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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理文化研究涪陵区
第三章理学的构成及主要内容
一、理学的构成因素
理学在宋初虽有孙复、胡瑗、石介为先驱,以疑经惑古的创新精神,给汉唐儒学注入审视的活力,但在之后70年中却没有大的进展,汉唐儒学仍然发挥着因袭的作用,这就使思想文化界显得沉闷枯寂。
这种状况在周敦颐出现后发生了根本改变,他开创性地把世界本源当作哲学问题进行系统讨论和探索,其学说对以后兴起的理学发展有不容低估的影响,被学界公认为是理学鼻祖。
黄宗羲、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周敦颐是“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说。
性道微言之绝久矣。
元公(周敦颐,谥号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张载)大儒倍出,圣学大昌。
”《宋史·道学传》给周敦颐创立理学学派以极高评价,称自“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
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下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
”
周敦颐,又名敦实,出生在广西贺州桂岭镇,祖籍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死后朝廷所给谥号为元公,号籍溪,世称籍溪先生。
后在莲花峰下开设濂溪书院,著有《周子全书》行世。
后,周敦颐在湖南衡阳,四川合州等地任官。
1056年,朝廷任命他为四川合州通判。
当时合州已有万余户人家,但却没有一所全州的学府,读书人不多。
于是周敦颐决定办州学,并动员开明绅士张宗范将私家花园捐出,以办州学,并由张宗范主持学政。
州学办起伊始,便广招学生千余人,不论贫富贵贱,只要天资聪慧,都一并录取。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周敦颐还遍请天下文人学士来合州讲学,当时盛名天下的苏洵、苏轼、苏辙都应邀到合州讲学。
于是,在合州,学子读书蔚然成风,人才辈出,每年都有两人殿试中进士,合州州学声名大振。
周敦颐任合州通判五年,政绩卓著。
离开合州后,仍对合州眷念有佳,为州学之新建养心亭景观题写“八角亭”三个字,边写边沉吟,“人,贵在养心也”。
周敦颐之所以享誉理学鼻祖崇高称谓,主要表现在他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思想,提出了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有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得其秀而最灵。
”他还进一步阐发自己的思想,说圣人模仿“太极”而建立“人极”。
“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
”只有通过主敬、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
这一思想,在以后七百多年的学术思想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他所提出的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成为之后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周敦颐生前并不为人们所推崇。
学术地位也不高。
人们知他“政绩精绝”,宦业“过人”,心中有丘壑,山林之志突显,有仙风道骨,却少有人知道他的理学思想,惟有南安通判程太中知道他理学造诣颇深,并将两个儿子程颐、程颢送到他门下,接受其教诲。
程颐说,他少年因听周敦颐讲道,因而厌倦科举仕途,立志向学。
二程后来成为“北宋五子”之称的著名理学家,与得到周敦颐的真传密切相关。
南宋学者胡宏对周敦颐的理学思想更是推崇备至,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对他评价特高,为他作事状,又为《太极图·易说》、《易通》作注释。
张栻推心置腹地称他为“道学宗主”。
这样他的名声才逐渐大起来,九江、南安、道州、合州等地纷纷建濂溪祠纪念他,宋宁宗赐周敦颐谥号“元”,因此,他被当时学人尊称为“元公”。
到理宗时,周敦颐从祀孔子庙庭,确立了他理学开山鼻祖之地位。
周敦颐生性朴实,自述道:
“芋蔬可足岁,绢布是衣食,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廉名朝暮箴。
”他从小信古好义,“以名节自砥砺”,平生不爱钱财,心慕名理,并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
他虽任官多地,但俸禄不丰,即使如此,来到九江时,还将自己不多的积蓄给故里宗亲。
这在北宋铜臭味十足,物欲泛滥的当下,确为难能可贵。
这是周敦颐为人所重的品性所在。
周敦颐作为理学的开山鼻祖,其“无极”、“太极”的宇宙观和《易》、道思想当然是理学重要的构成因素。
与周敦颐一样的参悟宇宙,推《易》、道的是同样为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
邵雍(1011—1077),北宋哲学家、易学家,有内圣外王之誉,创“先天说”,以为万物皆由“太极”演化而成,著有《观物篇》、《先天图》、《伊川壤集》、《皇极经世》等。
他根据《易经》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结合道家思想,虚构宇宙构造图式和学说体系,创立他的象数之学亦叫先天学。
他认为宇宙的本源是太极,太极生出天地,天生动,地生静。
“生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
这样阴阳交互作用,于是形成日月星辰;则柔相互作用,于是形成水火土石。
他进一步阐释自己的思想,说天之动生出阴阳,地之静生出刚柔。
认为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是按照“先天象数”的图式展开的,并把“先天象数”归结于心,称“先天之学,心也”。
他所说的“心”既是个人的心,也是宇宙的心,也即是这个“心”有主观和客观的成份。
他认为作为认识主体的个人如何认识把握客观即宇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他殚精竭虑地对这一工程进行研究,创立了“先天象数”之学,并完成了《皇极经世》书。
该书运用易理和易学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会历史变迁。
其中《观物篇》极为重要,堪称邵雍的哲学、易理、历史学的方法论大纲。
邵雍少时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宋史·道学传》称其“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
”朱熹说其思想渊源于陈抟道家思想。
值得说明的是,邵雍之学虽有渊源,但更多的是他自己的体悟。
对此《宋史·邵雍传》说得很清楚,称他“乃世之才,受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
之才之传,远有端绪,而雍探赜索隐,妙司神契,洞彻奥蕴,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
”这说明邵雍已不受汉唐学人只倾向传注经书,而无自己的见解创识的束缚,可谓独领风骚。
因此,邵雍的易学价值不局限于对传统易学的继承,而在于在继承基础上对易学所进行精心的改造和创新。
他的思想和创新精神是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学之所以充满生机和活力,邵雍的贡献是重要的。
程颐、程颢在某种程度上也受邵雍的影响,《宋元学案·百源学案》引用朱熹的话说:
“程、邵之学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节(邵雍)者至矣,盖信其道而不惑,不杂异端,班若温公(司马光)、横渠(张载)之间。
”二程在当时之所以能以易学而与司马光、张载齐名于当时,与他们推崇邵氏,“信其道”有关,足见邵雍易学影响之深远。
邵雍和周敦颐的易学及道家思想虽各有千秋,但都是构成理学的重要内容,并且都对程颐、程颢及南宋的朱熹构建完成理学体系发挥了巨大作用。
另一个理学的奠基者张载是北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关学的创始人。
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宋以后思想界影响深远,其著作一直被明清两代朝廷视为哲学的代表作之一,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
张载(1020—1078),字子厚,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后徙家陕西郿县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
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明公,封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38位,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合称“北宋五子”。
在18岁时,“少喜兵事”的张载向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声言组织民团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为国家建功立业。
身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在延州(今延安)召见了这位少年奇才,对张载关于军事边防的看法,及保卫家乡,收复失地的热情大加赞许,认为他将后可成大器,劝他道:
“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
”意思是张载从文比业武更能成就一番事业,因此勉励他熟读《中庸》,在儒学上下功夫。
于是张载刻苦研读儒学,可却仍感不足,继之遍读佛学、道学之书,但认为这些书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更不能解答他所思考的问题,遂回过头来,深入钻研儒学。
经过十多年的攻读,终于悟出了儒、佛、道各有所长,可以互补,互相联系的道理。
在此基础上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学说体系。
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为防西夏南侵,在安阳府(今甘肃庆阳)修筑大顺城竣工,特请张载到庆阳,撰写《庆州大顺城记》以资纪念。
仁宗嘉祐二年(1057),二十八岁的张载赴汴京(开封)应考,时值欧阳修为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在诏命之际,受文彦博宰相之命,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欣与洛阳程颐、程颢兄弟相遇。
张载与二程彼此相慕,相逢更感亲切。
张载静心听取二程对《易经》的见解,感到自己学识还不够,对《易经》的理解不如二程,便对听讲课的学生说:
“会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辈可师之(《宋史·横渠先生形状》)。
”于是罢席停讲,对二程说: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表现出一个智者不以长者自居,虚怀若谷,学无止境的开拓精神。
他的《易说》一书就是在这个时期酝酿思考写成的。
后张载官至崇文殿校书,正值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赞赏他的才华,希望张载帮助他一起推行新法,为其所婉拒,引起王安石的不满。
不久,张载辞官回横渠家里,依靠家中几百亩田地生活,整日讲学读书,“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说之,或半夜起坐,取烛以书”。
并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两项实践。
这期间他写了大量著作,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
其著作有《崇文集》十卷(已佚),《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
后世编有《张子钞释》、《张子全书》、《张载集》。
其至理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广泛流传,成为为人父母长辈者教育鼓励子孙立志为家国干好事大事的座右铭。
2006年9月,温家宝总理在出访欧洲前夕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曾用这四句话来表达大国总理的心迹。
张载的学术思想表现在宇宙的本原是气。
他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
”“气聚则有形见形成万物,气散则无形可见化为太虚。
”认为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满沉与浮、升与降、动与静等矛盾的对立运动。
他还把事物的矛盾变化概括为“两与一”的关系,说:
“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
”认为两与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有两则有一”、“若一则有两”。
在认识论方面,张载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别。
见闻之知是由感觉经验得来的,德性之知是由修养获得的精神境界。
进入这种境界的人就能“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在社会伦理上,他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还主张通过道德修养和认识能力的扩充去“尽性”。
主张通过温和的社会变革,实行井田制,实现均平,“富者不失富,贫者不失贫”。
张载还提倡“民胞物与”思想,说“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天与也。
”意思是,乾坤是天地的代称,天地是万物和人的父母,天地人三者,处于宇宙之中。
因为三者都是“气”聚而成的物,而天地之性,就是人性,因此人类就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朋友,万物与人的本性是一致的。
他还深刻揭示了“知”的辨证关系,说“无不知则无知,有不知则有知”,意思是什么事情你都知道,实际上就是无知,晓得有许多事情你还不知道,说明学无止境,坚持下去,你知道的东西就多。
较之周敦颐和邵雍,张载不单对《易经》有深入研究,而且对儒、佛、道进行比较研究,扬其长,补其短,注意发挥三者的综合效能,跳出了单一研究的窠臼,可谓开创一代先河。
特别是他的民胞思想,为国家强盛发展而立大志的思想更是难能可贵。
在宇宙观上,张载严格区分了天、道、性、心等概念,较之前者比较准确地表达了理学的宗旨和基本精神,对理学的构建和发展作了突出贡献。
为理学奠定坚实基础的程颐及其胞兄程颢。
程颐(1033—1107),字正叔,北宋洛阳伊川人,北宋理学家和教育家,与其胞兄程颢(1032—1085)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
幼承家学熏陶,其政治思想受其父影响,反对王安石新法。
与其兄程颢不但学术思想相同,而且教育思想也颇多吻合,故称“二程”。
程颐24岁时随兄程颢在京师(今开封)授徒讲学,神宗熙宁间(1072)偕兄在嵩阳讲学。
元丰五年(1082),宰相文彦博将自己在伊川县境鸣皋镇之庄园赠给程氏建立起伊皋书院。
二程在此讲学达20年之久。
与兄长程颢一样,程颐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圣人,“圣人之志,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圣人须与天地为心,“一切涵容复载,但处之有道”。
在教育的内容上,主张以伦理道德为其根本,“学者须先识仁,仁者蔼然与物同体,义、智、信皆仁也”。
《宋史》称他“学本于诚,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指南,而达于六经”。
程颐的学术主张强调教育以德育为重,强调自我修养。
途径是致知、格物、穷理。
主张读书要思考,“不深思则不能造其学”。
其“学者亦有无思而得其乎”的思想对后世教育影响极大。
后人曾在他讲学之地设书院以纪念他,如河南嵩阳书院,伊川书院,四川北岩书院等,意在追踪继轨,以示其思想绵长。
程颐的主要著作有在四川涪州完成的《周易程氏传》,还有《遗书》、《文集》、《经说》等。
其扛鼎之作则是《周易程氏传》。
后人将程颐、程颢兄弟的著述辑录为《河南二程全书》、《易传》和《经说》。
程颐的学术思想与程颢类同,他们共同创立了“天理”学说。
对此,程颢说:
“吾学虽有所授,‘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
”“理”因此成为“二程”哲学的核心,宋明理学也就从此得名。
二程兄弟的所谓“理”,既指自然普遍法则,也指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一切具体事物。
这就把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言简意赅地表达出来了。
此后,中国上古哲学中“天”所具有的本体地位,开始用“理”来替代了。
这是“二程”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
在程颐的哲学中,对孔子的“仁”学有新的发展。
他认为“大抵尽仁道,即是圣人”。
又说“学者须知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
”这就把先秦儒家的“仁学”从爱人、博施济众、克己复礼的局限中解脱出来,把“仁”发展到与“万物为一体”的广阔境界,并进一步阐发说先秦儒家的“仁”是“用”(表现),而他和其兄体认的才是“仁”的“体”(根本)。
这一思想与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颇有相通之处,其意义是深远的。
在修养方面,程颐提出了“定性”的理论。
所谓“定性”实际上是“定心”。
如何才能做到人内心的安宁平静,他认为对外部事物的干扰,应去面对,但不能固执,以超然物外的心态去认之体之,不能留念任何事物,做到“内外两忘”,超越自我。
这一“定性”理论,实际上是孟子“不动心”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是吸收了佛、道之学的心理修养经验后所概括提炼出来的。
程颐和程颢的思想虽为后人称之为“二程”之学,但实际上是有所区别的。
区别在于程颢比其弟更注重个人的内心体验。
有的学者认为程颢这一思想是南宋陆九渊“心学”的源头,程颐的思想则是后来朱熹“理学”的源头。
程颢一生没有专门的学术著作,他的讲学语录和一些书信、诗文,被后人与程颐的著作合编在一起而形成《二程全书》。
今有校勘标点的《二程集》。
程颐兄弟的思想体系同中有异,他们将易学发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程颐的《周易程氏传》(又称《伊川易传》)为义理易学诠释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易程氏传》是伊川易学的精华,它继承了王弼(226—249,魏晋玄学家,玄学理论的奠基人)义理派易学传统,将儒家解《易》推阐发挥到极致,可以说是集义理派著作之大成,并对朱熹易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果说王弼易学是魏晋玄学、易学兴起的重要标志,那么《周易程氏传》则实现了由王弼易学道家化、玄学化的义理向儒家义理的转变,其意义是划时代的。
如此有深远影响的巨著,在涪陵著就,并有涪陵本籍人谯定的大力帮助,是涪陵和涪陵人的殊荣,应引以为自豪和记取的。
程颐、程颢开创的洛学学派,是北宋时期影响最大,也是最典型的理学学派。
张载的关学虽然对二程的影响较大,但二程的思想更多的是创新。
二程把“理”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其基本内涵有三个层面:
第一,“理”是宇宙的终极本原和主宰世界唯一的存在。
第二,“天理”是封建道德原则及封建等级制度的总称。
第三,“天理”也具有事物特征及发展变化规律的意义。
这样,张载以物质状态的“气”为宇宙本原的本体论就被否定了,精神性的“天理”就在理学体系中被确立为最高本体的地位。
程颐的万物一体,人生的终极目标是发明本心,自觉达到与万物一体,强调内心静养的修养方法深刻地影响着朱熹。
朱熹基本上沿着程颐的“理”路,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构建了完整的理学体系。
这即是我们熟知的程朱理学,实际上是程颐和朱熹的理学。
至此,理学的构成因素由北宋五子的思想即由周敦颐的无极、太极、到邵雍的象学也称先天学,到张载宇宙本源之“气”说,发展到二程的宇宙本源的“理”说,最终由朱熹发展到纯粹的理学。
程朱理学后来成为明、清时期的官学,其影响之大不言而喻。
二、理学的主要内容
理学之所以称之为新儒学,因为理学的全部内容是基于先秦时期形成的《四书》、《五经》所传承、创新的。
之所以说理学是新儒学,而不是先秦时期形成的儒学,是因为儒学逾汉唐上千年时间的传承,是那一时期政治状况和学者们只侧重于对儒学经典作机械注解,而没有注意因时过境迁的原因,去与时俱进的对儒学进行创见性的研究,以新的内容,新的活力丰富和发展传统儒学;兼之佛学从西域传入,道学走入黄老之术的死胡同,儒学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严重时,儒释道甚至发展到水火不容的田地。
在僵化保守和其他文化挑战的夹缝中,儒学显然不适应现时的需要,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其关注热情大大降低,最终导致儒学不昌,孔子、孟子构建的儒学资政教化的作用渐次显得黯然失色。
唐季韩愈等诸公开启的儒学复兴尝试,试图振兴已经衰落封闭的儒学,发挥儒学对政治社会的引领和指导作用,但由于之后的分裂战乱,韩愈等的努力也就无果而终。
这种状况在北宋有大的改观,一批学者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他们既看到儒学能治国的功效,又看到儒学的内用即治心和治身的作用受到佛、道学说严峻挑战,因此更加注重发掘儒学的人伦本性,在建构新儒学体系时格外注意围绕阐发儒学“治心”的内用功能。
为此,他们把重在阐发心性之义的《四书》提升为经典,与《五经》并列,撇开汉唐对儒学只注疏,而从先秦时期的儒学的人伦本性着眼,突出原典儒学是集人伦之理和自然之理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再显儒学的学术魅力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
同时吸纳佛、道治心的合理成份,改变互不相容而攻讦的局面,缓解了儒佛道不相容的局面,渐次做到“三教合流”,使儒学外用和内用功能交相发挥作用。
宋代理学从理论到形式都与当时社会息息相关。
赵匡胤为稳固其政权,破天荒地提倡和实施权钱交易,以金钱和物质享受收买百官,导致政治腐败,百官侵贪,全社会道德沦丧接踵而至,儒家人伦道德权威扫地,道德危机空前。
再则周边的辽、金、西夏乘虚而入,纷纷发动侵略战争,统治者苟且偷安,乞降求和,民族气节丧失殆尽,内忧外患并存。
作为时代精英的理学家群体,以社会良知和文人的历史责任感到这些问题必须有理论的回应,并有相应的对策和办法。
基于官场权钱交易,享乐攀比之风,提出天理人欲之辨,期求天理对贪得无厌的人欲进行克制;针对政治腐败,极力倡导修身,以“格物致知”的途径培养和提升社会道德意识,以“自反”的途径省察内心道德与否,把道德修养提高到空前高度;针对社会普遍出现的道德沦丧和道德危机,理学家们把宇宙本体论和道德本体论融为一体,从宇宙本体的高度论证了道德的普遍性和绝对性,提升了儒家人伦道德学说的权威性和可信性。
对如何使统治集团的成员成为走正道的人,以垂范天下,发挥非权力性影响力是理学家们关注讨论的焦点。
在这方面他们致力于阐发《大学》中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要义,提出要治国平天下,惟有加强道德修养,惟有从统治者的个人修养、修身、齐家做起。
诸如此类,都是当时社会所需要的,并且是需要迫切解决的。
宋代理学对儒学的创新还表现在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审视是全面的,虽然以儒学为重,但旁及了佛、道。
他们在对汉代后的儒学只重传注进行批判,扬弃其僵板的同时,对其优秀的内容则大力传承与弘扬;在对佛、道展开横厉无前的批判的同时,却高度赞赏佛学“治心”的作用,承认“佛似大智慧,独见情性之本”。
对道教亦是批判中有继承,在建构理学中吸收佛、道合理可用的思想成份,为当时社会所认同,成功地实现了理学与儒、道、佛三者合流。
总之,理学家在理学的建构中始终贯穿开放性、兼容性、包容性的精神,体现出了对儒学的革新精神,也是激活儒学的生机和活力的精神。
理学之所以成为新儒学的思想体系,与此息息相关,不可或缺。
宋代理学虽然只是整个宋明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但它经历了理学的开创、奠基和确立以及演变的过程。
北宋是理学的开创、奠基和最后确立的时期,涌现了一大批理学家,形成史家所称的“北宋五子”的代表人物。
南宋是理学伦理思想的演变和集成时期,形成百家并起,学派并出的繁荣局面。
这些学派分别是:
性本论的理学伦理思想学派、心本论的理学伦理的思想学派、集理学大成的理本论伦理学派。
这些学派之间虽然互相诘难,又相互吸取和交融,出现在南宋山河破碎,但学术却既争鸣又集成的繁荣景象。
概言之,宋代理学为儒学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增添了异彩。
在新儒学的建构中,理学家们立足于对《四书》思想本义的阐发,并视为为学之本。
理学鼻祖周敦颐的《通书》就是本于《中庸》的。
黄宗羲说:
“周子之书,以诚为本。
[1]”在周敦颐看来,“诚”既是道德境界,又是道德修养本身。
张载关学以《四书》为本,他的理学思想以《四书》为起点,是对《四书》的继承和发展,其代表作《正蒙》便是如此。
在张载的著作里,《四书》的重要范畴多被他沿用,对天、道、性、心、诚,张载阐发几乎不遗余力。
他说“某观《中庸》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
[2]”他还把这些范畴与《易经》中某些范畴相结合,构成太虚即是天,太虚气化曰道,道与虚相结合为性,性与知觉相融便是心。
“心”是四者结合的最高点的完整的概念系统。
由此提出“大其心”、“尽其心”的直觉体验的省悟之道。
张载对《中庸》如此,对《论语》、《大学》、《孟子》无不如此,用功甚力。
他著名的人性二元说,就是对孔子的“性相近”和《孟子》的性善论以及荀子的性恶论的兼容综合而得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张载已跳出汉唐儒学只重传注,而不重阐发省悟的圈子,既将自己的学问植根于先秦儒学原典之上,又有自己省悟而得的新创见。
理学之所以充满活力,从张载可见一斑。
程颐、程颢以《四书》为原本,可说比张载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以后的学者们对此都认同,从不质疑。
二程对《四书》曾如此表述:
“学者当与《论语》、《孟子》为本。
[3]”换言之,就是要把《大学》尊为“孔氏遗书”,把《中庸》奉为“孔门传授心法”。
不仅如此,还强调对《四书》不能只以字面上考究,要以书之精义切己,并内化为心灵意识,领悟人生哲理。
“凡看《语》、《孟》,且须熟读玩味,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
[4]”
二程等理学家把《四书》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归因于他们认为《四书》集中体现了儒学的精神,体现了儒学经典的精义。
“《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焉。
[5]”二程如此推崇《四书》,说明他们的理学思想的诸多范畴都是本原于《四书》的。
他们思想体系中的“理”、“性”、“格物”、“穷理”、“诚”等范畴及对此义的阐发,都可从《四书》里找到影子,不同的是他们在继承的基础上,有自己独到的创见,把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处理得惟妙惟肖。
北宋理学家们不仅以先秦产生的《四书》、《五经》为依托,在省悟儒学经典本义的基础上,穷究一些社会现实问题,且多新意,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儒学。
要新构建一个理学理论体系,对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和一些挑战必须作出回应,他们围绕一些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第一,天人关系成了理学家们审视的首选问题
司马迁说:
“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意思是世界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环境。
如何处理好天与人的关系,受到历代思想家的关注。
因此,天与人的关系自然成了思想家们关注的关键问题。
宋代理学家也不例外。
较之于前人,他们从更高的理论层面对天人关系予以深刻的探究,作出前人所不及的哲学思考和伦理思考,探讨人生与人生的价值,编织了一个新儒学即理学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
对此张载说“儒者因明而诚,因诚而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
[6]”程颐、程颢兄弟在张载思想上对“天人合一”看得更远,走得更彻底,他们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
[7]”认为天人本是一个东西,不存在“合”的问题,否认二者的差别性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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