史的角度去加以阐释的还不多见。
①本文试从文化观念变迁入手,揭示“闯关东”与乡土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
明清时期山东地区的人口并未相对饱和,不存在剩余人口。
明时朱元璋曾认为:
“山东地广,民不必迁。
”(卷193)清代初期,清军入关,南至兖州,东至安丘,山东大部分地区备受蹂躏。
至顺治十八年(1661),“东省百万荒田”,“三十年来鞠为茂草,无人认垦,任其污莱。
”1661年,山东的人均耕地面积为亩;1685年,亩,1724年,亩。
(p7)从以上史实证明,清初以前的山东,耕地相对较多。
进入19世纪后,山东的土地占有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由于近百年的和平环境,人口大幅增加,山东人口从1724年的万人增加到1830年的万人。
(p9)但土地数量却无明显变化,从1724年(雍正二年)至1822年(道光二年)的近百年间,山东的土地面积历次统计都在984000至994000顷之间浮动。
这样,人均土地数从1724年的亩,便下降到1830年的亩。
(p7)当然,人口平均土地数并不等于每人土地实际占有数。
山东各地遍布各种类型的地主,拥有的田产相当多,土地集中的程度居于全国的前列。
普通农民拥有土地的数量便可想而知了。
中国小农经济长期存在,造成了人们对土地的依赖,加上乡土观念的影响,安土重迁早已成为传统。
所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不愿意离开故土的,即使在天灾人祸严重时被迫流亡,大多数人还是要千方百计返回故乡。
人们对中原以外的地区往往存在着恐惧感和鄙视感,所以对新开辟的异族地区几乎不会有自发自愿的移民。
除非出现两种情况:
一是国家用强制手段发配,二是土地过于集中或自然灾害迫使农民成为流民。
山东最初的东北移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据路遇先生研究,清代山东移民东北大致有两种情况:
一是清初时期民族矛盾尖锐,反清斗争连绵不断,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在中原的统治地位,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将“造反”者遣送边陲“烟瘴”之地,一为补充边陲兵员,一为垦荒生产。
山东与东北毗邻,亦为清统治者之后方,故山东触犯刑律者多发配东北。
此种遣犯,史称“流人”。
二是17世纪以后,山东等地的农村人口大幅增加,为摆脱当地高度集中的土地占有状况,贫苦农民背乡离井,远赴东北寻求土地,觅食谋生。
此种移民史称“流民”。
[1](p4)流民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这就是所谓的“闯关东”。
清朝初年,为充实东北,清政府曾于1653年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鼓励移民实边。
但为维持满洲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机,从康熙年间开始,清政府开始封禁,控制移民东北的人数。
山东等地贫苦农民,为了生存,进行了长期的反封禁斗争,他们不顾清朝的禁令,从古北口、喜峰口或泛海进入东北。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p106)。
由海路闯关东的,大多为胶东一带的受灾农民。
1812年(嘉庆十七年)5月和宁等奏称:
“奉天海口自开冻以来,山东民人携眷乘船来岸者甚多,咸称因本处年成荒歉,赴奉谋生。
”(卷256)咸丰年间,由于镇压关内农民起义的需要,大批旗兵入关,加之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不断骚扰,清政府再次“移民实边”,从1860年开始渐次宣布开禁放垦,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
清代山东移民东北的人数大约为700万至800万。
民国时期,山东闯关东的移民浪潮仍在继续,且规模未减。
此时曾有过两次大的闯关东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26~1930年间,1927年、1929年这两年年均移民人数均在80万以上,顶峰年为1928年,移民竟达100万以上;第二次浪潮发生在1939~1943年间,顶峰年在1941年,移民人数又达百万以上。
这些浪潮都与山东同年份严重的旱灾和战乱有直接的关系。
美国观察家WalterYoung在《满洲:
中国人民的新居地》中记述他1927年的旅行观感时,就明显地看到了这一点:
“中国的农民,最富有乡土观念,因为供奉祖宗的香烟,原是他们最虔诚的心愿,而得能葬身故乡,更是他们最热切的希望。
……这一年一百万的侨民(侨民只是流民的代名词,别无他意,引者),载在旧式木栅的车箱中,穿越山海关的要塞,北驱向满洲去……必是为了什么迫切的缘由所驱使。
的确,有许多迫切的理由可以发现:
本来在太平的时候,山东已算是生存竞争极利(厉)害的地方,加以近年的灾荒饥馑,遂使民不聊生了。
”(p79)
二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加之封建生产方式长期存在,土地在人们心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不能任意搬动,因而农民必须定居,几乎世代相传,居住同一间房屋,同一个村落,以便照顾土地生产。
农业种植的空间稳定性与相应的经济行为、文化行为的地域保守性,使得人们对土地都怀有一种深深的眷恋,甚至深化为一种感激和崇拜,这就是深深的乡土观念。
而两千多年的封建政策又加剧了乡土观念。
两汉时期,统治阶级便实行“重农抑商”和“地着”政策,此后历朝统治者,尤其是隋唐以来的统治者,都害怕产生大量的流民,进而引发动乱,因此极为重视土地兼并问题。
均田不仅是农民起义所要求的,也是许多地主阶级改革家所注意的,目的是让农民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这些政策必然加剧乡土观念。
乡土观念可以成为一种凝聚力,同时也可以成为一种保守力量。
有感情的乡土观念,包含着爱与亲、怀念与依恋。
对于当地人来说,她可以成为战胜任何困难、建设家乡的勇气与信心;而对于流浪异国他乡,漂泊于异地天涯的人们来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乡之间的深厚情感可以使他们结成生活的联盟,共闯天下。
但由于对土地的过分留恋,祖祖孙孙依附于土地,又使人们产生了极大的惰性:
不愿意做空间的移动,不愿意探险,不愿意扩大行为半径,不愿意扩大自己的视野,不愿意万里为家,甚至在百年之后,不论离乡多远必定想尽办法,把遗骸运回乡土安葬,这样才能得以瞑目九泉。
乡土观念最终又演化成以家庭为细胞、宗法为体系的群体本位观。
社会结构以农业生产为主导、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由小家最终构成了国家。
乡土观念中最为重要的是土地情结。
农业是传统的最为主要的谋生手段,而小农生产方式又将农民与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耕与织是最为基本的经济活动,都与土地紧密相连。
在人们的观念中,土地是给予自己生命的母亲,是应该加以崇拜的,土地崇拜油然而生。
自从盘古开天,他的四肢五体变成四极五岳、身躯的各个部分变成了大地,到女娲抟土为人,无不阐释着这样一个道理:
土是联系神与人之间最为重要的中介,神化为土,土又转化为人。
因此,神、人、土同源同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土地神被称作“社”,五谷神称作“稷”,人们往往将二神一块祭祀,称祭“社稷”。
由于传统社会中,土地和丰收关系着人们的生存,也关系着国家的兴亡,因而,土地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国家的根本。
所以,“社稷”又成为国家的引申指称。
对社稷神的崇拜程度可以反映出土地情结的状况。
山东近现代对社稷神的祭祀仍然相当活跃,大多数社稷坛到民国后期仍然存在。
(见下表)
民国时期山东16州县社稷坛兴废情况一览表*州县始建年代重修年代废圮年代尚存年代资料来源
阳信明洪武年间1936年阳信县志
青城清雍正年间1935年青城县志
潍县明洪武年间明万历年间1941年潍县志稿
重修泰
泰安民国建立后安县志
续修博
博山1935年山县志
宁海明洪武年间明弘治年间1936年前牟平县志
莱阳明洪武年间明正统年间1929年前莱阳县志
续修广
乐安明洪武年间明万历年间1936年前饶县志
寿光明初1935年前寿光县志
茌平清康熙年间1935年茌平县志
临清明洪武年间1934年临清县志
定陶明嘉庆年间1916年定陶县志
曲阜民国以来曲阜县志
德州明永乐年间1935年德县志
朝城1910年朝城县续志
掖县1935年前四续掖县志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基本上可以代表山东不同地区的16个县中,民国时期社稷坛尚存的有9个县,占总数的56%,废弃的有7个县,占总数的44%,而始建年代与重修年代为明代的则占绝大多数。
这说明山东人对社稷神的崇拜有逐渐走向衰落的倾向,但崇拜依然较为严重。
山东乡村有专门祭祀社稷的节日——“社日”。
时间分别在立春和秋后的第五个戊日,立春后五戊为“春社”,立秋后五戊为“秋社”。
“社日”这一天,乡邻们在土地庙集会,准备酒肉祭神,然后宴饮。
据《金乡县志》记载:
“金邑旧有里社坛三十三。
明制,乡村每里一百户,立坛一所,祀土谷之神,祈祷雨旸。
每岁一户,轮当会首,春秋二社,约聚祭祀。
祭用一羊、一豕、果酒、香烛,祭毕会饮。
先令一人读抑强扶弱之誓,其词曰:
‘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勿恃强凌弱,违者,先共制之,然后经官。
或贫无可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入会。
奸盗诈伪,一切为非之人,并不许入会。
’读毕乃序饮。
”(卷5)在有些地方,“二月二日,各村祀社神,放诸色花(有放铁花者),食炒豆(俗盖以春社而误者也)”(p106)。
在民间乡村人们还祭祀“土地”,称土地爷。
由于土地神并无社稷神的引伸义,近现代土地祠(庙)的数量和状况呈逐渐下降趋势,从山东各县志中可以看到,1935年前后重修的记载已非常有限,尚存的已无祭祀活动,废圮的亦不少。
乡土观念又与宗族观念紧密相连。
远古村落本是乡村社区的一种地缘组合,但是“汉文化独特的格局和传统,自有复杂的生成机制,而其中关键之一,是氏族制解体不充分,血缘纽带在几千年的古史(乃至于近代史)中一直纠缠不休……以父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的宗法制的家庭、宗族却延续千年之久,构成社会的基础单位”[10](p37)。
自古以来山东人都以族姓为单位,居聚在自己某一始祖或迁祖为中心的区域内,形成了严密的宗族观念。
甚至于居住的村落,也以族姓为村名。
宗族以父系血亲为基础,有着同姓聚居和修谱联宗的习俗,基于宗族观念和习俗心理的需要,家族修建祠堂也日趋兴盛,各姓祠堂星罗棋布遍于各县四乡。
如济宁县就有潘氏宗祠、孙氏家祠、李氏宗祠(有3处)、王氏宗祠、孙氏宗祠、刘氏宗祠、冯氏宗祠、袁氏宗祠、徐氏宗祠、吕氏宗祠、张氏宗祠、黄氏宗祠等。
[11](卷4,故实略·风土篇)
乡土观念导致了人们基本上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圈子中,在这个圈子中,有固定的人,人与人之间有固定的关系。
与此相适应,人们安土重迁、社会交往与流动异常缓慢。
“民无游惰,务农桑而轻贸易。
士绝奔竞,尚文学而重婚姻”[12](p9),这是传统乡土观念下的山东农村最生动的写照。
三
尽管人们的乡土观念依然浓重,但山东人还是开始离开家乡去“关东”闯荡。
山东人之所以要闯关东,除了本地区的条件恶化外,是与传统乡土观念自身的弱化分不开的。
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山东,使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农产品逐步商品化,农民因此被迫卷入市场经济之中。
在市场规律的整合作用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了血缘与地缘关系的范围,农民的乡土观念发生了变化。
首先,农民的土地情结发生了变化。
这其中又有三层含义:
第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土地的地位下降,人们不再固守于土地之上,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人们不断调整自己以趋高利。
如19世纪80年代,山东省的“纺工每天只能赚得工资制钱二十文,他们若编制草帽辫,工资便可加倍,甚或更多”[13](p208),土地对农民的吸引力已大不如从前了;第二是山东农民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破产,为免遭饿毙的悲惨命运,大批农民不得不离开家乡的土地,另谋他图;第三,人们的土地观念发生了变化,土地崇拜开始减弱。
从前面对“民国时期山东16州县社稷坛兴废情况一览表”的分析中,已经表明山东人对社稷神的崇拜有逐渐走向衰落的倾向,这种衰落即反映出对土地崇拜的减弱。
其次,农民的宗族观念开始动摇。
宗族观念的生存发展依赖于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
由于清朝的覆灭,儒家文化的地位大为削弱,宗族观念赖以生存的基础逐渐丧失。
家长制、男尊女卑都受到日益严重的挑战。
闯关东的人开始出现“货其田庐,携其妻子,为久居不归之计”[14](卷3,民社志13)的现象,将同姓、同宗完全抛在了脑后。
当然,“闯关东”是乡土观念变化的产物,但它又是乡土观念的反向折射,在“闯关东”的大潮中乡土观念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第一,出于对老乡的信任,闯关东的地点大多来自关东山东老乡的指点,乡土观念成为山东人开拓生产生活新领域的有力保障。
山东与东三省有着广泛而密切的社会联系。
由于山东人闯关东历史悠久,这些山东移民散居于东三省各个地区,从事着各种职业。
他们与山东老家的亲属、邻里、老乡保持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联系,或通讯,或探家,或寄款。
山东广大破产农民正是从老移民那里取得了各种信息而去投亲靠友,落脚扎根的。
这样的例子,史籍中多有记载,从调查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
滨州市蒲城乡李振杰这样口述道:
“我父亲早在1926年就借高利贷去了东北。
那时我大爷在东北给人扛活”,“我父亲就是奔着我大爷去的”,“从此我村大多数闯关东的都是奔着我父亲去的。
因为当时去东北需要有保人,无亲无故是不行的,再加上我父亲后来成了领班的,有点影响,所以都去找他”;[1](p76)博兴县于树林曾这样口述:
我“闯关东时二十六岁。
当时家有父、母、妻子”,“原来在家是木匠,在那儿找了木工干”,“与我同去的是我姨表兄,奔着在东北的姑表兄弟去的”;[1](p79)临朐县城关镇邱家庄井文光口述道:
“我是1938年去东北的”,“是父亲、母亲带我及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去的。
我伯父一家五口人,1925年就去东北奉天(沈阳),以种青菜为业,生活还能维持。
1938年他得知我们家里生活困难,便寄来路费,让我们去找他”,到了东北“找到伯父,同他住在一起,父亲当青菜贩子,沿街串巷卖菜”,后来由于老家灾害严重,“祖母、叔叔、婶子也不得不去东北。
这样我们全家十几口人都去了东北。
后来我一个姨也投奔我们去了”。
[1](p98)
第二,山东人到了关外,仍然聚居在一起,互相照顾,相濡以沫,乡土观念为山东移民战胜困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东是以满族为主体,满族、蒙古族、朝鲜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民族同构共存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山东人的到来,带来了汉族文化。
汉族文化与当地关东文化产生了冲突与融合。
据调查记载,“在东北,山东人很多,十有八、九,有的几辈以前就去了。
有时小孩子们打仗,生在东北的孩子骂山东刚去的孩子为‘山东棒子’”,[1](p82)这就是文化冲突的一个典型例子。
山东人为了生存和保护自己的文化,采取了聚居的方式,他们将新建村庄或街道取名“山东”或老家村庄的名字,新的乡土观念建立起来。
博兴县郭宏华口述:
“我今年四十二岁。
1937年,日本鬼子招工,我父亲单身去东北。
家中还撇下我母亲、两个姐姐,后来瘟疫流行,大姐病死,1939年父亲从东北回来。
1940年家乡又逢大旱,父亲带母亲和我二姐又去东北吉林省北部的一个县,在那儿和山东的同乡合伙种地”,“当时同我家住在一起的只有七户人家,叫‘山东村’”,“‘山东村’全是山东人,靠种地为生”;[1](p82~83)蓬莱县刘家沟镇安香于家村李玉璞曾这样说:
“据调查,1937年本村约有一百八十户,五百八十人;1949年约有二百户,六百八十人而外流过的人口就有一百八十户,四百五十人之多,可说是家家有人闯关东。
如按现在本村二百九十三户,八百八十人推算,以前外流未归,加上他们的后代,可能要比现在村里的人还要多。
这就是说,蓬莱县有个‘安香于家村’,迁到东北的还有一个‘安香于家村’。
”[1](p132~133)山东移民互帮互助,“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便是这一情景的真实写照。
这是一种新的乡土观念,注重地缘性关系、纯朴的乡情是其最大特点。
博兴县的肖连全回忆说:
“1941年,父、母带我们兄弟三人闯了东北”,“在那儿与山东老乡一起租种土地,以维持生活。
刚到时,住在一些同乡家里,一家轮住几天”。
[1](p82)郭宏华回忆说:
到东北后“老乡们都很热情,这家请饭吃,那家请饭吃。
到现在那儿还有个习俗,后去的人逢年过节,都得向创业者送肉送礼,不收也不行”。
[1](p83)
第三,故土难离,思念家乡,每当闯关东高潮年份结束后,都会迎来移民回返的高峰。
移民回返的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
“一是人都有思乡之情,不愿抛尸外乡。
二是不服东北水土、风俗习惯,如严寒、吃高粱米等。
三是在外举目无亲,日子也不好混,外地人在东北找职业、找对象、成家立业都有许多困难。
四是有些人一出去就不是打算久住的。
为了躲避某种风头或出去挣几个钱,一旦达到了目的就回来了。
”[1](p92)四点原因中,第一点或许最为重要,它是乡土观念的反映。
许多回返迁移者都说: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
”不能把尸骨抛在异乡,这种心理深深地根植于山东人的思想意识中。
有的移民年老了,儿孙在东北,自己还要返回故土过晚年。
据统计,民国期间移民东北的万山东人中,有万人回返,[1](p51)占移民总数的%。
落叶归根是安土重迁传统乡土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表现,它是乡土观念弱化后的变种。
与过去死守祖宗土地而不愿离开半步相比,落叶归根无疑具有了较大的进步。
综上所述,山东人的乡土观念在近代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大大促进了“闯关东”的浪潮,而“闯关东”又使变化中的乡土观念具有了新的特点。
土地情结逐步开始淡化,宗族观念逐渐地由地缘观念所替代,这就是近代山东乡土观念变化的总趋势。
注释:
①路遇的《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是研究山东人“闯关东”的专着,另外,在池子华的《中国流民史·近代卷》、《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以及其他学者的人口史、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论着中也多有涉及。
池子华的《“闯关东”的历史与文化观》则是从文化史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的少有力作。
【参考文献】
[1]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M].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明太祖实录[Z].
王之臣奏通州等县被圈地迁鲁垦荒复被夺占事本[A].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第4辑[C].北京:
中华书局,1979.
安作璋.山东通史·近代卷[M].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1辑[M].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清仁宗实录[Z].
池子华.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M].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李垒.金乡县志[Z].1862.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
华东卷[M].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10]冯天瑜.中国文化史断想[M].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
[11]袁绍昂.济宁县志[Z].1927.
[12]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
上册[M].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1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第2卷[M].北京:
中华书局,1962.
[14]袁荣叟等.胶澳志[M].胶澳商埠局,1928.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山东人 闯关东 乡土 观念 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